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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浴血西征路
文 · 毛 冀
来源 : 《世纪风采》2011年第9期 2011-10-12 09:15:16 已浏览 : 1595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九军、三十军和总部及五军共21800余人,组成西路军,挥师西征,执行中共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以图向西打通联系苏联的国际通道。新四军一代名将陶勇当时年仅24岁,任九军教导师师长。
 
天寒地冻苦战强敌
 
    11月上旬,西路军首战一条山,杀得敌人落花流水。马步芳、马步青迅速调集“马家军”7万多人,截击红军。11月13日,九军攻占河西走廊要冲古浪县县城,下辖的二十五师和二十七师驻防城外,军部和教导师驻扎城里。16日拂晓,敌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和4个炮兵团,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同时向古浪县城和二十五师、二十七师的防守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双方激战3昼夜,均伤亡惨重。19日,敌骑兵攻进古浪县城,大肆残杀红军将士。陶勇率教导师拚死抵抗,竭力保护军部和军首长的安全。最后,在二十七师增援部队的配合下,合力将敌人逐出城外。在这场战斗中,九军伤亡三分之一,教导师更是牺牲者众多,番号被撤销,幸存的指战员被补入二十七师。陶勇担任二十八师副师长兼八十一团团长。
    1937年1月,九军在河西走廊高台、临泽一带,同敌人激战5昼夜,取得胜利后又向临泽东南进发。西北的隆冬季节,天寒地冻,呵气成冰,气温达到零下30多度。陶勇和战士们一样,仍穿着单衣,冻得直打哆嗦。他在随身带着的一块毡毛片子中间挖了个洞,往头上一套,腰里用皮带扎紧了,抵御彻骨严寒。部队马上就要进攻河西重镇甘州(张掖),陶勇的战前动员别出心裁,他拍拍自己兵马俑似的装扮,问:“同志们,冷不冷?”众人一齐大声回答:“不冷!”陶勇哈哈一笑:“怎能不冷?我披着毡片子还冻得直发抖,你们能不冷?我知道,你们说不冷表示你们不怕冷,意志很坚强!可是光叫不冷,不会真的不冷!”他唰地抽出鬼头刀,在面前晃了晃,寒光逼人:“这次战斗就是要解决挨饿受冻的问题!粮食有没有?有!棉衣有没有?也有!在哪里?在甘州城里,在敌人的面缸里、仓库里!大家跟着我猛打猛冲,一人缴获一件羊皮袄,穿在身上暖乎乎!出发!”
    甘州城东,陶勇正要指挥部队进入攻击位置,突然城门大开,城里猛地杀出一支骑兵,他们一个冲锋,就使陶勇的部队伤亡了好几十人。陶勇见势不妙,乘着敌骑兵掉转马头,准备发起第二次冲锋的间隙,把部队带出城东的开阔地,向着城南的一片枣树林子跑去。进了林子,他大声命令:“射人先射马,大家利用枣树做掩护,瞄准敌人的马,给我狠狠地打!”战士们纷纷开火, 200多匹战马当即被射倒,摔倒在地上的敌人乱作一团,其余没中枪的马驮着人狂逃而去。陶勇瞅准这个机会,扬起大刀指挥战士们往外冲杀:“同志们,敌人给我们送皮袄来了,冲啊,杀了敌人穿皮袄!”陶勇带领战士与落马的敌人短兵相接,他一人就砍翻了5名敌兵,很快战斗结束了。有几个战士从被击毙的敌人脚上扒下毛毡鞋后,赶忙送到团长面前,陶勇拒绝了。他指指脚上已经换上的毡鞋说:“你们谁缴获的谁穿,就算是奖励了!”他让炊事班挑几块好马肉,说晚上改善生活。他的警卫员好不容易从敌人尸体堆里找到半壶酒,老远就喊报告:“副师长,这个水壶里真是酒,今晚给你马肉下酒!”陶勇十分开心,好酒的他已经有段时间没闻到酒味了。
 
两番血战倪家营子
 
    打了胜仗的西路军及时调整作战部署,迅速占领了倪家营子,并决定利用那里的地形,和尾追而来的3万多敌人展开决战。血战月余,共毙伤俘敌万余人,西路军将士也伤亡约4000人。部队经短暂休整后回师东进。
    东进途中,西路军主要领导人陈昌浩作了一个错误决定:取消东进计划,重返倪家营子,再杀敌人一个回马枪。部队刚进驻倪家营子,马步芳就亲自指挥2万多人从三个方向围攻过来。这些敌人都是没有参加上次战斗的有生力量,而西路军已是一支血战多日、减员严重的疲惫之师,且兵力不及敌人的一半。形势万分危急。八十一团和西路军其他部队一起,被迫以阵地防御战对付来势凶猛的优势敌人。
    2月27日下午,八十一团游动哨奔回报告敌情时,敌骑兵先头部队已逼近该团防守的外围阵地。陶勇镇定自若,命令特务营一个连首先控制隘口要道,凭险固守。战士们利用有利地形,向进攻的敌骑兵猛甩手榴弹,炸得敌人纷纷落马。后面的敌人顿时乱了阵脚,掉头逃窜。激战一直持续到天黑。入夜,下起了鹅毛大雪,敌人停止了攻击。
    翌日清晨,陶勇发现敌人已将他们团团包围,八十一团和上级及友邻部队的联系被彻底切断,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他和政委吴辉庭都十分担心部队到底还能坚守多久。他们都清楚,当前最大的问题是连番苦战下来,弹药已所剩无几。
    3月1日,经过充分准备的敌人向八十一团阵地发起连续进攻,从打开的缺口中纷纷涌入。三营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终于将缺口堵上。陶勇指挥全团上下,凭着手榴弹、大刀、长矛,甚至木棍,同敌人殊死拚杀,惨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二天黎明,共打退了敌人10多次进攻。
    3月2日上午,敌人首先用山炮轰击八十一团阵地,炮击一停敌人就像狼群似的猫着腰冲上来。政委吴辉庭不幸被弹片击中,开始,他还能坚持在阵地上和团长一起指挥战斗,但不久陶勇就发现他没了声音,人慢慢地往地上滑。他过去看时,吴辉庭已经气息微弱,神志不清。陶勇强忍悲痛,赶紧叫人用担架把政委抬下去,又继续指挥战斗。
    随着外围阵地相继失守,敌人的包围圈在不断缩小,特务营把守的核心阵地频频告急。陶勇亲率预备队赶去增援,刚一转弯,就有十五六个敌人沿着墙根迎面扑来。陶勇手起刀落,冲在最前面的敌人顷刻毙命。陶勇杀得性起,索性拎着大刀,带着一群战士朝敌人密集的地方冲去。他杀到哪里,哪里便闪开一条血路。正杀得痛快时,背后拥来几十个敌人,乱枪齐发,陶勇左臂连中两弹,身子一歪倒下了。当敌人赶到他跟前查看究竟时,他突然跳起来,又挥动大刀猛砍猛杀。陶勇裹创大战,带领预备队拚死出击,终于稳住了核心阵地。
    第二次血战倪家营子,整整打了7天,八十一团伤亡过半,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陶勇考虑再三,下了突围的决心。5日深夜,当敌人还蜷缩在帐篷内酣睡时,陶勇带着部队,人掩口,马裹蹄,悄悄撤出倪家营子,沿着祁连山脉向东疾进。
 
石窝分兵担任先遣任务
 
    两番血战倪家营子,西路军损兵折将,全部兵力减少到只有五六千人。此后,指战员们又在冰天雪地中一路与敌人苦战,边打边撤退到了祁连山主峰石窝。这时,西路军连伤病员在内已不满3000人。陈昌洁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将部队分成左、中、右3个支队,在祁连山左右两翼打游击。其实在那种极度寒冷的高山地区,渺无人烟,连空气都很稀薄,四面又有敌人追捕,别说打游击,就连生存也很成问题。
    西路军副总指挥兼九军军长王树声受命率领右支队,在祁连山、康龙寺一带打游击。他命令陶勇带领全团仅剩的30多人向北行动,插到敌人背后去,吸引和钳制敌人。王树声说:“我们支队的作战任务,就是紧紧钳住敌人的主力,掩护三十军摆脱敌人,向西行动。现在由你带领一支小分队,作为我们支队的先遣队,在前面开路,向北行动。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就看你怎么完成!”陶勇没有二话:“只要我死不了,就能完成任务!”军情紧急,王树声也无须多说:“好,你带领小分队出发吧,我带领主队随后跟进。”
    要拖住敌人,又要不被敌人吃掉,陶勇带着先遣队采取飘忽不定的战术,打打停停,敌人来了就跑,敌人停下就去打上一阵。就这样边走边打,见敌人枪声稀落时,便住下等大部队到来。可是一等等了好几天,仍不见王树声带领的支队主力。再看看自己的小分队,因为伤亡和走失,只剩下十几个人了。
    就在此时,陶勇和九军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徐太先等人不期而遇。李、徐二人带领的右支队后卫部队,也跟王树声他们失去了联系,正准备出山去侦察敌情,而后再决定怎么走,恰好遇上了陶勇。三人商量决定,与其蹲在大山里等死,不如出去找大部队。但一起走很危险,必须分散化装行动。临别时,三人神色黯然,手拉着手依依不舍。还是年纪最轻的陶勇先开口,他忿忿地说:“这次不死的话,我一定得找个馆子喝它个死!老子真的搞不懂,怎么革命革得这样背!”
    陶勇带着手下的十几个人,天亮时一出山口,就跟一股敌人迎面相遇。枪声一响,战斗开始。一会儿工夫,陶勇的子弹就打光了,只得用那把大刀呼呼地狂舞。当他把大刀刺进一个敌人身上时,五六把马刀闪着寒光劈头盖脸地向他砍来。他连拔刀的机会也没有了,松开手,一猫腰,夺路而走,一口气跑出十几里地,听到身后没了动静,才定下神来坐下喘口气。发现身边再无一人,他忍不住骂自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光杆司令”。陶勇脑子里出现的全是最后跟随他的那十几名战士的模样,不由得伤心透顶,放声大哭:老子十年革命,队伍从小到大,几个月前教导师还是浩浩荡荡的一千多人马,怎么一下子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这到底革的是什么命?这西征的任务到底光荣在哪里?陶勇百思不得其解。
 
逃亡路上两进大牢
 
     陶勇很快打定了主意:尽管西路军失败了,但党中央还在,黄河东面的红军还在,一定要回去找中央,找红军!指北针早已经丢了,于是他就等太阳升起,然后好迎着太阳的方向一直向东走。
    在一个老乡的好心提醒下,陶勇昼伏夜行。一天清晨,他因为长时间的极度紧张和疲惫,加上好几天都没吃上什么东西,走着走着就倒在路上睡着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被人狠狠地推醒,想挪动一下身子,却动弹不得,一根粗绳已将他捆得结结实实。陶勇被押到敌人旅部后,敌旅长亲自审讯了他,他当然没给敌人一点收获。随后,他被关进凉州(今武威)的国民党第二监狱。在他之前,那里已经关押着方强、秦基伟、徐立清等30多名被俘的西路军将领。除一名师长和一名团长贪生怕死、变节投敌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并团结一致,为恢复健康、改善生活和争取自由,同敌人进行着坚决的斗争。陶勇和同牢房的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九军组织部长朱潘宪等人成立了一个党支部,他任副书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心下,经过周恩来副主席的多方营救,有部分被俘西路军将士获得了自由,但关在第二监狱的陶勇他们却没有被释放。众人又急又怒,决定开展绝食斗争。迫于压力,狱方同意向上级汇报他们“恢复自由、抗日杀敌”的要求,但要他们先放弃绝食。陶勇他们商议后同意了。
    过了几天,监狱长真的来宣布要送他们出狱。第二天下午,监狱里开来3辆大卡车,说是要把西路军被俘的营以上干部先送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陶勇他们一路风尘,先兰州,再新城,最后到达西安。可下了车一看,哪是什么八路军办事处,分明是又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看守所。
    被关进看守所后,粗中有细的陶勇用心做通了一名看守的工作。那个看守原是国民党二十一军军长吉鸿昌将军的传令兵,人很机灵,也有点文化,1930年“剿匪”时被红军俘虏,受到优待,一直对红军心存感激。因为两人年龄相仿,很快便以兄弟相称。一天,陶勇满脸严肃地对他说:“兄弟,能不能帮我捎封信给八路军办事处?”那名看守毫不犹豫地说:“大哥放心,我一定把信送到。大不了不吃这碗饭了。”可不知什么原因,从第二天起那名看守便不再露面,一连好几天都没看到他人。一个星期后,就在陶勇等人万分焦急陷入深深失望的时候,八路军办事处的孔石泉突然来到监狱,代表周恩来副主席探望他们,并告诉他们:“周副主席正在和西北行营长官蒋鼎文交涉,积极营救你们,望耐心等待。”陶勇激动万分。
    原来,那名看守果然不负陶勇所托,第二天就将信送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他害怕日后事情败露,受到军法处置,就没有再回看守所,与陶勇不辞而别。他对办事处收信的工作人员讲:“信我是送到了,看守所我也不想回去了,另谋生路吧。”
    周恩来看到信后,立即展开营救工作。他先是打通关节,委派孔石泉去看望陶勇他们。同时,他多次约谈蒋鼎文,要求释放看守所内的所有西路军将领。一个月后,周恩来和孔石泉等人一起来到看守所,亲自迎接陶勇他们出狱。周恩来向每一个人问好。他握着陶勇的手说:“你们的表现不错,我代表党中央欢迎你们归队!”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陶勇等人顺利回到了延安。他很快通过了组织审查,并于1938年初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4月,学习结束后,他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委派,一路日夜兼程,奔赴安徽云岭,担任由陈毅任司令员的新四军一支队副参谋长。从此,他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迅速成为一名充满传奇色彩的新四军战将。
(责任编辑: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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