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出身书香世家，自幼浸润传统文化，少年时受五四浪潮激荡而觉醒。他从文坛新锐成长为左翼旗手，又临危转向隐蔽战线，以文人智慧驰骋情报战场，于统战风云中游刃有余。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政上海，以人文情怀赋能城市治理。潘汉年一生游走于笔墨与刀光之间，谱写了一曲文人革命者的传奇赞歌。

沪上激荡：从办刊先锋到左翼旗手

1906年，潘汉年出生于宜兴书香之家，幼读私塾。1917年，考入宜兴县立第三高等小学，1919年夏，在堂兄潘菽影响下，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启蒙和感召。1920年辍学在家乡任教的潘汉年，开始关注现实，1922年，在常州延陵公学学习一年后到励进社小学任教，并投身《宜兴评论》小报编撰工作。1923年秋，开始发表白话新诗、散文和儿童文学作品。

1925年初，19岁的潘汉年考入上海中华国语专科学校学习，后进入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做校对工作。他不仅认真核对字句，还主动为儿童文学作品撰写评论，陆续在该刊物发表了故事和儿歌数篇，成为当时少儿读物中的一股清新力量。

然而，上海这座城市的复杂动荡，让潘汉年无法只沉浸在儿童文学的世界里。五卅运动爆发后，他亲见工人游行队伍遭到镇压的悲惨场景，近距离接触到了时代的痛点。潘汉年因杂志印刷工作，结识了被上海大学中共支部秘密安排在印刷厂工作的陈铁庵。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陈铁庵先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不久后，潘汉年又加入中华书局工会，积极参加中华书局的罢工斗争，并被选为与资方谈判的代表。

在文学上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潘汉年在政治上也日益进步和成熟。1925年11月，他由阮仲一、王弼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将文学创作与革命事业紧密结合。

1926年，潘汉年加入创造社，结识了郭沫若、郁达夫等文学界前辈。在他们的影响下，他的文笔愈发锋芒毕露，字里行间尽显针砭时弊的锐气。彼时，创造社旗下刊物《洪水》以反帝救国为己任，积极声援国共合作，热忱呼应北伐大业，成为传递进步思潮的重要阵地。潘汉年独立编撰《A11》《幻洲》两份周刊，秉持“凭良心说真话”的宗旨，文风泼辣果敢、立论尖锐深刻，直刺社会沉疴。后来，创造社出版部遭当局以“反动”为由蛮横查封，四名同仁不幸被捕。危急关头，潘汉年挺身而出，为恢复出版阵地和营救被捕战友四处奔走。经过积极斗争，最终取得胜利。这一行动既彰显了进步青年捍卫革命文学的坚定立场，更铸就了一名革命战士不畏强权、勇担使命的精神品格。

1927年，21岁的潘汉年应郭沫若、李一氓之邀前往南昌，参加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分部工作，并被任命为《革命军日报》的总编辑。大革命失败后，潘汉年从北伐前线回到上海，立即投入文化战线的斗争。他办刊物、写杂文、发政论，笔锋所向，直指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要害。

1928年夏，鉴于潘汉年回上海之后的表现以及他与进步文化界的广泛联系，中共江苏省委任命他为省委宣传部文化党组书记。1929年，他担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首任书记，肩负起团结进步文化人士、重建左翼文化阵营的重任。当时，鲁迅因不满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正处于孤立无援状态。潘汉年多次登门拜访，以真诚的态度和深厚的学识打动鲁迅，推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得以成立。这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潘汉年作为组织者之一，在会上发表题为《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的演讲。此后，他又陆续推动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剧团联盟以及左翼文化总同盟，构建起涵盖文学、戏剧、音乐、美术领域的左翼文化网络。

这段岁月里，潘汉年既是刊物主编，也是组织领导者；既擅长撰写锋利的杂文，又能协调各方力量。他在《现代小说》上发表的《论左翼文化运动的方向》，明确提出“文化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理念，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理论文献。此时的他，已从一名文学青年成长为左翼文化阵营的领军人物，用文字与行动，在上海的文化战场上筑起了一道抵御黑暗的坚固防线。

临危转型：从文坛消失到情报战场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投敌，党中央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将情报工作的重任交给了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潘汉年。5月，文化人出身的他放下熟悉的笔杆，挑起了中央特科的领导重担，投身隐蔽战线的工作中。

接手时，上海原有的情报网已支离破碎，特务眼线遍布街头巷尾。面对如此困境，潘汉年另辟蹊径，将文化工作思路融入情报网络的重建工作。他联络文化界的旧友故人，拓展吸纳可靠的情报人员，以编辑、作家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开展秘密活动，逐步恢复起坚实可靠的情报关系网。同时，他凭借自身优势推进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将文人的严谨细致带入情报工作，建立了严格的工作制度，对情报的准确性反复核验，对传递的安全性层层把关。

1933年6月，潘汉年抵达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央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1934年，潘汉年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代表，前往福建与十九路军谈判，签订了停战抗日的协定。同年10月，潘汉年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遵义会议后，潘汉年受中央派遣，与陈云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决定和中央红军长征的情况。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在莫斯科与国民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接触，表明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拉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序幕。

1936年10月，潘汉年以中央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和与国民党谈判全权代表的双重身份，肩负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任，开启了艰难的斡旋之路。作为连接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关键纽带，他穿梭于上海、南京、香港与陕北之间。在与国民党代表张冲秘密谈判时，他既坚定地阐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又以情理交融的言辞打动对方，提出“保留红军基本建制”的折中方案，打破了谈判僵局。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临危受命赶赴南京，坚守“团结抗日”的核心立场，奔走于各方势力之间传递和平主张，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扫除障碍。西安事变后，他继续投身国共合作谈判，在与陈立夫等人的辩论中，坚守抗日大政方针，以原则问题不让步、细节处理善变通的谈判艺术，既维护了中共的权益，又顾全了抗日大局。同时，他与宋庆龄、沈钧儒等爱国人士密切联络，传递党的主张、凝聚广泛力量，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潘汉年受命担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期间，凭借与文化界、新闻界的深厚联系，精准搜集到日军兵力番号、登陆部署及国民党高层密谈等核心情报，并及时传回延安。1938年，潘汉年在延安任社会工作部领导，在干训班传授地下斗争和情报工作经验。1939年，他赴香港主持敌后情报工作，并负责组建华南情报局，统一领导港澳穗等地的情报工作，构建起覆盖华南、东南亚的情报网。1941年6月，他提前获取德国进攻苏联的计划，经延安通报苏联，为苏联争取到了宝贵的备战时间；随后又探明日军“南进”战略，助力苏联调整兵力部署。

香港沦陷后，他冒死组织撤退，将柳亚子、何香凝等800余名文化名流及2000余名爱国青年安全转移，用行动守护了文化火种。在华中局情报部任职时，他组织文人创作抗战作品，让文化成为凝聚人心的武器。即便周旋于汪伪“76号”特工总部时，他也以文人的智慧拿捏分寸，直接从其头目李士群等人处收集情报，展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具的斗争艺术。

解放战争时期，潘汉年再赴香港开展统战工作，将李济深、郭沫若等大批民主人士护送至解放区，为新政协的召开奠定了基础。他搜集的国民党军事部署情报，更成为党中央制定三大战役战略的重要依据。他组织策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起义，保护了大批资产与技术人员。为此，毛泽东发来贺电：“甚为欣慰。即望团结一致，坚持爱国立场，保护祖国财产，以待中央人民政府的接收。”

热情洋溢：文人底色映照新中国成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等职务。他身兼数职、重任在肩，以果断举措保卫新生政权：统筹公安与驻军力量打击敌特，破获了大批案件；运用分化策略约束帮会势力，以刚柔并济的方式惩治恶霸、平定盗匪，迅速安定了战后上海的复杂局面。在上海任职期间，他的文人底色愈发鲜明，手中的笔成为政务之外的柔性纽带，既联结各界爱国力量、凝聚思想共识，也传递新政权的理念与诚意，让务实治理与人文情怀深度交融，为上海的恢复发展注入了文化温度。

在统战与外事工作中，潘汉年的文人气质与沟通智慧发挥了独特作用。上海作为工商界、文化界名流云集的城市，如何团结各方力量投身建设，是当时的重要课题。他凭借丰富的统战经验和真诚的态度，多次走访茅盾、巴金等文化界知名人士，以及荣毅仁等工商界代表，以务实举措赢得了广泛信任。他牵头召开上海文化界座谈会，鼓励文艺工作者“用笔墨描绘新中国的新气象”；针对工商界的顾虑，通过多场座谈会阐述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核心主张，细致分析恢复生产对民生和国家建设的意义，有效打消了企业家的疑虑，为上海工商业的快速复苏奠定了基础。在与外国侨民、国际友人交往时，他常以文学、艺术为切入点，介绍中国的革命文化与建设成就，用文人的儒雅与坦诚，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在民生与城市建设领域，潘汉年始终以“为人民办事”为核心，推动市政建设向民生化、公共化转型。面对旧上海工人聚居区的棚屋困境，他牵头开展调研，全力推动工人新村建设，为改善劳动者居住条件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推动旧有娱乐场所改造为人民公园、文化广场等公共空间，让城市资源回归民众共享。1953年，他担任中苏友好展览馆建馆委员会主任，克服地质、工期及中外协作等难题，推动上海新中国首座大型高级建筑按时落成，既落实了中苏合作项目，也为城市增添了公共文化载体。

即便政务繁冗，潘汉年始终未割舍文人本色，他以文为桥，构建文化治理与思想联结的独特纽带。1949年，他先后在《解放日报》发表《纪念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杨贤江同志精神不朽》，既以旧交之谊回溯陶行知“教育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实践、杨贤江投身革命文教的生平，也借纪念文章向文化界传递新政权对进步知识分子的认同与凝聚。1951年，他在上海《文艺新地》发表《学习苏联电影工作的先进经验》，提出文化领域需“分清两类矛盾”的辩证主张，既强调对错误作品的斗争原则，也主张对进步文艺的善意扶持；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的《鲁迅杂文的斗争性》一文，兼具思想性与自省性，既剖析了鲁迅杂文作为“思想斗争武器”的特质，号召学习其“立场明确、反对妥协”的精神，也反思早年左联对鲁迅的误读，尽显文化领导者的理性与格局。这些文章并非单纯的文字创作，而是潘汉年以文人之笔参与城市文化整合、联结知识界的生动实践，字里行间的情怀与思辨，正是人文温度在政务工作中的延伸。

1955年4月，因历史遗留问题，潘汉年被隔离审查，此后的人生陷入漫长坎坷。1977年4月14日，他与世长辞，享年71岁。1982年，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恢复其党籍和名誉，平反通知明确指出：“潘汉年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在宜兴的潘汉年旧居中，潘汉年当年使用过的笔、撰写的文章手稿静静陈列。每年都有许多人慕名而来，缅怀这位从文人蜕变为革命战士，又在苦难中坚守风骨的先辈。他的一生，如同一支笔，在时代的长卷上写下了忠诚与信仰的篇章；又如同一束光，即便置身暗影沉沉之境，也从未熄灭对光明的向往。

（作者系中共连云港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党史编研处副处长、三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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