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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的江苏贡献
来源 : 《世纪风采》2018年第7期 2018-12-06 16:41:19 已浏览 : 37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江苏农村改革波澜壮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全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江苏省政协原秘书长、省委农村工作部原部长吴镕同志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参与者。 他参与起草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下发的五个1号文件和一个5号文件,在许多重大政策制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有北霍(霍泛,山西省委副书记、农村工作专家)、南杜(杜瑞芝,广东省农委主任、省顾委副主任)、东吴(吴镕)、 西赵(赵文欣,四川省农委主任)之说,分别代表华北、中南、华东和西南四个地区,时称杜润生改革团队的“四路诸侯”。

吴镕常常说起那段不平凡的历史。1998年农村改革20周年,他在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班上,作了《农村改革的回顾与展望》的演讲,讲了农村改革的四个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商贸革命、农民造城。2008年农村改革30周年,他又写一篇《农村改革30年》的文章,谈了群众首创、上下互动、分散决策、协调折冲、制度安排、知行匹配、决策团队、坚持不懈等八条体会。2010年金秋,他与农业部原部长何康相聚,两人说到农村改革这本大书,再不说道说道,逐渐会被人遗忘。社会上著述不少,但缺乏细节的回忆。随后吴老专门写了《农村改革逸事》,并发表在《中国改革》杂志上。里面说了不少农村改革决策方面鲜为人知的细节。40周年又是一个重要年份。今年4月24日,吴老专门给我打来电话,叫我写一篇文章《农村改革的江苏贡献》,讲讲江苏对全国农村改革的10个方面贡献,连大纲小目都列好了,并提供了不少素材。不负吴老重托,我迅速收集整理材料,撰文如下。

促进粮食提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力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伟大的历史功绩。会议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特别强调“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这些精辟论述,至今是我们制定农村政策的准则。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的局限,对农村搞包产到户问题仍然不赞成,重申“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不过当时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

这个决策的出台,江苏也有积极贡献。1978年6月,中央37号文件转发湖南省湘乡县委《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努力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要求调查农民负担。当时,华国锋在讲话中说了湖南农民的意见:插秧第一兜是为中央(皇粮国税),第二、第三、第四兜是为省地县乡,第五、第六兜才归农民。围绕减轻农民负担,各省区都按中央要求做了农村调查。江苏省委派调查组到武进县鸣凤公社等地调查数月,感到最大的负担是价格不合理,工农产品剪刀差太大,向中央建议农产品能加价15%至25%。后来中央决策当年稻谷收购价就提高22%。当然,这是综合全国的情况。但江苏从中提供了数据分析材料。

农村改革,不仅是包产到户,其实有个组合拳,扩大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提高农产品价格。这些措施均功不可没。

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

人们都认为,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包产到户的发源地。1978年12月,18户农户在严立华家里写下一份惊天动地的农民宣言书,一致要求包产到户,盖了血印。但据一些资料介绍,贵州省一些山区比较早的已在实行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口述史》中万里的一篇文章——《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也说到,1978年夏秋,安徽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省委决定借地度荒,搞好秋种。肥西县山南公社群众就自发搞了包产到户。

江苏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面上虽然搞得迟了一些,但也不乏“闯”和“冒”的地方。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春到上塘》,介绍泗洪县上塘公社垫湖大队在1978年九十月份就实行了分田到户,定产、定额承包,这比小岗村要早二三个月。短短一年时间,该村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江苏农村改革第一村。如今村里建了一个“春到上塘”纪念馆,参观者众多。

江苏对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大贡献在于探索了经济发达地区、高产地区也可以包产到户。80年代初,我国绝大多数贫困地区农业都已“大包干”。发达地区农业到底能不能包,“大包干”是否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当时需要答案。

宜兴县在1982年推行农业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当年粮食增产1.4亿斤,工副业产值增长10%,农民人均收入增加50元。新华社记者周振丰深入宜兴农村调查,采写出一篇《经济发达地区的农业也可以包干到户》的调查报告。上报后,受到当时国务院总理的称赞,说苏南的问题解决了,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调查报告被分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参阅。《人民日报》在1983年1月23日发表这篇调查,并配发《大包干不要再堵》的长篇评论员文章,引起了全国轰动。就这样,“大包干”在苏南太湖、珠江三角洲和胶东半岛等经济发达地区迅速推开。当时认为,宜兴县农民带头建立适合发达地区的农业经营体制,是继小岗村率先实行“大包干”后,农村改革的又一声春雷。

江苏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可贵之处,在于从实际出发,采取多种形式,多样化而不一刀切。苏南地区更多地采取专业承包、包干分配的办法,淮北地区更多地采取大包干的办法。据当时统计,包干分配占50.9%,包产到户占46.8%,还有1.4%生产队保持了原来的经营管理形式,继续由大队或生产队统一核算。华西村吴仁宝老书记说: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华西村生产条件好,集体经济发达,就没有分,上面也没有指责。后来,中央决策层讲,允许各地分散决策、分散风险。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江苏为了健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进行了很多探索。80年代中后期,力推“干部包服务,农民包上交”双向承包,加快建设乡村农业服务体系,开展“几统一”服务,取得进展。1987年5月,国务院批准无锡、吴县、常熟三县为“江苏省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试验区”,开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试点,并取得成功经验。农业现代化试点后来实际上扩大到了整个苏南,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几任中央主要领导视察后,都殷切希望江苏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江苏是乡镇企业的发源地。1956年无锡市东亭镇创办的春蕾农业合作社(春蕾船厂)是有据可查的第一个社队企业。在农业部同意、支持下,2010年无锡市在船厂遗址上建了中国乡镇企业博物馆。

乡镇企业发展历史上有过几起几落。上世纪80年代初,苏南的社队企业在农村改革春潮中又一次蓬勃兴起,但也伴随着很多非议、指责,争论不断。有的领导说,这是农村光辉灿烂的希望所在。有的领导说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与国营企业是“三挤三争”,即以落后挤先进、以小挤大、以小集体挤国营,与国营企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还有人批评“30万供销员满天飞”是多大的浪费,怪罪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期间,吴镕等同志作汇报、写文章,予以辩驳,多方呼吁。他所写的《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不正之风之源》《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环节》(此文署名国家经委主任吕东)等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乡镇企业不同于国营企业属猪,靠饲料喂;也不同于大集体、地方国营企业属鸡,喂一点,找一点食;乡镇企业属鸟,全靠自己到市场上觅食。乡镇企业发展,实际上最先探索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机制体制。

争议了两年多,中央终于在1984年1号文件中指出:“现有社队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有些是城市大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1984年3月,中央批转国家农林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即著名的中发1984年4号文件,为乡镇企业正了名、撑了腰、指明了方向道路。

该文件的出台与江苏贡献的实践经验是分不开的。1984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到常熟县碧溪乡考察乡镇工业和小城镇建设。当时,碧溪乡提出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改造旧乡村”的发展思路,后来被总结为“碧溪之路”。胡启立认为,江苏坚持发展社队工业是改变8亿人口搞饭吃局面的一个创举,很有可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来。2月,胡耀邦同志视察江苏,看了乡镇工业发展后,兴高采烈地说,一个无锡,一个常熟,一个江阴,叫“无长(常)江”,长江都不放在眼下。他号召江苏省再来一次“七战七捷”。

乡镇企业发展由此进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这个阶段,江苏创造性地把农业联产承包的经验带进了乡镇企业。无锡县堰桥镇在1983年2月宣布全面推行“一包三改”为主要内容的九大改革,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改干部委任制为聘任制,改职工录用制为合同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堰桥乡乡镇企业改革一年见效》的消息,并配发《把“包”字引向乡镇企业》的评论员文章,对堰桥农民的首创精神给予高度评价。5月11日,省委书记韩培信带队下乡,在堰桥召开座谈会,要求全省各地学习推广堰桥经验。这一时期,江苏省还总结推广了吴江县铜锣镇“生产要素承包、资产滚动增值”、无锡县东亭镇“一调二改三提高”的经验,创新了乡镇企业发展机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的“江苏经验”。与此同时,还总结推广了“耿车模式”,在苏中苏北广大地区实行乡办、村办、户办、联户办“四个轮子”一起转。

乡镇企业是农民的伟大创造。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友人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全省着力推进了以加快调整乡镇集体企业产权结构和加快发展农村个体私营企业为重点的乡镇企业改革,混合所有制经济迅猛发展,为江苏形成国有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三足鼎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乡镇企业所作的贡献永远写在历史的丰碑上。无锡市委原副书记朱根宝在2008年撰文,写了乡镇企业十大功劳,包括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门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小城镇建设步伐加快的重要原因、国民经济的重要方面、国家财政增收的重要来源、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力量。由乡镇企业发展而来的不同于浙南、粤南的“苏南模式”,成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动实践。

“小康社会”宏大构想从江苏始

1982年的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从1981年到20世纪末,在20年时间里,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

为了实地考察小康目标的现实可行性,1983年春节前,邓小平同志到苏州调研。第二天就约见陪同考察的省地市负责人。谈话一开始,邓小平就问:“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江苏的同志回答:“从江苏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自1977年到1982年6时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就翻了一番,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就全省而言,用不了20年时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1982年苏州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04亿元,国民生产总值47.6亿元,人均接近800美元。此前,苏州方面提供了16份典型材料,从各方面介绍实行联产承包、发展社队企业、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情况。听了汇报后,邓小平接着问:“人均800美元,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苏州的同志告诉他,达到这样的水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住房问题解决了,就业问题解决了,人口不再外流了,中小学教育普及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听到这些介绍,邓小平很振奋,仿佛已透过苏州看到了实现小康目标的光明前景,继续追问:“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江苏的同志告诉他,主要是两条:一是重视知识,吸收了不少上海的退休工人和科技人员。往往请来一位能人,就能建起或救活一个工厂。还有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中小企业,在农村就是大力发展社队工业。

苏州之行给邓小平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北京后,他约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以苏州为例描绘达到小康后的社会状况。之后,小平同志已不仅仅把小康目标作为一个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志,而且开始用“小康社会”来形容社会整体发展和全面进步的状态,小康目标从模糊变得具体了。与此同时,邓小平开始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小康目标实现之后的中国长远发展规划问题上来。党的十三大提出了解决温饱问题、达到小康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可以说,江苏为邓小平同志把握全局,思考、总结与提升小康社会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

农村需要农工商综合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江苏农业生产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引人注目。1984年农业大丰收,粮棉等主要农产品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针对当时情况,江苏省坚决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构建支撑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水利、农用工业、乡镇企业,唱好农业、多种经营、乡镇企业“三台戏”,由单一的种植业结构向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商运建服综合经营的“十字农业”方向转变,不断探索建立农业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模式,比较早地推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

当时,江苏农民流传两句话:农业一碗饭,副业一桌菜,工商富起来;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对于无商不活,当时农民自发进入流通领域,热潮涌动。苏中苏北地区农民养鸡,贩到苏南、上海,骑着自行车披星戴月渡江南下、赶早市。车队浩浩荡荡,时称“百万雄鸡下江南”。胡耀邦同志说,这些鸡贩子不是“二道贩子投机倒把”,是搞活农村副业的“二郎神”,为这些先行进入流通领域的农民正了名,农村种养大户、贩运户、经纪人扬眉吐气。吴镕把农民长途返运的情况写给《农民日报》,登上头版头条,“百万雄鸡下江南”响彻全国。

对于无工不富,乡镇企业大发展给农村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上报中央,万里同志很欣赏,多次引述。但是1985年粮食减产,一位领导说,“无工不富”的声音盖过了“无农不稳”。在这个当口,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1986年第86期《农村问题论坛》上发表《不稳·不富·不活》文章,肯定了江苏这个经验对于“近年来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指出,这三句话也有“不准确、不全面之处”,会带来“某种消极作用”。吴镕为了表达对于光远论文的思辨,在同一刊物第98期上发表了一篇《再谈稳·富·活》的文章,并在经济日报上撰文《三句话是“三位一体”》,表明群众创造的经验,形象、概括而又生动地阐明了客观规律和现实。后来,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听取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汇报时说,不要再争论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些提法是正确的。事实已证明,农村许多有条件的地方,工副业兴起后就富裕起来了。1986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农业和农村工业必须协调发展,把“无工不富”与“无农不稳”有机结合起来。

实行农村自身的工农业有机结合,开展以工补农建农,最早的是江苏省。当时苏南不少地方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按交售的商品粮和农副产品进行补贴,二是按田亩补贴农资、水电机耕费,三是按在厂务工人数,由企业向社区返利分配或补贴村内公共事业。1986年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政策,建立建农基金制度。按乡镇企业职工每人每月提取10元建农基金,同时从乡企税后利润提取一部分。大约每年平均能筹资七八亿元,成为增加农业投入的重要方面。在那时,为了应对以工补农是平调之说,从理论上给予这一制度支撑,吴镕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论述“以工补农”不是一平二调。因为,第一,苏南乡镇工业的原始积累是农业帮助完成的,农业是工业之母,农业先哺育工业,现在工业发展起来了要反哺农业。第二,同一社区合作组织内部,工农业劳动生产率有差异,有必要进行收入分配上的合理调节。我们感到,后来“两个趋向”理论,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乡镇工业补农、建农、投农,推进“第二个趋向”早就开始了。

发扬“四千四万”精神

改革开放初期,苏南地区面对原材料与市场两头在外,科技人员普遍短缺的情况,说尽千言万语、踏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组织千车万船,创办乡镇企业。也有人将“组织千车万船”换成“历经千难万苦”。当时还有人说苏南农民企业家有“四皮”精神,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跑破脚皮。有人称乡镇企业会计、供销员有铜头、铁嘴、橡皮肚子、兔子腿。其本质都是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风餐露宿、艰苦创业,不满足现状,永攀高峰。“四千四万”精神,与“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华西精神,成为那个时候干部群众创新创业创优,应对各种风险和困难,推动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江苏经济增长要比全国快”的巨大精神力量。

“四千四万”精神,根植于农耕文明和吴越文化,是农耕文明和吴越文化在农村改革中的唤醒、继承和发扬。苏南地区历来有精耕细作、男耕女织、士农工商同道、义利兼顾的传统,也有走出去、闯天下的风尚。据新华日报介绍,扬中是“四千四万”精神的发源地。扬中是江苏面积最小的县级市。当年扬中人常说:“如果靠岛吃岛,连酱油拌饭都吃不上。”于是,成千上万的扬中人走出家乡。改革开放,放宽放活农村政策,打开人们的思想桎梏,激发了人们创业致富的强烈追求。从跑田岸到跑口岸,从重蚕桑到接外商,“四千四万”成为江苏在全国的一张靓丽、厚重的文化名片、精神名片。

2018年2月,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在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引导企业家大力弘扬适应新时代的“四千四万”精神:积极适应时代的“千变万化”,主动经受创新的“千锤百炼”,在发展的前沿展现“千姿百态”,在新的征程上奔腾“千军万马”。与会同志击节称赞,产生强烈共鸣。

开创农村合作基金会

江苏和四川,是实行农村改革后最早诞生农村合作基金会的两个省份。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后,集体财产需要妥善处理;农村工副业生产加快发展后,资金得不到有效满足;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需要资金融通增值。加上中央提出放活农村金融政策,于是出现了农村合作基金会这一新生事物,完全契合了生产合作要向流通合作、金融合作延伸的发展方向。1983年下半年起,盐城、镇江、扬州等地乡镇农经站进行了集体资金有偿使用的尝试。1984年6月12日,第一个以内部融资为主的服务组织——镇江市润州区象山乡农经服务公司正式成立。句容县东昌乡也成立农经服务公司。1985年6月,江苏第一个合作基金会在盐城大丰县万盈乡诞生。多种形式的资金合作组织在江苏逐步发展,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据镇江市1986年9月统计,全国前后有16个省、232个县、2500名农村工作干部和专家前去参观考察。

这项改革初期,各方面认识很不一致,有的金融部门认为农经服务公司是非金融机构,不能开展融资活动,试图予以抑制。江苏农经部门向中央积极反映情况,各地继续探索。一次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召开座谈会,安排六个省的农村工作部门负责同志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座谈。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吴镕用8分钟讲了五点建议。陈慕华爽快地表态说,你讲的五条意见,我同意四条,包括合作基金会都可以试。唯有“大跃进一些老贷款还不了,一风吹”不同意,暂按挂账停息处理吧。

1987年中央5号文件指出,一部分乡村合作经济组织或企业集体建立了合作基金会,有利于缓和农业银行、信用社资金供应不足的矛盾,原则上应当予以肯定和支持。1985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指出,“放活农村金融政策”允许“适当发展民间信用”。基金会于是从自发行动变为有领导有组织的推进。到1997年,江苏开展内部融资的乡镇比例超过90%,可融资金年末余额超过100亿元。

高速发展中出现了资金应用不规范、党政干预严重等问题,潜在风险加大。1997年11月,中央决定全面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1999年国务院3号文件,宣布全国统一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到2004年江苏基本完成清产核资、分类处置,清收欠款和存款兑付等工作,农村合作基金会自此退出历史舞台。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深化农村改革的决定,提出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的农村金融体系。此后的几个一号文件都强调有序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允许有条件的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盐城等地在新的时期又发展了一批资金互助合作社。当时省政府分管金融、农村工作的领导都表示支持。中央农办派人来调研,帮助总结经验,指导规范化运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文章还在继续做。

避免了划小乡的折腾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进,人民公社体制必须改革。1983年上半年,江苏省委在江都县砖桥乡、江宁县禄口乡进行政社分设试点,第二年普通推进,在乡镇分别建立党委、政府和经济联合会(或农工商总公司),大体上一社一乡、一大队为一行政村。据统计,到1984年6月,全省共设1888个乡人民政府、59个镇人民政府、3.5万个村民委员会。

1984年夏天,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带了大乡划小乡的文件征求意见稿来江苏调研听意见。当时彭真的意见是,乡大了不利于发扬民主,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如果把现在的乡镇改为区建制,以大队建乡,小乡干部接近群众,谁家喝粥、谁家吃干饭,谁家的狗是白的、谁家是黑的,一目了然。吴镕被找去汇报、商讨。他发表意见说,江苏刚刚完成政社分设,恢复了乡镇政府体制,运行正常,平均每乡镇人口为2.4万个,面积45平方公里。乡干部骑个自行车一天能兜得过来。如果乡改成区,一个乡变成十几个小乡,一是大量增加干部,增加国家和农民负担;二是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小城镇和中心集镇;三是如今向信息化社会走,还能单凭肉眼观察去实施服务和领导吗?崔乃夫听了深以为然,说把文件带回去再研究。过了不久,杜润生说,胡耀邦同志很欣赏江苏同志的一个观点:乡镇规模太小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搞小城镇建设。

就这样避免了一次再划小乡的折腾,也促进了小城镇建设。

在农村开展正面教育

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精神污染。当时,盐城市委农村工作部一位同志写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农村的十大表现》。江阴市有个船老大反映:“共产党是穷人党。旧社会富人要绑票,新社会已经搞了社会主义改造,这几年改革开放恐怕又要拿先富起来的人开刀,搞不好又要去坐牢。”吴镕了解有关情况后,感到农村不能如此搞,并向中央农研室紧急反映。1987年1月10日,中央农研室主任杜润生向中央报告:江苏省委讨论,省委农村工作部提出,向农民传达时,为避免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口号发生误解,拟写一个宣传要点,主要包括:农村只搞正面教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发展农村大好形势,维护国家安定团结大局,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政策,等等。中央领导批示同意并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改变目前各项搞活农村的政策。有关各地情况反映上去,万里说:农村搞什么清除精神污染?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同盟军,工农联盟是党的执政基础,农村千万不能搞反精神污染!

率先实行农村税费改革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民负担不断加重。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但由于深层次矛盾没有解决,农民负担加重的局面并未扭转,一些地方乱集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盛行,个别地方发生严重恶性事件。农民负担较重,引起了上上下下的高度关注。1998年下半年,吴镕和安徽省人大副主任陆子修深入苏皖边界地区调研,写出《对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建议》,提出开源与节流并重、增收与减负同抓的基本思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看到这篇调查指出,它“以大量的事实和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对农民负担屡减不轻的深层次原因作了大胆而透彻的剖析,反映的问题很具体,也很尖锐,要认真研究”。

为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2000年3月,中央下发文件,决定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并选定安徽省为试点省。江苏省对这项改革很积极,并向财政部争取,请求作为试点省,得到认可。这年8月,在溧阳、宝应、灌南、沛县四县开展试点,并取得积极成效。2001年我省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年初省委省政府发了《关于税费改革工作给全省农民群众的公开信》,印制1500万份,发到千家万户。正在这时,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部署作了调整。4月底国务院下发28号文件,要求除安徽省外,全部停止这项试点。省委省政府从当时实际出发,决定坚持推进这项改革。后来,国务院税改办明查暗访,财政部领导实地调研,了解到江苏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实际成效,评价“江苏自费改革非常成功,意义非常,值得总结借鉴推广”,根据江苏省建议,又将“自费改革”改成“自主改革”。

2002年12月,国务院在江苏无锡召开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会后,这项改革轰轰烈烈在全国全面展开,开启了农民种田不纳税的历史。2003年,江苏在全国率先取消了农林特产税,2005年又在全国提前一年取消了农业税。同时推进了乡镇区划调整、精简干部、化解农村负债、大幅度增加村级转移支付的配套改革,统筹城乡发展拉开了历史序幕。

经过40年持续地、坚持不懈地探索、实践,江苏城乡、工农发展比较协调,已经成为一大优势和特色。新世纪以后,江苏省农村改革发展再出发再深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多次发言介绍科教兴农、发展设施农业、推进现代水利建设,统筹城乡发展等方面的做法。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村要情》刊登江苏推进农业现代化、实行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一体化、加快低收入人口脱贫增收、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培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农业农村服务业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对我省保持农业发展好势头,予以充分肯定,称“对一个东部沿海省份来说很不简单”,要求江苏带好头、领好向,把“四化”同步发展真正落到实处。这是对多年来江苏农村改革发展的一个高度评价。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改革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我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落实“三权分置”改革,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继续推进农村实事工程,建设特色田园乡村和美丽乡村,农业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迈出更大步伐。不久前在全国上映的《厉害了,我的国》,讲到苏州城里一个年轻人在木渎镇创业生活的故事。那个年轻人说,农村比城市好。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改革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对江苏农村更加美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憧憬。

(责任编辑:杨溯)

 

作者:诸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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