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共中央迅速将对台工作列入工作议程，展开周密部署。1946年7月，中共正式成立地下党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台湾省工委）,积极开展各项秘密工作，为解放台湾做准备。因受限于一手史料的获取，本文仅就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还原其发展历程。

中共中央决定在台建立地下党组织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国民党军队由美军运送到台湾，开始全面接收工作。面对这一重大历史转折，中共中央结合自身的政治追求与现实需要，立即向台湾派遣了一批干部，决定成立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1945年8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延安向蔡孝乾下达指示，明确由其负责筹建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据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保存的《蔡孝乾档》记载：

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派蔡到台湾建立工作，由周恩来召去谈话。因当时缺乏干部，指示到华中局调遣一批干部入台，具体工作也由华中局指示。对于建立组织原则，还是依照精干隐蔽的政策，深入调查研究，与群众取得联系，以取得自己的立足。

这清晰反映了中共中央对台工作的基本思路：即以“精干隐蔽”为核心原则，强调组织的保密性与灵活性，避免暴露目标；同时注重与台湾社会各阶层的联系，寻找合法掩护，逐步扩大影响力。

1945年9月，蔡孝乾遵照中央指示从延安出发，前往江苏淮安，与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负责人张鼎丞、曾山、刘晓等人会面。他向华中分局请求调派台籍及闽粤籍干部赴台工作，得到积极回应。在华中分局的支持下，蔡孝乾先后从新四军中挑选了张志忠、林英杰、林昆、洪幼樵、许敏兰夫妇、庄五洲、崔志信等8人，作为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的建党骨干。1946年2月下旬，蔡孝乾等人分批从淮安出发赴上海。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上海台湾同乡会会长、中共台籍党员李伟光秘密接洽即将返台的张志忠、蔡孝乾等人。李伟光利用其公开身份，为他们办理赴台证件、安排秘密接头点，成为中共在台沪之间的关键联络人。同年4月，张志忠、洪幼樵等先行抵台，以“商人”“教员”等身份为掩护，在台北、台中、基隆等地建立秘密据点，积极联络旧台共、原台湾义勇队、东区服务队昔日革命同志，为建立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做准备。蔡孝乾则因需等候参加国民党“国民大会”（中共当时仍对和平谈判抱有希望），暂缓赴台，于同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才秘密返台，完成党组织的正式组建。

旧台共干部为中共在台建立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工作

台湾共产党（1928-1931）作为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运动的领导核心，虽于1931年因日本殖民当局镇压而解体，但谢雪红、杨克煌等核心成员仍保持革命信念。1945年台湾光复后，这批“旧台共”成员迅速重新集结，成为中共在台开展工作的重要依托力量。由于旧台共长期与大陆党组织失联，他们无法获取中共中央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能在摸索中尝试开展革命准备工作。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台湾民众普遍对国民党抱有美好期待，但谢雪红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认为国民党政权未必能带来真正的民主与自由。8月25日，谢雪红与谢富、林兑、李乔松等旧台共干部秘密集会，商讨台湾革命运动方针、方式等问题，并起草《告台湾青年书》，明确提出：“若台湾同胞不能获得政治上的民主，则仍须与国民党继续斗争。”9月初，她在台中召集林良才、廖瑞发、杨克煌、谢富、杨来传等人开会，讨论如何组织群众。会议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尚未到来，我们不了解党的群众方针和建党方针，但我们必须把群众组织起来，继续争取群众，以便今后开展斗争。”10月5日，谢雪红等人在台中正式成立“台湾人民协会”，宗旨为团结台湾各阶层人民，争取实现民主政治。该协会发行机关报《人民公报》，开展政治启蒙教育，救济日据时期被捕的外省人，调解民间纠纷，深受民众欢迎，迅速发展为全省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然而，国民党当局对人民协会的政治立场高度警觉。11月，陈仪颁布《人民团体组织临时办法》，要求所有战后成立的民间团体必须重新登记或解散。尽管人民协会申请登记，但因其社会主义倾向明显，被国民党视为威胁，于1946年1月10日被迫解散。尽管如此，谢雪红并未停止活动，而是仍秘密维持该组织运作，在台中扩大政治影响力。后来，杨克煌、王天强、林兑、谢富、李乔松等人均成为中共台湾地下党的骨干成员，显示出旧台共干部在组织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旧台共干部筹钱接办“建国职业中学”，培育革命人才。建国职业中学原为日本人经营的私立学校，专授漆器加工等技艺，实行三年制学徒式教育。日本投降后，该校设备被沙鹿火车站站长苏天乞接收，但因不愿经营而计划关闭。师生反对停办，引发争议。谢雪红得知后，立即联合林西陆等人筹款买下学校设备，成立经营基金，继续办学。她亲任校长，任命杨克煌为教务主任，实际由杨克煌负责管理。学校不仅教授职业技能，更对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事后，谢雪红对周明坦言：“办学校无利可图，目的在于培养自己所需人才，即使亏损亦在所不惜。”这所学校后来因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多名“二七部队”重要干部任职其中，被国民党认定为共产党的“大本营”，最终遭封锁废校，但其在革命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6年1月，谢雪红、杨克煌、王天强、廖瑞发、林良才等人在原人民协会地址秘密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委员会筹备会”（简称“筹备会”），并确立以下五项原则：⑴因对中国共产党在台建党方针不了解，先自行成立筹备会；⑵全体出席者分别吸收“筹备会”新成员；⑶筹备会任务是为中共在台建党打下基础；⑷不设领导机构，指定谢雪红负责对外联络；⑸必要时可加入国民党以作掩护。这一举措体现了旧台共在与中共失联条件下主动成立党组织的努力，为日后中共在台建立地方党组织奠定了组织基础。

1946年4月，张志忠返台后立即与谢雪红取得联系，获悉其已于1946年1月成立“筹备会”。根据上级指示，6月17日，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与“筹备会”在台北举行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中，仅张志忠一人代表台湾省工委，其余四人为筹备会成员：杨克煌、杨来传、廖瑞发、林良才，谢雪红因目标大而未出席。会议由台湾省工委提议并通过以下三项决议：⑴筹备会立即解散，其组织与成员均接受台省工委领导；⑵筹备会成员今后不再发生组织联系，但在移交期内可暂时保持沟通；⑶筹备会成员基本全部吸收为中共党员，由台湾省工委分别审批。联席会议后，张志忠陆续吸收杨克煌、王天强、廖瑞发、林良才等人为中共党员。自此，谢雪红领导的旧台共组织正式纳入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体系，实现了组织整合与政治统一。

 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正式成立与组织架构

1946年7月，蔡孝乾返回台湾，正式成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并担任书记。张志忠任委员兼武装工作部部长，负责新竹、海山、桃园地区的工作；洪幼樵任委员兼宣传部长，负责南投、台中地区的工作；林英杰任机关报《光明报》主编。1948年香港会议后，上级派陈泽民赴台，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负责高雄、屏东、台南地区的工作。

台湾省工委根据革命需要，设立五大职能部门，具体情况如下：

财务部：由黄石岩负责，通过开设“建昌行”商号经营房地产，解决经费问题。党员徐渊琮利用台北市参议员身份，为组织活动提供合法掩护。

交通部：构建以上海为枢纽的交通网络，李伟光任上海联络站负责人，刘英昌负责基隆“三荣行”联络点，通过商船水手传递情报与人员往来。

情报部：由季沄领导，通过严秀峰丈夫李友邦（台湾义勇队创始人）的社会关系，搜集国民党军事情报。重要情报经张志忠审核后报蔡孝乾。

电台部：罗定天（化名黄堃）负责建立秘密电台，计划在台北市建成发报站，以便与中共中央上海局联络。

事务部：张秋山（张明显）主管后勤保障，通过“华盛行”商号购置办公用品，安排干部住宿与会议场所。

中共台湾地下组织在台采取的基本策略和主要任务

虽然台湾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台湾经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与祖国大陆隔绝，使其客观情况不同于祖国大陆。因此，中共台湾省工委强调，为在台湾开展革命工作，必须认清“台湾革命与中国革命的一致性与区别性”，要“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考虑台湾革命问题”。

中共因地制宜确定对台工作，在策略路线、工作路线与行动口号，均与祖国大陆有所不同，即：

革命性质：虽然认为“台湾革命性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任务为“反蒋、反美、反官僚资本”，但规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台湾具体的表现”，应以“民主自治运动”的面目出现。

革命对象：规定“革命对象”为“祖国大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亲国民党政府的台湾本地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而并非一般的台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更非台湾一般的中小地主。

革命动力：规定“革命动力”为工农群众、“中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及“革命知识分子”。

革命路线：根据台湾城乡关系的特点，认为对台工作不能照搬在大陆所采取的“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路线，而应采取“城乡并重”的革命方针。

行动口号：以“反蒋”“反美”“反官僚资本”“反对征兵”“反对运粮出口”“反对国民党中央政府只取不予”“反对出卖台湾人民利益”等为主要行动口号，并以此广泛地团结各阶层人民，建立“反蒋反美统一战线”和“爱国爱乡民主自治统一战线”。

1946年7月蔡孝乾回到台湾，开始全面主持台湾省工委的工作，地下党在台正式运作。台湾省工委主要革命任务如下：

建立战略据点：在海岸、港口、要塞、交通要道等地建立具有战略意义的据点，并加强地下党组织及群众组织的发展。在解放军可能登陆的地方，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工作，以便为解放军带路和出售粮食；在重要资源和工厂中建立党组织，团结工人，组织“护厂队”，以防止在国民党败退时遭到破坏。

搜集军政情报：因解放军武力攻台主要是海空作战，所以注意搜集国民党海空军基地各方面情报，以及海空军实力与作战计划；调查沿海岸的重要地标，港口的水深、水流速度、潮汐情形、交通情形（注意乡道）、地形及居民情形（尤其注意渔民生活）；调查沿海岸防御工事，并附带调查各地驻军团以上番号和重武器配备。

策反军政人员：利用关系策反思想上动摇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解放台湾，实际上就是海空军联合作战，因此，特别重视对国民党海空军的瓦解工作，而对陆军则放在次要地位。积极地广泛地在海空军中建立工作点，并以此为核心扩大组织，以达到“集体起义，配合进攻”的目的。

建立地下武装：以工农为主体建立“武装小组”及“武工队”；潜伏农村、山区，待机配合解放军作战；越村越乡，建立梅花形的小根据地，逐渐由点到面；收容国民党逃兵及中下级军官和退休军警等，作为武工队干部；配合高山族工作，在山地建立革命武装基地；储藏枪械弹药，及策反军警，伺机武装暴动。

秘密政治宣传：对台湾同胞作秘密的政治宣传。宣传工作目的既使国民党人心涣散、丧失斗志，以致不战而败，又使台胞能起来革命。其具体做法：出版地下报刊书籍（如《光明报》），并印发传单标语；利用合法报刊杂志，刊载适合群众阅读的“启发性”和革命性的文章；组织各种会社及戏剧团体，伺机进行各种革命宣传等等。

开展高山族工作：省工委强调，高山族的自治自卫运动必须与台湾人民“反国民党反美帝”的斗争密切配合，以完成其“民族解放”。因此，中共台工委积极争取高山族的头目、乡长和村长；争取高山族的知识分子，尤其注意乡公所与合作社的职员、学校的教员、警察所的警员以及乡民代表等；争取在山地工作的平地人，并通过他们以争取山地乡政机构。

中共台湾省工委的成立，不仅使处在水深火热的台湾同胞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给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共台湾省工委为实现台湾人民的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历程，台湾革命由此便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至1947年“二二八”起义时,中共台湾省工委已有70余名党员参与斗争。至1949年，党员发展至千余人。1950年，蔡孝乾被捕叛变，致使工委组织全面瓦解。

（作者系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