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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抗战初期的陈毅司令员
文 · 郑竹波
来源 : 《世纪风采》2011年第8期 2011-09-13 16:12:36 已浏览 : 3322
1939年7月1日,陈毅(前排左一)出席了新四军第一届党代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
    1938年和1939年,我在江都、溧阳、扬中地区,四次见过陈毅司令员,听过他的报告、指示。那时我在新四军挺进纵队担任大队政治指导员、团青年干事。新中国成立后,到师、军单位工作,多次聆听过陈老总的教诲,受益很大。
    1983年,来南京军区空军工作,和管文蔚、张藩、段焕竞、惠浴宇、陈光、韦永义、吴肃等同志接触较多,进一步了解了陈老总伟大的一生。近年来,又阅读了《陈毅传》、《回忆陈毅》、《陈毅诗词全集》等,更增加了对陈老总的敬爱和怀念。
    抗战初期,陈毅司令员的一大功绩是和粟裕、刘炎等首长一道,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有关方针、决策,排除万难,历尽艰辛,在敌伪统治的心脏地区,创建了茅山抗日根据地,对苏南的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培养、建设挺进纵队
 
    1937年冬,日寇侵占上海、苏南、南京多地,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人民处于苦难之中,管文蔚同志利用在大革命时期在苏南的工作基础,发动群众,组织江南抗日自卫团,树起了打鬼子、保家乡的大旗。
    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斗,到1938年夏,自卫总团(后改编为丹阳游击纵队和新四军挺进纵队,简称“挺纵”)发展到2.5万余人,基干队人、枪2000余;控制了长江以南,沪宁铁路以北,东到武进北乡,西到镇江东门的广大地区。
    1938年6月,陈毅司令员和粟裕副司令员率部到达茅山地区,很快派老二团政治处主任肖国生和营长段焕竞与管文蔚联系,不久约见了他,对自卫总团的改造、培养、建设十分关心,着重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亲临指导。陈老总除委托政治部刘炎主任两次到挺纵视察、指导外,还多次到挺纵搞调查研究,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有关指示,分析抗战形势,对部队和丹(阳)北地区的工作提出了要求和希望。
    二是派遣干部到挺纵工作,加强领导,促进部队建设。那三年,从军部、一支队到挺纵工作的主要干部有郭猛、张福前(张震东)、贺敏学、龙树林、魏天禄、陈时夫、惠浴宇、张开荆、吉洛(姬鹏飞)、刘文学、彭德清、刘先胜、邱玉权、张藩、刘亨云、张宜友等,这些同志大都是经过长征、三年游击战争的老红军,政治上强,经验丰富,工作积极,作战勇敢,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他们在挺纵言传身教帮带,加强了党对挺纵的领导,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增强了战斗力。
    三是派新四军老二团、老六团到苏南、丹(阳)北和江都地区作战,为挺纵部队作后盾,作榜样。除了韦岗处女战外,重要的战斗有1938年7月夜袭新丰车站、1939年2 月延陵之战、1939年9月武进北乡陈巷桥伏击战以及1939年11月丹阳的九里镇、贺甲大捷,这些胜仗对苏南人民的鼓舞和挺纵部队的促进很大。
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时的陈毅
    四是抽调干部去军部、一支队学习。在1938年到1940年,韦永义团长、张克威、王祥、柴如奎、朱春林等许多同志,都到军部、一支队教导队学习过。这种学习,时间短,内容精,学以致用,效果很好,对他们的提高、成长和部队的发展、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五是加强党的领导,进行政治思想工作。陈毅司令员和刘炎主任对管文蔚等同志多次指示:纵队和支队要建立政治机关,连队要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共产党员要做模范;要加强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灌输抗日救国思想;要搞好官兵团结、军民团结,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克服军阀残余和游击习气;要重视培养干部,提高带兵打仗本领。总的要求是挺纵部队要新四军化,即党化。
 
 
 
重视和关心丹(阳)北
游击区建设
 
    丹(阳)北是茅山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旧治包括扬中全境和武进、丹阳、镇江各一部,以及江阴、无锡、江都各小部,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上的地位十分重要。
    当年陈毅司令员非常重视和关心丹(阳)北地区,多次叮嘱管文蔚、邓振询、吴仲超、陈光、韦永义等同志:丹(阳)北是敌伪心脏地区,是苏南、苏北两大战区主要的交通枢纽,是我军主力北上转移的重要“跳板”,斗争复杂、艰苦,敌我必争;丹(阳)北有大革命留下的种子和影响,群众条件好,物产丰富,一定要坚持好;要努力扩大部队,建设地方党组织,建立抗日政权,重视培养地方干部,搞好统一战线,开辟沿长江、铁路的交通工作等等。陈老总的这些指示,丹(阳)北的领导和人民是认真、坚决贯彻执行的,仅以武装斗争来说,抗战期间丹(阳)北就组建了7个团部队,内4个团较充实,不但沉重打击和有效牵制了敌伪,还在大江南北的干部往返、军需筹集、物资输送,特别是新四军主力北上、南下以及抗战胜利后苏浙部队北撤,起了巨大的支援和良好的保障作用。解放战争期间,在丹(阳)北各地坚持斗争的陈云阁、康迪、赵文豹、颜诚、宦德胜、常喜生等一批同志,孤悬敌后,依靠人民,英勇顽强,历尽艰难,不怕死,不怕苦,付出了巨大牺牲,一直坚持到迎接大军渡江作战,取得最后的胜利。
    今天,我们回首丹(阳)北军民在战争年代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创立辉煌业绩时,倍感当年陈毅司令员对丹(阳)北地区所作指示的英明、远见,而对他敬仰、怀念不已。
 
果断决策,
挥师东进、北上
 
    1939年秋冬后,苏皖地区国民党三战区,除对我新四军不断挑衅外,对我军限制更严,指定活动地区,划地为牢,不准外越一步。这是妄图借鬼子之刀消灭我军的阴谋。
    当时,陈老总坚决贯彻党中央“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顶住了军部个别领导的一些错误做法,在茅山地区站稳了脚,并不失时机地冲破国民党的限制,积极筹划老六团、老二团到敌后作战、发展,消灭敌人,扩大部队,发动群众,筹集经费,建设地方党组织,建立人民抗日政权,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
    1939年5月,陈老总命令老六团叶飞同志率部东进,为了冲破三战区顾祝同、冷欣的限制和蒙蔽敌人,用了“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二路的番号。老六团东进,打了不少胜仗,尤其是浒墅关、黄土塘打鬼子和打到上海近郊,大大鼓舞了江南和上海的人民,扩大了江抗的声威,震撼了敌伪。我军则扩大了部队,取得了敌后作战的经验,为尔后发展东路地区打下了基础。
    1939年4月上旬,陈毅司令员命令新四军老二团王必成、刘培善配合挺纵攻占了扬中,歼灭了顽军张少华部贾长富团。在这前后,陈老总指示管文蔚:“方钧(挺纵二支队司令,原国民党川军朱云祥部连长)不赞成部队党化,这就是个问题;不愿把部队交给党,就是大问题。要下决心及早处理。”1939年4月,方钧企图叛变、投韩(德勤)的阴谋日渐明显,陈老总当机立断,命令新四军老二团北渡长江,配合挺纵的三、四支队,解除了方钧近千人的武装,消除了一个心腹大患,为后来我军东进、打开苏北抗战局面扫除了障碍。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陈毅司令员在苏南地区坚持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原则,与三战区顾祝同、冷欣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及团结争取茅山地区实力派纪振纲等事,当年就传遍了苏皖军内军外,这里我着重讲讲陈老总到苏北后大抓统一战线的情况。
    苏北地处长江三角洲北侧,是沟通山东、华北、中原和江南地区的中枢,为敌、伪、顽(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我必争之战略地区。
    1938年,陈老总在苏南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先后命令我挺进纵队二、三、四、一支队和主力老二团向苏北江都地区发展,1939年11月和1940年1月,老四团一部和老六团,由陶勇、叶飞率领,相继进入苏北。那时,苏北除扬州、南通等城市由鬼子占领外,大部分地区在国民党顽固派统治之下。敌众我寡,敌强我弱。顽固派韩德勤担任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拥兵十万,鱼肉人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老百姓恨之入骨,称他是“扫帚星”。鲁、苏、皖边游击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等这些中间势力,也屡受韩顽的排挤、打击。韩德勤成为苏北我军抗战的绊脚石,要打开苏北抗战局面,非打垮韩顽不可。
    陈老总到达苏北后,和粟裕副司令员担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正副指挥。他们呕心沥血,正确处理了一系列党内外、敌顽友、军政民方方面面错综复杂的问题。在指挥部队取得作战胜利的同时,亲自抓了统一战线工作,他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大智大勇,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确定了“击敌、联李(李明扬、李长江)、孤韩(德勤)”的方针。实践证明,这一方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和成功。
    当时二李部队控制着泰州地区,兵力2万余;陈泰运部驻在溱潼、曲塘一带,有三四千人。陈老总正确分析了苏北抗战形势和韩顽与李、陈的矛盾,决定争取二李中立,由管文蔚、惠浴宇陪同,不避危难,深入虎穴,三去泰州,亲自和二李见面,引古论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剖析利害,寄予希望。1940年7月,郭村保卫战胜利后,陈毅司令员指示叶飞、管文蔚,撤出所占二李的防区,释放被俘官兵,退还一部分缴获的武器,这使二李十分惊喜、惭愧,对陈老总敬佩感恩不止。就这样,二李在关键时刻保持了中立,黄桥决战前,如约让路,同意我军主力通过他们的防区东进;决战时,顶住韩顽压力,不但按兵不动,还将韩顽进攻我军的命令转交管文蔚速报陈老总。这就有助于我军集中兵力围歼韩顽主力,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达到了军事上大大削弱韩德勤势力的目的。
    在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同时,陈老总也争取海安韩国钧、黄桥朱履先等上层人士,孤立韩顽,发展、壮大了抗日力量。
    韩国钧是晚清的翰林,办过洋务,民国初年做过江苏省省长。朱履先早年留学日本,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仪式上担任过阅兵总指挥,北洋军阀时期干过师长、县长。他俩是苏北开明人士及知识分子的代表,与韩德勤的部属有广泛联系,顽军中很多军官都是韩国钧的门人故旧的后辈。
    黄桥决战前夕,陈老总写了亲笔信,嘱管文蔚面呈韩国钧,信中指出韩德勤背信弃义,处处寻衅,我军将被迫还击。韩国钧见信后对管说:“新四军是得人心的。仲弘(陈毅的字)先生有管(仲)乐(毅)之才,韩非其敌。胜利之后,请仲弘先生再来舍间小叙。”
    黄桥、海安一解放,陈老总和管文蔚同志抓紧对韩国钧、朱履先的工作,或登门拜访,或吟咏唱和,或派人晋谒。陈老总的博古通今、文韬武略、恢弘胸怀、坦诚谦逊,深深感动了韩国钧,赢得了他的钦佩赞许,在赠陈老总的对联中,有“刚峰镇巨浪,砥柱中流”之句,韩国钧说“这才是老朽对仲弘将军的敬意和希望”。黄桥决战前,韩国钧曾应陈老总之请,在海安、曲塘主持了“停止苏北内战、一致团结抗日协商会议”,号召、团结了苏北人民,进一步从政治上孤立了韩德勤。
    由于韩国钧、朱履先的倾向、同情,我军得到了苏北各地社会名流的好感和信任,不少中上层人士在韩、李部下任职的子女、学生,也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追随韩顽的态度,不仅影响了韩顽部队的士气,也壮大了我军的声威。
 
黄桥决战
 
    1940年10月1日,韩德勤倾巢出动,以3万兵力合击黄桥,妄图歼我军于这个地区。我军7000余人在陈、粟首长指挥下奋起抗击,激战六昼夜,取得了全胜;歼顽主力12个团,共1.1万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军用物资;顽军军长李守维淹死,旅长翁达自杀,大批军官被俘虏、击毙;韩德勤仅率部千余逃回兴化。接着,我军解放海安、东台,在白驹与八路军会师。
    黄桥决战是军政双胜的光辉战例。
    从军事上说,它是一个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成功战役。黄桥大胜,使蒋介石妄图将我八路军、新四军分割、各个击破的阴谋破产,使苏北和苏南、皖南、皖东、淮南、淮北与豫皖苏边抗日民主根据地连成一片,改变了苏北的政治形势和力量对比,对发展苏北抗战、配合华中地区的对敌斗争具有重大意义。
    从政治上说,陈毅司令员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发展了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了韩德勤。黄桥决战后,中央和军委批转了陈毅同志《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的报告,要求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统战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义,逞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将陈毅报告转告你们作具体教育材料”。
    黄桥决战的胜利,是军民一致、并肩血战的结果。《黄桥烧饼》歌词中“烧饼要用热火烤,军队要靠老百姓帮”,至今仍在新四军老战士和苏北军民中广泛吟传。
    黄桥决战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正义战胜邪恶,革命战胜反动。除了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英明决策外,陈毅司令员和粟裕副司令员军事上运筹帷幄、巧妙部署、指挥正确、出奇制胜是重要的保证。
    斗转星移,岁月如梭。陈毅司令员离开我们已39年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的事业、民族解放、人民幸福、振兴中华战斗了一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卓越的政治才能、非凡的战略远见,已载入史册,永远值得学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及陈毅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这些幸存的新四军老战士、陈毅司令员的老部下,追忆往昔苏南战场的烽火硝烟,更增添了对陈毅司令员的深切怀念和无限崇敬。
(责任编辑:徐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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