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把调查研究看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1930年11月初，在准备第一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毛泽东行军途中，见缝插针，在吉安城周边作了一番专题调查，写下了《东塘调查》《木口村调查》等调查名篇。后来，他将这些调查合编为《东塘等处调查》，并专门写了一篇序言，足见其重视程度。

系统调查，为反“围剿”作准备

1930年是全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和不断壮大的一年。同年夏，全国有大小十多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10万人。10月中旬，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指令江西的第九路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赣西南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面对敌人大举进攻的严重形势，10月25日至30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新余罗坊召开联席会议，确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把主力红军开到赣江以东同敌军作战。

11月5日，毛泽东等率领红1军团从峡江渡过赣江。在行军转移途中，他专门抽出时间在吉安的东塘、大桥、李家坊、西逸亭四个村庄做了一番系统调查，看似随机、简略，实则针对性强、专题明确，调查细致、全面，与之前和随后的调查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这年5月，毛泽东通过寻乌调查“下大力”了解富农问题；10月，通过兴国调查深入了解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11月，通过东塘等处调查重点了解村乡两级苏维埃的组织和运行情况。这些为反“围剿”做好了充分准备。

调查涵盖诸多重要内容

东塘等处调查范围较大，涉及吉安、吉水两县的三区四乡，调查专题主题明确，涵盖基层苏维埃、扩红斗争以及农村农民等方面内容。

村乡苏维埃组织活动情形。村、乡苏维埃政府是红色政权的基层组织，政权精干，分工明确。村级苏维埃政府一般是2至5个办事人员不等。东塘村村政府设有主席、秘书两人。李家坊村过去村政府有9个人办事，精简后保留了主席、秘书、土地兼粮食、交通兼火夫4人。西逸亭村村政府办事人员5个。乡级苏维埃政府因管辖范围大、人口多，办事人员稍多一些，一般在十几个。李家坊乡政府原有办事人员17个，后减到7人：主席、秘书、土地兼粮食、文化、妇女委员会主席、赤卫队长兼火夫等。秘书的工作是“没收委员”兼“下乡宣传扩大红军”，妇女委员的工作是下乡组织劳动妇女当赤卫队、慰劳队、洗衣队，宣传男子去当红军。西逸亭村所在乡政府有19人办事，忙着分田、抗债、办学校。

苏区干部作风问题。村乡两级苏维埃公务费用极为节省，苏区干部自带干粮去办公的好作风普遍存在。东塘村村政府干部清廉，都吃自己的饭。李家坊村3人住政府办公，吃公家的饭，土地兼粮食1人住在本人家里，吃自己的饭。西逸亭村政府办事人5个，均吃自己的饭，村政府不起火，有事集合（如开会）便吃村政府的饭。调查还发现，基层苏维埃政府成员多是贫下中农和手工业者出身，不少苏维埃主席还负债，群众真正感受到苏维埃是人民自己管理的政权。东塘村村政府秘书胡德顺是贫农兼平民学校教员，还欠债三百串。李家坊乡政府主席晏春文贫农出身，过去欠五百串钱债，先后卖过和送过两个女儿。西逸亭村所属乡政府老主席刘全生和现主席王玉堂均是手工业者出身，木匠兼耕田。

土地分配情况。《赣西南土地法》规定，以乡为单位，以原耕为基础，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但是实际执行时，“普遍的以村为单位去分配，乡为单位分配的很少”，这个问题很严重。东塘村，以村为单位分田，相比别村少分一些。大桥村，以村为单位老幼平均分，但是打的粮食均不够吃。李家坊村（含三个小村）通过移田、余田等形式以自然村为单位平均分田二亩至三亩不等，徐源村按在家与出外、工人与农民区别分田，金壁村和周源村出外的不分田。西逸亭村所在乡，田还没有分好，以村为单位九村分了五村，但是分田不均，现在又要重新分田。

农民生活状况。农民分得土地产粮普遍不够吃，主要靠番薯等杂粮补充。除耕田外，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出外做工，如做木匠、篾匠、铁匠、裁缝和染布，做小生意等，往吉安、赣州方向；二是妇女在家织布，由商人及富农地主供给农家洋纱，一件布另外落得二两纱，农民穿衣就靠这，每月千二百文织工价做油盐钱。也许是受到战争因素等影响，“现在布没有多少织了，工也没有多少做了”，外出务工的回来不少。苏区教育还很落后，一些地方学校没有办起来。

扩红斗争形势。土地革命深入开展后，广大农民经济上分得土地、政治上翻了身，保卫革命果实参军参战的热情高涨。大桥村所属乡政府招募红军志愿兵，“去了十八人，都是自愿的”。李家坊乡政府“先后共去了七十九个人当红军，都是鼓动去的。但最后一批四十六人中，有四五个人哭着不愿去，是勉强去的”。西逸亭村所属儒坊区“到红军当兵的七十多人，少先队去的占四十多人，皆十几岁的青年，勇敢得很”。同时，打击与镇压反革命分子也是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一项重要斗争任务。红军攻下吉安后，李家坊乡将反动守卫队的正、副队长，秘书及1个排长共4人捕获镇压，但队兵“均未杀，准他们参加革命”；西逸亭村所属乡“捉获本乡反动派二十几个，杀了六个厉害的”，其余的罚款或解往上级。

领导干部专题调查的光辉典范

《东塘等处调查》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运动深入发展时期的社会调查，也是在反击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第一次“围剿”准备阶段的一次专题社会调查，其调查成果丰硕、历史价值深远，是中共领导干部专题调查学习的光辉典范。

《东塘等处调查》使苏区土地分配的真实情形得以摸清，进一步推动了上级土地政策的有效贯彻落实。上级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是以乡为单位去分配，但实际情形普遍的是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乡为单位分配的很少，毛泽东指出“这种利于富农不利贫农的分配法，是应该改变的”。紧接着一周内，毛泽东利用参加赣西行委扩大会议、江西省行委扩大会议对参会人员作了进一步调查，完成《分青和出租问题》等报告，具体指出以村为单位分田的弊病。经过实践比较，大家“都认为以乡为单位分配比较适当”，好处多，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各根据地遂统一了分田方法。

在东塘等四处的调查中，毛泽东了解到，村乡两级苏维埃组织健全、职责明确，没有出现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能够比较好地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例如，秘书和妇女委员会担负起宣传的任务，“用鼓动说服方式猛烈扩大红军后备军”，下乡组织劳动妇女当赤卫队，当慰劳队，当洗衣队等等；土地部和粮食部忙着分田分谷抗债，苏区干部坚持廉洁奉公、厉行节约的好作风，深得群众拥护和支持。此外，毛泽东在东塘等处调查过程中留下大量详尽的调查笔录和他自己整理的调查报告，这是我们党的一笔宝贵财富。这不仅在当时为党和红军了解农村和城镇的情况，研究革命斗争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和重要依据，而且为后人研究中国农村和城镇的经济、政治和各种社会状况，为当今的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示范指导价值。

重温文献《东塘等处调查》，我们主要是学习毛泽东的调查艺术和调查作风，至少可以获得以下几点启示：

坚持问题导向，明确调查目的。在蒋介石已开始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的严重局势下，基层苏维埃的运行和土地革命路线的执行事关根据地巩固与发展。鉴于对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的疑虑和对基层苏维埃政权运行情况不明，尽管时间紧迫，但毛泽东抽出时间开展系统调查很有必要，目标十分明确，专题性极强。我们要学习从存在的问题或疑虑出发开展调查，下大功夫摸清具体实际，为研究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坚持科学方法，搜集调查资料。与村民和村干部拉家常、召开专题座谈，是毛泽东搜集资料的特色做法。在大桥村，他找到该乡政府主席、村干部和部分群众座谈，重点了解土地分配、农民生活和征兵扩红、支援前线情况；在西逸亭村，与村干部和群众拉家常，详细调查了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的严重性。我们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把向下级工作人员及普通群众的调查同对地区及部门党政负责人的调查相结合，全面准确了解社会实际。

坚持解决问题，提升调研实效。“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调查发现问题后，毛泽东紧紧抓住不放，在江西省行委扩大会上进一步摸清赣西土地分配情形，与大家一起认真讨论以村和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的利弊，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会后立即指示江西省委贯彻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我们要学习在调查基础上深化研究，既要听专家意见，又要听群众呼声，经过充分论证后，切实以调查研究推进工作。

坚持唯实求真，弘扬调查精神。《东塘等处调查》是毛泽东把深入调查研究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相统一的代表作。从峡江到吉安110多华里的行程，毛泽东“昼访夜谈”，同群众交朋友，找村乡干部和群众开了四个调查会。座谈上，他仔细提问，随身带的纸张不够，就在小小烟盒纸上详细记下来。利用空隙时间，他先后写下四个调查报告，体现了毛泽东恭谨勤劳、身体力行、扎根群众、唯实求真的精神。

《东塘等处调查》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和农村革命策略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革命实践，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距今已有95年了，但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的调查艺术和宝贵精神历久弥新，至今闪耀着时代光芒。

（作者系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三处副处长）

 责任编辑：缪礼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