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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的不归路
文 · 杨必军
来源 : 《世纪风采》2011年第11期 2011-12-21 09:27:56 已浏览 : 1349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 月在上海举行,13名来自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及马林、尼科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 总共15 人出席了会议。在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的人一生是革命的、光辉的、伟大的,但也有的人是落伍的、颓唐的、叛变的。其中周佛海就是背弃信仰,叛变投敌的中共一大代表,终其一生没有实践他在南湖红船上的誓言。
 
出身农村,少年身世坎坷
 
    周佛海,1897年5月29日出生于湖南沅陵县凉水井镇一个偏远的山村里。家人最初给他取名周福海,后改周佛海。周佛海有一个哥哥周佛生,一个妹妹周佛珍。父亲周奎久,在曾国藩属下做事。母亲姓马系福建人。1909年,父亲周奎久在前往福建赴任路途中病逝。
    少年时的周佛海在乡下读私塾,1913年考入沅陵县高等小学堂,1914年进入长沙兑泽中学,1915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八联合中学。此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矛盾加剧,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反帝反封建的呼声高涨,人们对旧制度日益不满,中国社会正在酝酿一场大的变革,这样的变化也延伸到校园。1917年5月,一次学校提前上课,家住远处的学生赶不上课期,周佛海就带着学生去找学校评理。青年时期的周佛海年轻气盛,一拳击落了老师办公桌上的水杯和文具,后来又扯掉学校给他记大过的公告牌。此事在校园造成很大的影响,周佛海因此被第八联合中学开除。成长和求学环境的变化,激起了周佛海拼搏奋斗的豪情壮志。
 
旅日留学,出席中共一大
 
    周佛海被第八联合中学开除后,在好友邓文伟、何亚雄、谢伯林等人的的资助下,先后到长沙、上海等地谋生求学。在上海的湖南会馆,老乡建议他去日本勤工俭学。1917年初夏,周佛海从上海的黄浦港乘船去了日本,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
    周佛海在日本学习时,开始接触、阅读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对国际形势较为关注,对西方历史,尤其是俄国和德国革命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信仰共产主义。1920年,周佛海利用暑假回上海。期间,周佛海拜访了《解放与改造》的主编张东荪。周佛海在张东荪办的《解放与改造》上发表过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陈独秀通过张东荪,约见了周佛海。周佛海就这样与陈独秀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暑假结束后,他返回日本继续学习。
    回到日本后,周佛海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周佛海在日本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海外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宣言》。一大会议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周佛海为副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中共一大结束后,因两个月内陈独秀未到沪,周佛海便留在上海一度“代理书记”。陈独秀回来后,周佛海奉党的指示,参加了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工作,后又奉命前往长沙、武汉、安庆等地,负责挑选各界民众代表,准备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弱小民族会议。周佛海返回上海后不久,《时事新报》揭出他十几岁时就在乡下结了婚,家有发妻和儿女,“现在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人的女公子大谈恋爱,看来又要再度做新郎了”。消息一出,他不与组织告别,干脆带着恋人杨淑慧,于1921年11月初离沪,返回日本读书。
 
背信脱党,投靠国民政府
 
    1922年3月,周佛海从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在东京京都帝国大学读书的湖南老乡帮助下,也考入该校。按理说,在好的平台下,可以进一步深化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此时周佛海动摇了信仰,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
    1924年春,国共合作形成,中国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以每月200银元的高薪,邀请周佛海出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以每月240银元的高薪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戴季陶、邹鲁都是国民党右派,极力反对国共合作。周佛海受他们的影响,革命思想动摇,与共产党的理论分歧越来越大。随着地位的变化,周佛海与共产党的思想矛盾日益加重。
    1924年9月的一天,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周恩来亲自上门做周佛海的思想工作。但周佛海不听劝告,第二天即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脱党。周佛海一脱党,就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
    周佛海加入国民党后得以重任。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周佛海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9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31年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
 
弃蒋入汪,赴任汪伪政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道路。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周佛海和汪精卫认为抗日必败,以停战求和主张而聚到一起,周佛海就这样投靠了汪精卫。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周佛海与汪精卫一伙却与抗日唱反调,继续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暗中与日本侵略者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12月18日,汪精卫趁着蒋介石发表抗日讲话,逃离重庆,飞抵昆明。周佛海随汪精卫及汪的老婆、亲信等人乘坐欧亚航空公司的一架专机,逃到越南河内。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
    周佛海会讲日语,和日本方面策划汪伪政权的要人关系密切,包办了与日本的勾结和谈判。可以说周佛海是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主要策划者。1939年5月,周佛海随汪精卫等人一起飞赴日本讨论汪伪政府的成立问题。经过几番讨价,汪精卫集团得到了日本支持建立伪政权的保证。同年7月7日,汪精卫公开发表声明与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
    1940年3月30日,日本的傀儡政权汪伪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周佛海是汪伪政权的主要组织者,握有实权,任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伪警政部长、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伪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他向汪精卫表白忠心:“生死相共,患难相随。”周佛海直接掌握汪伪政权的外交、金融、财政、军事、物资和特务大权,直接掌握一支伪税警团,死心塌地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服务。
 
再投老蒋,永留历史骂名
 
    周佛海助汪精卫策划成立伪政权后,又瞒着日本人和汪精卫,向重庆表明自己“苦心为国”的合作意愿。
    在抗战中期,周佛海感觉到日本人靠不住了,就抛弃汪精卫,倾向蒋介石。1942年10月,他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安排重庆特工设计杀死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佛海预感到日本必败,频繁地与陈立夫、戴笠、顾祝同等人联系,并积极出面保释被捕的国民党要员,还在自己家中设立电台直接与重庆方面联系,并允许国民党特工在自己身边公开或秘密活动。因周佛海所处位置很重要,国民党也对其积极争取,戴笠将周佛海之母软禁在贵州息烽监狱进行要挟;陈立夫要周佛海“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汪精卫)”,蒋介石也给周佛海写“知名不具”的亲笔信,要他“暂留敌营,戴罪立功”。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和情报机构也对其进行过劝导、策反。
    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于日本,根据汪精卫赴日就医前的手谕,周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并主持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兼任伪上海市市长。汪死后,周佛海密电重庆当局,得到同意后才走马上任。周佛海利用所控制的武装,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军队进入上海等地,这正适应了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的需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5年4个月的南京汪伪政权解散。周佛海在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向蒋介石拍了急电,表示将他控制的1万多人的武装,以及“完整”的上海奉给蒋介石,并乘机向蒋介石表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后,宁愿死在主席之前”。周佛海曾是蒋的亲信,为蒋巩固统治立下功劳,因此蒋介石接电报后很高兴,立即嘉奖周佛海。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令其指挥所属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队及警察,以及杭州地区伪十二军等,负责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阻止新四军武装收复沪杭地区。后又应周佛海的请求,任命他为行动总队司令,全权指挥驻沪杭伪军。
   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随戴笠乘专机到重庆,住在戴笠的私宅白公馆,从此被“软禁”起来。1946年4月,国民党当局先后开始了对汉奸的公开审判,受到审判的缪斌、陈公博、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陈璧君等分别被判以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受到应有的惩处。可周佛海未受到审判,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迫于外界的舆论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逮捕周佛海,把他关押在南京监狱。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于1946年10月公审周佛海,同年11月7日,判周佛海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后由于杨淑慧及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的出面周旋,蒋介石念其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下达主席令,特赦周佛海为无期徒刑。
    周佛海被特赦无期徒刑后,曾经高兴了一阵,但想到今后终身监禁在这阴森的牢房里,心里也不是滋味。周佛海关在监房的时间一长,回想母亲也病故在息烽监房里,内心日夜恐慌,自己也病痛缠身。1948年初,周佛海心脏病复发,保外就医被拒。同年2月28日,曾经风光一时,权倾一时的周佛海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终年51 岁。周佛海去世后,尸体草草葬于汤山的永安公墓。20世纪80年代,周佛海日本籍妻子新田杏子寄钱给周佛海后人,周佛海的孙子周祖沙利用这笔钱在凉水井镇窝溪村修建了周佛海墓。墓内只有一套国民党军服。整个墓占地面积15平方米,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墓侧石圈现已出现裂隙。可叹周佛海一时的风光早已不在,只不过留下一页不光彩的骂名永留史册。
(责任编辑: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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