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28日深夜，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雪枫于豫皖苏边小荒村中，给远在重庆的邓颖超大姐回信。他在信中感谢大姐对自己个人婚姻问题的关心，叙及友谊时感慨道：“十年战友，友谊，同志间的亲爱，是比什么也珍贵的。”事实上，这友谊不只是他与邓颖超，还包括周恩来，甚至更主要的是指他与周恩来的战友情。也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曾讲彭雪枫是他最喜欢的知识分子战将之一。在彭雪枫的人生重要关头，周恩来三次举荐，是彭雪枫的师长、战友和知己。

一、相识于中央军委

中共六大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周恩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1928年11月回到上海后，参与中共中央领导。

其间，在山东从事兵运、农运工作的中共党员彭雪枫，于1930年2月奉命由山东福山抵达上海，到中央军委报到，首次见到周恩来。随后，他以中共中央军委巡视员名义赴镇江开展巡视工作。5月，他获得中央军委批准，由上海赴鄂参加红5军，正式开启戎马生涯。关于这次岗位调整，彭雪枫曾向恋人林颖做过介绍。他1907年9月出生于河南镇平县一个农民家庭，因家贫几度辍学，后在族叔彭禹廷帮助下，到北京冯玉祥陆军第11师子弟学校就读。18岁的他，在北京育德中学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参加共青团；1926年由共青团转为中共党员，担任北京汇文中学党支部书记。1927年因李大钊被捕，他被迫辗转天津、开封、烟台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回顾这几年的工作，觉得没办法放开手脚来干，遂向中央军委申请到军队去、到前线去，痛痛快快地大干一场。他的这一愿望得以实现，欣喜万分。相对于1926年由共青团转为中共党员，他视这是“生平中第二个划时代”。尽管彭雪枫在中央军委与周恩来相处时间不长，但因参加红军的申请如愿以偿，对周恩来的感激与敬重之情油然而生。恰如与他有着相似经历的好友张爱萍在诗中感言：“难得知我人”。他们的革命友谊自此开始。

二、助力于红军岁月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月底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之后，因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亦由周恩来代理。

先前到湖北就任红5军第5纵队教导大队第三大队长的彭雪枫，也辗转抵达中央苏区。其间，他因身先士卒、善于攻坚克难，由大队长相继升任纵队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1933年初，在周恩来、朱德指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时任红2师政治委员的彭雪枫，坚决贯彻周恩来、朱德的战略部署，率部参与组织黄狮渡、枫山埠、黄陂、草台岗等一系列战斗，实现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意图，成功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之后，彭雪枫任新组建的东方军红4师政治委员，又率部誓师东征福建。该师一路所向披靡，相继攻克清流、连城等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特致电东方军，称赞他们能适应情况变动，在不违反整个意图下，发扬其机断专行的能力“把19路军的78师追得溃不成军，这开创了我们中央红军的新纪录”。

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开始实施战略转移。彭雪枫被任命为由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直属部队组成的第一野战纵队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长征。同月底，他又兼任中革军委第一局（作战局）局长，协助周恩来、朱德等进行军事指挥工作。其间，他协助周恩来在前线指挥第一纵队抢渡湘江；1935年1月进驻遵义后，与周恩来同住老城柏辉章公馆，协助军委领导人的工作。遵义会议后，他还直接参与四渡赤水之战，他率领的红13团作为军团及全军先锋团之一，一路斩关夺隘，巧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与六盘山，参与直罗镇战役，顺利抵达陕北。他被誉为中央红军中“优秀的青年将领，模范的政治委员。”

三、辅佐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扩大联合战线放在工作首位，成立白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担任书记。知人善任的周恩来在调兵遣将时想到了彭雪枫，这不仅因为彭雪枫有过硬的政治素质，还因为他早年从事过党的秘密工作，其族叔彭禹廷是冯玉祥的部下，对国民党地方部队的情况有所了解。9月初，正在抗日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的彭雪枫，受周恩来派遣，前往西安专做东北军上层统战工作。虽为中断在红大学习感到遗憾，但他还是以大局为重，即刻投身统战工作。9月下旬，作为中央特使的彭雪枫到了西安后，首先秘密赶赴兰州，与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东北军第51军军长于学忠会晤，面呈毛泽东给予的亲笔信，并具体陈述了中共中央对双方立即停战、联合抗日救国的愿望，促成了中共与于学忠部统战关系的正式建立。当他完成这一使命返回西安后，又接到周恩来“暂在西安待命”的指示信。几天后，方知毛泽东让他迅速转赴天津、绥远，尽快处置好与绥晋方面的关系。于是，他首先赶赴绥远，同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第35军军长傅作义会晤，重申两军同仇共赴的愿望，并与傅作义多次晤谈协同抗日事宜。接着，他又经傅作义引荐前往太原，与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会晤。他向阎锡山转述了中共联合抗日的方针，表达了红军与晋军携手御侮的愿望。在阎锡山支持下，中共和红军在太原设立秘密联络机构。1937年七七事变后，彭雪枫再赴太原，与阎锡山多次商谈红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诸多事项，不仅确定东渡黄河的行军路线，还为红军争取到必要的军需物资。9月上旬，身为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兼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的彭雪枫，又陪同周恩来、彭德怀等赴太和岭口行营，与阎锡山会商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区域、指挥关系及作战原则等关键问题。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扫清诸多障碍，被誉为八路军抗日的“先行官”。

四、受命于豫皖苏抗战

1938年2月13日，鉴于日军已突破黄河，以夺取武汉为新的战略中心，经中央代表团、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的提议，并与王明、博古、叶剑英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为确实建立长江、黄河间党的力量，急切地发动鲁、豫、皖、苏群众参加战争。为此，拟调彭雪枫由晋来豫，负责组织和领导鲁、豫、皖、苏四省军事工作。

先前赶到汉口中共长江局领受这一新使命的彭雪枫，2月16日奔赴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肩负起筹划中原抗战的重任。上任伊始，他首先整编在竹沟的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改造安、段两个地方武装团，并送其开赴皖东前线。接着，即创办竹沟军政教导大队，为新四军及地方党政机关培养5000余名党政干部。与此同时，他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为新四军发展及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到了9月底，鉴于日军集中兵力进攻武汉，情况危急，他又遵照周恩来“速去豫东发展游击队”的指示，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并率部东渡黄河，挺进豫东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创豫皖苏边的抗日新局面。到1940年2月，他将最初不足千人的队伍发展至近两万人的规模，成为新四军的一支劲旅。

皖南事变后，彭雪枫再次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不久还兼任淮北军区司令员。他率部在“坚持与扩大”中发展，在日伪顽重兵中奋战。面对10万反共顽军的大举进攻，他指挥4师进行长达三个月的反顽斗争。1944年8月，他又受命率4师主力西征，回师收复豫皖苏。同年9月，在指挥4师西进部队围歼顽军的八里庄战斗中不幸壮烈殉国，年仅37岁。他是抗日战场上新四军中牺牲的最高指挥员，被中央誉为“共产党人好榜样”。

彭雪枫与周恩来的这一战友情，并没有因彭雪枫的牺牲而中止。周恩来在痛失这位爱将之后，又把他们先前这一友谊延续到对彭雪枫遗孀林颖与遗子彭小枫的关爱上。考虑到林颖还年轻，而且年幼的彭小枫生活在单亲家里不利于其成长，周恩来与邓颖超主动劝说林颖再嫁。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把林颖的再婚对象马列调进总理办公室，担任他的外事秘书，并把他们的小家搬进西花厅，给予更多更直接的关心照顾。周恩来与彭雪枫把共产党人上下级之间的良师益友关系展示得淋漓尽致，光彩照人。

（作者系周恩来故居文博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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