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南京局是解放战争前期中共中央派驻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秘密代表机构，机关驻地南京梅园新村，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书记由周恩来担任。周恩来撤返延安后，由董必武主持。

由于国民党政府独裁专制的黑暗腐朽统治和不断扩大内战的行径，令大批被称为“长着翅膀”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感到苦闷、失望。他们当初大都是抱着抗日救国的心情加入空军的，不忍心把炮火对准国内的老百姓。空军飞行员都受过专业的训练，视野比较开阔，社会接触面相对比较广，他们逐渐被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内战、和平建国政策所吸引，毅然克服重重困难，驾机起义，飞到解放区。中共中央南京局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设法营救首义勇士家属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的同一天，国民党空军首义飞行员刘善本驾驶B-24重型轰炸机从成都驾机起义，飞向延安。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刘善本驾机起义意义重大，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也开创了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的先例。延安军民召开了欢迎大会，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风趣地做了一首打油诗：“刘善本，性本善，驾着飞机反内战。”周恩来多次称赞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的感召下，国民党空军先后有40架飞机、近百人驾机起义。

刘善本驾机起义后，他的家属都还住在上海空军家属区。消息传开后，国民党军警特务重重包围监视了他们家，同时家里也失去了经济来源，一大家子的生活瞬间陷入困顿之中。他的妻子周叔璜当时还怀有身孕，处境十分艰难。当时在南京梅园新村的中共中央南京局书记周恩来对此十分忧心，他亲自策划布置，发动多方力量进行营救，想方设法要保护好这位首义之士的家属。他命在南京局上海工委从事秘密工作的潘汉年尽快想办法与刘善本的家人取得联系。中共地下党想了很多办法。在刘善本起义后第三天，一位化装成邮差的地下党员接近了周叔璜，告知她刘善本起义飞抵延安的消息，转达了党组织的慰问，请她放心，并约定3天后再次见面联系。但国民党特务很快又加强了对周叔璜和家人行动的监视。周叔璜每次外出身后都有特务跟随，始终无法如约见面。当时参与救援刘善本家属的还有中共中央南京局宣传部负责人廖承志、夏衍等。由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地下党的努力几乎都无功而返，形势越发严峻。

这期间，著名的民国侠女施剑翘发挥了重要作用。施剑翘因隐忍十年立志为父报仇、最终枪杀军阀孙传芳而轰动全国。七七事变后，她积极参与抗战工作，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到前线慰问战士，在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时，结识了中共代表团的邓颖超。当时邓颖超呼吁倡议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对她触动很大，这也让她从心底萌发了抗战胜利后办学的想法。1941年，在四川合川，她带头并大力发动家人及各界人士筹钱买飞机。短短几个月就为空军部队捐献了3架崭新的战斗机。此壮举被媒体报道后，她更加扬名中外，也因此结识了一批国民党飞行员。

1946年春，施剑翘搬到苏州生活，并倾注全力创办私立从云小学，招收贫民子弟、孤儿和流浪儿童。办学过程中，她遇到了很多困难。冯玉祥、陶行知等有识之士纷纷向她伸出了援手，中共中央南京局也给了她很多帮助。她多次出入梅园新村南京局驻地，在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南京局领导的接触中，逐渐与他们建立了深厚感情。施剑翘得知刘善本起义后家属的困境，来到梅园新村，主动向周恩来请缨，去上海为周叔璜等家人送生活费、传达周恩来的指示。施剑翘到上海后，利用抗战捐飞机时结识的国民党空军关系，坐着上海空军司令部的军车，直奔空军家属区，来到被国民党特务严守的刘善本家，成功将金条、钞票等悄悄交给周叔璜，并转达了周恩来的慰问和关切。在周叔璜临产时，施剑翘还安排她住进虹口附近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孩子出生后，她又带着住院费和生活费去看望。施剑翘以其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完成了周恩来的嘱托，帮助刘善本的家属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

在周恩来的关切下，虽然周叔璜和家人还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但她们的基本生活已经不成问题。1947年3月，国民党当局要求中共中央南京局全体人员撤离南京、上海、重庆，周恩来派人转告周叔璜，让她们想办法离开上海，回到四川娘家，以利于营救。后来，周叔璜辗转回到娘家，但由于国民党特务对她的娘家也进行了严密监视并实行邻里连坐。为乡亲免受牵连，周叔璜没有离开家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和刘善本团聚。中共中央南京局对于首义勇士家属的保护，体现了中共对起义人士的关怀和爱护，为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阵营的官兵起义及我党的策反工作奠定了良好的信誉基础。

说服勇闯梅园的义士潜伏策反

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唐宛体，小时候因家乡被日军飞机炸毁，立志长大后要从空中消灭日本侵略者。1944年，20岁的唐宛体与万千热血青年一样，投笔从戎，考入了昆明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决心学好飞行驾驶技术，“航空救国”。唐宛体在昆明航校训练4个月后，飞往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印度分校，接受了半年的飞行训练，在这里感受到有色人种被歧视的命运，开始思索人生和世界。

1945年8月，唐宛体和同学们一起从印度乘美国运输舰穿越地中海、大西洋，前往美国继续受训。在舰上，他们获悉日军投降的消息，但胜利的喜悦没持续多久，就听说国民党要打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消息。在讨论时事的过程中，唐宛体和几位富有正义感和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同学禹庆荣、何同沧、俞渤、王玉珂、魏雄英等，因为对国家前途命运看法一致，成为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

在美国训练期间，他们一起阅读进步书刊。当时《华侨日报》敢于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野心和腐败黑暗，深受他们喜爱。通过《华侨日报》，他们了解了国内的很多事件的真相。他们还读了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了解到延安的许多情况，心中产生了向往。最吸引他们的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读完后，犹如黑暗中看见了北斗星。当时国民党安排官员密切监视他们的言行，这些宣传共产党的书籍都是禁书。他们通过《华侨日报》的售书栏介绍，偷偷购买了后互相传阅，逐渐探寻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训练中，唐宛体和同学们感受到蒋介石要利用美国支持扩大内战，非常愤懑。他们相约绝不打内战，回国后寻找共产党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并约定谁找到共产党，就以“母亲”为暗语相互通知。

1946年10月，唐宛体乘美国运输舰从旧金山回到上海，听到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训话时嚣张地扬言三个月内要消灭共产党。这个22岁的热血青年陷入深深的苦闷中。他原本以为上海是个找共产党的好地方，还知道三联书店是进步书店，于是得空就跑到三联书店看书，从早上开门到下午打烊，期待有人突然来拍他的肩膀和他聊天，但都失望而归。

不久，唐宛体来到南京。他每天浏览报纸，偶然看到《中央日报》上有一则“中共发言人王炳南……”的消息，顿时喜出望外：既然有中共机关在此，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共产党找到。唐宛体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找到中共机关的驻地，报纸上并没有说具体的地址，而他在美国看《华侨日报》时，对国民党特务的阴险猖獗有了一定的了解，不敢公开打听。他想办法找到了一位在社会劳动部工作的同乡，辗转闲聊，终于了解到中共办事处设在梅园新村17号。唐宛体感觉如获至宝。

以国民党空军的身份在国民党统治中心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机构，无异于是一次生死攸关的闯关。唐宛体第一次到南京，一切都是陌生的。他反复研究南京地图，特别是梅园新村临近的街巷和交通，细细琢磨进入梅园新村时的服装、身份等。10月下旬的一天，唐宛体穿了一套不起眼的普通法兰绒西服，不扎领带，化装成大学生的模样，以中等速度，由南而北穿过梅园新村街道，中共中央南京局驻地梅园新村17号、30号静静地矗立街道两侧。他两眼暗中观察，重点掌握了梅园新村17号的门户坐落方向及形状、大门口的特点，以及邻近街坊的特点，通过全街后从北口迅速离开。

10月底的一个下着小雨的傍晚，唐宛体仍然穿了一身西服，先乘三轮车，后换人力车，在梅园新村附近的街道下车。进入街道时，他极力保持着外表的冷静，以散步的姿态接近梅园新村17号，环顾四周无人后，迅步闪入办事处大门。这一刻，他感觉自己安全地回到了家，即将见到久久思念的“母亲”了。

在梅园新村17号进门右侧的传达室填完会客单后，他提出要求见王炳南。南京局一位同志对这位闯入的陌生人先进行了十多分钟的问讯后，到里面做了汇报，然后将唐宛体引进了17号主楼一楼靠近门口的会客厅。随后王炳南进入会客厅。王炳南当时将近40岁，是中共中央南京局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书记兼秘书长，也是南京局开展秘密工作的主力之一。在唐宛体眼中，王炳南和蔼可亲，学识渊博，言语富有感染力，与他交谈时十分亲切，一点也不拘谨。唐宛体一股脑畅谈了他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认识，谈了他从《华侨日报》了解的对国内时局的认识，表达了他和同学要求到解放区参加革命的愿望。谈到深夜11点，许多问题来不及详谈，他们约定下次还来继续谈。王炳南提醒他务必提高警惕，驻地周围布满了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的监视站，还有很多化装成卖香烟的、拉黄包车的和修鞋、算命的等形形色色的流动特务。在王炳南的提醒下，唐宛体才想起第一次来梅园新村勘察地形时在街道南口右侧的一个摆香烟摊的人，约四五十岁，中等身材，很瘦，穿长袍，戴旧礼帽，还有一副黑框的圆形近视眼镜，看到唐宛体看门牌，就问他找多少号，还教给他怎么辨认大小不一的门牌号，追问他从哪里来，找谁。唐宛体应付说从武汉来的，找亲戚，说完就转身走了。王炳南说这个人把口的，是个很厉害的特务，对唐宛体的机智很赞赏，并教给他对付敌特的办法，随后用南京局的小汽车把唐宛体送回去。

唐宛体回去后，决定改变策略，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利用飞行员社会地位高、不易受怀疑的优势，全套美式装备，手枪内和皮带都装满子弹，万一落到特务手上，就干脆先下手为强。11月上旬的一个傍晚，他再次迂回来到梅园新村17号，精神抖擞步入街道，观察四周无人直接一穿而入。这次唐宛体继续向王炳南提出坚决去解放区的要求，并把同学的名单（即禹庆荣、何同沧、俞渤、王玉珂、魏雄英）写给他。王炳南高度赞扬了他们的革命决心，但还是劝他们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希望大家能够潜伏在国民党空军内进行策反、情报工作，等待时机，大举起义。王炳南给唐宛体讲了很多革命道理，要他们暂时忍耐，为了执行革命任务，完成更大的使命。王炳南指示，今后唐宛体与党联系用“胡瑛”的化名，万一被捕，党会立刻知道，并设法营救。王炳南规定了与唐宛体的秘密联络渠道，即写信由“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谭惕吾转彪兄”。

1946年10月底至12月，唐宛体先后四次进入中共中央南京局驻地梅园新村17号，后三次都是全副空军服装带枪去的，每次都是王炳南接待。王炳南说刘善本起义后在延安受到党组织的热情接待和党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并告诉他南京局如何通过种种途径，接济刘善本在上海的家属的，令唐宛体充满了感激之情。唐宛体在南京局驻地读了《四大家族》《群众》杂志等书刊，感受到了以前从未体验过的同志之间的感情，这些都让他更加向往解放区。他提出实在不能批准他飞解放区的话，从地面走也可以。王炳南最后决定让他去上海见一下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南京局工作，同时也负责南京局地下工作委员会的董必武，请董老决定他的去留。行前，王炳南用钢笔给唐宛体写了一张很小的纸条：“董老：介绍胡瑛来看您。”

1947年元月上旬，唐宛体乘火车到了上海，全副武装来到马思南路107号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作委员会的驻地，见到了董必武。董必武看过条子后，非常亲切地接待了他。唐宛体陈述了坚决反对内战、要求到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强烈愿望。他感觉董老似乎已经知道了他要说的一切。董必武耐心启发他：像你们由同情民主革命到要求投身革命行列，是十分可贵的。国民党一定会崩溃，像盛满热水的玻璃杯，杯子下面已有裂纹，只要再加温，到一定程度就会彻底破碎，你们到那时再大举起义到解放区。现在你和你的同学，应该充分利用合法身份，长期潜伏于蒋空军，发展组织，等待时机，进行策反、情报等工作。我们手都伸不进去，你们还要走？

董必武耐心地劝导他：就是交朋友，国民党空军里，许多都是有爱国心的青年，与他们广泛交朋友，团结、启发、帮助、鼓励他们，他们会进步的，到时候，争取他们一起驾机起义，力量岂不是会更大。你和你的同学们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既然要求参加革命，就要服从党的决定。经董必武再三阐述和教导，唐宛体终于想明白了，表示愿意接受党的指示，执行党的任务。董必武让唐宛体担任党的秘密工作代表，与同学联系，并规定他与王炳南接头，再三叮嘱他潜伏在敌人心脏里作斗争是危险的，要机智勇敢。

在董必武的悉心教导下，唐宛体学会了利用合法身份开始新的生活和斗争。他抓紧时间向其他五位同学通报了找到“母亲”的消息，并说：母亲叮嘱我，家里很穷，经过八年抗战，什么都没有了。要我利用现在的地位，多挣点钱，将来把家搞好。现在家里无人，暂不要回去，等等。以后唐宛体利用飞运输机之便，与同学们详细地谈了到中共中央南京局驻地商谈的情况及党的指示。

随后，唐宛体到杭州航校报到，按照之前与王炳南约定的联系方式给王炳南写信汇报情况，因暂未找到可靠的收信处，就请王炳南暂时不要复信。1947年3月7日，唐宛体突然在《中央日报》看到董必武率中共办事处从南京飞返延安的消息，顿时感到，好不容易与党建立的联系又要被断了。中共中央南京局撤回延安后，董必武曾派人找过唐宛体，但未能联系上。

唐宛体想起董必武和王炳南的指示，安心潜伏下来，加紧开展广交朋友、搜集情报的工作。唐宛体联系了在南京开展秘密工作的林城（即林健神），并在他的指示下继续开展秘密策反工作。林城是潜赴在南京空军医院的地下党员，在南京局撤返延安之际，曾就自己是继续在国统区坚守岗位还是搭乘南京局最后一架飞机撤往延安征求过南京局的意见。当时中共中央南京局办公厅主任钱之光代表组织决定其继续留在南京，从事秘密工作。唐宛体在林城的领导下，联系或策反了俞渤、周作舟、郝桂桥、陈九英、张祝礼、魏雄英、刁光荣，王凡(原名王伯权)，于振超、刘继广、王玉珂、刘单生、崔锡良、彭树新、陈声永、何同沧等飞行员，先后驾机起义，飞往解放区。

刘善本、唐宛体、俞渤等国民党飞行员的起义，体现了中共中央南京局在解放战争初期对国民党空军秘密工作的重视和布局。南京局还通过宣传、统战等渠道对国民党空军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争取工作，解放战争中后期空军飞行员陆续起义，很多都是受此影响。这对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对新中国空军的创建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林建英，梅园新村纪念馆综合业务部主任；沈娜，梅园新村纪念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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