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武装力量，在敌后战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抗战期间，众多外国友人和友好团体从新闻报道、医疗援助、物资支援、技术赋能、军事合作等多个方面，为新四军提供了支持与援助，成为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助力，也彰显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与协作。

新闻报道，打破舆论封锁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通过控制媒体、歪曲事实、制造谣言等手段，对新四军实施严密的舆论封锁与打压，试图抹杀其抗战功绩。国际友人以客观真实的新闻报道和著作，突破这一舆论防线，揭露国民党的操控行为，为新四军争取了宝贵的国际关注与支持。

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美国记者根室·史坦因等是突破舆论封锁的重要力量。1941年4月，汉斯·希伯在《中国的内部摩擦有助于日本》中，直指国民党的反共行为被日本和汪伪政府利用，揭露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本质；1946年7月，根室·史坦因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适应了东京的要求》中，记录了国民党限制共产党人接触外国记者，并向外国媒体造谣污蔑八路军、新四军的行径。他们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苏联《战争与工人阶级》等国际刊物发表的系列文章，系统戳穿了国民党的谎言，粉碎了对新四军的污蔑。此外，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等著作，真实记录新四军艰苦抗战事迹，向国际社会还原了华中敌后战场的抗战实况。

国际友人的报道并非单纯的舆论发声，更以翔实的数据和具体事实，充分肯定了新四军的抗战功绩。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成为时局中心的新四军》中记载，新四军自与日军首次交锋后每日均有战斗，6个月内歼灭日军2500余名，缴获步枪500余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皖南事变的真相和基本原因》中披露，1941至1942年间，八路军和新四军牵制了日军24个师以上的兵力，占日本在华总兵力的44%，同期新四军阵亡6755人、受伤10856人，以数据证明了新四军在敌后抗日中的重要作用。

他们还从多角度向国际社会展现新四军的独特优势。埃德加·斯诺在《人民的军队》中，称赞新四军的革命传统、组织方法和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汉斯·希伯在《重访新四军占领区》中，指出新四军是最得民心的抗日军队，被中国民众视为打败日本侵略的英雄象征。这些报道从组织、精神、民心等方面，全面展现了新四军的正面形象，让国际社会认识到这是一支真正为抗日而战、赢得人民认可的军队，为新四军争取了更多国际支持。

人道援助，增强医疗保障

抗战初期，新四军医疗力量极度薄弱，伤病员缺医少药，部队缺乏专业看护和基本防护意识，伤亡率居高不下，疟疾等传染性疾病在队伍和根据地肆虐，专业医疗成为新四军亟待解决的难题。在此背景下，雅各布·罗生特、琼·尤恩等国际友人挺身而出，通过深入前线救治伤员、培养专业医疗人才，提升新四军医疗水平。

皖南事变后，雅各布·罗生特担任新四军卫生部顾问，深度参与伤病员救治工作。他亲自为伤员检查、做手术，并结合新四军的物资和设备条件，推行严格的医疗规范化管理，要求手术前用沸水、酒精消毒，降低了手术感染率。同时，他积极投身卫生防疫工作，与医护人员共同探讨疥疮、沙眼的防治方法，为伤口治疗提供专业建议，强调用硫化物制剂紧急治疗破伤风，将现代防疫理念引入部队，显著提升了新四军官兵和华中根据地军民的卫生意识与防护能力。

国际友人深知，短期的一线救治只能解燃眉之急，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才是解决新四军医疗困境的根本之策。1938年，加拿大护士琼·尤恩跟随加美援华医疗队抵达新四军根据地，发现部队医护人员稀缺，专业护士更是寥寥无几，随即向军长叶挺建议开设护士训练班，并主动承担每日数个课时的教学工作。针对学员缺乏人体结构、脏器功能基础知识的问题，琼·尤恩创新开展解剖教学，带领学员实地解剖，为人体器官分门别类贴标签、制作图册，并结合杂志资料汇编成专业教学册子，使教学更具直观性和实用性。1939年5月底，护士训练班首批35名学员顺利毕业，成为新四军首批专业护理力量，填补了部队专业护理的空白。

渠道搭建，提供物资资金支援

抗战初期，在日军的军事封锁和国民党政府的物资限制双重压力下，新四军面临医疗用品、作战装备、过冬被服、军饷保障等全方位的短缺，敌后生存与作战压力巨大。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成为新四军突破封锁的重要力量，同时众多国际友人和海外组织也纷纷伸出援手，通过搭建隐蔽运输渠道、筹措急需物资、募集资金等方式，为新四军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资金保障。

保盟上海分会负责人之一、美国人耿丽淑利用美国“总统”号轮船沪港往返的时间表，开辟了隐蔽的“地下邮路”，保障了新四军与保盟总部之间的信息畅通。针对新四军的紧急物资请求，保盟迅速凝聚国内外力量筹措，并开辟了一条“香港海运至温州——卡车运至宁波——人力挑运至皖南”的曲线支援路线，将物资精准送达。1938年秋至1939年5月，新四军先后向保盟请求药品医疗器械、蚊帐、奎宁、2万条毛毯等物资，保盟均快速响应、高效送达。

在长期的援助中，保盟为新四军输送的物资覆盖指挥通讯、医疗防疫、过冬保障等多个方面：帮助新四军获取电子元件、器材和电话机，扩建军部电台，保障了指挥通讯的畅通；送来6000码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12万剂霍乱预防疫苗和2000个消毒包，有效遏制了疟疾、霍乱等传染病在部队和根据地的传播；送达的毛毯数量远超预期，成功保障了10万名新四军伤兵的过冬需求。保盟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以地下邮路保障信息、以曲线运输破解封锁，将国际援助源源不断送往华中敌后战场，成为支援新四军抗日的重要力量。

除保盟外，国际友人和海外侨团等组织也通过多种方式为新四军筹措资金、募集物资。1938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向英国救济基金会和美国红十字会特别顾问委员会申请到1200美元现金，半数赠予新四军民众运动部，其余用于根据地建设；同年8月，马来西亚50名侨胞筹款购置两辆救护车和急需药品支援新四军与八路军，并为每辆车配备2名司机。1939年12月，南洋惠侨救乡总会明确将捐款的40%赠予新四军；1940年9月，菲律宾妇女慰劳分会通过路易·艾黎，向新四军捐赠国币11.19万元。部分国际友人还利用特殊身份，亲自护送物资前往根据地：1940年，琼·尤恩以中立国加拿大人的身份，将一批药物成功运至皖南；皖南事变后，雅各布·罗生特装扮成德国传教士，携带一大箱药品器械由海路抵达苏中新四军1师，缓解了部队医疗物资的燃眉之急。

开展“工合”运动，恢复工业生产

抗战时期，日军的严密封锁让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面临基本生活物资与军用物资极度匮乏的困境，实现生产自救成为坚持抗战的重要基础。以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为代表的国际友人，推动发起“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通过建立工业合作协会、制定规范制度、搭建生产体系、输送技术力量等方式，支援中国抗战。

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成为工合运动落地华中、支援新四军的核心推动者。他们在国内外积极募集资金和设备，广泛招募专业技术人才，在根据地及周边建立工合事务所，打通技术输送和生产落地的通道。1939年，艾黎在屯溪发表《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之要义及其发展》演讲，并督办成立安徽第一个工合事务所；1940年春，他再次前往皖南推进工合运动，向新四军抗日前线和临时工厂输送了宝贵的专业技术力量。

工合运动在皖南及周边地区的落地，直接推动了新四军根据地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1940年10月，工合在皖南茂林地区创办了造纸、制碱、制鞋、缝纫、竹器等十几个合作社，在屯溪建立了缝纫、电池、印刷、造纸等30多个合作社，同时在浙西靠近新四军控制区的区域，建立机器生产合作社，专门为新四军制造手榴弹、修理卡车等军用物资和装备，实现了军用物资的就地生产与维修，有效缓解了新四军作战装备短缺的问题。新四军军长叶挺曾专门致信宋庆龄领导的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高度评价工合对新四军抗战的有力支援，并希望获得更多合作与帮助，足见工合运动对新四军敌后抗战的重要意义。

军事合作，推进国际反战

抗日战争期间，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后，新四军与朝鲜抗日志士、日本反战同盟，以及抗战后期与美国军方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军事合作与协作。这些跨国合作从政治宣传、武装战斗、情报支援、实战配合等多个方面，为新四军的敌后抗战提供了重要支持，瓦解了日军士气，壮大了反法西斯力量，成为华中抗战中独特的“第二条战线”，也为党领导的军队积累了国际军事协作的宝贵经验。

朝鲜抗日志士主动融入新四军抗战队伍，成为华中反法西斯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朝鲜独立同盟是朝鲜抗日力量的核心组织，其在华中的活动得到新四军的大力支持，1942年5月，朝鲜青年联合会苏北分会在新四军3师政治部指导下成立；1944年，以苏北、淮北分盟为基础，朝鲜独立同盟华中分盟正式组建，同时成立朝鲜义勇军华中支队，形成了成建制的抗日武装力量。朝鲜独立同盟及义勇军主要协助新四军开展对敌政治工作，通过散发《告日军士兵书》、出版朝文报刊等形式，争取日军中的朝鲜籍士兵和沦陷区的朝鲜籍同胞，凝聚反战力量；战时他们兼顾武装斗争，配合新四军和地方武装参与前线作战。在抗日战争局部反攻阶段，朝鲜抗日志士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自身革命觉悟；在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他们积极开展教育宣传工作，还协助新四军开展日语学习，为部队对敌作战提供了语言支持。朝鲜人民的抗日斗争贯穿华中抗战全过程，与新四军的战斗相互配合，为华中抗战胜利注入了特殊动能。

日本反战同盟的成立与发展，为新四军瓦解日军士气、获取情报支持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华中抗战的重要辅助力量。1940年2月，田畑、香河等日本反战人士在皖南加入新四军，标志着日本反战力量正式融入中国抗日阵营；此后，日本反战同盟在华中地区快速发展，1942年先后成立淮北支部、苏北支部，1943年又成立淮南支部、苏中支部，形成了覆盖华中大部分地区的组织网络，成员从最初数十人扩展至百余人。新四军为反战同盟成员发放津贴、赋予政治权利，为其开展反战活动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实际抗战中，日本反战同盟从宣传、情报、俘虏改造三个 方面为新四军提供支持。宣传层面，以《士兵之友》《新导报》等日文报刊为阵地，结合据点喊话、散发传单等形式开展心理战，揭露日本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动摇日军作战意志。1944年车桥战役中，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的松野觉连续四天四夜对日军喊话，还直接参与战斗，壮烈牺牲。在松野觉反战精神的感召下，此次战役中24名被俘日军有14人最终加入反战同盟，有效分化了敌军力量。情报层面，反战同盟成员凭借语言和军事知识优势，深入日军据点窃听电话、破译电报，为新四军掌握敌军动向、制定作战决策提供精准支撑，1944年苏北反攻作战中，其协助翻译的日军密电，成为战斗胜利的重要助力。俘虏改造层面，利用同民族、同语言的优势，对日军俘虏开展耐心的感化教育，形成“以俘制敌”的良性循环。1944年6月新四军3师苏北沿海反攻中，6名被俘日军有5人经感化加入反战同盟。日本反战同盟的活动与新四军的军事斗争相辅相成，成为华中抗战中独特的反战力量。

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美国基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共同目标和自身战略利益，与新四军开展了有限的军事合作，虽未改变美国援华的总体格局，但打破了国民党对国际联络渠道的垄断，为新四军敌后作战减轻了压力。1944年7月，首批美军观察组成员飞抵延安，标志着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正式开启官方接触；同年8月，美国航空队相关人员携带电台抵达新四军5师师部，9月新四军5师与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达成合作协议，约定由美国空军在5师活动范围设立无线电情报网和电台，开展技术协同。12月下旬，新四军5师为美军情报组提供了日军机场、仓库等重要战略情报，美国空军据此开展精准轰炸，有效打击了华中地区的日军战略目标。此次合作虽为临时性互动，但美国空军的轰炸行动客观上削弱了日军在华中的军事力量，间接减轻了新四军的敌后作战压力。

国际友人及反战团体对新四军的多重援助，是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团结协作的生动体现。他们不仅助力新四军克服了诸多艰难险阻，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根据地的建设水平，更向世界彰显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凝聚了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力量。这些跨国的支持与合作，成为新四军抗战胜利的重要外部助力，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利永,南京图书馆典藏阅览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赵文娟，南京图书馆助理馆员；朱芸，南京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缪礼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