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电影事业，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留下的极其薄弱的技术和设备基础上，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发展壮大的。周恩来总理在这方面倾注了许多心血，做了大量工作，硬是让几台破机器转出了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白手起家铸银幕

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后，周恩来专门把电影界代表留下来交流工作。当时，接收的国民党“官办”电影厂，幸得职工护厂有力，才没有散架，但棚顶漏光、地板起翘却是普遍状态；民营电影公司则更寒碜，摄影机老得掉牙，被戏称为“独眼龙”。各位代表纷纷表示：一方面要修摄影棚，另一方面得购买摄影机，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周恩来耐心听完代表们的意见，笑着点头：“大家说的都是事实，提的要求也很合理，相信不久一定也都会解决的。”但随即话锋一转，“可眼下几十万南下战士正被蚊子咬得睡不着，我先得给他们找蚊帐。摄影机器可以等一等，战士们没有蚊帐可不行啊！”一席话说罢，满屋人都沉默了。电影人这才明白：摄影机器和战士的蚊帐同在周恩来心中的账本上，但事情总要分个轻重缓急。

会上，周恩来问道：“要拍电影，胶片有着落了吗？”众人再度愣神。当时国内尚无一家胶片制造厂，拍摄电影全靠进口外国胶片。电影演员袁牧之回答说：“一段时间内，还是得继续进口洋胶片。”周恩来点点头，却掰着指头数起来：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将来一年要拍好多部电影，每部影片至少百来个拷贝，得需要多少胶片？靠外汇买胶片，终非长策；一定要解决胶片工业问题。还要想到，胶片不但要自给，还要考虑未来支持朝鲜、越南、缅甸等兄弟国家的电影发展。这笔账，现在就要开始算一算。

会后，司徒慧敏便奉周恩来命令，着手筹划“电影工业”这盘大棋。1953年，第一家胶片厂破土而出，自此新中国电影有了国产“底片”可用。同年秋，南京电影机械厂又成功试制出主要面向农村的第一台国产16毫米放映机。这款放映机是在周恩来亲自督促下制造而成的。机器一落地，就先被周恩来带进中南海，亲手调试后展示给毛泽东主席看。一台小小放映机，承载着大国总理“让胶片自给、让电影下乡”的两桩心愿。

1958年“大跃进”期间，周恩来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义务劳动之余，又把司徒慧敏拉到一旁，蹲在地上试转移动式放映机。他盯着昏黄灯头追问：“碘钨灯、氙气灯几时上马？亮度能再提几成？”1965年初，周恩来现场考察胶片研制实验室，对着染印法样片和刚量产的8毫米（后定8.75毫米）窄胶片询问成本、寿命，一句“要让社队工矿都看得起”把技术参数确定在“廉价、轻便、亮堂”三条上。这次“现场办公”后，电影机械、胶片、染印法像被拧紧的发条，发展大为提速。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文化部电影局负责人袁牧之拟把全国电影力量集中到北京西郊，建造一座“电影城”，并自1951年起全面推行“企业化”，实行定额、成本、盈亏一条线。周恩来听后摇头：“现成的机器还没用老，何必大兴土木？中国这么大，回族、藏族、苗族的故事能在一条生产线里拍出来？电影靠工业吃饭，但工业不是电影自己关门能造全的，得搭冶金、机电、化工的顺风车。政治方向要集中，胶片运转不能垄断；眼下观众才几千万，国家还得倒贴钱，‘企业化’先缓一缓，把拷贝送到山沟、牧区再说。”几句话，把“大集中”转变成“星罗棋布”，把“企业化”改成“国家养几年”，后来电影厂遍地开花、工业配套跟进，走的正是这条“分散——协作——先普及后赚钱”的道路。

1951年3月24日，周恩来把沈雁冰、陆定一、胡乔木请到中南海西花厅，专门给电影工作“把脉”。他开出三味“药方”：第一，先成立“思想指挥部”，设立中央电影工委，起草一份“电影工作决定”；第二，就地取材破解剧本荒，把全国叫座的地方戏本子筛一遍，选择能改编的改成电影剧本；第三，影评先把“政治方向盘”把住，艺术分寸以后再说。当月，“国营电影厂新片展览周”在京津沪等20座城市举办，周恩来提笔给展览写下“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10字题词。

1952年4月，一纸调令把夏衍从上海请到北京，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专管电影。两年后，周恩来又批准了给各地电影厂增加人才的方案：部队精简下来的文艺骨干、地方文工团里的尖子导演和演员，统统“转行”补充到各电影制片厂，给大银幕添兵加将。

1954年夏，中国电影周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苏联城市轮流开幕，《智取华山》《鸡毛信》一路放映。电影编剧张骏祥陪场看电影时发现：苏联观众一看到炮火镜头就低头——卫国战争把家家户户吓怕了。张骏祥等回国后写总结时，顺手把“少拍战争片”列进建议，有导演还自嘲“别再当战争贩子”。报告递到国务院后，周恩来很快就把张骏祥等叫进中南海，严肃地说道：“苏联人民经受了残酷战争的戕害，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惨痛的损失，怕打仗，情有可原。但帝国主义还在我们的门口，蒋介石还在做梦打回南京，我们不能放松战争的准备，尤其不能在思想上放松警惕。‘准备打仗’是毛主席的号令！我们不是要停拍战争片，而是要拍好战争片，让人民在银幕上学会怎么赢。”接着补充说：“电影先给工农兵看，中国观众点头，外宾才有得学；至于得什么奖，少惦记。”

1955年7月，周恩来亲自拍板北京电影学院挂牌成立，同时把苏联专家请进门，先办导演、表演短训班，调郑君里等电影界的“老江湖”回炉深造。听说有人嫌洋教法水土不服，周恩来连夜把个别学员找到办公室：“取经不是抄经，先把人家的看家本领拆开来，能用的留，不合用的扔，最后变成自己的手艺。”一句话，让“学苏联”从照搬照抄变成了“拆零件、换零件”，电影教育就此装上“国产发动机”。

百花齐放听掌声

1957年4月14日，周恩来把60多位电影人请进中南海西花厅，先就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两类矛盾和整风运动娓娓道来，继而阐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电影界的含义。他说，写剧本、运镜头都要贴着中国人的情感、脾气和风格走，电影工作年度计划要留余地，给创作者以喘息空间，不能盲目迷信洋模式；只有先让工农兵观众点头，影片才算立住了第一只脚。接着，他把话题拉回具体工作，一口气抛出十对电影工作中必须系好的“扣子”：老传统里该留的身段要留，封建渣滓必须刮；山沟里出来的“土八路”和上海的“洋场派”得同坐一张桌，互相取长补短；香港制作的影片，不能要求同内地制作的一样，要兼顾海内外观众情感和所处环境的不同；培养新的人才的同时，要注意对老演员在工作上的安排，有经验的演员是可贵的，一定要老少合作；银幕阴盛阳衰，用演员得兼顾男女比例；部队文工团瘦身，转业干部是现成人才；藏族、维族、傣族的面孔应该更多地出现在镜头里；对外联系、协作要广泛，和有关方面要取得密切联系；有余粮再和洋人合拍，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甚至帝国主义国家的钱，干净就能挣；而花外汇买来的只是“样品”，拆明白后得自己开机床，把科技命脉攥在手心。临了他又补一句：“海报上的字别吹破天，是几分成绩就写几分，观众鼻子灵，一闻就知道真假。”

1957年4月27日，周恩来陪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飞抵杭州。从演员于蓝丈夫田方口中得知，于蓝在杭州美院院长莫朴家中静养，周恩来趁工作间隙前去探望，偏巧于蓝出门散步，两相错过。午后，他提笔写下一纸短笺，遣秘书折回莫宅——“于蓝同志：小超大姐说你在西湖边养病，让我得空一定看看你。到杭首日就托人打听，昨日才寻得孤山住处。特送信问安。能否出门走走？若不便，也望实告。候复，祝好！——周恩来1957.4.27”于蓝散步归来，展信凝视苍劲字迹，泪水夺眶而出：日理万机的总理，竟把一名普通文艺兵的病榻冷暖系在心头。

1958年“五一”节，周恩来在电影工作座谈会上连讲两场，核心是说：要把镜头对准正在变化的中国。他说：“政治思想是文艺工作的灵魂，政治思想工作必须要有生活。多拍纪录片，拿这个做中心，把劳动、生活、工作结合起来，把今天的现实和明天的理想结合起来，这就是又红又专的办法。”“现在的人民是所有制改变以后的人民了，不能老是写《董存瑞》、《翠岗红旗》这一类题材，要写新的东西。”“纪录片的拍摄计划应该到工地上去写，写集体化还要联系将来共产主义的理想。”“艺术作品当然要有趣味，但趣味有高级、低级之分，我们要的是高级的趣味。人情味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的人情味最伟大，到阶级消灭就更伟大，无产阶级的战士是往前看的。无产阶级的感情最动人：周文雍、陈铁军刑场上的婚礼可以哭，叶挺、博古失事的消息传来延安也哭过；哭不是软弱，是钢铁里的温度。像高尔基《母亲》把母子情升到阶级情，像《白毛女》把父女、恋人两条线缠成对地主阶级的控诉——人情味写好了，就能写出波澜壮阔。”

1959年4月23日，周恩来抱病把陈荒煤、赵丹、张瑞芳等人请到医院，开口便说：文艺工作中有个问题，老是“跛脚”。凡事得学会左右脚交替，先替对立面留把椅子，尤其精神产品，一个指头歪了，观众就会喊疼。艺术既然是给千万人看的，就得让千万人看得懂、愿意看。他先给“失败”松绑：艺术创作失败了，也是成功之母，怕摔就永远迈不开步。又劝“洁癖”者：别等十全十美才端菜，粗糙点端上桌，众人一筷子一勺子就能帮你提高。

谈到国庆献礼片，周恩来提醒：干劲要鼓，心弦得松，多快好省是钢煤粮棉的口令，不是艺术的生产指标，宁可少几分，也别把导演逼成会计。做工作须理智，搞创作要热情，一个锅里炒多种味道，才能色香俱全。

1959年11月2日，新片展览周招待会上，周恩来举杯直言：银幕是最大课堂，十年成绩可喜，仍要把镜头对准缺点，倾听观众和同行的尖锐批评。群英会上涌现的万千工业、交通、财贸、文教模范，正是现成的电影素材。英雄堆里还潜伏着未来的编剧、导演、摄影机手，电影队伍可以从他们中成倍扩容。他当场发出邀约：十年后的国庆二十周年，要让中国电影的创作数量和从业人数“连翻几番”。

转过年的4月6日，周恩来把自己的题词送到演员田华手中，12个字力透纸背：“努力学习，努力改造，努力工作”，把个人奋进与银幕使命一并压进短短的鞭策里。

1961年起，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和观众呼声，《大众电影》编辑部决定每两年举办一次完全由观众投票决定获奖等次的“百花奖”，取“百花齐放”之意，又称“群众奖”。首届评选范围覆盖1960—1961年的国产片，11万多人寄来选票；第二届范围覆盖1962—1963年的国产片，投票数陡增到18万，足见群众热情之高。

1962年5月22日，适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前夜，全国政协礼堂里灯火通明，第一届“百花奖”颁奖大会与联欢晚会同时举行。郭沫若、周扬、夏衍等文化名人到场，获奖影片《东进序曲》在银幕上再度放映。周恩来、陈毅特地从繁忙日程中挤出时间，赶来向获奖者致贺。周恩来握住最佳女演员祝希娟的手说：“观众给的荣誉要珍惜，盼你在表演上不断长进。”得知《洪湖赤卫队》获最佳音乐奖，他轻声哼起“洪湖水，浪打浪”，连夸歌曲抒情动听。闲聊间，他替《林则徐》《青春之歌》《五朵金花》错过参选而惋惜，一句“总觉得有点不公平”引来满场会心笑声。

到了1963年第二届评选，组委会在公布结果前把情况向周恩来汇报，他建议增设“荣誉奖”。《槐树庄》《保卫古巴》《中国武术》等片，因得票高而榜上有名。5月29日的颁奖晚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首都各界2000多名代表出席。张瑞芳凭“李双双”获最佳女演员奖，王苹凭《槐树庄》获最佳导演奖。合照时，周恩来恭敬地让座给执导《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81岁导演杨小仲，并悄悄站到左侧前排，把中间位置留给年长者，笑称：“我是普通观众，今天是来给你们道喜的。”蔡楚生导演当场邀请周恩来下届再来，他爽快地答应：“有时间一定来！”

两届“百花奖”的成功，使新中国电影工作者第一次大规模、面对面地倾听观众心声，也在中国影坛开创了群众性评奖先河。人们奔走相告：“电影‘百花奖’办得好！”从大街到田头，观众发现自己手里真有一票之权，银幕上下的距离被骤然拉近。而周恩来两次亲临、鼓励的细节，更化作影坛佳话，长久流传。

逆风执炬守初心

周恩来对美术电影的关怀，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便生根发芽。1949年7月26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闭幕晚宴上，剧作家欧阳予倩把木偶艺术家虞哲光介绍给周恩来，总理握着虞哲光的手说：“苏联、捷克的木偶戏正红火，新中国也要追上去。”一句话，让虞哲光把提线、雕头和机关装置通通搬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1950年起，他先后拍出《小小英雄》《小海的梦》《神笔》等木偶片，赢回一大批国际奖状；随后他还创作出“折纸片”，为美术电影再添新枝。周恩来的鼓励像隐形丝线，牵着木偶也牵着创作者，一路向前。

1958年4月，春风吹进上海电影制片厂。周恩来陪邓颖超、郭沫若前来视察，听说“万氏兄弟”是动画鼻祖，立刻快步迎上去，与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依次握手：“你们做了大好事，对人民有贡献！”三兄弟激动得只会咧嘴笑。有人补充说：“大万还是剪影高手！”厂领导顺势提议：“请大万给总理剪个影？”周恩来含笑点头。万籁鸣屏息操刀，两分钟屏住千钧——剪影递到总理手里，那熟悉的侧影跃然纸上。周恩来端详后朗声笑道：“很像嘛，谢谢你！”

当时欧美动画商多靠荒诞低俗捞金，万氏兄弟却牢记总理嘱托：画笔要跟着红旗走。于是，《大闹天宫》的祥云里藏着反封建的雷声，《小蝌蚪找妈妈》的水墨间流淌着新生中国的童趣与健康。中国美术电影在周恩来目光的注视下，绕过资本狂欢的歧路，沿着“为人民、为政治、为优美”的轨道，昂首阔步，划出与西方动画截然不同的光谱。

20世纪50年代，日本首个电影代表团访华，周恩来在接见时指出：“中国美术电影走独立自主之路，是影坛里的佼佼者。”这简短而有力的评语，既为中日影人对话增添了新议题，也像火种般点亮了上海美影厂职工的创作热情。

在周恩来的持续关注下，电影工作者决心深挖民族宝库——借鉴窗花剪纸，研制镂空鲜明的剪纸片；化用水墨丹青，推出世界独一份的水墨动画片。新片种接连问世，中国美术片因而被誉为“会动的国画”，享誉海内外。

1961年1月7日，中国电影周在缅甸仰光揭幕，周恩来与吴努总理并肩步入开幕式礼堂。展映的十部片目中，唯一的一部《美术片集锦》格外抢眼——它把水墨、剪纸、木偶的东方韵味浓缩于方寸银幕。消息传回上海美影厂，全体职工倍感自豪：总理把民族美术片带向世界，这份信任便是最大的动力。大家立誓加倍努力，用更多更好的作品服务中国人民，也服务世界人民。

1961年6月17日，周恩来亲自到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摸底”，把作家、导演们请进中南海，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6月22日，他又把电影口的主创和主管留下来“开小灶”，从剧本荒谈到演员荒，最后落到一句话：质量上不去，根子在领导。7月2日会议闭幕，周扬、夏衍、陈荒煤根据“总理点题”连夜起草了《文艺八条》和《电影三十二条》，本想给“双百”方针装上“护栏”，让电影创作驶上快车道。文件印成后，却被锁进抽屉。“文革”中，这次会议被江青扣上“新侨黑会”的大帽子，两份旨在“松绑”的文件，最终成了束之高阁的空文。 

1962年初夏，周恩来视察长春电影制片厂。在摄影棚，他提醒配乐师：“别让音乐盖过人物的脸和台词。”他随手举出《董存瑞》：“情节不奇不险，可几个活脱脱的角色就把观众钉在椅子上，这就是典型人物的力量。”话锋一转，他叮嘱大家：“镜头对准工农兵，先学会在生活中找真人。”

三年后的1965年1月26日，周恩来把刘白羽等人找到中南海西花厅，劈头便问全年影片生产问题。8月11日，他在文化部召开的电影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了“三年下乡”方案：电影工作者先参加“四清”蹲点，再进工厂田头，“从当前实际出发，别从定义出发。生活实践这一步走实了，艺术实践自然会长出新庄稼。”

1973年元旦，周恩来同政治局成员一起接见电影、戏剧、音乐界代表。谈到电影，他先作检讨：胶片、洗印、录音等工艺落后，群众喊“片荒”，责任在领导抓晚了，两年内要把技术短板补上去。半个月后，周恩来再次接见同一批代表，强调指出：主导方针是自力更生，但也可适量引进外国片作“靶子”，看懂别人的长处，为的是最终“超车”，而不是替封锁和停滞找借口。

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与指导下，新中国电影发展初期曾两度绽放光彩：先是1959年为国庆十周年献礼，银幕上集中推出了《万水千山》《林则徐》《青春之歌》《五朵金花》等一大批佳作；随后在1962至1964年间，又一批深受观众喜爱的影片如《李双双》《小兵张嘎》《早春二月》《阿诗玛》等相继问世，共同铸就了新中国电影初期的两大黄金发展阶段。

（作者系上海市青浦区博物馆馆员）

 责任编辑：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