告别潢川“干校”上火车时的尴尬

1971年10月，随着九一三事件中一架“三叉戟”飞机坠落蒙古荒原燃起大火，胡耀邦的“干校”生活落下帷幕。

说来也巧，就在1971年初秋，胡耀邦右眉间的黑痣破水，医生怀疑是黑色素瘤，恐癌变，建议回北京治疗。加上此时周恩来安排一批部长级干部从“干校”、疏散之地回北京，其中包括胡耀邦。顺水推舟，中组部通知胡耀邦回京。

胡耀邦手头还有十几二十斤当地产的好大米，打算带回北京。因为即便在北京，每个居民月供粮指标中，大米只占一小部分，更谈不上好大米了。同在团中央“干校”的年轻干部伍绍祖帮忙，把大米装到一条裤子里，三头一扎，架在脖子后边就可以腾出两只手提行李了。

谁知道上火车的时候，由于胡耀邦驮着装满大米的裤子，显得着装不整，走到软卧车厢门口，被列车员拦住了。列车员说：“嘿，你这老头儿乱跑什么？这是软卧！”

胡耀邦掏出票，说：“没错啊，是软卧。”

列车员不相信，看过了车票还追问：“你这是从哪儿来的票？”

送行的人赶紧前去解释：“这是我们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

列车员知道胡耀邦的名字，没想到会是眼前的模样，认真端详了一下，开玩笑说：“哦，‘三胡一王’，知道，上车吧。”

胡耀邦回到北京了。从这时起到1975年春天上党校学习班，他在家中度过了三年多的赋闲生活。

不承认犯有“走资派”错误，拒绝在鉴定上签字

回到北京，56岁的胡耀邦 “待分配”工作。随后回到北京的胡克实回忆，他们回到北京不久，中组部军代表找他们谈话，表示说考虑分配胡耀邦去担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胡克实担任贵州省铝业联合公司革委会副主任。但前提是写好检查。

胡耀邦愿意承认在工作中有过错误，但是不承认自己犯了“走资派”错误。

团中央军代表为这事来找胡耀邦，催促他写检查，然后军代表好作鉴定，即算完成了任务。胡耀邦对他说：“作为党的干部，分配到哪里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文革’以来，对我作了那么久的审查，分配工作前必须给我一个正式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必须是中央认可的。”

军代表要胡耀邦先承认自己犯有“走资派”错误。胡耀邦说：“我有错误，但不是‘三反分子’，不是‘走资派’。”

胡耀邦写了一份检查，交给了军代表。军代表看过后又来找胡耀邦，说他的检查写得不够深刻，主要问题就是没有认识到自己错误的性质。

军代表急着要将胡耀邦的检查交上去，好完成军代表的鉴定任务，索性直接草拟了“鉴定”，拿来给胡耀邦过目。

胡耀邦不同意军代表意见，动手写了《对审查报告的几点意见》，其中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如果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我建议军代表的审查报告直送中央，而不必经我签字。”军代表又拿着胡耀邦的“意见”找来，两人谈得不合拍，吵了起来。

这场吵架的情景是有见证人的。军代表来的时候，正好有一位年轻人在胡耀邦家，他是团中央原书记罗毅的儿子罗川，前来串门。2004年罗川曾向笔者回忆说：

我正和胡耀邦在家里说话，团中央两位军代表来了。这两位在战争年代只担任团、营职务的军代表，颐指气使地教训起曾担任军政委、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本来军队里讲究上下级关系，“文革”一来全都乱了套。军代表要求胡耀邦在他们搞的审查结论上签字。胡耀邦看了审查结论后不签字。我坐在里屋，门开着，相隔不过几米。我听着胡耀邦同军代表激烈争论，声音越来越大。最后，胡耀邦一生气说：“我不同意你们写的审查结论，我不签字。请你们将我写的申诉，连同你们搞的审查结论一并上报党中央、毛主席。”

军代表走后，我看见胡耀邦脸上还留着一脸气愤。他对我说：“他们颠倒黑白胡说八道。”

没过多久，军代表宣布，团中央原书记处成员，除了胡耀邦以外全部“解放”。胡耀邦继续在家中赋闲，慢慢写“检查”。

因此，胡耀邦没能参加1973年8月的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这是自七大以来，胡耀邦第一次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在难得的空闲中练书法

写“检查”用不着天天动笔。有这段难得的可支配时间，胡耀邦除了读书，还拿起了毛笔练习书法。他练字照例不临碑帖，按着自己的意愿挥洒。

1973年1月下旬农闲时分，胡耀邦的老秘书、仍在河南潢川“干校”的高勇赶在农历春节前去山西大同探望父母，途经北京看望胡耀邦，进家门正好看到他在旧的《参考消息》报上写字。拿过来一看，写的是“天下第一长联”——清代学者孙髯翁的云南昆明大观楼对联：“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

这副长联180字，尽管是写在旧报纸上，胡耀邦写得相当认真。在他当团中央书记的日子里，如果是离京外出时为他人题字，胡耀邦通常将字写得很大，自己练字则只有一两寸大小。这回写大观楼长联即是如此。

高勇的书法有相当水平，所以对胡耀邦练字感兴趣，问：“为什么写这个？”

胡耀邦回答，最近毛主席提起过这个长联，他说大观楼长联“从古未有，别具一格”。

高勇当时的感觉，恐怕还是孙髯翁大观楼长联中那种历史苍凉感打动了胡耀邦。告辞的时候，他向胡耀邦索要刚写下的大观楼长联。胡耀邦一口答应。高勇还随手多抽取了几张，打开一看，写有辛弃疾词《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致道留守》：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 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

这是一首怀古伤今之作，写于南宋乾道四年或五年（公元1168或1169年）。辛弃疾词中充盈吊古情怀，满目兴亡，愁绪如云！后来高勇对笔者说，那天看胡耀邦手写的长联和诗词，都透出苍茫意境，恐怕就是当时胡耀邦心境的写照。

 有空了，出门到街上走一走

胡耀邦回到北京，对这座生活了多年的首都，感觉变得陌生了。这时才发现，进城以后，凡事公车接送，眼下出门不会坐公共汽车了。有一回他外出转了一圈，走远了，累了，不知道该坐什么公交车回家。他找到警察问路，大概是脱口而出说自己其实已经在北京居住多年，带了几分自嘲的意思。

警察问他：“既然住在北京多年，怎么不认识路呢？”

他笑了，坦直地说：“我是胡耀邦，过去没有坐过公共汽车呀。”

警察也笑了，说：“原来是胡耀邦同志呀！好，我来告诉你回家怎么坐车吧。”

胡耀邦很愿意到市区热闹的地方走走看看。一天，胡耀邦走出家门，来到相距不远的北京百货大楼，想买一瓶酒。“文革”中的北京商品匮乏，买白酒凭本限量供应。到“文革”后期，逢年过节更是按户口本每人或每户只供应一两瓶还说得过去的白酒。这点胡耀邦倒是知道的，他上街前就把李昭管着的副食本带在身边，买酒的时候亮了出来。

售货员朝胡耀邦看了一眼，说，这个本子不是你的。

胡耀邦一愣，心想这个售货员真有本事，看人的模样就知道副食本的真正主人。他凭实说来：“我是胡耀邦，我刚刚从‘干校’回来，本子是我爱人的。”

没有想到售货员听了说：“原来你是胡耀邦呀，买吧，要买哪一种？”

待他回家，正好有两位老熟人牛增修、秦佐贤前来看望，正等着他呢。胡耀邦把刚才买酒的事说了，大家一起笑了。

其实，胡耀邦上街，更大的心愿是到书店里看看有没有新书出版。用他的话来说：“我的钱大部分用来买书了。”

对老上级的孩子说，你自学吧

这期间的某一日，有两个晚辈登门拜访，原来是老上级张际春的儿子张筠嘉和张晓刚。

战争年代里，张际春（1900-1968）担任第二野战军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局第二书记，名列邓小平之后。

当年在延安抗大的时候，张际春是抗大政治部主任，胡耀邦担任副主任。20世纪50年代初，张际春在胡耀邦之后也进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是第八届中央委员。“文革”爆发后，张际春受到批斗，1968年病逝。他的妻子也在此后去世。父母病逝后，他们的子女星散四方。小儿子张晓刚去了新疆，在呼图壁县境内的芳草湖农场“插队”。

张际春夫妇没有积蓄，张晓刚插队之后生计艰难。他回北京探亲，听说胡耀邦从“干校”回来了，由哥哥领着来看胡耀邦，希望得到照应。

走进屋子的时候，张晓刚看到胡耀邦正在读《辛弃疾传》，他记得自己家中也曾有过这本书。

看到老战友两个落魄的儿子，胡耀邦不禁感慨。那时，胡耀邦的表兄杨勇上将正在新疆军区当司令员。胡耀邦问：“杨勇去看过你们没有？”

张晓刚回答：“没有。”

胡耀邦自语道：“他是军队上的人，也帮不上你们。”接着他又提起了一个老熟人，很快又否定说，他也帮不上你们什么。

“至于我呢？”胡耀邦对张晓刚说：“我现在还没有分配工作，连工作也没有，也帮不上你什么。那怎么办呢？你现在除了劳动还干些什么？”

张晓刚说：“打算自学英语。”

胡耀邦赞同说：“这样吧，你就找点东西自己学习吧。打日本打了8年最后不是打赢了吗？你要是自学的话，自学8年就能学习到不少东西了。”

张晓刚说：“我想上大学。”

胡耀邦说：“上大学是一定有用的。但是现在上不了，推荐不上去，不要紧，来日方长，迟早用得上。”

胡耀邦还说了一些勉励青年人的话。兄弟两人向胡耀邦告辞。

幸运的是，胡耀邦的话在张晓刚心里点燃了希望之火，使他坚定了自学英语的信念，通过刻苦自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文革”后恢复高考，他作为七七级学生考入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到《中国日报》当编辑，后来任评论部主任。

张晓刚曾对笔者表达他对胡耀邦永存感激之情。他和胡耀邦仅有这一次面对面的交谈，而且是在“文革”窘境中。但仅有的这一次接触，最终改变了他的命运。

帮助寻找范长江之弟范次希

读书写字之外，赋闲中胡耀邦做得最多的一桩事，是应对各种各样的外调人员，回答他们提问，或为外调动笔撰写大量文字证明材料。胡耀邦是延安时期的军委组织部长，认识的干部多，经手的档案也多。他的回答和文字证明，往往对干部命运有决定性的影响。

1973年8月，胡耀邦接到中组部转来四川内江地区民政局调查函，希望协助寻找著名记者、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范长江（1970年去世）的三弟范次希。来函称，1937年，20岁的范次希和同学曾纯金、周宗奔赴延安抗大学习，不久入党。他学习结业后前往晋察冀根据地，任八路军连长，在1942年冀中一次战斗中牺牲。

来函说，得悉胡耀邦与范次希是抗大同学，为此希望了解范的情况，他如何去了前线？战斗中是怎样牺牲的？等等。

胡耀邦写了如下的亲笔信：

我不认识范次希同志，也没有和他同过学。

我是1938年在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当政委的，当时一大队的学员从1000多人扩大到2000多人，人这么多，学习时间又只是半年，因此绝大多数学员我都不认识。

抗大当时的组织是：校部，下面是大队，大队下面是队，队下面是区队，区队下面是班。没有什么中队。调查材料写的中队大概就是队，即第一大队的第六中队。

但抗大第三期和第四期都有一大队，我不清楚范上的是哪一期？如果他上的是第四期第一大队第六队，那么北京现在还有不少的同志是四期一大队的干部或学员，如果还需要我帮助调查，我还可找这些同志打问他的情况。

        胡耀邦  

     1973年9月22日

内江民政局接信后又给胡耀邦来信，提供了新的线索，也希望了解更多情况。胡耀邦为此认真准备，又写了更详细的回信。

胡耀邦给内江民政局第二封信的正文是：

1938年的抗大四期一大队学员很多，我当时又在大队工作，所以不认识也不记得范次希（范君天）这位同学，你们两次来信询问态度如此认真，督促我花了一点时间作调查。

从来信看你们希望弄明白的，我认为主要是这样两大问题：

1. 范究竟是不是抗大学生？换句话说，范是否真正是革命同志？

2. 范究竟是怎样牺牲的？ 换句话说，范是不是革命烈士？

现在将我的调查所得和一点建议函告于下：

一、关于范是否是抗大学生的问题，我认为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你们的材料中已有两个证明：

1. 四川交通厅长门国梁同志证明，范和他是抗大同学，范和曾繁荫、周宗是一大队六队学员。

2. 四川内江县二中校长付成钧同志证明，范1937年12月到延安，入（抗大）三期三大队九队学习，后转移到一大队继续学习。

我进一步查明的有两点：

1. 抗大三期三大队六队确实在1938年4月转入了四期一大队继续学习。只是建制是属于一大队二支队的第六队，而不是三支队。这一点大概是付成钧同志记错了。

2. 当时在一大队二支队六队学习过的同学，在北京还有好几个同志，其中一个牛克伦同志（原在总参工作，现尚未分配工作）证明，六队同学中确有范次希其人。牛还证明，周宗同志也是六队的同学，周现在是海南岛军分区的副司令。

根据这些，我认为范次希是抗大学员，是革命同志，材料已经足够，不再调查也可以了。

二、关于范在1942年在冀中如何牺牲的问题。

看来还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我也没有来得及帮助你们办。要弄清这一点，据我看从两个途径着手可能较快较有把握。

1. 你们派人去海南岛直接向周宗同志调查，周同范是很要好的朋友，可能周清楚范的全部经历，至少周可提供查问范牺牲的线索。

2. 对当时六队干部调查范1938年8月分配工作的去向，然后根据这个去向，打问范1942年工作的部队番号和负责人。当时六队的干部现在尚在的有①指导员李振邦同志（现在山东秃鹰山干休所休养），②区队长聂凤智同志（现在南京军区，现未分配工作）。

 寄来的照片和材料一并退回。

             胡耀邦  

         1974年12月19日

这两封亲笔信显示出胡耀邦朴实明快的语言风格，体现了写信者热诚、负责任的态度。这仅仅是他在三年多赋闲待分配中，写下的大量证明材料中的一两件而已。

在这样的特殊岁月里，胡耀邦不断地阅读思考、不断地书写证明材料，正好将自己、将诸多同志的历史细细梳理。这些思考为他后来组织推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拔乱反正奠定了思想基础。

（作者系《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李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