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20世纪初的世态炎凉，父亲为他取名“世炎”，希望他能像一团火，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武装起义中，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白色恐怖下，他临危不惧，坚信“共产党必将胜利”。他，就是中共早期杰出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著名的工运领导人和共青团主要创建人赵世炎。2009年，赵世炎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进步少年初觉醒，革命火种暗生根

赵世炎1901年4月生于四川酉阳（今属重庆市）一个地主兼工商业主家庭。他的父亲极为重视子女教育，鼓励世炎兄妹勤学不辍，还竭力支持他们外出求学深造。母亲心地善良、乐善好施，其优良品德深深影响着赵世炎，塑造了他温润谦和的品性。二哥赵世珏早年投身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常将进步书刊寄回家中，为年少的赵世炎早早播下了反帝反封建的种子。在龙潭镇高级小学堂就读期间，同盟会会员王伯山老师讲授地理课，谈及香港、九龙被帝国主义强占，每每悲愤失声、潸然泪下。老师的家国情怀与赤子之心深深感染了赵世炎，让他自幼便深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谛，坚定了救亡图存、以身许国的志向。

从1915年9月开始，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逐步在中国兴起。此时，赵世炎正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读书。其间，他广泛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籍，逐步接受革命思想，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经李大钊推荐，赵世炎于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在李大钊等人的指引下，他在迷雾中看清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初步认知，在思想上迎来了第一次重大转变。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席卷全国。作为学生会干事长，赵世炎牵头组织领导高师附中学生开展罢课、游行示威等爱国斗争，其出色的组织力、号召力与领导力，赢得了同学们的广泛信赖与衷心拥护。

1919年7月中学毕业后，赵世炎毅然放弃了升学的机会，竭尽全力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在实践磨砺中，他深刻认识到：要解决中国的困境，必先洞悉中国国情；要洞悉国情，必先通晓历史、明晰社会本质。针对当时北京大学学生杨德君自杀事件，赵世炎尖锐地指出：“社会不杀青年，青年决不会自杀，社会制度才是真正杀害青年的罪魁祸首。”同时，他恳切告诫广大青年：“生今之世，处此万恶社会，不奋斗，何以为人也？”经过反复探索与实践，赵世炎愈发坚定地认为中国社会坏透了，不探寻解救之道不能长久，而解救之道只能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最公道、最平等。

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与理论学习之余，赵世炎创办了《平民周刊》《少年》半月刊和《工读》半月刊等进步刊物，并在《工读》中公开主张“中国应实行社会主义”。这一时期，赵世炎的思想实现了质的飞跃，初步找到了改造旧中国、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正确道路。

翱翔四海求真理，勤工岁月锻赤忱

1920年，北洋军阀政府查封《工读》半月刊，赵世炎决意远赴法国勤工俭学，进一步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上海期间，他多次登门拜访正筹备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交流革命理想与救国思路。同年5月，他与百余名留法勤工俭学同伴一道，登上法国远洋轮船“阿芒贝尼克号”，踏上勤工俭学之旅。

初抵法国，赵世炎先后进入巴黎西郊两家铁厂务工。因缺乏技术，他起初只能承担繁重且辛苦的粗活杂活。即便如此，他始终坚持每日学习3个小时，研读法文版《资本论》与法共中央出版的《人道报》，还利用周日和工余时间与友人探讨革命问题，为国内《少年》半月刊积极撰稿。数月后，因工厂经营不景气，他被迫离职。

失业后的赵世炎并不气馁，而是积极参加勤工俭学实践。这些使赵世炎深入社会、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显著锻炼。他深刻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标榜的“文明”，其本质与封建落后的中国社会一样黑暗腐败；也反思到自己此前对社会改造的看法空想过多、脱离实际，立志深入工人群众、学习工人阶级品德与斗争经验，将社会主义理想与阶级斗争结合，坚定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底，赴法勤工俭学的绝大多数人陷入“经济无着、求学无门”的困境。失业后的赵世炎反复思索破局之法，提出应继续在法坚持勤工俭学，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接受新思想，同时将在法华工组织起来，唤醒工人觉悟，为中国革命培养骨干力量。1921年初，赵世炎提出了“革命须依靠组织工人开展斗争”的主张，并与李立三等人在巴黎成立劳动学会。同年春，他与张申府、周恩来等人建立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

4月，赵世炎进入施乃德钢铁厂工作。其间，他了解到在法的近20万华工，大多是被北洋军阀政府以契约形式骗至法国。为团结广大华工开展斗争，揭露并反抗中外势力对华工的压迫与剥削，在赵世炎、李立三等人的努力下，华工组合书记部正式成立，下设消费合作社、工余读书会等机构；《华工周报》创办发行，广泛动员华工争取自身自由与合法权益。赵世炎还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向华工宣讲，揭露军阀卖国罪行，启发工人阶级觉悟。他经常深入华工之中，为他们读报、讲时事，点醒华工流落海外并非“命苦”，而是源于北洋军阀政府的出卖，因此被华工视作知心人。他曾感慨“只要深入工人，与之共同生活、帮其做事，一旦取得信任，他们连心肝都愿挖给你。”这些工作，推动了勤工俭学生与工人阶级的思想融合，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

6月，北洋军阀政府企图以印花税和滇渝铁路修筑权为抵押，向法国举借外债。此举引发在法中国学生、华工及华侨的强烈反对。赵世炎与周恩来、蔡和森等联合巴黎侨团成立拒款委员会，斥责中方谈判代表朱启钤并迫使其离法。7月，法媒披露借款额度增至5亿法郎，群情更为激愤。8月13日，赵世炎、蔡和森、周恩来等在巴黎哲人厅召开全体华侨拒款大会。驻法公使秘书王曾思被迫签署声明，废止借款条约。至此，持续两个月的拒款斗争取得彻底胜利。其间，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等人以勤工俭学生的名义，筹资在里昂创办中法大学。然而，华法教育会却公然剥夺勤工俭学生的入学资格，转而招收国内富家子弟，这一行为激起广大学生的愤慨。在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人的领导下，留法学生发起“誓死争回里大”的爱国运动。

9月21日，赵世炎、蔡和森率领学生代表进占中法大学，遭到校方拒绝并报警。驻法使馆与法国政府相互勾结，派军警包围学校，扣押学生代表。虽经多方谈判交涉，中法当局仍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名学生强行遣送回国，赵世炎在交涉过程中机智脱身。这场进占“里大”的斗争虽未取得最终胜利，却是勤工俭学运动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正如李维汉所言：“它既让法国资产阶级见识到中国青年的革命气势，更推动勤工俭学界实现空前联合与觉醒，许多人自此抛弃幻想、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

精编刊物传薪火，广布马列醒民心

1923年3月，遵照党组织指示，赵世炎远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他格外珍惜这次系统学习的机会，潜心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原则。自1924年起，他以笔为刃，在《向导》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进步刊物上先后发表《苏俄与美国》《列宁及列宁主义》等多篇重磅文章，成为国内较早系统阐释列宁及列宁主义思想的理论宣传先锋。

1924年秋，根据党组织安排，赵世炎从苏联回国，任中共北京地方执委会委员长。不久，为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各省的革命斗争，赵世炎任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在组织群众开展反帝反军阀的英勇斗争中，他凭借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与果敢坚毅的斗争魄力，成为李大钊身边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为扩大革命思想的传播阵地，1924年，北方区委创办《政治生活》周刊，赵世炎任主编。他高度重视革命理论的宣传普及，尤其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鲜明提出“把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来，是中国劳动阶级唯一的责任”的主张，倡导理论学习要做到“力求领会”与“躬身践行”并重。在办刊过程中，赵世炎始终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打倒封建军阀的统治，并且着重强调，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必须依靠最具革命性的工人阶级。

《政治生活》周刊立足中国革命现实，立论精准、笔锋犀利，每期发行量高达数千份，在工人、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群体中广为流传，鲁迅先生亦是这份刊物的忠实读者。赵世炎以“世炎”“施英”等为笔名，在党和工会刊物上发表多篇战斗檄文，不仅尖锐抨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反动行径，还深刻揭露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反革命本质，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立场，与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力量的诉求背道而驰。

据统计，1924年7月至1926年7月的两年间，赵世炎在《政治生活》《向导》等报刊发表文章70余篇。凭借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透彻的理论分析力与流畅犀利的文风，他创作出的文章深受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读者的喜爱，被赞誉为“北方政治评论的主编”，其铿锵有力的言论与熠熠生辉的革命风采，赢得无数革命青年的景仰。党内同志如此评价他：“能说能写能干，既是一个理论家，又是一个实践家。”这一评价精准概括了他在革命理论宣传与革命实践斗争领域作出的卓越贡献。

在主编《政治生活》周刊的同时，赵世炎亦经常前往中共北方区委党校授课或作专题报告。凭借对时局的深刻洞察和对政治运动规律的精准把握，他的讲解总是观点鲜明、见解独到，尤其善于将革命理论与实际斗争紧密结合、深入浅出，深受学员们的好评。对此，李大钊称赞道：“世炎脑子快，很多问题对我很有启发。”

赵世炎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他结合阶级斗争的实际，认为“头一件事就是需要一个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针对当时党组织发展速度滞后于革命形势需求的状况，他亲自深入工厂车间，悉心培养革命积极分子，还亲自介绍苏兆征、吴玉章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

在青年培养工作中，赵世炎格外关注女性与少数民族青年的思想启蒙与成长成才。他多次走进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高师附中等校园，开展演讲座谈，引导青年学生阅读进步书籍，投身革命洪流。在女师大“女星社”的座谈会上，他深刻指出，妇女解放事业必须融入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之中，鼓励广大女性冲破封建枷锁，积极投身实际革命斗争。在他的感召与引领下，许多青年学生与“女星社”成员加入党组织，成长为革命的新生力量。此外，赵世炎还与李大钊、邓中夏等同志一道，经常前往蒙藏专门学校宣讲革命道理，深刻阐明民族解放与全国革命事业唇齿相依的紧密联系。在他的引导下，乌兰夫、奎璧等一批蒙古族青年投身革命，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蒙古族党员。

正是通过赵世炎卓有成效的工作，北京地区的党团组织在短期内迅速发展壮大，为中共北方区党委的巩固发展，以及北方工人运动的蓬勃高涨，奠定了坚实稳固的组织基础。

运筹帷幄谱壮举，信仰之火永不灭

1926年5月初，赵世炎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后，为加强江浙地区党组织建设及工人运动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派他到江浙地区工作。根据党组织安排，赵世炎任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部长、上海市总工会党团书记，兼任江浙区委军委书记。他深入沪东、浦东等地的工人群众之中，通过讲课、教歌、与工人交朋友等方式，了解工人的生活与斗争情况，倾听工人呼声，宣传党的政策。他还亲自组织并指挥了6万余人参加的“五卅”周年纪念示威游行，号召社会各界民众继承和发扬五卅精神，团结一致，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6月初，赵世炎在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五卅纪念运动之教训和上海民众之责任》一文。随后，为指导工人斗争，他接连以“施英”署名发表7篇《论上海的罢工潮》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如黑暗中的火炬，指引全市工人斗争，成为鼓舞上海工人阶级的战斗号角。“施英”之名很快传遍上海及江浙地区，亦令反动当局忌惮。在赵世炎等人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了100余次罢工斗争，从个别工厂罢工发展为同盟罢工，从经济斗争上升至政治斗争。4个多月间，参与人数累计达20余万，形成声势浩大的罢工高潮。

正值上海工人大罢工轰轰烈烈开展之际，广东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誓师北伐。为配合北伐军进攻上海，上海党组织决定以国共合作形式发动武装起义，由罗亦农、赵世炎担任总指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面对挫折，赵世炎毫不气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总结，认识到不能依赖资产阶级，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

1926年底，北伐军攻克九江，孙传芳部队溃退，而接防上海的张宗昌部尚未部署完毕。中共江浙区委果断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组织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仍由罗亦农、赵世炎担任总指挥。赵世炎加紧发动群众，强化工人武装纠察队的训练，举办军事训练班，并积极联合学生、小商人及资产阶级，构筑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然而，当起义如火如荼进行时，蒋介石却密令国民党方面按兵不动，致使工人纠察队陷入孤军作战。为减少牺牲，第二次武装起义被迫中止。通过两次起义的实践，赵世炎深刻认识到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夺取武装是革命胜利的关键。

1926年11月底，周恩来抵达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与赵世炎等人共同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周密筹备，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上海工人团结一致，与敌激战30小时，最终取得起义的胜利。这次武装起义，成为大革命时期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一次伟大壮举，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胜利进占江浙地区。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笼罩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中。但是，赵世炎毫无畏惧，继续坚持开展革命斗争。他坚信：“共产党是战斗的党……党存在一天就必须战斗一天，不愿意参加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

由于叛徒出卖，代理江苏省委书记的赵世炎于1927年7月2日不幸被捕。面对各种酷刑，赵世炎始终保持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无论在狱中，还是面对敌人的审讯，赵世炎毫无畏惧地痛斥他们的残暴罪行，宣传党的纲领与共产主义真理。他坚定地说：“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种子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共产主义必将取得胜利。”7月19日，赵世炎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26岁。

他的牺牲被评价为“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赋诗悼念：“龙华授首见丹心，浩气长虹烁古今。千树桃花凝赤血，工人万代仰施英。”赵世炎短暂而壮烈的一生，彰显了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卓越才华与无畏的牺牲精神，成为中国工运史上永不熄灭的赤焰。

（方良平，中共江西省赣州市委党校科技文史教研室副教授；陈安，中共江西省赣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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