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春，雨花英烈杨斌的养子李任远将一件珍贵的文物捐赠给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这是一支杨斌在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工作时使用过的橘色派克钢笔。这支钢笔凝结着杨斌与战友李子明的深厚情谊，蕴含着新四军战士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

杨斌用过的派克钢笔

杨斌原名谢远源，1911年出生于安徽长江边一个穷苦的船民家庭。在南京读中学期间，杨斌受进步教师和二哥的影响，积极参加校读书会活动，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认清了国民党对外妥协，对内压迫人民、“围剿”革命的反动本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怀着满腔热血投身反日爱国学生运动。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制，他受到留校察看处分。1933年杨斌考入安徽大学经济系，翌年9月随安徽大学经济学系转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当时的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已经有由裴孟飞、王大钧、唐克威3人组成的党支部，在校园浓厚的革命氛围中，杨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和信念。1936年，杨斌经王大钧、裴孟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杨斌受党组织委派，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青委委员、民先队负责人，他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参加新四军，支援抗日战争。1940年12月，杨斌作为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代表进驻上海，主要负责军部北撤时皖南至苏北根据地的秘密中转站。在中共江苏省委的支持下，杨斌统一了上海各方面通往苏北根据地的政治交通组织，妥善完成了党的秘密干部的转移和护送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一批新四军军政干部陆续突围到上海，亟待隐蔽、疏散和转移。杨斌因有上海秘密中转站的工作经历，便被华中局任命为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搭建新四军往返上海的桥梁。

1941年，杨斌（右）与战友在上海的留影

同年底，杨斌在转移党员前往根据地的工作中，认识了李子明和蔡平夫妻。杨斌在与李子明深入沟通后，认为他们在上海有家庭和孩子，且有丰富的社会关系，非常适合在办事处从事地下工作。随后，李子明以大兴布厂工程师的职业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他根据杨斌要求，租下甘世东路兴顺东里15号作为居所和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驻地。期间，杨斌与李子明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42年，李子明在杨斌的领导下在上海中法大楼开办了经营丝绸的“经纶国丝公司”，以商人的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因为李子明从工人身份变为商人身份，蔡平自然也得将自己的工人身份调整为“老板娘”角色，一时之间有点不习惯。为帮助蔡平迅速转换身份，杨斌对李子明夫妇的吃穿用度、房屋布置、生活习惯、邻里相处、说话谈吐等都作了悉心指导。有一次，杨斌看蔡平手里拿着报纸，桌上放着书刊，便耐心指出，家庭妇女一般是不看书报的。

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旧址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嘉善路140弄15号(原甘世东路兴顺东里)

杨斌每周到办事处和李子明开会。每次他们都会表面装作搓麻将，实际讨论革命工作。在为共同的革命理想奋斗中，杨斌和李子明的革命友谊也日益深厚。在杨斌的领导下，办事处安全地输送数百名人员赴苏北根据地工作。

为更好地支援军部工作，杨斌还设立了报关行，为根据地采购运送医疗器械、电讯器材等军需物资。1942年底，上海的反动势力日益嚣张，报关行被日军特务破坏，负责人孙明被捕。杨斌不知道报关行被查，前去沟通工作时被敌人盘查，杨斌面无惧色，声称自己是南洋富商之子，来沪治病，托人购买昂贵药材。因杨斌确实有肺结核病史、而且核查身份并无破绽，暂时被释放，但还是被要求第二天去大三元茶室“报到”。杨斌左右察看，确认未被敌人跟踪后，旋即绕道串巷到办事处和李子明商量下一步计划。

经过一夜商讨，杨斌决定先转移到苏州李子明老友裘家，因李子明、蔡平和报关行无直接工作往来便继续留在上海。第二天一早，杨斌乘早班车去往苏州。分别之际，杨斌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支橘色派克钢笔，送给李子明作为纪念。

1943年，杨斌调任中共苏中区委秘密工作部部长，化名陈月亭，在南通白蒲镇开了一家“保之药房”，表面为药房，实际是苏中区党委秘密工作部机关。为方便开展工作，杨斌根据组织要求，和原上海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叶秀珍、李子明的儿子李任远组成临时的三口之家，以掩护革命工作。此时的小任远才刚刚2周岁，虽然万分不舍，但是为了革命需要，李子明、蔡平夫妇还是把小任远送到了杨斌身边。从此，2岁的小任远便跟着杨斌“爸爸”一起为革命事业做贡献。

杨斌化名“陈月亭”签订的“保之药房”合同

1943年夏，杨斌因工作需要转移至东台的苏中区委机关所在地，小任远也由上海地下党同志接回，离开了他敬爱的杨斌“爸爸”。1947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杨斌不幸被捕。在狱中，他经受了敌人的酷刑和肺病的双重折磨，却依然坚持斗争。1948年4月，杨斌牺牲于南京。

80余载岁月如梭，这支承载着杨斌与战友之间绵长革命情谊的钢笔，一直被李家珍藏如新，犹如杨斌与他们共同革命的珍贵记忆一般，从未黯淡，光华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