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更早在1919年，他26岁时，便创办了声名远播的《湘江评论》。在其后数十年的革命征程中，他始终高度关注新闻报刊事业，亲自动手撰写、编发稿件，筹划、指导出版工作，日积月累，形成了极为丰富而独特的新闻实践与办报经验。

湘江击水

1919年7月14日，由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面世。他倾注全部心力于编辑事务，短短一月余，便为刊物撰写了《民众的大联合》等40余篇文稿。至8月中旬，第五号甫一印成，即遭湖南督军张敬尧封禁。尽管出版仅历月余，这份刊物却在三湘大地掀起巨大波澜：创刊号首印2000份转瞬售罄，加印2000份仍难满足需求；任弼时、郭亮、萧劲光等一代进步青年，正是受其激荡而走上觉醒之路。

《湘江评论》被封不久，毛泽东应邀接手《新湖南》周刊，出任总编辑。他一上任便大刀阔斧改革，让这份刊物续写《湘江评论》的战斗血脉。第七号刊出的“刷新宣言”亮出四大宗旨：批判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此后每期必有长篇政论，直指张敬尧的暴政，锋芒毕露，读者拍案称快，社会影响骤增。大家明显感到，从第七号起，刊物的面貌与此前判若两物。正因这股继承自《湘江评论》的锐气，《新湖南》很快也遭张敬尧忌恨，重蹈被封覆辙。

1920年7月27日，湘潭教育促进会宣告成立。为借助舆论力量揭露湘潭教育积弊、推动教育改革，促进会决定创办《湘潭教育促进会会报》，并一致推举毛泽东担任会报编辑室主任。1921年5月1日，该刊首期问世。毛泽东亲撰《发刊词》，旗帜鲜明地提出：“真理唯一，不容歪曲，也不容调和；教育之真理即‘新教育’，亦即‘合乎人性之教育’，会报奉此为宗旨。”借此契机，毛泽东对报刊在启蒙民众、塑造思想方面的巨大能量有了更深体悟。他在新民学会长沙座谈会上坦言，自己今后最想从事的社会工作，“第一教书，第二做记者”。

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创办《新时代》月刊，并在创刊号首篇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这是党的二大后他最具分量的公开政论之一。刊物仅出四期，便于同年11月被省长赵恒惕以“学说乖谬、危及治安”为由查封。作为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共建党早期刊物，《新时代》对提升新党员理论水平、宣传党的纲领与策略、推动革命浪潮均发挥了显著作用。

国共第一次合作建立后，1925年10月，毛泽东奉中共中央之命赴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借主持部务之便，他创办《政治周报》并自任主编，把刊物打造成捍卫国共合作、抵制分裂逆流的核心喉舌。一方面，它以犀利笔触揭穿“西山会议派”反共反苏的实质；另一方面，直指该派已沦为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帮凶。由此，右派真面目被公之于众，舆论主导权牢牢掌握在革命阵营手中。

毛泽东不仅擘画了《政治周报》的宗旨，还把版式、栏目、篇幅、标题、体裁一一落到细节；前五号里，几乎篇篇出自他手。刊物1925年12月5日问世，至1926年6月5日停刊，短短半年连出14期，发行量逾4万份，居当时各刊前列。因毛泽东兼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自第六期起，编务先后由沈雁冰、张秋人接手。

红军时期，战斗频繁、环境艰苦，毛泽东仍坚持把“宣传队”带在身边，先后主持出版20余种红军报刊。为及时掌握敌情，他常派便衣潜入城镇搜罗敌方报纸；战后打扫战场，头号“战利品”也是成捆报刊。带回驻地的报纸，他亲选、亲编，把零散资讯汇成《时事简报》，让官兵“睁眼”看天下。长征落脚陕北后，他又立即筹划推动《共产党人》《中国工人》《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日报》等相继问世，撰写发刊词、敲定方针，把窑洞变成了最前沿的“舆论指挥所”。

红旗漫卷

在毛泽东看来，党性是党报与生俱来的“根”与“魂”，无产阶级新闻工作必须将党性置于首位。1942年4月，他亲自指导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核心就是“把不完全的党报办成完全的党报”，让报纸成为党的喉舌、战斗的号角。此后他反复告诫：宣传战线务必同党中央同频共振。1942年9月，他致电陈毅，明确要求“苏北报刊必须紧扣党的当前政策”。新中国成立伊始，他又把这一原则提升到国家层面：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业是党领导的整体事业的一条战线，根本方向只能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

毛泽东强调，党的报刊要做到耳聪目明，就要动员全党参加报刊工作。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要为党报撰写文章，党报编辑部要和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息息相通，联成一气。党的报刊代表人民的利益，同时又是人民的耳目与喉舌，要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来组织稿件。要依靠人民群众办报，要组建与党的生活和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的通讯员队伍，组织覆盖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的通讯网，并通过他们联系周围的群众，重视刊发群众的自发来稿。1942年3月，毛泽东建议党的机关报应尽可能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编辑委员会。

毛泽东始终将“真实”视为党报的生命线。他反复告诫：新闻里“一枪一弹”都不许注水，“红军缴枪一千说一万、白军一万说一千”这类浮夸或缩水，一律禁止，因为“离事实一步，就是向危害靠近一步”。1959年6月20日，他看到新华社关于广东水灾的内参后当即批示：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

毛泽东把“时效”看作新闻的“第一生命”。1948年3月，他看到《山西崞县两个区怎样平分土地》的通讯，当即批示胡乔木“用明码速发新华社，转播全国，越快越好”。1951年，秘书几次晚报送到，他面露不悦：“我要看‘新闻’，不是‘旧闻’！”然而，“新”必须让位于“真”。1955年底，北京几天内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电台为抢头条当天播出，结果各地一哄而上，条件未成熟便仓促“过渡”，工作粗糙，陷入被动。毛泽东以此告诫：新闻影响“泼水难收”，对重大题材要“慢半拍”、想三分，宁可“快”让位于“准”，也不能因抢时效而牺牲质量。

舆论监督的首要价值，在于对社会弊病保持批判锋芒。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功能被迅速制度化：1950年《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率先破题，195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再度升级，两次文件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写进办报方针，赋予其前所未有的权威性与深度，使之成为报刊日常运转的“规定动作”。

铁笔铸魂

毛泽东一向把“宗旨”视作报刊的旗帜和灵魂。旗帜一举，作者、读者才知向何处投奔。《湘江评论》问世，他开篇就亮出“最新思潮”四字；《新湖南》接办，他立刻把原先“不谈政治、只谈医学与改良”的温吞口号撕掉，代之以“什么都可以牺牲，宗旨绝不能牺牲”的决绝宣言。十年后，又为《共产党人》写下发刊词，干脆把任务量化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群众性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中国共产党”，并强调“这项伟大工程，非一般党报可胜任，才需另办《共产党人》这支专业队”。宗旨一经高高举起，刊物便成了集结号，作者、读者自会应声而来。

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就批评红军宣传“不接地气、不看时辰”。他提醒编辑：上头传来的通稿必须配上“本乡本土”的新鲜事，而且要把这部分放在“头条”位置。15年后，他再次叮嘱《抗战日报》：“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至三版。排新闻的时候，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对于外地与国际新闻，应加以改造。”

毛泽东把“评论”视为报刊的一把利刃。从《湘江评论》到《政治周报》，他期期亲自撰写或配发评论，让言论成为第一利器。1958年1月12日，他又专函致中共广西省委：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

毛泽东一贯主张“标题要有钩子，一眼把人勾住”。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社论原题《欢迎美军观察组》，他提笔添上“战友们”三字，变成《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瞬间把礼节性的客套化作血浓于水的战友情，分量与温度俱升。1948年9月14日，他审阅新华社一条消息时又批道：“凡新闻，标题必须有内容。原题并无内容，不能引人注目。”

1948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五个军被我包围击溃》这篇电讯里，先简叙战况，末了添上一段“旁白”：蒋介石“呆在北平，每天瞪大眼睛盯东北——先是锦州掉了，再是长春没了，眼下又看廖兵团全军覆灭”。三句排比像连环漫画，把蒋氏“眼睁睁看着家当输光”的窘态刻画出来，既交代连败背景，又点明溃败不可逆转。议论带着辛辣的幽默，与前方捷报浑然一体，读者忍俊不禁，士气大振，主题随之升华。

1948年11月5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中原我军解放南阳》被视作巧用背景的范文。导语只用27字——“南阳守敌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交代战果；随后笔锋一转，连篇累牍全是“旧账”：曹操与张绣在此拉锯、光武帝带二十八将起兵反王莽，点出“兵家必争”的位置分量；继而补述蒋介石数月屯兵筑垒，凸显其曾欲“死守”的苦心。为何如今又弃城？作者再布两层背景：军事上，我军一年楔入敌后，连起七大军区，已把对手装进“瓮”；政治上，土地政策纠“左”团结多数，民心尽归，故敌不得不在“根烂”与“路断”中仓皇南遁。全文1200字，背景倒占900字，以史为经、以政为纬，把“占南阳”写成“得天下”的缩影。

纸上风云

无论身份如何变换，毛泽东总能在第一时间把“新闻”攥成手中最锋利的武器。1925年春，他回韶山养病，一边搞农运，一边派钟志申在湘潭银田寺开起合作书店，明里卖书，暗里传递党的文件和进步报刊，把小小书店变成秘密交通站。1931年11月，他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立刻掀起“红色办报潮”：《红色中华》《红星报》《青年实话》……中央、军委、共青团，层层开火，130余种报刊同时呼啸而出，苏区上空纸弹横飞。1945年重庆谈判，他身在蒋介石的“棋盘”上，仍连夜给延安和华中拍电报：“抢滩上海，早出一天是一天，晚一步就吃亏！”在他眼里，舆论阵地就是枪杆子，缺了这块阵地，子弹上膛也找不到靶子。

“借船出海”是毛泽东弥补报道缺口、放大好声音的常用手法。1951年3月28日，《光明日报》刊出吴景超《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他读罢当即拍板：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嘱新华社通电全国，把这篇“土改好教材”一夜之间送进各级干部的眼前。同天《人民日报》左下角还有条“豆腐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讨论镇压反革命的录音》，他也交代新华社：别照单全发，按文字稿特点重新改写再广播，让声音新闻在纸上照样“响”起来。1958年，他又对总编辑吴冷西说：“《人民日报》就是中央的一个‘转发部’，要常把地方报纸的‘土特产’搬上中央版面。既给地方鼓劲，又让全国读者非看《人民日报》不可，还把一地经验变成全国财富，一举三得！”

毛泽东一直把“印得出、送得到”看作报刊生命的最后一公里。1940年12月25日，他在《论政策》里下了一道“硬任务”：各根据地必须“配印刷厂、出书报、建发行网”。指示一出，敌后抗日根据地迅速冒出一批出版社、印刷所和新华书店，延安声音被连夜翻印，翻山越岭送到战士和老乡手里。见此情景，毛泽东兴奋地说：“一张报纸顶得上几十发炮弹，发行员就是运送精神弹药的功臣；你们把党的声音送到边区、送到全国、送到世界，这桩事了不起！”

毛泽东办报刊，也擅长“吆喝”。《湘江评论》创刊号里那则《启事》便出自他的手笔，短短五行字，把“卖什么、多久卖、用什么话卖、怎样进货、怎么结账”一口气说清：主旨是最新思潮，周期是每周一张，重要消息加增刊；文字用白话；来稿只要对路，一律欢迎，稿酬暂时“精神致谢”外加“赠报一份”。寥寥数语，既亮出招牌，又拉近作者，亲切利落，自我推介的功夫可见一斑。

领袖视野

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曾给新闻出版口开列五本马列“必读书”；1957年6月7日，他又抛出那句流传至今的“金句”：办报要“政治家挂帅”——社论落笔就得站在政治屋顶上看风向、扣脉搏，不能就事论事。他拿《人民日报》“开刀”：两个月前的最高国务会议，报纸只给两行“简讯”，社论不见踪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更惨，连“两行”都没有。毛泽东拍着桌子斥道：“这是死人办报！”——一句话，把“政治嗅觉迟钝”钉上了耻辱柱。

办报人得“肚子里有墨水，脚下沾泥土”。1919年，湖南军阀张敬尧把“雷神爷”当枪使，靠迷信唬百姓。毛泽东就在《湘江评论》开“科普小专栏”：一次雷雨劈死树下众人，谣言四起，说“天公降罚”，他当即刊发《不信科学便死》，用百字讲清触电原理，顺势把话题拉向“封建、强权、旧习惯”三根锁链，结尾一声呐喊——“怕什么雷公？怕什么权贵？真理在手，就敢劈开一切黑暗！”小文章把科学道理与革命呐喊捆在一起，成了破除迷信的“小炸弹”。

写新闻，先得下田“踩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反复提醒：不摸实情、不懂群众，稿子一定干瘪。他劝吴冷西别老憋在办公楼里，“常下去透口气”，学《大公报》张季鸾“串百家门”，市场、茶馆、田埂多转转，把事务堆甩在后头。下去也不能“走马观花”，要蹲下来算账、掰指头比较。他曾为高克林点赞：“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毛泽东把审样当“临阵点兵”，一字一句都要过“刺刀”。1938年6月，《论持久战》付印前，他亲自把校样从头抠到尾，仍不放心，附信叮嘱：“第三部分再送我一阅；第一、二部分请你们细到头发丝，莫留一个错字。”1943年，他为《解放日报》写社论揭露胡宗南进犯边区，报纸却把敌军数字弄错一个“零”，他当场板起脸：“对敌斗争，一字即一弹，错一字就是政治事故！”古人讲“校雠”——把错字当仇敌。毛泽东要求编辑部人人持这种“杀敌”劲头：校样面前，一个黑点也不能放过。

毛泽东常把作者当“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来到陕北，写出轰动世界的《西行漫记》，虽非句句正确，却替中共凿开了国民党的新闻铁幕。德国记者希伯撰文挑错，毛泽东却替斯诺打圆场：“人家是正直的新闻记者，又不是共产党员，别拿尺子量得太狠。”1939年，他又捎信给远在大洋彼岸的斯诺：“自你别后，时时相念，寄上最新政策谈话一份，请广为传播，我们都感谢你。”字里行间满是惦念。1937年，他给著名记者范长江写信也谦逊至极：“上次招待简慢，甚歉！大作俱已拜读，得益良多，另附祭黄陵文稿，如可发表请赐斧正，并盼常赐教言，以补我不足。”一句话，把作者当朋友、当先生，也把尊重写进了新闻工作的规矩里。

（作者系香山革命纪念馆编辑研究部副主任、馆员）

 责任编辑：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