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从工业化起步,以“一五”计划(1953年-1957年)为标志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变革和道路探索为中国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陈云时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负责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做了大量的奠基工作。其中,在我国历史上开先河的首个中长期规划——“一五”计划反复琢磨、六易其稿才最终敲定,凝结着陈云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创者的心血。
一、“一五”计划编制工作的启动与苏联的帮助
如果往前推的话,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从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后,便开始着手编制经济发展计划。8月,中财委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编制1951年计划和3年奋斗目标,对后几年的工作做了大体规划。1951年4月,陈云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指出:“我们要考虑到,两个五年计划要建设什么东西,在国防、工业、农业、水利方面,大概一年投资多少。”“我们要建设,在这方面就要有充分的准备。在交通方面,也要有计划,要修多少铁路、公路,要计算出每公里花多少钱。工业方面,我们要开发石油,生产化肥,制造发电机,建设发电厂,等等。”“要计算我们的财力,同时计算经济、文化、国防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现在要组织一个计划委员会,预先把各方面的建设规划一下。”
在这个讲话的同时,陈云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在他的组织领导下,中财委1951年即试编出了一个五年计划的粗略的纲要。这也就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首次编制。由于当时资料不全,战争还在进行,也未征求苏联意见,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也还未定下来,这个计划纲要只能是一个试验,不可能作为正式的计划。
进入1952年,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即将完成。中共中央决定加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等6位同志组成的领导小组,以组织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同时决定,计划编制好后,8月份拿到苏联征求意见,争取他们的帮助。于是,在陈云的领导下,中财委开始第二次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案。
尽管经验和数据不足,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到1952年6月,中财委迅速编成《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及附表》。为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次编制宣告完成。第二稿包括大量的内容,共有25个小册子,主要包括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船舶、电器、化学、建筑材料、电力、煤矿、石油、纺织、轻工业、交通、邮电等发展计划。这一稿提出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提高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
计划草案印出来后,7月1日,陈云致信毛泽东,对这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情况进行了说明。他说:“这次写的五年计划的主要点是在今后五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因此在这一方面花的工夫较多。原有工厂的生产方面,也写进去了。但估计这一方面的生产数字一般是低的,可能超过。将来需要好好再讨论的。所以首先集中力量研究今后五年新办工厂,是为了七八月间可以向苏联提出一个五年中供我装备的要求。”
这个计划提到中央后,中央政治局进行了讨论,认为可以将这个计划带到苏联征求意见,并作为向苏联提出援助的基本根据。
8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代表团,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带领30多名专家访问苏联,就“一五”计划同苏联交换意见,争取外援。
当时没有大飞机,一架飞机只能坐16人。中共代表团分乘三架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飞了三天,第一晚到伊尔库斯克,第二晚到新西伯利亚,第三天才到莫斯科。到达莫斯科后,陈云和我国的专家一起,在离地那莫体育场不远的苏维埃旅馆下榻。在莫斯科,周恩来、陈云等与苏方代表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会谈。期间,周恩来和陈云两次会见了斯大林。
尽管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过两次编制,且花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有关部门对计划毫无经验。因此,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计划还是相当不成熟的。苏方领导人详细研究了中方提出的计划,对这个计划的方针和目标,表示欣赏,对计划本身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原则性建议。斯大林在会见周恩来、陈云时,坦诚地指出,考虑的五年中工业平均增长20%的速度是勉强的,建议降到15%或者14%。他强调,计划不能打得太满,必须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的困难。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谈判,苏联同意帮助中国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所需的设备、贷款等,同时答应派专家帮助中国建设。因“苏方对我们五年计划中新设计的项目需两个月时间加以核算,以便算清五年中他们共需供应我们多少装备,以及能否如数供应”,周恩来、陈云9月下旬先行回国,李富春和其他专家继续留下,与苏联专家一起商谈苏联援助的具体项目。
回国后,1952年底,陈云根据苏方的建议,组织中财委,对“一五”计划进行第三次编制。10月,陈云用两天时间,主持中财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加强基本建设问题。陈云提出,从生产部门抽调干部和技术人员,迅速建立和充实基本建设机构和设计机构的想法,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华东、华北、东北等大行政区迅速遵照执行,快速集结了全国基本建设力量。
11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中央决定由高岗任计划委员会主席。编制“一五”计划的任务本应顺理成章地由高岗主持,但高岗对经济工作根本是个外行,于是他向毛泽东提出,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仍由陈云主持。这样,编制“一五”计划的重担仍旧没有从陈云肩上卸下来。
12月22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若干问题的指示》。指示提出:“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集中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特别是地质勘探、设计和施工力量,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要求在五年内基本完成鞍钢等大工业基地的建设,并开始新的工业建设,使1957年工业生产比1952年提高1至1.5倍。”同时,强调,“分散使用资金和盲目铺摊子现象必须克服。”中央的这个指示,表达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指示要求中央各经济、文教部门的党组及各中央局、省(市)委以及大行政区委员会和各省(市)政府的党组:“应即根据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所发1953年的控制数字和5年计划轮廓草案,由首长负责,组织足够力量,编制1953年的计划和5年计划纲要。”另外,中央还决定在1953年3月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一五”计划问题。由于苏联援助项目仍未落实,而这又是“一五”计划的重点,故这一稿也不完整。
由于长期夜以继日的工作,陈云病倒了,不得不从1953年3月起到外地休养。这样,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也暂停下来。
4月以后,苏联就中国“一五”计划的问题提出了正式的答复意见。其要点是:一、从中国的利益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考虑,“一五”计划的基础是工业化,首先建设重工业,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二、建设速度定得过快、过高,建设的面就会铺得很广,资金的使用就不集中,就会分散力量。从政治上、舆论上、人民情绪上考虑,五年计划不仅要保证完成,而且一定要超额完成,原定整个工业每年递增20%,这个速度快了一些,“我们认为规定每年递增14%-15%就可以了”。根据苏联的经验,长期计划要保持3%-7%的后备力量,以备应对计划不周及临时出现的情况。三、要加强地质勘探等发展经济的基础工作。四、“要注意考虑农业问题,增产要有具体办法,如无具体办法,就会成为纸上的东西。”五、需要大力发展手工业、小工业,以补充大工业之不足。六、发挥原有企业的潜力,以增加国民经济积累。七、巩固人民币,扩大购买力,发展商品流通。八、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长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长速度,以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九、要注意培养自己的专家。
苏联的这些意见,虽然主要是立足于苏联的经验,但基本上符合当时中国实际。正如李富春所评价的:“实事求是,对中国的帮助很大。”
5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明确苏联政府在中国“一五”计划期间,援助新建与改建91个项目,加上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援建的50项,共计141项。
6月,李富春回国后,向中央提交了《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提纲草案)》。他结合苏方所提的意见,提出了关于我国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的意见。于是,根据中央的要求,参考苏联意见,由国家计委组织力量,开始对“一五”计划进行第四次编制。这一次,陈云在外地休养,未能参加。
二、“八人工作小组”与“五人小组”的组建
由于种种原因,第四次编制的“一五”计划仍不能令人满意。而这时,按照预定的时间,“一五”计划应该进入实施阶段了。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非常着急。
1954年初,毛泽东要求对“一五”计划重新编制,并要求加快编制进度。毛泽东规定了一个期限,要求从2月15日起,1个月内交卷,拿出初稿,然后由陈云定稿。计委的同志感到时间太紧,向主席请求延长一些时间,毛泽东只给了五天的机动,要求3月20日必须拿出初稿。2月19日,陈云召集中央财经、文教各部部长开会,布置“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时指出“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不能再拖了。毛主席规定的时间非常紧,但现在编制‘一五’计划有很多有利条件,首先,苏联援助我们的项目已经定下来了,项目是141个,设计和设备安装的时间也大致排好了,这就使我们更有把握了。其次,朝鲜战争已经停下来了,军费和意外的支出都减少了。第三,总路线已经宣布,而且经过广泛宣传已深入人心。第四,我们已经有了几次编制计划的经验。因此,短时间内完成这一任务是有可能的。”
会后,各部和计委根据陈云的指示,迅速工作。根据需要,中央决定成立由陈云、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组成编制五年计划纲要八人工作小组,由陈云任组长,加快“一五”计划的编制。
党和政府基于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将农业合作化视为破解小农经济困境的关键举措,并赋予其建设社会主义和促进农业增产的双重使命。作为编制“一五”计划纲要八人工作小组的组长,陈云深刻认识到合作化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农业再增加投资几万亿元,作用不大……剩下的在第一个五年内只有搞合作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耕地,可以增产粮食15%至30%,应该集中力量迎接合作化的高潮。”
不多久,各部和计委按预定的时间及时向陈云提供了所需要的材料。陈云自己也组织了一个由他和张玺、梅行、周太和、邱纯甫组成的五人小组。张玺是计委副主任,周太和和邱纯甫是陈云的秘书,梅行是请来的“笔杆子”。他们昼夜工作,开了14次会,用了15天时间,将这些材料进行了归纳、整理,并于4月初拿出五年计划纲要初稿。4月15日印刷好后,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阅后,批转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等阅。从4月22日起,陈云开始主持八人工作小组对“一五”计划中的间接计划、主要内容、投资比例、购买力与物资平衡、财政收支、工农业指标能否完成等问题进行讨论。
6月29日和30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编制情况时,首次提出按比例、综合平衡的发展思想,即工农业、轻重工业、重工业各部门、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要按比例发展。财政收支、外汇收支、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主要物资及技术力量的供需必须平衡。陈云说,我国经济落后,又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
陈云汇报中指出: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每年递增15.5%是可以完成的,并可能超过。五年内工业生产的增长,主要靠原有工厂及自己设计的工厂。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的141个项目,大多在“二五”投入生产,有些要到“三五”才起作用,“一五”投入生产的很少,在整个工业生产总值中只占25%,约75%的产值要靠解放前的老厂。计划中最薄弱的部分是农业生产,五年内农业总产值每年要求递增5%,能否按计划完成,很难说。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开荒、修水利、合作化,目前见效最快的是合作化。
会后,陈云和李富春主持八人工作小组会议,对“一五”计划草案五稿的初稿逐章逐节讨论和修改。10月12日,苏联政府又增加15个援助项目,加上已有的141项,共计156项。
三、揭开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1954年11月3日至2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广州集中20余日,共同审阅“一五”计划草案。在审核中,毛泽东等感到:“亟须要有各省市地区计划。”11月10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讨论的“一五”计划草案,要11月底前将意见反馈中央;同时要求各地召集计划工作会议,结合当地特点和具体情况定出地方五年计划纲要,于12月10日送中央。各地计划纲要应包括工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林业生产、地方交通运输、国内贸易、基本建设、劳动、文化教育卫生、地方财政等十个方面,特别是本省农业生产计划。
陈云没去广州。11月15日至25日,他主持在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国务院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一五”计划草案规定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等问题。随后,陈云一边继续主持修改,一边开始准备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稿,并于12月17日报送毛泽东审阅。1955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给陈云的复信中说:“整个报告是很好的,看了觉得很高兴。”2月下旬,“一五”计划纲要草案,汇集各方意见,增加地方计划一章,经中央集体审定,于3月1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陈云在编制“一五”计划中展现出来的战略眼光和专业才能,获得苏联专家的高度赞扬。他们很尊重陈云,钦佩他精通经济学。苏联总顾问毕考尔金说:陈云这样年轻,就“有这么多党的工作经验,对经济工作又有这么深切全面的了解,实在难得,难得!”许多苏联专家在听了陈云对经济形势分析的报告后,大为感慨:“在这个几亿人口的大国里,能有条不紊地顺利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使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获得这样大的发展,的确是伟大的胜利,简直是神话般的奇迹!”
1955年3月31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原则通过这一草案。根据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议,4月至5月,仍由陈云主持,吸收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意见,参考苏联顾问建议,对计划草案作第六次修改,由原来12.7万字减少到10.4万字。
6月18日,陈云主持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五”计划草案,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审议。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
“一五”计划通过时已执行两年半,是“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这在新中国经济史上是独一无二。中共中央集全党智慧,立足国情,借鉴苏联经验,群策群力,成功完成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实属不易。从此,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国家工业化进程,终于开始启动。
经过历史沉淀和检验,198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一五”计划作出完全肯定的评价:我国“一五”计划取得重大成就。的确,“一五”计划为中国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是1953年至1980年之间5个五年计划中增长最快、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一五”计划是新中国系统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端,对中国制度探索和发展路径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系毛泽东著作版本研究会副会长兼高级研究员)
责任编辑:缪礼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