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登了一篇题为《追悼张人亚同志》的悼念文章，让张人亚的名字及其事迹，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公开发行的报纸上。然而时过境迁，此后70余年间，张人亚却鲜为人知，甚至连他的亲属也不明其下落，直到2005年才了解到他已在苏区病故。

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第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到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面对第一个中共党章展品的关切一问，终于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珍贵党史资料守护者”张人亚的强烈关注。其实，张人亚对党的贡献何止这一点。综其短暂一生，他是一个坚守初心，坚决革命而奋不顾身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加入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事”

张人亚，谱名守和，字静泉，参加革命后更名人亚，化名白青水、张信泉、引川、梦亚等。1898年5月18日，张人亚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府镇海县霞浦镇（今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一户农民家中。父亲张爵谦，育有四男三女，全家靠他轮种族中几亩祭田及兼做厨倌维持生计，日子过得颇为艰难。但张爵谦仍设法让子女能读书识字，二儿子张人亚幼时就被送去其堂兄张晚荷先生主持的霞浦学堂就读。

张晚荷谱名万和，字兆泰、樵斋。他虽与张人亚同辈，却与张爵谦同龄；虽是清末秀才，却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向学生灌输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给幼年的张人亚以最初的思想启蒙。他还劝动张爵谦送张人亚去镇海县立中学深造。不过，张人亚在16岁那年，为分担家累，也为尽早历练，终归依照乡俗，辍学去了上海南京路上的老凤祥银楼做学徒，学习金银饰品制作。

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已有大小银楼33家，从业工人2000余人。金银业工人受雇主剥削，待遇很差，月工资多者七八元，少者二三元。为维持生活，工人们只能加班加点多干活，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通宵达旦。学徒年限很长，名义上为5年，但出师后还得为雇主义务劳动一年，才能升为正式工人。雇主（资本家）为维护自身利益，组织了银楼公所，工人却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张人亚亲历亲见了金银业工人的种种艰难困苦与无可奈何，又在上海这个冒险家乐园耳闻目睹了中外反动势力怎样欺压中国人民，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他曾在写给《解放画报》创刊人兼山东路义务夜校校长周剑云的信中直言：“中国工界里的黑暗，是人们所晓得的。”他痛心疾首地诉说，因为劳累和资本家老板阻拦，他原有的五年读书功底，被学徒后的八年劳作“消灭完了”。从进步书刊和身边的革命志士言行中，他接触到一些革命道理，萌生了革命要求，开始步入社会。1920年，他加入了工商友谊会。1921年，与志同道合的七八个人组织了一个小团体，举办过四五个星期的露天学校，试行循环自修，还参加各种群众会。

张人亚超出一般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引起了革命组织的关注。1922年4月，他被吸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近由宁波方面从中央档案馆查得的，1924年张人亚留苏期间手书的个人及家庭情况汇报材料表明，张人亚是因其境遇而忠于无产阶级，由“过去的事实”而认识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头脑”，才入党的。所以他才说：“加入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事。”

做“一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

张人亚没有留下鸿篇巨制和豪言壮语，他加入共产党、从事革命斗争的初心是什么，又是怎样践行初心，我们只能从散落在各个地方的片言只字里去窥其一斑。1924年10月，张人亚奉调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期间他手书的个人及家庭情况汇报材料中，写到他来学习的志愿，吐露了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工具”的心声。这应是他入党、革命的初心。为达成这个目标，他表示“要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即学习除去无产阶级一切毛病的能力，同时将自己的一切毛病也除去——即受团体的训练”。显然，张人亚已初步认识到：要使自己能成为清醒且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必须从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去改造党所代表的阶级及自身。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可以肯定的是，张人亚有着学习文化和理论的自觉性。他曾表示：“情愿我这个念几岁的一个人，和小孩子一样上学去，过去的虽然糟蹋了，未来的或者还好补救一点，”否则，“什么书报都看不懂，你想难过不难过？”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召开的中共二大，是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诸多“第一”的重要会议。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了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着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正是在二大精神指示下，在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帮助下，旨在改变金银业工人弱势地位的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于1922年9月16日正式成立，张人亚出任俱乐部主任。他在成立大会上报告开会宗旨，“略谓俱乐部是一个联络同业工友的机关，进一句说，就是保存工人生命的机关，希望同业诸君努力做去”。为什么要组织这样一个“保存工人生命的机关”？对此，《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宣言》解释道：“我们这种工业，在社会上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们能够去改造，也有相当存在的价值。我们为要保存将来的地位，所以有不得不做根本改造的功夫。”这个“改造的功夫”，首先是“补受教育训练知识”，以“保全我们的人格”；其次是“提倡正当的娱乐，和一切有兴趣的事情”，以丰富工人的精神生活，寓教于乐；再次要急于改革掉“种种不卫生的事”。“总括起来，我们是为要扫除一切使我们不幸的事件，提高将来的生活。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将来做完全有人格的人，所以不得不来组织这个俱乐部”。不好说这份俱乐部宣言的内容有多少是张人亚的主张，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却跟张人亚对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认识是相通的。

由此出发，张人亚后来在革命道路上能有那么多的作为与贡献，能留下那么多闪光的足迹，也就不足为奇。

在白色恐怖下为革命奋不顾身

张人亚从走上革命道路起，有十年时间一直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工运、青运、党务、地下交通等工作，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以至生死关头。但他都能从容应对，完成任务，表现出坚强的党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后，即开展了争取工人权益的斗争。俱乐部代表全体同业工人去函向银楼公所提出了五项要求：增加薪资，学徒年限减为3年，星期日休息，废除包工制，改良待遇。然而，银楼资本家对工人的合理要求非但不予理睬，反倒借机将张人亚等3名俱乐部执行委员开除。工人们闻讯后义愤填膺，立即增加两项要求：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全体工友之权，收回开除3名执行委员的成命。如此7条要各店主一律承认，并限24小时内答复。资本家仍然不理，金银业工人遂于1922年10月6日发表罢工宣言，举行全行业罢工。张人亚作为罢工斗争的主要领导人，头一回登上政治舞台。面对强大的中外反动势力对罢工斗争的破坏与镇压，张人亚审时度势，主导俱乐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应对。如要求每家银楼作坊公推代表两人，与俱乐部办事人员保持密切联系；选派纠察维持作坊内秩序；强调罢工守纪律，以和平方式坚决抵制店主强迫上工；对单独承认俱乐部方面条件的银楼区别对待，通知该银楼工人先行复工等。与此同时，配合宁波同乡会出面调停，终于为金银业工人争取到部分经济利益。这场由上海金银业俱乐部发动2000多名工人、坚持了28天的罢工斗争，虽然没有达到全部目的，但给了中外反动势力以强烈震撼，也让工人们看到了团结和斗争的力量。罢工结束的当月，张人亚被吸收入党。

张人亚不能再在银楼做工了，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也不能公开活动了，党把他安排到商务印书馆同孚消费合作社工作，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并担任党、团工作及其领导机关出版书报的发行工作。1923年7月，他接替张秋人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8月，参加在南京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至11月，担任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的发行工作。这期间，张人亚先后编入商务印书馆党小组（并担任组长）等党组织，和他先后同在一组的有董亦湘、徐梅坤、沈泽民、张特立（张国焘）、刘仁静、沈雁冰、贺昌等。

1924年4月，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改组为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上海地委），直属中共中央。张人亚担任了上海地委委员、工农部主任，直至10月奉调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五卅运动爆发后，张人亚奉命回国参加反帝斗争。前几年，上海音像资料馆工作人员发现的一份影像资料，清晰地展现了张人亚在一次工人集会上，慷慨激昂地演说的情景。他刚毅的面容、有力的手势，给人以深刻的印象。1925年8月起至次年，张人亚先后担任中共浦东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浦东部委书记、浦东部委组织部主任、兼任宣传部主任等职。

1927年初，张人亚任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负责人，筹办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2月27日，《平民日报》创刊，张人亚兼任发行所负责人。4月14日，因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平民日报》发行所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留守的张人亚大弟张静茂被捕。已转入地下的张人亚得悉后，托宁波旅沪同乡会将张静茂保释回乡。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张人亚仍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先是在邓小平负责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内交科，担负党中央系统（包括党报、宣传部、组织部、秘书处、军委、妇委、兵委等机关），以及党中央系统外的机关（包括工会、共青团、互济会和江苏省委）的联系沟通。1928年4月，接替被捕牺牲的张宝泉，担任内交主任。其时上海处于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警特遍地，密探无孔不入。张人亚凭着对党的忠诚，机智勇敢、临危不乱，一次次完成了传递文件和情报的任务，并且组织、管理好了内部交通网，为保证领导机关、领导同志及党的文件书报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

1927年末（或次年初），张人亚突然回到霞浦老家，对父亲说他在上海的住所要搬迁了，请父亲将他带回来的一批书刊和文件收藏好。交代完毕，张人亚又匆匆离家走了。张爵谦深知儿子托付的事关系重大，遂一边放言二儿子长期在外未归，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一边在镇东长山岗上为人亚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张人亚一侧是衣冠冢，里面安放的是藏有他冒险带回来的书刊文件的空棺。这些历经张家两代人悉心保存的书刊文件重见天日后，便愈来愈显现出特殊的价值。原来它们都是张人亚学习、收藏的党的文献资料，其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共产党月刊》等，因存世极少而尤为珍贵。它们由张家献出后，已由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等收藏并展出。习总书记关注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就是张人亚保存下来的中共第一个党章。

1929年7月，张人亚受命去中共安徽临时省委驻地芜湖，以开设金铺为掩护，为中央筹集、转运经费和物资。这也是一桩极其危险的“买卖”，但张人亚依然做得很出色。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他被捕后写的自首书中有一段话，无意中披露了张人亚在此间的工作业绩：

赤区（按即苏区）接济者：

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前后由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1930年6月由闽西运来700两；第二次1930年底，由赣西南运来2007两。由这两批款内提出800元组织商业机关，派陈绍禹（按即王明）做老板——现由廖成云（按即陈云）负责支付。此外尚有许多大批现金由赤区运来，但都不是我经手的。

1931年初，张人亚奉调回上海，出任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主任。这是个由党领导的，以营救被反动当局逮捕的革命者，并筹款接济他们的家属为使命的社会团体。其主要成员中有一些还是早年在上海跟张人亚同在一个党小组的人，如沈泽民、沈雁冰等。

同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皖北地区划归鄂豫皖苏区指导，安徽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仅指导沿江江南地区，后又撤销省临工委，恢复中共芜湖中心县委，直属中央，负责指导沿长江地区34个县的工作。张人亚再度入皖，担任芜湖中心县委书记。指导如此之多的县，这在当年无论白区还是苏区，他这个县委书记可都相当于省委书记。中心县委将34县分为安庆、芜湖、宣城、屯溪4个区，派员巡视。在领导工作中，张人亚力所能及地避免或减轻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注意团结教育同志，收到了良好效果。

魂归苏区  永垂青史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张人亚奉调于同年底离开芜湖，转道进入中央苏区，前往赤都瑞金，担任了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

1932年6月，张人亚接替朱荣生，担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兼总发行部部长，同时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这对于张人亚来说，可算是专业对口、轻车熟路。

张人亚在主管苏区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半年多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紧紧依靠广大干部和工人，注意发挥从娘家——上海商务印书馆派来的技术骨干的作用，因陋就简，节约办事，组织出版、印刷、发行了一大批书籍报刊。为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苏区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和受教育程度，推进苏区的各项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长期在危险的环境、艰苦的条件下进行高度紧张、繁重的工作，张人亚积劳成疾。但他毫不松懈，一如既往。1932年12月23日，时值隆冬，天寒地冻。张人亚带病从瑞金出发，去邻近的闽西长汀检查工作。两地相距近百里路，中间起伏几座高山。张人亚于疲惫之中疾病发作，终于救治不及而逝世。噩耗传开，闻者无不悲从中来。

1933年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其机关报《红色中华》第46期上专门刊发悼文，沉痛悼念张人亚。悼文简要叙述了他的职务、死因和革命经历后，对他作了高度评价：

人亚同志对于革命工作是坚决努力、刻苦耐劳，在共产党内始终是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之下与一切不正确思想作坚决斗争，在党内没有受过任何处罚。因为努力工作，为革命而坚决斗争，使他的身体日弱，以至最后病死了。

悼文称张人亚的死是“我们革命的损失，尤其是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悼文最后号召革命同志化悲痛为力量，“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来完成张同志所遗下的任务”。

张人亚的名字连同他的非凡事迹，注定要镌刻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光辉册页上。他秉持做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工具的初心和他坚定信念、革命到底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