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盱眙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里珍藏着一枚校徽，校徽小巧精致，长1.9厘米，宽1.8厘米，白底蓝字，正面写着“建大”两字，背面印有编号“1025”字样，整体形状像一本打开的书。这枚校徽由曾在建大授课的经济学家何封之女朱理女士捐赠，是国家三级文物。这枚小小的校徽见证了华中建设大学短暂却辉煌的办学历史。

华中建设大学校徽

1944年冬，中共中央华中局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巩固华中各根据地的需要，决定在华中局党校的基础上筹办华中建设大学，着手准备为抗战胜利后培养革命干部和各项建设人才。

华中局非常重视建校工作，华中局宣传部长彭康兼任校长，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长张劲夫任副校长兼管党的工作，同时抽调一些负责干部担任各系的领导职务。

建大初设民政、民运、财经、文教四个系，以及一个高级干部学习班、一个区干班。第一期学员共有500多人，主要是华中各根据地抽调的干部和保送的知识青年，以及上海、南京等沦陷区地下党选送的青年学生。因战争阻隔，各根据地生源出行不易，他们通过日伪军层层封锁，一路辗转来到了黄花塘地区。

1945年5月4日，建大在盱眙县新铺镇的古庙里举行开学典礼，校长彭康给学员们做了简短而有力的动员，他说：“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反攻的前夜，为了加速培养一批有觉悟、有文化的干部，以适应各条战线的需要，华中局决定创办这所大学，希望同学们在这里认真学习，不要辜负党的期望。”

建大诞生在偏僻的农村，条件十分艰苦，连宿舍、床铺、桌凳等生活设施都没有。学员们开大会或上大课，就在破庙的大殿里。大殿里只能容纳几百人，许多学员只好坐在露天上课。学校没有桌椅，一些学员就借用农民的小板凳，大部分则席地而坐。没有住的地方，老师和学生分散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老乡家住不下了，师生们就一起动手上山砍竹子，搭建土屋做课堂和宿舍，床架用石头土块垒起来，竹子芦苇是床铺。白天大伙以床铺当桌凳，晚上点着小油灯，围着学习讨论开会。时任财经系副主任陈修良后来回忆，有一天她住的破屋突然倒塌，幸好她当时在学员宿舍里开会，没有受伤。

学员按照部队的规定，过着军事化生活，每个月领取几元的津贴，大家同吃大锅饭，每人每天5钱油，5钱盐，5钱肉，1斤菜，1斤半粮食。学习之余，学员向当地老乡学习，挑水开荒种地，自给自足；农忙时帮助老乡插秧收割，晾晒粮食，与老乡关系非常融洽。

华中建设大学校长彭康作报告

华中局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轮流来学校授课、作报告。彭康亲自给学生们讲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著名的记者范长江讲授《新闻学概论》，翻译家梅益讲国际形势，新四军敌工部长刘贯一讲敌军工作，陈穆讲授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建大将政治教育和业务教育相结合，着重进行革命理论和政治思想教育，以提高学生对中国革命的认识，确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提升学习效果，建大根据学员文化水平分设不同的班级，授课深入浅出。

学校课外活动也丰富多彩。学员们们积极开展文体活动，演唱革命歌曲，排练短剧，自建足球场，锻炼体能。

虽然条件艰苦，学习紧张，纪律严格，但同学们精神饱满，团结活跃，政治热情高涨，在这个革命的大摇篮中得到很好的培养和教育。美国《密勒氏评论》记者爱德华?罗尔波来校采访后由衷地感慨：这所学校是世界上最新式的大学。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华中局根据新四军进军接管新解放城市急需大批干部的形势，决定第一期学生提前结业，立即分配工作。8月25日前后，全体学员分配工作，陆续奔赴工作岗位。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中建设大学迁至淮阴，校址设在淮阴城内道署街的原日伪军司令部。第二期招收预科学生1300多人，学习时间为3个月。这一期师资力量进一步得到增强，经济学家何封，哲学家李仲融，音乐家章枚，数学家孙克定都应邀来建大授课。

1946年春季，华中建大在淮阴举办第三期，计划办成较正规的多学科新型大学。开设了农、工、文、医、师范、社会科学等6个学院和一个预科部，共招收800名学生。但因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苏皖解放区，建大的原定办学计划被破坏，被迫转移山东。

1947年，随着战争形势日趋紧张，华中建大停办，大部分干部和学生辗转到鲁中地区，后来并入山东大学。

华中建设大学作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最高学府，坚持教育和生产相结合，课堂和实践相结合，历时2年多，共培养了5000多名优秀人才，邹家华、芮杏文、周克玉、朱训等都出自该校。同时华中建设大学也是中国共产党正规系统办学的有益探索，为后来建设新中国自己的大学提供了诸多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