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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的革命信念 崇高的领导风范
——回忆在江渭清同志领导下战斗与工作的岁月
来源 : 《党史资料与研究》2011年第2期 2011-10-08 09:48:51 已浏览 : 1527
 
欧阳惠林
 
    从抗日战争年代,直至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接管南京,江苏建省,领导江苏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江渭清同志长期战斗与工作在江苏。他与江苏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德高望重,备受大家的尊敬与爱戴。他更是我敬仰的老领导、老首长。
    早在抗战初期,我在中共湖南省工委机关工作,即将赴皖南抗日前线之前,就从长沙第十八集团军驻湘通讯处,知道了江渭清同志,耳闻了这位在湘鄂赣边区坚持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的年轻红军政委的传奇式经历。
    但正式同他见面,是在1942年4、5月间,他奉命从江(都)高(邮)宝(应)前来苏南地区,担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政委、中共苏皖区党委书记。
    那时,江渭清同志才32岁,但已经是身经百战,具有丰富领导经验的军政高级干部了。在此之前,他曾奉命随陈毅、粟裕从皖南东进,参加开辟茅山抗日根据地。继而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九死一生,突出重围,再次到苏南,担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旅长,坚持东路抗战。所以,这是他第三次到苏南。当时,江渭清同志受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委托,作为第六师代表,偕同时任中共苏皖区党委书记的邓振询(仲铭),参加在阜宁单家港召开的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于1942年4月底风尘仆仆地赶到溧水地区第十六旅旅部就任新职,并参加了由邓振询主持召开的中共苏皖区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华中局扩大会议精神和刘少奇、陈毅同志对苏南工作的指示,研究确定了在继续坚持苏南敌后抗战,进一步巩固苏南抗日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准备将来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前提下,采取“加强团结,坚持抗战”、“一面作战,一面建设”的工作方针。为了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在会议结束时,中共中央华中局来电任命江渭清同志兼任中共苏皖区党委书记。原定调回中共中央华中局工作的邓振询,因新四军军部由苏北地区搬迁到淮南,他行至中途在高(邮)宝(应)地区,又奉命返回苏南,改任中共苏皖区党委副书记。这样,中共苏皖区党委就由江渭清、邓振询、钟国楚(时任第十六旅旅长)三人为委员组成。
    党中央、华中局十分重视苏南茅山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江渭清则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发生在1941年11月28日凌晨的空前激烈而悲壮的“塘马战斗”。日军调集步骑炮联合兵种3000余人,从句容天王寺据点出发,分三路奔袭合围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旅部和苏南党政领导机关宿营地溧阳塘马村,第六师参谋长兼第十六旅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身先士卒,带头冲杀,壮烈牺牲。谭震林师长闻讯,不顾身体有病,发着高烧,夺关过卡,从苏中渡江南来,亲自兼任第十六旅长,处理善后,总结经验教训,整顿部队。江渭清同志就是在“塘马战斗”受挫,我新四军痛失罗、廖两位高级将领的情况下,以随时听从组织调配的坚强党性和不畏艰难困苦的坚定革命信念,担任了领导第十六旅和中共苏皖区党委全盘工作的重任。
    江渭清同志总揽全局,多谋善断,作风深入,胆识过入,他重返苏南茅山抗日根据地的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第五年,也是开创苏南敌后斗争新局面的一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变化。中共中央于当年7月初抗日战争五周年,发布了《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号召“今年打败德国,明年打垮日本”,极大地鼓舞了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党员、干部和抗日军民。他审时度势,领导我们再次召开中共苏皖区党委扩大会议,按照党中央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与积蓄力量,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指示精神,制定了八、九、十3个月的工作计划和为保证实施工作计划的决定,要求全党同志必须抓住群众工作作为当前工作最中心的一环,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开展以秋收减租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斗争,确立群众的优势,并由邓振询同志主持召开了有各县县委书记和民运工作负责人参加的苏南民运工作会议,组织落实各项群众工作。
    那时,我是中共苏皖区党委的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具体负责两项工作:一是对苏南各地土地占有情况和租佃关系进行调查研究,起草制定《1942年苏南减租减息实施办法》;二是筹办出版《江南党刊》,作为总结工作、交流经验和进行整风学习的指导刊物。我在这些工作中,都得到了江渭清同志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他在繁忙的军政事务中为《江南党刊》题写了刊名。
    在加强抗日根据地群众工作的同时,江渭清同志鉴于在与日伪顽三角斗争中坚持,我军运转余地太小,不时出现被动应付局面,他领导大家不失时机地分析斗争形势,决心向外发展,扩大机动范围,扭转被动局面,并与钟国楚(旅长)、张开荆(旅参谋长)等第十六旅负责人商量,决定向西进军,恢复跨越苏皖两省、北抵南京近郊,包括江(宁)当(涂)溧(水)三县范围在内的横山地区。这就不仅巩固了茅山和两溧(溧水、溧阳)两个基本区,而且在向西恢复横山地区的同时,向东扩大了金(坛)丹(阳)武(进)和太(湖)滆(湖)地区。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苏南抗日根据地环境比较稳定,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由王必成率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部队从苏中地区渡江到苏南,于1943年1月3日抵达溧水里佳山村与第十六旅会合,合并为第十六旅,王必成任旅长,江渭清仍为旅政委兼中共苏皖区党委书记。苏南的抗日武装力量更强了,但正如粟裕同志指示的,“第二旅南移后,增强了我江南部队之实力,然而也增加了敌顽对我之注意”。江渭清与王必成亲密合作,军政配合,按照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指示,对部队配置,军事工作、群众工作和党的工作,进一步作了全面部署,针对日伪于同年3月开始对茅山东部地区与长(荡湖)滆(湖)太(湖)北部地区举行反复大规模“扫荡”后,正式进行“清乡”工作。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调集13个团的庞大兵力,于同年4月间对我南部两溧(溧水、溧阳)基本区举行大规模的“清剿”进攻。当时敌顽配合,南北夹击,形势极为险恶。为了有力地粉碎日伪的“清乡”“扫荡”和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第十六旅旅部和中共苏皖区党委等领导机关,曾被迫转移到南京近郊的龙都、方山、索墅、青龙山、杜桂、赤山以及句容四区等一带游击穿插宿营活动,指挥全局的反敌伪顽的斗争,伺机歼敌,经过决死苦斗,终于粉碎了敌伪的“清乡”和顽固派军队的“清剿”,迎来1943年冬向苏浙皖边区大发展,苏南抗日根据地面积扩大了一倍,为后来粟裕亲率新四军第一师于1945年1月从苏中渡江南下,成立苏浙军区,建立中共苏浙区党委,奠定了基础。我在江渭清同志直接领导下战斗和工作3年之久,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斗争中,江渭清同志十分注意党的政策和策略,抓紧发展武装,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他经常教育我们,革命斗争、武装斗争离开了群众不行。我们党和军队必须关心群众的疾苦,决不可以脱离群众,群众就会真心实意拥护我们,不惜牺牲支持我们。兵民是我们胜利之本。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8年浴血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背信弃义的蒋介石撕毁了国共两党达成的《和平停战协议》,挑起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遵照党中央、华中局的指示,苏浙军区部队和中共苏浙区党委机关人员渡江北撤到苏北地区。我奉命随苏浙军区机关撤至淮安,被留在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机关工作。江渭清同志北撤后升任第六师副政委。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江渭清同志戎马倥偬,转战山东战场,鏖战淮海前线。我只在1946年7、8月,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期间,在海安同他见过一面。那正是王必成与江渭清同志率部夺取李堡战斗的重大胜利。他英姿勃发,兴致很高地听我讲了我在华中一分区搞农村土地改革的情况,说土地改革对保证自卫战争的胜利有重大意义,鼓励我要把工作做好。我依依不舍地与他握别。直到解放战争之后,1952年10月江苏建省,才同他重逢,并且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江苏建省伊始,中共中央决定江苏省委由柯庆施、江渭清、肖望东、管文蔚、刘先胜五人为常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第二书记江渭清。1954年柯庆施调上海工作,江渭清接任第一书记。我作为省委秘书长,可以说每天都在江渭清身边工作,向他汇报请示,还是像战争年代那样亲热地称他“江政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渭清同志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奋斗、雷厉风行的优良作风。他在领导大规模的“三大改造”和繁重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十分注意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团结同志,爱护干部,勇于承担责任,放手让大家工作,表现了崇高的领导风范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保证了江苏的工农业生产和文教科技等各项事业健康稳步地发展。特别是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派”中,他尽其所能地缩小打击面,保护各级党政干部。他眼见“反右派”越反越“左”,曾痛心地对我们说:人家革命几十年,枪林弹雨跟党走了过来,就算工作中办过点错事,说过点错话,哪能凭一两句话,就把人一棍子打死!由于他同省委一班人甘冒风险,顶住压力,江苏省级机关厅级干部和县委书记以上干部,没有划一个“右派”。尔后,“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大办食堂”等等,江渭清同志作为省委主要领导人,虽然不能完全顶着不办,但仍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一致的党性原则,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及时总结经验,纠正失误,竭力减少“共产风”的破坏,缩小“浮夸风”的损失,制止“瞎指挥”的蔓延。1959年秋庐山会议从纠“左”转为反右,开展批判所谓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毛主席曾这样问江渭清同志:你回去以后反不反呢?江渭清同志机敏地回答说,我们从江苏实际出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那时,毛主席威信有多么高,他老人家的话就是“最高指示”,江渭清同志既未正面顶撞他老人家,但也不是“句句照办”。他承认有“右倾”,但没有“分子”,所以在那场“反右倾”中,江苏省委和地、市、县委,仍未“伤筋动骨”打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保护了大批干部。我们这些老同志重温以上往事,无不对他敬佩万分。
    我从1956年起,经中共中央批准任省委常委,改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分管文教宣传工作。进入60年代以后,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下,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我在江渭清同志和省委的领导下,总结文教战线“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按照党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认真进行文教卫生系统的调整工作,对于所谓“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我们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注意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按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摆事实,讲道理,平等讨论,以理服人。有一件令我至今印象至深的事,是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正在参加省委召开的四届七次会议(扩大),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电话,通知省委宣传部要《新华日报》全文转载姚文。我感到十分惊奇:《文汇报》原是以同仁面目办的一张报纸,姚文元的文章充其量只能算一家之言,怎么要我们省委机关报全文转载呢?于是,我立即去找当时代表中共中央华东局来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夏征农,他没有等我开口就说:“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随即向我传达了华东局决定,华东各省、市党报一律要转载《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这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说:我也正是为此事来找你的,并讲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新华日报》是党报,要党报转载同仁报《文汇报》的文章,无此先例。夏征农说:这是华东局决定的,并向我透露了,姚文元的文章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是江青主持下在上海写成的文章。我听到此情,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汇报请示。江渭清同志开始说,那就照华东局宣传部电话通知办吧!转而问我,江苏有没有演过《海瑞罢官》这出戏?我说:没演过。他说:那好,对江苏影响不大。他问我对此事的意见。我讲了自己的看法。他便指示我打电话给中央宣传部,向陆定一部长请示一下。中央宣传部回复,此事中央宣传部不清楚,陆部长说是不是转载请江苏省委自行决定。我把中央宣传部电话答复内容告诉江渭清,他要我再去查阅《人民日报》和其他省、市、自治区党报是否转载,并要我与《人民日报》通电话联系,等《人民日报》转载后我们再转载。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江渭清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的严峻形势下,不畏权势、不随风的高风亮节。
    回顾1942年我与江渭清同志初次见面,相识相知近60载,其中抗日战争期间在苏南3年,江苏建省以后15年,我在他直接领导下战斗和工作,先后达18年。他严于自律,从不随便责人。我总是无拘无束向他汇报请示,他也从来未发脾气训人,对我既严格要求,又言传身带,诲人不倦,使我深受教益。他久经考验,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崇高的领导风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激励着我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不懈奋斗!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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