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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与中国改革开放
霞 飞
来源 : 《世纪风采》2015年第4期 2015-04-20 15:02:31 已浏览 : 1852

陈云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意义的思想和重大决策,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为中央开启改革开放之门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云的意见为中国改革

创造了干部条件

 

改革开放,很重要的是要有一批思想开放、富有远见的干部。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这样一大批干部仍然处于受压制的状态。如果不把这批干部“解放”出来,重新回到中央重要领导岗位,就谈不上改革开放。

这批受压制的干部中,当时最受人关注的是邓小平。由于当时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继续沿用了“四人帮”横行时期批判邓小平的口号,似乎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已经成了历史定案,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不该再被提出。当时党中央的组织、领导状况和党内政治气氛,也使党内许多同志在这个敏感问题上,不敢或者不愿意冒与当时的党中央领导唱对台戏的风险站出来说话。在这种情况下,陈云以大无畏的气概,带头两次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1977年3月13日,陈云向中央工作会议上海代表团提交书面发言,在发言中指出: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同年3月17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南组会议上发言指出: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对于陈云的提议,当时党中央一些领导人采取了封锁的态度,但由于陈云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加上他的提议合党心、顺民意,对他的意见是封锁不了的。不久,陈云的提议就在党内传开了。党内很多同志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了对陈云意见的赞同,很快就在党内形成了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舆论。在陈云提议和党内舆论压力下,当时党中央领导人不得不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上讲话,一方面坚持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表示:“经过调查,邓小平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同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除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外,还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光是请邓小平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还是不够的。改革开放,需要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思想解放并且有远见的干部共同努力。但这些干部也仍然处于受压状态。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陈云,特别关心这批干部的“解放”或者复出的问题,而让这些干部复出,基础工作是平反冤假错案。这项工作也是在陈云的推动下开展起来的。早在“四人帮”被粉碎不久的1976年11月25日,陈云就致信叶剑英并华国锋,转交了黄克诚夫人关于请求黄克诚回北京治眼疾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陈云在信中说:黄克诚是红三军团的老干部,军队干部对他比较熟悉。解放战争时期他带新四军第三师到东北。全国解放后,他担任总参谋长时参加中央财经小组与我接触较多,曾有几次应我要求调动军队汽车支援河北农田基本建设,感到他是照顾全局的,为人是克己朴素的。他的眼一只已瞎,另一只也很危险,为了治愈他唯一的一只眼睛,请考虑调他回京治疗。陈云的意见被中央政治局所接受,同意调黄克诚回北京治疗眼病。提出给黄克诚治病这件事,只是陈云推动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始。此后,他从具体事情入手,多次推动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8月23日,他在同遵义会议纪念馆来访人员谈话,回答有关遵义会议等历史问题时,提到了刘少奇和张闻天,认为刘、张二人也对遵义会议上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起了作用。当时,刘、张二人均是党内确定了的反面人物,人们想不到,也不敢为刘、张二人说句公道话的。陈云能这样做,这在当时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同年9月26日、27日,陈云应邀两次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中共党史陈列》,再次提到了刘少奇,并且指出,所谓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这句话不要再提了,这是见之于文件的。“文化大革命”中对此批得很厉害,我查文件,发现东北局的“七七”决议也有这句话。这个决议是我起草的,但我不可能发明创造这句话。后来问周总理,他说这是1946年1月17日停战令上的话。陈云讲这些话,具体涉及到了对刘少奇历史功过的评价问题,其中心意思就是:过去我们给刘少奇定的所谓“罪名”,其中是有问题的,这为他后来提出为刘少奇平反,作了很好的铺垫。1978年1月3日,陈云就转送胡耀邦关于王鹤寿“历史问题”的来信一事,致信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指出:王鹤寿是1937年国共合作时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在审查党的七大代表资格时,从当时的所有材料看,他的历史是清楚的。建议由中央组织部把他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并把他调到北京治病。在陈云的建议下,王鹤寿被从外地接回北京,并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同年4月24日,陈云就转交曾志关于陶铸历史问题的来信一事致信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指出:陶铸是在国共合作后由我党从监牢中向国民党要出来的。此案牵涉到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建议由中央组织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案卷和有关人员都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陈云率先从几件事情入手,提出平反冤假错案问题,在党内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许多蒙冤被屈的干部及其家属从此敢于向组织提出平反问题了;另一方面,有陈云这样的老同志带头提出平反问题,固守“两个凡是”的人想压制平反冤假错案也压制不了。正是在陈云的推动和支持下,中央逐步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邓小平的复出,改变了中央政治局领导班子的状况;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使一大批老干部重新担任了领导职务;而一批紧跟“四人帮”的造反派头目则被清除出各级领导班子,这样一上一下,就改变了中央委员会和各级领导班子的状况。这种人事变化,为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组织基础。

 

强调实事求是为改革开放

创造思想条件

 

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果我们党没有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大家思想僵化,中国改革开放之门就不可能打开。

十年动乱结束后,我们党面临着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但这一进程受到了“两个凡是”的严重障碍。由于“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和束缚,许多人还不能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他晚年所犯的错误,还不能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摆脱出来,因此,党的事业在前进中出现了徘徊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陈云与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一起,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段时间里,在党内有重要影响的陈云利用各种机会讲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有特点的是,陈云讲实事求是的传统,最先是从评弹说起的。1977年6月13日、15日、19日,陈云3次就评弹问题发表谈话,提出对文艺形式、文艺历史、文艺工作者工资政策等问题,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指出:实事求是是党的传统做法,党的老干部的作风就是这样。之后,陈云便结合各方面工作谈实事求是的传统。同年8月13日,在中共十一大上海代表团讨论华国锋报告的会议上,陈云发言指出:治党要特别注意两点:第一,要对抬轿子、吹喇叭,逆风恶浪袭来时随风倒的人保持警惕。这样的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人。第二,要认真做到毛主席历来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做有助于防止不正之风的横行。有了由高度民主而来的高度集中,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才能出现。8月15日,他在上海代表团讨论党章修改草案的会议上发言提议:党章中要加上允许党员保留意见一句话。陈云的这些谈话,都围绕一个主题:必须提倡实事求是,必须发扬党内民主以保障实事求是。这些谈话,对党内逐步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起到了推动作用。

1977年4月10日,7月6日,邓小平两次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认识掌握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问题,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最根本的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邓小平的主张,对于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时,陈云以其对实事求是的深刻理解,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配合邓小平共同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977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云为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所写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文章指出:毛主席在我国历史上树立了前所未有的丰功伟绩,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做出了许多伟大贡献。我们对毛主席的最好纪念,就是继承和发扬他倡导的党的优良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不是一个普通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毛泽东长期坚持的革命作风,在我们党内已经形成了浓厚的基础,但也要看到,“四人帮”用主观唯心主义来对抗唯物主义,其流毒之广,危害之大,是我们党历史上所罕见的。今天还有一些领导机关、一些党员干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实事求是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报刊上有些文章不懂得区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用它作为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甚至在一些人中,报喜不报忧、靠说假话办事的恶劣作风还没有根除。

陈云这篇系统、全面、深刻地阐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章的发表,对于我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了重大作用。首先,这篇文章配合邓小平的谈话,起到了推动我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作用。此前,我们党和国家在教条主义的束缚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风气淡化了。邓小平的讲话和陈云的文章发表之后,我们党和国家开始在突破“两个凡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考和处理问题的风气,过去那种教条式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对待中央指示的不正常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扭转。正是在此基础上,党才实事求是地对一些重要政策进行调整。例如,当时继续执行从外国进口成套设备改造企业的政策,从国外进口粮食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给职工调整工资的政策,就是在纠正教条式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逐步提出和实行的。其次,陈云的文章起到了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作用。过去,在“两个凡是”的束缚下,党内对过去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不敢越雷池一步,有的同志有想法,也不敢提。陈云的文章发表后,党内逐步形成了敢于思考问题、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风气。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文艺、教育路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和实现的;为党的历史上的重大冤假错案平反,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最后,陈云文章的发表,起到了促进当时思想理论活跃的作用。陈云的文章发表后,原来比较沉闷的思想理论界逐步活跃起来,中央的报刊上出现了一些倡导实事求是的文章和提倡按劳分配原则的文章;也正是在思想理论界逐渐活跃的条件下,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了。

在真理标准讨论中,陈云继续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支持真理标准讨论。这一时期,陈云宣传实事求是和真理标准的特点是转入实际问题。1978年7月31日,他向李先念同志提出:国务院务虚会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这就提出了在经济工作中实事求是的问题。此外,在同年的8月和9月,他在谈到对待文艺工作和党的历史时,专门强调要实事求是。较为突出的一件事是,他在9月11日致胡耀邦的信中建议:中组部、中宣部对上海文艺界30年代的问题,对创造社,对当时的其他革命文艺团体,要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作评价时,必须把他们的功过是非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对30年代上海文艺界的问题,过去一直被人们视为禁区。陈云敢于提出这个问题,证明他确实具有为了坚持实事求是而大无畏的勇气。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已经展开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下,陈云以自己的表率作用,将这场讨论引向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分析和处理一切重要而又具体的问题的道路,其意义是重大的。

在邓小平和陈云的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铺好了路。而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

 

推动工作重点转移

 

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重要前提是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如果不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仍然搞阶级斗争,就不会有改革开放。有了这个转移,才能谈到改革开放。

在我党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实现思想解放后,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已经成为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共识。尽快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合乎党心,顺乎民意,也是当时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一些重大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将会使我党陷入历史问题的纠葛之中,妨碍广大党员、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发挥,党内也不可能统一认识从而团结起来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陈云看到这是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于是,他于1978年11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作重要发言,率先向党中央郑重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必须由中央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例如,(一)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和1941年类似内容的决定都是中央批准的,中央都应当承认。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现在并未发现有新叛党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党组织决定在敌伪政权中任职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叛徒的,也应复查,对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恢复党籍。(三)陶铸、王鹤寿等是抗战后期由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一批党员。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陶铸一案的材料放在中央专案组,其中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的不正常状态应该结束。(四)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负有重大责任,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他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11月2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再次指出:为彭德怀、彭真、陶铸、杨尚昆等人平反的问题不解决,在党内党外都很不得人心。二月是正流,一月才是逆流。搞清“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并不是纠缠历史旧账,不是要搞运动,只是要中央开个口。在陈云的提议下,党中央着手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在1978年11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和薄一波等61人问题、陶铸问题、“二月逆流”问题平反;纠正对彭德怀问题的错误结论,将其骨灰放入八宝山公墓;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对康生、谢富治问题可以揭发,材料送中央组织部。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使我们党抛掉了历史包袱,真正做到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这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和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创造了前提条件。而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工作重点转移,仍然继续搞阶级斗争的路线,中国就谈不上改革开放。由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大家才能面向世界,面对实际,着手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

 

支持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农村改革最主要的形式,是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央做出这个决定,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既面临体制改革,又面对上下许多人的质疑,有不少阻力。中共中央能够最后下决心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陈云起了很大作用。

其实,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思路,最早是陈云在上世纪60年代形成的。这要做一点简要的历史回顾。

1961年,陈云深入到农村最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也了解了农民的真正意愿。他发现:农村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农业生产关系存在问题。农民之所以在集体劳动中积极性不高,是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农民种自留地的积极性高,是因为农民的劳动成果与自己的劳动直接挂钩。农民养猪的积极性高,也是因为农民自己的劳动成果能直接从自己的个人收益中体现出来。因此,陈云得出了一个结论:要想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必须把农民的劳动与农民的分配直接挂钩。他认定,包产到户,是解决当前农业问题的一个好途径。但在全国怎样实行包产到户?他没有想好。正当陈云进一步思考在农业生产中改变体制,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办法时,他收到了田家英寄给他的信。

原来,田家英到湖南毛泽东的老家韶山等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后,给陈云等同志写了一封信。田家英在这封信中提出了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陈云收到田家英的这封信后,联系自己进行调查研究和长期思考的结果,认定田家英的主张是对的。为了更加有把握,陈云决定自己再详细做一点调查。一天,陈云到田间去调查,发现同样种的水稻,有的碧绿,有的却没有反青;绿的,是自留地。他问农民这是为什么?农民说,给自己种自留地,收获都是自己的,给集体种,不管干得怎么样,分配都是一样的。陈云问当地农民,要让农民种集体的地也和种自己的地一样有干劲,需要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农民们说,只有实行包产到户。陈云征求了许多农民的意见,大家都说包产到户好。这样,陈云的心里就有了数。在他的心里,已经形成了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副产品产量的思路。陈云有了这个思路后,也没有马上提出来。他先是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交换看法,同他们谈了自己的意见;同时,在交换意见过程中,也介绍了田家英的意见,明确表示,他同意田家英的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都表示,赞同陈云的意见。

此前,毛泽东已经接到了田家英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信,并且已经讲了不同意田的意见。毛泽东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是,也不能全都听群众的,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我们就不能听群众的。

陈云本来也知道毛泽东有这个意见了,但他还是决心向毛泽东反映自己的想法。1962年7月6日,陈云给刚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写信。陈云在信中先谈了自己的身体情况。他写道:自己的身体比发病时要好一些,但体力仍然很差,要恢复到发病前的状况,恐怕要二三个月的时间。接着,陈云在信中提出:自己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再谈一次,估计一个小时够了。

早在陈云有要向毛泽东谈自己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意图时,就有许多好心的同志向陈云说,因为毛泽东已经有了一定的意见,不必急于向毛泽东谈自己的看法。但陈云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望,关系到人心向背,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怎能延误时机?

7月6日下午,陈云到毛泽东处,向毛泽东谈了自己关于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毛泽东听后,当时没有表态。陈云后来回忆道: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毛泽东后来批评陈云搞包产到户,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这对陈云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打击。

毛泽东是十分坚持在农村走集体化的道路的。为了批评和争取陈云、邓子恢、田家英,毛泽东还批给他们3个人看《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报刊材料》第一一一O期上的《波兰农业社会化》一文。

陈云原来身体就不好,前一个时期他下去进行调查研究也比较辛苦,他的老病又发了,已经不能工作了。因此,他于1962年7月28日给邓小平写信,请邓小平把信转给毛泽东。他在信中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由于自己心脏状况很差,体力也极衰弱,为避免再次爆发心绞痛和心肌梗塞,请求不参加将在北戴河召开的各种会议。7月31日,毛泽东批示,同意陈云的请求。

1962年8月上旬,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发表了关于形势、矛盾、阶级斗争的讲话。毛泽东在联系中国的现实阶级斗争时,集中批判了“反对人民公社”、“包产到户”、“单干”等思想。毛泽东提出,当前中国有“三风”,即“单干风”(指包产到户———笔者注)、“黑暗风”(指一些人讲当前形势困难———笔者注)、“翻案风”(指为1959年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翻案———笔者注)。其中,毛泽东批判“单干风”、即批判包产到户的用词是很严厉的,这使会议的气氛紧张起来。

陈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毛泽东在会上批判“单干风”也捎上了他,这是很明显的,因为毛泽东在会上提到了陈云是主张搞包产到户的。而且,毛泽东批判“单干风”,使与会的同志都知道,这主要是批陈云的,因为陈云在中央是主要管经济工作的,职务也比邓子恢、田家英要高,陈云是在中央主张搞包产到户的中央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会议上批判邓子恢、田家英,但他批判的矛头,更主要的是指向陈云的。

自从毛泽东批判“单干风”后,陈云实际上是处于闲置状态。毛泽东不爱听他的意见了,毛泽东也不再让他多管事了。实际上,陈云是处于“靠边站”的状态。

这个思路在当时被搁置下来,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思路成为后来安徽省、四川省先行一步大胆实验的基础。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大地上吹起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中国的各方面都在进行改革,农业和农村也不例外。

先是安徽省的许多农村干部重新提出了搞包产到户的问题。安徽省小岗村农民的动作更快,他们率先突破了“左”的思想的禁锢,直接搞起了包产到户。小岗村农民的行动,得到了安徽省委的支持。安徽部分地区也开始了实行包产到户的试点。这股风刮到了四川省和甘肃省,这两个省也搞起了包产到户。安徽、四川、甘肃3个省搞包产到户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也传到了其他一些地方。一场围绕着要不要搞包产到户的争论也随之发生。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许多干部反对搞包产到户,他们认为,搞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是搞掉集体经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的人还编了这样的一句顺口溜:“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面对这场争论,陈云进行了深入思考。他经过向一些管实际生产的领导干部进行调查了解,思想认识又深入了一步。他认为,中国的农村虽然经过了长期的集体化过程,但农业生产力水平还是很低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提高农业产品的产量,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实行包产到户,就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一个好办法,因此,陈云在中央高层会议上,坚决支持在农村搞包产到户。1981年9月2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关于经济问题的讲话,指出:我们搞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它的意义不亚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是一件大事。体制改革,农业先走了一步,工业财贸系统也势在必行。陈云在支持包产到户的同时,也看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1981年12月22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指出:农业经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搞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并不是农业可以不要计划了。后来的实践证明,陈云在当时对包产到户提出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必要的。

由于实行包产到户合乎亿万农民的意愿,因此得到了他们的拥护;也由于在中央内部,有邓小平、陈云等领导同志的坚决支持,在上世纪80年代初,很快就在全国农村开展起来,极大地调动了中国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使我国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地提高,连续几年获得了大丰收。

事实证明,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路子是对的,而早在上世纪60年代即形成农村改革思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坚决主张和支持搞包产到户的陈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远见的。

 

支持办特区

 

1992年7月21日陈云在《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这样写道:“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

的确,陈云和李先念都是十分支持办特区的。

陈云以其战略家的眼光,早就看出中国要加快发展,就离不开世界,离不开吸收外资。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就支持邓小平关于划一块地方办特区的意见。当习仲勋和邓小平谈话后,邓小平提出在广东深圳办特区的意见时,陈云也十分赞成。他还对办特区的方针,吸收外资的渠道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意见。

李先念也是支持办特区的。而李先念支持办特区的意见和陈云不谋而合,并且李先念采取的支持办特区的措施,也得到了在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的支持。早在1978年9月9日,即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李先念在黄城根北街9号院主持召开了讨论经济工作的务虚会。此次会议召开之前,李先念和邓小平、陈云多次商量会议主题。邓、陈、李3人意见一致。陈云特别关心这次会议,支持李先念开好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李先念在谈到改革开放时说:“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现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我国强大繁荣。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有魄力、有能力利用他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我们绝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不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为了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加快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李先念主持的这个会议,可以说,是十分民主的,与会人员畅所欲言,李先念也特别鼓励大家在会上把自己的意见谈出来。在这种民主气氛中,有人就在会上谈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日本地少、人少、资源少,为什么就比我们搞得好呢?于是大家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中,大家一致肯定日本的管理经验。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李灏回忆:这次经济务虚会虽没有谈论真理标准问题,也没有涉及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但是,就是这个会议,让人们的思考转向了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活力等问题上,为中央决定办特区打下了基础。可以说,这是中央工作会议之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于光远对此次务虚会的评价是:我们党能够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韧于这次务虚会。而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以及在这次会议形成的思路下,中央做出试办经济特区的决定,也渗透着陈云的心血。

(责任编辑:陶炳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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