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两个结合”，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重要原创性贡献。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看，中华文明在漫长历史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为现代经济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引入，使这些传统资源被置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整体逻辑之中，获得了具有当代价值的理论生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提供了科学的分析范式，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注入了实践智慧，二者之间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经济思想既坚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又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展现出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理论品格。

铸就经济发展价值新高度

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鲜明的价值追求，并在实践中将其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导向。我国先贤不仅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更注重对社会公平的维护。习近平经济思想通过创造性结合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经济伦理和价值追求，弘扬了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传统智慧，形成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现代经济伦理与价值追求。

升华“利以平民”的分配正义。“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我国先贤具有“以义制利”的深刻认识，批判“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强调“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配决定于生产，又反作用于生产，“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这为理解分配问题提供了科学框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在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前提下，推动更多农村居民勤劳致富，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的庄严宣誓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将传统理念升华为系统性的社会财富调节机制，彰显了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的优越性，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保障。

激活“日新又新”的创新动能。中华民族向来崇尚创新创造。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蕴含着深厚的革新精神。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揭示了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明科学技术本身在文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成为内在的、作用不断强化的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培育创新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提出“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等一系列重要论断，既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革新精神，也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的观点的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确立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充分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力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劲动能。

增进宏观经济治理新智慧

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且行之有效的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现代国家治理的复杂实践，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将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治理智慧升华为现代治理理念，为超大规模国家的宏观经济治理提供了重要方案，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完善“执两用中”的调控艺术。《尚书》中“允执厥中”的治理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中的调控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市场经济的高度复杂性，往往需要更加准确地把握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深刻揭示出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不仅限于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更在于通过宏观治理引导经济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科学运用“执两用中”的平衡智慧，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等更加灵活有效。区间调控将宏观调控的目标界定为一个合理区间；定向调控精准发力，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进行针对性调控；相机调控则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政策。这体现出“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治理境界，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创新“食为政首”的保障体系。我国古代素有“食为政首”的认识。然而，传统安全体系受制于小农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保障能力有限，作用主要局限于灾荒赈济。马克思主义认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增强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性，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凸显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治理能力的辩证统一，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畅通“财物流通”的经济循环。市场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平台。我国古人很早就有了“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的观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循环等理论分析框架都注重经济循环畅通，推动国民经济形成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指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着力推动实现产权保护、公平竞争、质量标准等制度的统一，打破要素流动壁垒，打通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堵点，促进传统意义上的联通转化为制度性、系统性的现代联通，努力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长期成长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

开辟生态经济发展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通过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结合，将朴素的哲学观念升华为系统的现代生态经济理论，转化为推动绿色生产力发展壮大的实践动力，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为突破传统发展观中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对立的旧有模式提供了中国方案。

运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天人合一”构成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哲学基石。《易经》中说“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蕴含着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的生态智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揭示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为“天人合一”提供了科学的客观物质循环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等重要论述，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魂脉，也蕴含着“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等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根脉，将环境视为同人类休戚与共的亲密伙伴，揭示生态文明对于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具有的关键意义，突破了“增长极限论”的悲观预判，超越了部分西方环保主义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割裂开来的思维窠臼，实现了生态经济观的根本性跃升。

发展“取之有度”的利用原则。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强调“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如《孟子》中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体现了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自然资源作为劳动对象，是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习近平经济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激活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中的“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原则并用于当代实践，创新性地发展为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互促共进的绿色发展道路。比如，面对长江流域如何在发展中落实保护的实践难题，鲜明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引领沿江地区走上“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正确道路。这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转化为可操作、可考核的区域协同治理方案，体现了在宏大时空尺度上统筹规划的系统性，有力矫正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非此即彼、不可兼得的落后观念，推动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相得益彰，形成了加快培育和发展绿色生产力的中国经验。

激活全球经济增长新动能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秉持开放包容的姿态，积极与世界各国开展交流合作，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到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中华文明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一以贯之。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等，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

弘扬中华文明对外开放的悠久传统。古人说“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折射出古代中国的对外开放观念。然而，传统开放体系受历史条件限制，其开放程度、制度保障等有限，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详细论述了世界贸易、世界市场等问题，阐释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逻辑、过程，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两个大局”，强调“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方法论，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通过落实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等举措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灵活务实拓展经贸伙伴关系网络，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不断释放制度型开放红利，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更好联通，推动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让中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实现发展进步。

彰显“天下为公”的世界情怀。中国先民素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美好期许，以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开展交流合作。习近平总书记以高瞻远瞩的视野、观照人类的情怀，深刻把握世界各国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时代特征，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传承了“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强调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合作机制开展广泛合作，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模式，携手世界各国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人民日报》（2026年05月08日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