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正在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的郭明秋，选任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当时她才18岁。一二·九运动中，作为北平学联主席，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以北平学联为纽带，郭明秋和周小舟、姚依林、彭涛、黄敬、孙敬文等人一起，积极联系组织进步学校和爱国学生，筹备指挥请愿活动和游行示威，坚定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体现了一代爱国热血青年的使命担当，为推动一二·九运动的开展和扩大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赈济救灾到成立抗日救国学联

郭明秋（原名郭桂英），1917年出生于河北涿鹿县大西庄村，1931年至1934年在察哈尔省女子第二师范学校就读，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1934年考入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曾任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学生会主席，1935年春，由同班同学杨彤介绍加入共青团，一二·九运动前夕经中共河北省委批准入党。郭明秋先后做过北平团市委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主动联络北平女一中、师大女附中、志成中学的同学与友人，动员他们参与抗日救国活动、共青团组织，成为当时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

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以侵吞华北五省为目的，加紧了侵略行径，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掌控了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接着，又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扶植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同时国民党政府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并计划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适应日本要求“华北自治”的妥协办法。

日军在北平频繁进行军事演习，肆意横行，不仅严重威胁中国领土安全，也使北平城内局势持续紧张，人民生活陷入恐慌和不安。国难当头，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怒火被彻底点燃。六七月间，新成立的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迅速重建党团组织和外围团体，把抗日救国的火种播进大中学校，在国民党当局的严密监视下，利用各种方式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周小舟、姚依林、郭明秋、董毓华、邵清华、孙敬文、刘杰等进步学生是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积极分子。

七八月间，山东、河南等地黄河泛滥成灾，大批难民涌入北平。由于当时在北平直接组织抗日革命团体很困难，中共北平市工委宣传部部长彭涛提出组织黄河水灾赈济会，把救灾和革命活动结合起来。彭涛的主张得到周小舟、姚依林、黄敬、郭明秋等人的支持。9月29日，北平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女一中、艺文中学、汇文中学、崇实中学等校的水灾赈济会代表齐聚女一中，宣告“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正式成立，女一中的吴闺箴因不涉政治活动、不易引起当局注意，在郭明秋的建议下被推选为临时主席，姚依林被推选为秘书长。会后，联合会的负责人到北平社会局备案，取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

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成立后，广泛发动学生开展救济募捐活动，并派代表携带捐款、实物和抗日宣传品，分赴灾区慰问，郭明秋也在女一中组织义演，募捐救灾。黄河水灾赈济会的活动促进了各校抗日爱国活动的开展，团结了许多进步青年，为日后一二·九运动的开展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募捐活动结束后大部分捐款通过代表团派送给山东赈灾，留下几百元备用，成为一二·九运动的经费来源之一。

8月1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力量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行抗日救国等十项政治主张。“八一宣言”发表后，冲破国民党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辗转传到北平，姚依林等在北京饭店法文图书馆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和《共产国际半月刊》上看到后深受鼓舞，立即决定广泛发动学生，采取公开合法的形式，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11月1日，平津10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名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呼吁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

10月，赈灾结束后，为了延续和扩大黄河水灾赈济会的影响和组织力量，彭涛、姚依林等主张将黄河水灾赈济会转为北平大中学校学生的抗日救国会。11月18日，在彭涛、周小舟、谷景生、姚依林、郭明秋等人坚定支持与领导下，“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在女一中召开大会，决定即日将该组织改组为“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北平学联”），学联地址设在女一中，会上选举郭明秋为学联主席，清华大学学生姚依林为学联秘书长，镜湖中学学生孙敬文为总交通，东北大学学生邹鲁风为总纠察，燕京大学学生黄华为总交际。中共北平市工委同时在学联组建党团，彭涛任书记。北平学联成立后，广泛发动学生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2月初，中共河北省委联络员李常青抵达北平，经过同多方谈话后，肯定了彭涛等人的主张和所进行的工作，随即撤销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设立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谷景生任书记兼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改组和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建立，为一二·九运动提供了坚强的政治核心和有力的组织保障。

从请愿游行到星火燎原的南下宣传

12月3日，北平学联在女一中召开各校代表会议，通过决议：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联络北平市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6日，北平学联再度召集代表会议，通过并发布《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的九大纲领。同日，平津15所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要求政府讨伐汉奸殷汝耕，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就在同一天，北平学生得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顿时群情激愤，各界爱国人士无不愤慨。

7日，北平学联在女一中召开30余校的代表会议，决定9日发动大规模学生请愿，公开反对“华北自治”阴谋。会上，代表们敲定了游行口号、出发时间与行进路线，并对具体组织事宜作出部署。8日晚，彭涛、黄敬、郭明秋、姚依林、孙敬文等人齐聚女一中，对次日的游行作最后部署安排：黄敬随队指挥，姚依林、郭明秋在西单亚北咖啡馆联络调度，并约定11时在新华门请愿后，在王府井汇合集中。

12月9日黎明，北平爱国学生按预定计划开始了抗日救国请愿行动。北平统治当局得知学生请愿游行的消息后，当日清晨下令戒严，并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封锁城内各校，同时，还下令关闭城门，禁止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城外高校进城。9日晨，数千名学生分两路涌上街头，城内一路由东北大学带头，冲破军警的阻拦威胁，于上午10时半汇集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所在地——新华门前，此时新华门紧闭，警车和架着机关枪的摩托车严阵以待，军警、宪兵个个手持刀枪。面对戒备森严的军警，爱国学生们高举旗帜、手持标语，齐声高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坚决要求何应钦出面接见，并当场推举董毓华、宋黎、于刚等12人作为代表，进入新华门见何应钦，递交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停止内战等六项要求。

此时，何应钦早已闻风躲避，只派一个秘书出来应付了事。请愿不成，学生们当即决定改为示威游行，并推举东北大学学生宋黎为游行队伍总指挥。当示威游行队伍行至西单平津卫戍司令部附近时，突遭军警阻拦并持木棍、皮鞭袭击。学生们毫无惧色，高呼抗日救国口号，继续前进。在行进过程中，又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陆续加入游行队伍。当游行队伍行进至王府井大街时，遭军警用水龙头喷射，并挥舞皮鞭、枪托、棍棒从两侧袭击。当场有30多名学生被捕，数百人受伤。另一路由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带头的城外队伍，因西直门等城门提前被军警关闭，被挡在城外的近千名爱国学生就在西直门一带召开群众大会，向周边市民和守城士兵宣讲抗日救亡道理，直至傍晚才散。游行过程中，郭明秋和姚依林在西单也遭到军警用枪把和皮鞭的袭击。

10日上午，彭涛、姚依林、郭明秋、黄敬等人碰面后，黄敬提出：运动爆发后，爱国学生必然会去女一中找学联。于是，当即决定让郭明秋返回女一中，保持联络，掌握情况，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回到女一中后，郭明秋碰到许多询问，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二·九”我们没有参加上，抗日救国是每个人的心愿！郭明秋将学校的情况上报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重点强调了学生们“再来一次”的请求。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北平市学联认真总结运动情况，部署下一步行动。

10日，北平学联发布《宣传大纲》，强调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必须联合全国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国民党当局对北平学生的爱国之举惊惧万分，一面严令禁止，一面派军警围封校园。然而，抗日怒火一经点燃，便再也无法扑灭。11日，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联合罢课，并发表罢课宣言，痛斥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请愿，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严惩行凶军警、撤走驻校警岗、禁止逮捕爱国学生，明确表示广大爱国学生将在高压下继续抗争。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各地爱国民众的支持和响应，各大中城市相继掀起爱国集会和示威浪潮，许多学校纷纷给北平学生致电声援。

14日，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获悉国民党当局罔顾民意，仍定于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时，当即决定发动更大规模的游行。15日晚，郭明秋、姚依林、彭涛、黄敬等人在长安饭店以打扑克牌作掩护，研究商定第二天示威游行的安排和路线，第二天一早分头联系各大中学校。16日，北平爱国学生组成三个大队到天桥集合，召开市民大会，与会者3万余人，当场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次游行总结了一二·九运动中的不足，组织得更好，参加的人更广泛，对运动的具体计划有较为细致的研究。这次游行中，反动当局再次暴露其凶残面目：22名学生被捕，300余人受伤，事后，郭明秋等组成学联代表慰问团慰问了受伤同学。在广大爱国学生和市民的压力下，察冀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再次延期成立。

12月16日的游行后，国民党当局派出北平师范大学教务长杨立奎出面与北平学联负责人谈判，黄敬、郭明秋、姚依林作为学联代表出席，明确表达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的要求。谈判结束不久，国民党当局便转向高压，令各大学校长严厉制裁学生，宣布取消期末考试、提前放寒假，企图拆散爱国学生队伍。

为了粉碎国民党当局的图谋，同时进一步巩固、壮大在运动中形成的进步力量，让抗日的火种播向全国，新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紧急召集学联党团黄敬、黄华、姚依林、郭明秋和宋黎等人开会，决定趁寒假空档，联合天津爱国学生组成南下宣传团，沿平汉铁路深入农村，扩大抗日宣传。这一主张在随后召开的各校代表会议上宣布。

南下消息敲定后，各校学生热情高涨，积极准备宣传品，学唱《开路先锋》等抗日救亡歌曲，编排《打回老家去》等戏剧。南下扩大宣传团回来后，鉴于党的工作队伍不断壮大，中共北平市委决定把南下扩大宣传团和北平学联的核心力量组织起来，于1936年2月1日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从推动学生爱国运动到奔赴延安

在轰轰烈烈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面对国民党当局的军事和文化双重“围剿”，年仅18岁的郭明秋作为北平学联主席，勇敢地站在风暴中心，以共产党员的坚定和青年学生领袖的果敢，坚定选择抗日救国的政治斗争，积极组织北平学联开展工作，广泛团结爱国进步学生，将松散的学生群体锻造成一支有组织的抗争力量，将学生运动升华为全民族抗战的先声，将青年的热血转化为穿透黑暗的利剑。郭明秋和她的战友们，用青春的火把为黑暗中的中国点燃了一缕曙光，在促进全国抗日爱国力量的觉醒和汇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郭明秋与北平学联的进步青年们以血肉之躯铸成的火炬，不仅刺破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更以燎原之势点燃全国抗日救亡的烈焰，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觉醒宣言响彻全国。经过一二·九运动，以郭明秋为代表的一批具备政治觉悟和实践经验的青年骨干迅速成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进的知识青年开始踏上与工农结合的征程，深入农村、工厂，将抗日的火种播向工农大众，不仅为抗日战争准备了大量干部力量，也为民族解放战争锻造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一二·九运动后，郭明秋身份暴露，难以在北平继续公开活动，在河北省委安排下转赴天津工作。1936年2月，刘少奇以中央驻北方代表身份抵津，郭明秋担任译电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郭明秋转赴延安工作，先后任蔡畅秘书、中央妇委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郭明秋历任东北局组织部机要秘书、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政部保育委员会副主任。1948年，她在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处工作并创办东北实验学校。新中国成立后，郭明秋相继出任东北局妇委书记、全国妇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主任、校委委员兼青训班主任。1979年，郭明秋再任教育部顾问。

从北平学联的执旗者到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妇联工作、教育工作，郭明秋用一生诠释了热血青年使命担当的熠熠光芒。郭明秋与北平学联一批进步青年在民族危亡之际展现的爱国热情和点燃的觉醒火种，也将永远留存在民族记忆的深处，为一代代为了民族和国家发展进步的人们提供永不衰竭的正能量。

（作者系香山革命纪念馆编辑研究部馆员）

 责任编辑：缪礼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