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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毛泽东推行廉政建设的成就和经验
曹晋杰
来源 : 《党史资料与研究》2011年第4期 2012-02-29 15:22:35 已浏览 : 4242
 
    回顾毛泽东推行廉政建设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对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继往开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早在中国工农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红军干部战士的纪律教育,针对红军指战员大多数来自基层劳苦大众,易受旧政府、旧军队种种腐败行为影响的现状,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打土豪款子要归公,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要赔。后来又增加不搜俘虏腰包,洗澡避女人,成了“八项注意”。一次,毛泽东率红军出征返回井岗山,路上有战士饥饿难忍,吃了百姓长在田里的苞米,毛泽东当即进行批评教育,并派人在田里立了一个告示牌,上写着“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田里苞米吃光了,违反了纪律,现在把两元钱(银元)埋在土里,请收下。”那时,红军所到之处,对基层劳苦大众确实做到了秋毫无犯,深受百姓爱戴。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临时政府专门设立了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何叔衡担任部长。何叔衡上任伊始,就分派人员到各地调查摸底。经过调查,发现在新生的苏维埃政府中,有相当一部分县、区政府,单靠行政命令去解决问题,有的甚至吞没公款,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何叔衡将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1932年2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第五号命令,要求对那些执行上级命令和国家法律疏忽懈怠者严肃纪律,对贪污腐化分子严厉打击。“这些工作的检查,刻不容缓,各级必须坚决执行”,“各级政府应绝对执行这一工作,不得稍有玩忽和怠工。”1933年12月15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颁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依下列各项处理: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2年以上5年以下的监禁……训令还规定“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
    为了贯彻落实这两个“训令”,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下设了控告局和突击队,负责“接受工农劳苦群众对苏维埃机关或国家经济机关的控告和调查控告的事实”。突击队“是人民在工农检察部指导之下,监督政权的一种方式”。凡有选举权的人,都可以加入突击队。突击队可以“公开突击去检查某苏维埃机关,或国家企业和合作社,以揭破该机关或企业的贪污浪费及一切官僚腐化的现象”;也可以扮作普通工农群众去机关请求解决某问题,测试该机关对工农的态度和工作效率。同时,在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社会团体、街道、农村中,发展不脱产通讯员,形成工农检察的通讯网,工农检察通讯员是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耳目,哪里有腐化分子,他们就及时写信反映到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
    1932年12月1日,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又发布了《关于检查苏维埃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已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问题》的第二号训令。在中央苏区,一些主要机关单位和街道路口都设置了一种特制的木箱,它是各级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控告局为收集群众意见而设的控告箱。控告局设有调查员,他们每天到各个控告箱去收取控告信,然后根据群众的控告,调查核实和认真处理。      1933年底,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收到了一封检举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内部有严重贪污浪费行为的检举信。代部长高自力亲自带队到瑞金县检查。经过深入调查,发现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的确有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尤其是会计科长唐仁达,侵吞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公谷票等,变卖公共物件、谷子,隐瞒地主罚款34项,折合大洋2000余元。事件查清后,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报告中央人民委员会,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唐仁达被中央临时政府最高法庭处以死刑,县苏维埃财政部长蓝文勋被撤职查办,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因事先全无觉察也受到警告处分。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依靠控告箱,查处了不少贪污浪费案件,如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和军委印刷所等贪污案件,都是通过控告信检举出来的。各级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对每封控告信都认真对待,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一天,工农检察员赖荣光从红军大学的控告箱收到一封匿名信,控告中央办公厅采买员有贪污行为。收到检举信后,赖荣光赶到中央办公厅,经过调查了解,发现被控告的采买员并无贪污行为,只是嘴巴馋一点,有时在伙房多吃一点好菜,炊事班提过批评意见,本人也已经改过。赖荣光调查了解这些情况后,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继续深入调查,了解采买员被诬告的原因,原来是写匿名信的同志与采买员吵过架,他看采买员平时多吃好菜,就认为采买员有贪污行为,写了控告信。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赖荣光又本着对同志负责的态度,找到写匿名信的同志,教育他不能无根据地随意控告人,这位同志承认了错误,主动找到采买员谈心,两个人的关系密切了。工农检察员就是这样深入细致地工作,认真地对待每一封检举信。
    1934年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上,毛泽东指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应该吸引广大民众对存在于苏维埃机关的不良分子,开展广泛的批评、斗争,直至苏维埃法律严厉地制裁他们,保证苏维埃与民众之间良好的联系。”为了落实这一指示,同年2月,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改建为中央检察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项英兼任委员长。此后,反腐败斗争在中央苏区进一步开展起来,一些重大贪污犯受到严厉惩处。如于都县苏维埃军事部长刘仕祥、“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左祥云等罪犯,经公审后被处决。一些犯有错误的公职人员也分别受到处分。中央机关“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有29人,开除工作的3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1人,建议撤职改调工作的7人,给严重警告的2人,警告的4人。”在这些案例中,“于都事件”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件案例。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仙璧,是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利用职权,强借公款50元经商,牟取私利。受他的影响,于都县苏维埃政府大部分工作人员都私自参与经商,贪污挪用之风盛行,严重败坏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影响了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1934年3月,项英得到群众举报后,非常重视,亲率工作组前往于都县查处。通过细致的调查,彻底摸清了这一案件。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撤销了熊仙璧的县苏维埃主席职务,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并由最高法院判处监禁一年,期满后剥夺公民权一年。其余与此案有关的贪污犯罪分子亦依法受到惩处,包庇熊仙璧错误的于都县委书记刘洪清亦被撤销职务。①“于都事件”的查处,在  中央苏区引起了极大震动,它推动了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大大推进了中央苏区党政军机关的廉政建设。当时有首民谣:苏区好公仆,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一切为革命,大大得民心。
    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其影响所及达到全国13块红色根据地,广大老百姓从共产党和红军的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与国民党当局欺压百姓、贪腐盛行的现实对比中,在内心深处体会到共产党才是人民的大救星,所以后来红军主力长征、北上抗日和红军游击队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遇到众多难以预料的艰难险阻,都能在人民群众的无私援助下一一克服,并最终取得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创建了“三三制”民主政权。毛泽东告诫党政军干部要继承和发扬中央苏区的艰苦奋斗传统和清正廉洁的作风,言行一致,作出榜样,才能教育和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对敌,取得抗战胜利。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建设率先垂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的第十一条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第八条,都是针对廉政问题而制定的。这两个《纲领》都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为了加强反腐斗争,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条例》规定了十种行为为贪污罪,即:克扣或截留应分发或缴纳之财物者,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违法收募税捐者,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同时规定了惩治措施: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上至三年以下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1943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公约》第五条规定:公正廉洁,奉公守法,是公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循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又专门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规定凡犯有“违犯边区施政纲领及政府其他政策法令”、“贪赃枉法,腐化堕落,假公济私,包庇蒙蔽”等七项行为之一或全部者,应予惩戒。陕 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这些文件,不光写在纸上,而是实实在在照此办理的,曾经先后查处了一批贪污腐化的违法分子。当时在社会上震动最大的是判处黄克功死刑。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因恋情杀人的黄克功的党籍。当时在是否判处黄克功死刑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黄自恃有功,无视法纪,杀人应该偿命。另一种意见认为,黄是红军高级干部,值此抗战用人之际,应给予戴罪立功的机会。为此,毛泽东就黄克功案件给当时陕北高等法院刑庭审判长雷经天写信,严正指出:“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②毛泽东要求在公审大会上当众并当着黄克功的面宣读此信。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经过几年的努力,在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中养成了一丝不苟、克己奉公、实事求是、言行一致、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廉洁奉公、勤俭从政的模范。正如毛泽东所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正之风,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②
    陕甘宁边区的廉政建设,直接影响和推进了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的廉政建设。由于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经历过廉政教育,积累了民主建设、精兵简政、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办事等政权建设的经验,不仅有利于夺取抗战最后胜利,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廉政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预见到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共产党将处于全国执政地位,可能会发生党员干部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击中的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由于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告诫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的谆谆教导,教育了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也为建国后党的廉政建设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同党内可能出现的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毛泽东提议,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朱德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后,同党内各种违法乱纪现象展开了积极的斗争,并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没有普遍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进行,没有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和巨大的群众威力,因此收效还不大。在全国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中仍然揭露出大批的干部贪污问题。为此,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资产阶级腐蚀革命队伍的巨大危险性,毅然决定发动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他强调指出: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往往大于贪污,其结果又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接近,所以反对浪费必须同反对贪污同时进行。而反贪污、反浪费斗争的展开和深入,必然会触及到各方面存在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能够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是全党一件大事”,“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相结合的指示》,明确指出:“三反”运动是一个更加深刻、更加现实的整党运动,不发动群众开展“三反”运动,党内存在的许多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就不能被彻底揭露并得到应有的惩处,广大的党员、干部就不能从中受到应有的教育,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就不能得到认真的清理和有效的克服。因此,中央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在“三反”基础上,按照党员标准,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并对干部作一次认真的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不论职务多高,权力多大,在党章国法面前人人平等,坚决依法办事,违者必究。坚决撤换那些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很不称职的人的领导职务,大胆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在“三反”运动和随后的整党运动中,全国查出有23.8万多人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投机分子,或是蜕化变质分子,相继被清除出党;有9万多人因不够党员条件自愿退党或被劝告退党;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有贪污错误的干部123.3万人,其中共产党员有19.6万余人,贪污400万元(1万元等于新人民币1元)以上的有15.59万人,根据情节轻重,对他们分别作了公正严肃的处理和处分,其中包括天津地委原书记刘青山、当时的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等一批大贪污犯。在公审刘、张大会召开之前,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找到薄一波,黄对薄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薄一波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黄敬的意见。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理他们。只有处理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错误的干部。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作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更多地挽救犯错误的干部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队伍的腐化上面。对刘青山、张子善的果断处决,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对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保持廉洁奉公和服务人民做公仆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在党的不同历史时期,下决心推行廉政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经验是:
    (一)廉政建设要从高级领导机关和高级领导干部抓起
    高级领导机关和高级领导干部,一方面要严于律已,以身作则,为全党树立清廉从政的榜样;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清除党内腐败,亲自动手,负起责任。毛泽东本人就是这样做的。在井岗山,他和干部战士一起吃红薯,喝南瓜汤,穿草鞋,睡茅棚。在延安,他和干部战士一起,吃小米,穿土布,住窑洞。进了北京城,他仍然生活俭朴,对子女要求很严。他把长子毛岸英送到抗美援朝的前线,接受火与血的考验和锻炼,毛岸英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他的两个女儿都在机关的大灶食堂同普通工作人员一起吃饭,禁止女儿乘坐公车。建国伊始,百废待举,毛泽东为新中国的事业日夜操劳,时刻把人民的困难和疾苦挂在心上。解放初失业问题严重,他请周恩来总理过问此事。他秉公办事,严格遵守人事制度,从不以一党主席之尊,行违章用私人之权。“三反”运动一开始,他就强调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进行,并认为“三反”运动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高级领导机关和高级领导干部亲自做表率。毛泽东在百忙之中仍要审阅各地大量的“三反”运动报告。在“三反”运动最初的两个月时间内,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对“三反”运动所作的指示、批语和书信多达百件以上。1951年12月4日,毛泽东在北京市委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报告批示中要求:“中央责成你们在接到本指示三星期内,至迟在一个月内,有计划地初步地检查自己单位和所属下一级各单位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又规定:“在收到本指示后一个月内,向中央作第一次关于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凡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凡推迟报告时间者,须申明理由。”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于1952年1月4日发出的《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指示中,要求各单位限期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一律撤职查办。还指定薄一波检查各区“三反”进度。对于做得比较好的,及时进行表扬,并转发他们的经验,号召大家学习;对行动比较迟缓、斗争抓得不力的领导干部,则进行严肃的批评和督促,甚至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可见,“三反”运动最可贵的一条经验,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当有人揭发高岗、天津市领导及两位高级军事干部时,毛泽东照样派人去调查。正是这样的决心和魄力,才真正达到了坚决惩治腐败、厉行清廉从政的目的。
    (二)廉政建设必须建立健全民主机制,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
    党的各级干部,是经过认真考核,按照一定条件,严格把关,选拔上来的。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都有明确的选拔干部要求。比如1943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中规定:“各级政府干部之任用,以适合下列标准者为合格:一、拥护并忠实于边区施政纲领;二、德才资望与其所负职务相称;三、关心群众利益;四、积极负责,廉洁奉公。条例同时规定:有破坏政府法令,危害群众利益以及贪污、腐化、营私、舞弊、处罪有案,未能改过自新者,不得任用为政府干部。”但是,选拔上来的干部,随着时间推移,环境改变,加上自我改造的自觉性有不同,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单靠上级领导和组织部门去监督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群众监督,才能防微杜渐。因为各级干部生活在群众中,谁好谁不好,群众心中有一杆秤。所以毛泽东推行廉政建设中十分重视建立健全民主机制,发挥群众监督作用。中央苏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控告局以及工农检察通讯员,随时检举揭发腐败分子。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中,来自不同的阶层、党派的代表,互相协作、互相监督,有利于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洁奉公作风的保持和发扬;各级参议会在实施监督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参议会“是超乎政府之上的机关,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议之权”,有“监察及弹劾各级政府之政务人员的职权”。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常常有群众罢免犯有罪行和错误的政府工作人员,农会代表请愿惩治贪污的村长、区长,民众召集大会批斗贪污腐化分子的事例。这种来自人民的监督,是防止腐败的有效药方。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非常重视各民主党派政治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十分注意利用和发挥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对执政党的批评监督作用。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中,有6位政府副主席,其中3位(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是党外民主人士;在56位政务委员会委员中,约1/2的委员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担任。政务院有4位副总理,其中两位(郭沫若、黄炎培)是党外人士;政务院下属的各部委部长、主任,有1/3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当时,我党所要进行的一切重大活动,都事先与党外民主人士协商,毛泽东经常亲自同他们商谈国家大事,还把党中央的一些文件和地方的报告送给他们阅看,使他们了解情况;对他们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批评意见,表示“非常欢迎”和“极为感谢”,并及时将他们的意见批转有关方面认真调查研究,作出负责的处理和答复。当时民主党派和党外民主人士在新中国建设中非常活跃,他们不仅在工作中取得了成就,获得了锻炼和提高,而且在某些方面对党和国家的工作起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对党搞好廉政建设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有了民主机制,还要有相应措施,才能把群众监督作用真正发挥起来。以“三反”运动为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上到下采取了四条措施:一是各级首长首先带头反省坦白,主动对自己所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行全面检讨,以消除群众不敢向领导和党员干部提意见和揭发错误的顾虑。二是公开揭露和惩处一批压制民主、压制群众批评、担负重要职务的领导,为群众撑腰。如武汉市发生了卫生局副局长宋英打击报复检举揭发人纪凯夫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毛泽东得悉后,下令对打击报复者严肃处理,将武汉市市长、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先后撤职处分,市委书记张平化代表市委作检查和自我批评。三是抓住大案要案,尽快查实后公之于众,鼓舞群众士气。如对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犯罪行为及时查清,在《人民日报》上予以公布,河北省委书记和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检讨随即见诸报端,引起各界人士极大震动,推动了运动的向前发展。四是在处理各种犯错误分子时,要注意掌握政策界限,定案准确,处罚得当,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毛泽东还特别重视在报纸刊物上公开进行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加强舆论监督。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为了避免和消除领导者因威信的提高而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的现象,会同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规定:凡是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批评稿件,只要报纸刊物认为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使未征求或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批评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刊上声明接受批评,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刊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触犯行政法律的,交司法机关处理。当然,对那种旨在破坏革命事业的批评,则应该而且必须加以拒绝。由于有党中央、毛泽东的支持,报刊在“三反”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监督作用。
    (三)廉政建设要反腐与倡廉双管齐下,以收扬正气、刹歪风之效
    反腐是及时检举、揭发、惩处贪腐分子,并在新闻媒体上曝光,大造贪腐行为可耻可恨的社会舆论,形成一种无形的社会压力,起到镇摄作用;而倡廉,则是表彰勤政爱民、清廉自律的好公仆,大造权为民用,利为民谋,严于律己光荣的社会舆论,形成一种社会导向。由此可见,反腐与倡廉是互为表里,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所以毛泽东推行廉政建设,坚持反腐与倡廉一起抓。在他的倡导下,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都通过召开表彰会、张贴光荣榜、发文件、作报告,先后树立了一批又一批廉洁从政的先进工作者,如中央苏区的何长工、陕甘宁边区的刘建章等,还把符合条件的同志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各级党委、政府也十分重视反腐倡廉,不仅严惩贪腐分子,而且大力表彰清廉从政的官员。例如:1945年12月18日,苏皖边区第五行政专员公署发出《通令》,《通令》指出:“案据盐东县长胡就明本年十二月七日报告称:该县伍佑市行政区员傅烈同志,过去在伍佑方面负责敌伪工作,此次调充现职,有其过去工作关系之陈康年,替代押犯张璠说情,向傅烈贿赂羊皮筒子一件,青色真哔叽一丈三尺,要求代为说情保释。经傅烈晓以大义,严辞拒绝。乃陈康年仍不甘心,又将贿物送至傅烈家中,必欲陷我革命同志于不义之境地,以达其破坏法制目的。于是傅烈即将陈康年贿赂各件及经过情形,报告该管市长陈易新同志,查明确实,连同贿件转报来府,请示处理办法。查傅烈同志奉公守法,拒绝贿赂之精神,为我民主政府干部之楷模,理合转呈钧署,请准予传令嘉奖,以资鼓励。等情。据此,查傅烈同志此种奉公守法、拒绝贿赂之廉洁作风,堪以表扬。而陈康年、张璠竟敢玩弄黑暗时代之花样,行使贿赂,应依法惩处。除分令该县政府遵照办理外,合亟通令并转所属一体知照为要。”象这样表彰拒贿、严惩行贿的“倡廉”嘉奖令,在盐阜老解放区的文书档案中还有许多。由此可见,表彰清廉从政官员,严惩行贿者,是培育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优良传统的有效措施之一。
    (四)廉政建设的关键在于教育广大干部党员
    要使清正廉洁成为每个干部党员的自觉行动,就要把反腐倡廉思想灌输到他们的脑海中、血液里,形成警钟长鸣,才能达到目的。毛泽东一贯重视干部党员的教育。井岗山时期,他经常在战斗间隙,给红军指战员作报告,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说明对敌斗争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帮助大家坚定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争取革命胜利的信心。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主要进行了“三反对”、“三提倡”的反腐倡廉教育。所谓“三反对”:一是反对国民党作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溶共”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腐蚀、瓦解共产党人和党的军政干部。毛泽东要求全党坚决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和新军阀主义倾向,始终教育党员干部要坚定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保持共产党人的纯洁性。二是反对自由主义。1937年9月,毛泽东发表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深刻地指出党和革命队伍内部的自由主义是一种腐蚀剂,它严重地败坏了党的作风,使党内的不良作风滋生和蔓延,要求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三是反对骄傲自满。毛泽东指出:“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1944年3月,郭沫若的史论新著《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中共中央将其列入党的整风文献,毛泽东还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要求全党同志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所谓“三提倡”:一是提倡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求“共产党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成为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③二是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毛泽东在延安写下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的光辉著作,为我们树立了白求恩、张思德先进典型人物,唱响了共产党人的“正气歌”,具有深远的影响。“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三是提倡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毛泽东说:“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要把现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他又说:“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陕甘宁边区政府从边区政府主席到乡长,除了津贴略有差别之外,其他衣食住行完全平等。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实行津贴制度,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当时边区的县长月津贴仅2元,边区政府主席的月津贴也不过5元。他们不是做官发财的官老爷,而是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这同国统区的腐化政治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也是边区政权机关能够得到人民真诚拥护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了三次整风运动。第一次整风是1950年5月开始的。这次整风主要是解决党内存在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老党员老干部中的骄傲自满和命令主义作风,甚至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现象。通过整风,干部和党员普遍受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第二次整风是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运动。这次运动是对旧社会污毒的一次大清洗,它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了党内一批腐败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使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廉政教育。第三次整风是从1951年3月开始到1954年底结束的整党运动。这次整党主要是对党员进行一次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这次整党在前两次整顿的基础上,使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进一步得到提高,党的队伍更加纯洁,极大地推动了党的廉政建设,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严治党,严惩腐败,保持党的肌体的健康,是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加强廉政建设并取得突出成就的重要历史经验。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对于今天我们加强廉政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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