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危机笼罩的中国大地上，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的是中国共产党。此时，我党离大革命失败、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不到4年，党和红军正处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和大规模“围剿”的险境之中。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重要历史关头，显示出了“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的民族先锋队气质，在九一八事变到全民族抗战爆发的6年间，不畏强敌，英勇斗争，纵横捭阖，历尽艰难，引领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确方向，为最终夺取抗战胜利、开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探索了道路、凝聚了力量、取得了经验。本文以《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31年至1937年）为主要依据，总结党在这6年抗战中的光辉业绩及其历史贡献，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亮明旗帜反抗侵略，提振中华民族精神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亮明反抗日本侵略立场，宣示中国人民绝不屈服的坚定意志。在事变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号召中国人民武装起来，肩负起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除出中国的伟大历史任务。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9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以朱德、毛泽东、贺龙、彭德怀等名义，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9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10月12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中国革命民众宣言》。

在这些宣言文告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响亮喊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国东三省；坚定表示加紧组织群众反帝运动，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明确提出不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就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

与此同时，九一八事变后的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共青团中央，赣西南、闽粤赣、湘鄂西、鄂豫皖、湘东南、鄂豫边、湘鄂赣、晋绥等地的苏维埃政府，中共两广、山东、河南、北平、河北、江西、琼崖省委（特委）和鄂豫皖中央分局等，也纷纷发表公开的抗日宣言和文件。

九一八事变后，当时执政的南京国民政府奉行的是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与日本直接交涉、期待国联及“非战公约”国出面对日本施压，政治上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中国共产党发出的明确而坚定的反对侵略先声，代表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誓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给中华民族在最危险的时候指明了正确的出路和方向。

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救亡图存前列，赋予中国人民挽救危亡的强大信心。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上演了侵犯上海、进攻华北、扶持伪满洲国、策动所谓华北自治等严重事件。对此，国民党政权一味让步，一退再退，甚至不惜取消全国抗日运动，出卖中国主权。《淞沪停战协定》会议记录中就有同意取缔全国抗日运动、在上海若干地区不驻扎中国军队的所谓对日谅解；《何梅协定》包含“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任命省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等明显屈辱性条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事变面前，一次次站了出来。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发出《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帝国主义大战致全国的通电》；2月2日中共临时中央制定《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号召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

1933年1月，日寇向山海关进攻，长城抗战爆发。1月7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同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发表；3月3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与华北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书》；5月15日至6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发出宣言、告民众书和告白军士兵书，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重申愿与一切武装部队在“三个条件”下订立对日战斗协定。

签订《塘沽协定》和华北事变，是日本加紧侵略中国步伐的危急时刻。1933年5月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严厉谴责国民党南京政府将与日本帝国主义订立“华北停战协定”；6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否认国民党签订卖国协定通电》，代表全体中国人宣布，绝对不承认“华北停战协定”。

1935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实际取得对华北控制权的《何梅协定》签订后，6月15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发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告全国民众书》。1936年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在上海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等7人，12月1日，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在民族危亡之际，在执政的国民党当局对日动摇退却、对内扼杀抗日运动的反常局面中，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决心和挺身而出的壮举，给全民族带来了中国不会灭亡的坚定希望和信心。

与长期以来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一样，中国共产党把夺取抗战胜利的力量和希望放在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身上。抗战肇始，党就作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暴行，毫无疑义地将激起广大的劳苦群众的民族觉醒”的判断，提出了“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中国共产党抗日文稿，多以“告全国民众书”、“工农群众宣传大纲”、“中国革命民众宣言”、“告群众书”等形式出现。此后，随着民族危亡的加深，当时身处逆境的中国共产党，一再发出动员群众进行抗战的呼声。

1934年6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指出：“只有全中国民众一致的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开展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才能免去亡国奴的痛苦，才能把中国从殖民地道路上挽救过来，建立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的新中国！”1935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的《八一宣言》明确提出：“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1935年11月25日《红色中华》发表毛泽东同该报记者的谈话，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国人有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暴侵略与并吞，我们动员全体人民，武装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们一定可以战胜日本以及任何日本帝国主义，将日本驱逐出中国去。”

把抗日救亡的基点放在全民族力量之上，这宣示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先锋队的性质，有效启发了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九一八事变后，党动员和组织的一次次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为此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证明。

领导东北抗日武装，昭示血战到底气概

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的一个鲜明标志和伟大实践是，直接创建东北抗日游击队，领导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以武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九一八事变两天后，9月20日，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10月12日，中共临时中央致信满洲省委，就组织武装斗争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作出指示。随即，中共满洲省委于11月中旬提出东北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人民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陆续派出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到各地指导创建游击队的工作。

除原在义勇军中工作的周保中、李延禄、李兆麟等人外，党组织还相继派出省委军委书记杨林、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到南满，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直接指导当地游击队的创建。在九一八事变后不长的时间里，先后在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地区创建10余支抗日游击队。

中国共产党把东北分散的抗日武装组织起来，为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成立打下了基础。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创建东北抗日游击队，尽管开始人数很少，武器装备很差，又处于日军频繁‘讨伐’的极端困难环境中，但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明的纪律，有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及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因而从诞生的那天起，就表现出了一般群众武装不具备的组织性和坚韧性。”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对日战争宣言》。《宣言》基于当时的形势和红军的处境，明确宣示：“当着红军还未发展到接近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地方，红军的作战任务首先是要消灭与帝国主义勾结一致的国民党军队；当着红色游击队向外发展到接近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地方，则应领导民众组织抗日义勇军，自动的武装起来，实行游击运动，直接对日作战。”

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就是这一宣言的重大实践。在长达14年的艰苦抗战中，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武装牵制了76万日军，消灭了17万余日军、5万余伪军。这一战绩，是遍布东北各地的人民武装，在极端困难环境中经过无数次浴血战斗换来的。1931年底开始的哈尔滨保卫战中，一位共产党人接受党的指示，在香坊号召团结了70多名散兵重赴郊外战场，全部为国捐躯；1932年4月12日夜，哈尔滨反日总会党团书记赵尚志等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哈尔滨市郊颠覆日军军车，敌人死54人、伤93人；1934年4月至10月，东满地区各抗日武装共出击103次、人数达3537人。这些被记载在党的历史上普遍规模不大的战斗，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缩影。

到1935年底，东北已经形成南满抗日游击区、东满抗日游击区、哈东抗日游击区、绥宁抗日游击区、汤原抗日游击区，密、勃、依、方抗日游击区，饶河与虎林抗日游击区等7块游击区。地域包括吉林省、辽宁省东部、黑龙江省东部，大约60余县的范围。斗争中，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军司令邓铁梅、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等东北抗日武装的重要领导人和无数抗日官兵英勇牺牲。

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构筑全民御敌长城

党领导抗战的一个重要实践舞台，就是各地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大地上爆发了持续不断、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主要是反对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示威、游行、请愿活动。中国共产党投身并领导和影响了这场运动，发挥了卓有成效的思想引领力、政治影响力和群众号召力。

发生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抗日救亡运动，这场运动是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在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进行的，并由此引发了天津、保定、太原、西安、济南、杭州、上海、武汉、宜昌、成都、重庆、广州、南宁等大中城市的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与各地工人支援学生的斗争，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持续开展，让越来越多的人在斗争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民族先锋队的性质和作用，为党在全民族抗战中承担起汇聚各种抗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作了有效的实践准备。

中国共产党影响、推动和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基本组织形式是遍布全国的抗日救亡组织。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山西、江西、上海、河北、江苏、天津、广州以及东北等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成立了许多抗日救亡组织。抗日救亡组织贯彻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思想，有效吸引和集合起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乃至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上层人员和军人，进而在民族精神的激励和中国共产党引领和影响下，走进抗日队伍。这一组织的大量产生和活动，为开展全民族抗战集合了队伍，培养了骨干。

蒋光鼐、蔡廷锴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戴戟曾回忆：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展开了对十九路军的热烈支前工作。他们策动各界人民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运输队等等，有的在前线配合作战，有的担任后方勤务的任务，对作战、供应各方面，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1934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安排下，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反帝反法西斯同盟、上海工团联合会等团体为核心成立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发布《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宋庆龄、何香凝、胡汉民、章乃器、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等爱国人士与杨靖宇、李延禄、赵尚志等共产党人共同在这个基本纲领上签字，显示了他们在抗战上与中国共产党志同道合，也为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打下了基础。同时许多人就是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入党的。1935年在共产党员周新民的推动下成立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使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等著名文化界人士与中国共产党有了直接的联系。

开启新的国共合作，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一个极为重要，并对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历史贡献，就是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不懈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迅即表明动员全国人民驱逐日本侵略者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其核心思想就是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决定了我党必定奉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3年1月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发表，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表达了团结抗日的真诚意愿，此后，中国共产党又多次重申《宣言》提出的这一倡议。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在东北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成为中国共产党转变策略方针的开始。此后，统一战线在党关于抗日的文件中频频出现。

到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对日作战。1935年8月25日至2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在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决议》明确分析，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决议》还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为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决议》规定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同时改变不适应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包括改变对富农的政策等，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关键问题是如何对待和处理与国民党当局特别是蒋介石的关系。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夕，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时俱进的思维、务实灵活的方式，对国民党特别是其上层展开了一系列有礼有节有效的统战工作，为最终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创造了重要条件。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也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其中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由“抗日反蒋”转向“逼蒋抗日”。转机发生在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会谈后。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没有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为蒋介石氏，实际上是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开始向“逼蒋抗日”政策转变。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说：“‘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确定“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瓦窑堡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即面向国民党营垒展开了大量持久的统战工作。首先是做好眼前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中共中央为此多次召开会议、发布文电，争取他们成为优良的抗日人民革命军队，毛泽东通过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做杨虎城的工作，愿与其“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多次与张学良等东北军将领见面，协商洽谈中共与东北军建立统一战线事宜。

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更大范围内展开对国民党将领和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1936年，毛泽东先后给阎锡山、李生达、杨效欧、杨虎城、杜斌丞、傅作义、宋哲元、孙蔚如、朱绍良、王均、毛炳文、高桂滋、蒋光鼐、蔡廷锴、李宗仁、白崇禧、于学忠等国民党将领写信，希望两党两军之间“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给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许德珩、马叙伦、张申府、程希孟等民主人士写信，申明“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朱德也通过国民党滇军将领进行统战工作。

面向国民党上层的工作也有步骤地展开。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为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在批评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的同时，也肯定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有了若干进步，呼吁“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周恩来等还给蒋介石等国民党上层人物去信，声明中国共产党坚定抗战的立场和与国民党共同抗日的意愿。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联名发出《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指出“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并暂与你们合作到底。在抗日战线上，红军愿担任一定的战线，保证一定任务的完成；在作战指挥上，红军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闻名世界的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毛泽东首先作报告，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周恩来发言说：西北这一行动是为了抗日，而不是针对南京政府。他提议，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应争取蒋之大部。毛泽东最后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出来。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分析国际国内复杂紧张的政治形势，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当天向党内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表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并提出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