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00年前，中国大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这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新书报的出版，以及学生爱国力量的兴起，催化了这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以学生及其他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随后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迅速反应和广泛参与。五四运动后，一场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在中国广泛开展。时至今日，五四精神也还活着，它所提出的民主、科学的目标追求永无止境。

〔关键词〕五四运动；爱国主义；民主；科学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距今整整100年了。作为一场壮怀激烈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成为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重要节点。百年岁月，斗转星移，沧桑巨变，也慢慢尘封了历史。百年纪念的日子，让我们退回到五四的原点，回顾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运动。

五四运动前的中国民族危机

　　五四运动虽然发生于1919年，但追究其深层次的原因，要回望五四运动前的中国社会背景。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这段时间，是积贫积弱的中国一段极为艰难困苦的岁月。辛亥革命前，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及其追随者们抱着一个美丽的幻想，以为革命后的中国将迎来民主、独立、统一、富强。但随着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为袁世凯篡夺，中国没有迎来民主，反为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把持；中国没有独立，反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欺凌；中国也没有统一，更没有富强，而是陷入军阀的长期割据和连年混战。

　　1917年8月，孙中山先生尝试于黑暗中开辟一个新局面，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联合南方多省，对抗北洋军阀政府，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然终因依靠军阀对抗军阀，也没有正确的革命方针，以致南方亦发生分裂，人民的生存处境，与北方并无差异。故孙中山先生在伤心忿恨到极点时，痛斥道：“南与北一丘之貉。”［1］

　　内忧外患常相伴相生。在此期间，欧美各国忙于一战无暇东顾，中日关系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急迫最繁难的关系。1914年，日本以英日同盟为借口，对德宣战，派军队夺取了原为德国占有的中国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铁路。当年，日本政府曾表示：此次接受，不过暂时之事，将来终究归还中国。不料，到了1915年，日本非但无意履行交还的诺言，反而变本加厉，对中国提出了严苛的“二十一条”。对此，中国的谈判代表多次拒绝条约要求中的部分内容，迫使日本作出让步。然而在谈判期间，日本以“换防”为名，增兵大连、青岛、塘沽等地，进行武力威胁。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于9日前答复。袁世凯政府最终被迫派外交总长陆宗舆及次长曹汝霖于5月9日签署接受“二十一条”中的十二条要求，5月25日签署《中日民四条约》。条约签订后，举国哗然，人们将5月7日作为“国耻纪念日”，借此警示国人毋忘此日，誓雪国耻。

　　日益严峻的中国民族危机孕育了五四运动。中日冲突，激起了中国人民广泛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少中国人觉悟到，如果要生存，就必须抵抗外国侵略，他们比以前更关心民族国家命运，也更积极努力地寻求拯救国家命运的方法了。

学生爱国力量的兴起

　　历史上，每当中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为国家生存而斗争的过程中，青年知识分子经常站在队伍的最前面，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五四运动的主力就是青年学生，究其原因，大致有三点：一是《新青年》等杂志创办传播新思想；二是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推动各种改革；三是学生爱国团体的形成。

　　“二十一条”事件后，不少留日中国学生纷纷回国。因从事革命活动而流亡日本的陈独秀此刻也回到了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他总结先前的革命，认为：只有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觉醒之后，只有在旧社会和旧文明有了根本的改变之后，中国才能摆脱军阀桎梏，然而，没有一种新的出版物，这种解放是不可能完成的。以此为指导思想，经多人资助，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出版了《青年杂志》，一年后这份月刊改名为《新青年》。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寄望青年能打破传统，开放思想以利变革，“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陈独秀进一步陈述理由：由于帝制运动与其他守旧集团利用传统的教条，尤其是儒家理论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如果仅只批评他们政治认识的浅薄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摧毁他们的根基。因为不通过破坏的阶段，在这个社会和经济制度已腐化了数百年的中国，绝不可能有积极的建设。为此，《新青年》首先开始倡导民主与科学，批判孔教与礼法。陈独秀写道：“西洋人因为拥护‘德先生’(指民主)‘赛先生’(指科学)，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两先生才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2］同时，《新青年》大力倡导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试图推倒中国几千年旧文化中的腐朽部分，建立起和人类主流文明接轨的新文化。

　　这项旨在批评传统、唤醒青年的庞大计划在1917年之前，都是由陈独秀和几位撰稿人来推动，活动中心位于上海，影响范围有限。1917年初，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从上海移至北京。此后，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摇篮。这不仅与《新青年》北迁有关，也与北大自身的发展变革有关。

　　1916年12月26日，继任袁世凯成为大总统的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在蔡元培的鼓励和庇护下，大批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人物云集北京大学，极大推动了学生爱国力量的兴起，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北京大学创建于1898年戊戌变法之际，清代称京师大学堂，在1916年以前，北京大学以它守旧的传统而闻名。学生们把这所大学作为做官的垫脚石，而不是作求取学问的地方。教授们大多来自官场，品评教授不完全依据他们的教学和学问，而更多依据他们的官阶。教授们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们则被称为“老爷”。校风方面，学生中除了少数埋首学问外，大多声名狼藉，打麻将、捧戏子、逛八大胡同，成为风气。当时北大以“探艳团”“赌窟”和“浮艳剧评花丛趣事之策源地”等恶名而闻名。

　　蔡元培来到北大后，推行了各种改革。他在就任演说中指出：学生进入大学的目的应是求学，不应当是升官发财。为此，他倡导大学里应保有思想学术自由，实践兼容并包的思想。实际上，他所谓的兼容并包，并不是新旧一揽子全包，而主要是罗致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基于锐意改革，北大逐渐在中国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借助《新青年》等杂志，新式知识分子的意见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推崇。同时，学生们也日益关心中国外交政策、社会问题和新思潮的发展。

　　1918年5月，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军事秘密协定举行集会，遭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酷镇压。全体留日学生反抗这种暴行，罢课回校。这件事立即引起北京学生的积极响应。5月20日，2000多名在京学生——包括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等校学生——举行了一次抗议签订该协定的游行示威。他们聚集在总统府前，要求公布协定的内容，并加以废除。总统冯国璋向他们保证政府从不曾做过也不会去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学生们的情绪才暂时平静下来。

　　虽然这次学生运动很快被平息，但学生在运动中感受到，有必要进一步组织起来。于是，北京的一部分学生成立了学生爱国会，后更名为学生救国会。随后的暑假中，许德珩、易克嶷两人代表学生救国会南下联络。两人先到天津，后经济南、武汉、九江、南京等地，最后到上海。通过宣传和发动，各地都有学生加入，学生救国会几乎成为了全国性的社团。这段时间，全国纷纷成立了各种社团，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有少年中国学会等，对传播新思想、激发学生爱国热情起到积极作用。

　　上述情况表明，五四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不是一时兴起的群情激奋，也不是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而是经过充分准备的，所以一经爆发，很快就成为了全国性的运动。

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中国人欢欣鼓舞。政府宣布放假3天，到处都是由衷庆祝的人群。德国的战败与德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等名词开始深入人心。北京东单牌楼耻辱的“克林德碑”拆除了，改建为“公理战胜”牌楼，竖立在中央公园（位于现在的中山公园，解放后改为“保卫和平”牌楼）。当时中国人普通的情感是：所有的国耻都会随这块“石头牌坊”而消失。人们相信，战后的世界将是公理的世界，德国自1898年以来侵占的中国领土和主权必将归还中国，并且一战期间在日本胁迫下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和协定会遭到废除。

　　然而，巴黎和会开始后，不断传来各种不利的消息。直至1919年4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结果传回国内。青年学生愤慨不已，各学生社团，包括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会等纷纷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示威游行。会上，学生们也决定向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发出电报：

　　青岛归还，势将失败，五月七日在即，凡我国民当有觉悟，望于此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以保危局。

　　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全体学生25000人叩。

　　这次会议后，从巴黎传来的消息日益令人震惊。5月1日，北京《中国时报》刊登中国代表传回国内的消息：“此次中国主张失败之原因，一由于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间，日本与英法诸国，有胶澳让归日本之密约。二由于一九一八年九月，我国当局与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东换文。遂使爱我者，无从为力。”5月2日，林长民在北京《晨报》发表《山东亡矣》一文，就梁启超在巴黎于4月24日致电国内“国民外交协会”，报道巴黎和会，要把青岛让给日本，希望协会警告政府及国民，勿签对德和约一事，加以评论：“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文章发表后，京中人心，更是震惊、愤慨。各种团体，纷纷召开紧急会议，力谋补救。5月3日，北京几家报纸的大幅报道，以及一些教员的口头传播，称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已完全失败了。至此，国人的愤慨，到达极点。

　　5月3日下午1点，北京大学学生在学校贴出通告，召集所有北京大专学校学生代表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当晚7点，会议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举行。参加的学生有1000多人，多数来自北大，高师、法政、工专等校也有代表出席。大会由北京学生易克嶷主持。会上，先由北大新闻研究会的邵飘萍分析山东问题，接着是学生演说。演讲者激昂慷慨，声泪俱下。其间，北大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咬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所有到会者肃然感动。大家掌声如雷，准备行动。当晚，一些同学准备游行物品一夜没睡，买竹、布，做旗子，写宣言，书标语，一直到天亮。会议决议：（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和约；（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举行国民大会和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四日（星期天），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时，选派代表到除日本以外的各国公使馆，陈述对于青岛问题的民意和决心。

五四学生集会游行

　　5月4日上午10点，北京13所大学学生代表在法政专校召开会议，商议示威游行等事宜。会议进行了一个半小时，通过了五项决议：

　　（一）通电国内外各团体，呼吁他们抗议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案；

　　（二）设法唤醒全国各地国民；

　　（三）准备5月7日在全国各地召开国民大会；

　　（四）联合北京所有的学生，组织一个永久的机构，负责学生活动以及与其他社会联络关系；

　　（五）决定本日下午游行示威的路线为：由天安门出发，经过东交民巷，崇文门大街等商业热闹区。

　　下午1点30分左右，北京13所大专学校3000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示威游行前，宣布了游行的目的及路线，希望大家维持秩序，不可混乱。每校推选总代表2人，维持秩序、传递消息的队员4人。游行队伍，以北大为第一队，法专为第二队。

　　集会及游行时，最引人注目的是以白布墨书的各种旗子，少数画有青岛地图，绝大多数是各种标语口号。标语的主题一是“外抗强权”，如“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取消二十一条”“争回青岛方罢休”“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中国被宣告死刑了”“头可断青岛不可失”“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等；二是“内除国贼”，如“打倒卖国贼”“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卖国贼宜处死刑”“日本人之孝子贤孙四大金刚三上将”等。除了标语白旗外，还印制了2万份用白话文所写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3］

　　游行的队伍由天安门出发，南出中华门，经棋盘街向东转，朝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学生手持传单，沿途散发，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很多人静静地站在街上，听着学生呼喊的口号，热泪盈眶。

　　队伍走到东交民巷西口牌楼下面，通过美国兵营后，被警察拦下。各校总代表临时急议，推举罗家伦、段锡朋、傅斯年、张庭济等四人为代表，进入美使馆，因公使不在，留下说帖而去。

　　学生队伍被阻在东交民巷2个小时，中国军警也开始围住东交民巷的入口，企图强迫学生退回。学生情绪更加激愤，忽然有人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

　　学生队伍掉头退出东交民巷，沿户部街、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他们沿途发放传单，大喊“卖国贼曹汝霖”“卖国贼章宗祥”“卖国贼陆宗舆”。曹汝霖当时是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总理。章宗祥自1916年担任驻日公使。陆宗舆是币值改革局总裁、交通银行的董事长，并且是中日合办的汇业银行的中方董事长。三人被认为是北京政府中最亲日的官员。

　　曹宅就在离外交部不远的赵家楼二号，距石大人胡同东口约1公里，军警封锁胡同口不得入内。学生们向军警说明来意：“我们是爱国学生，来这里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在学生们的劝说下，军警让游行队伍进了胡同。下午4点半左右，近500人抵达曹宅。曹宅大门紧闭，由四五十名军警守卫。学生们要求曹汝霖出面解释与日本缔结密约的原因。示威的学生极为愤怒，高呼“打倒卖国贼”。有人将游行用的白旗投入曹家庭院内。有人用竹竿，捣下房檐屋瓦，或拾起石头，掷向窗口或屋中。5名学生毅然爬上围墙，跳进曹宅，从里面将后门打开，门外的学生一拥而入。

　　学生在客厅和书房都找不到人，激动地把客厅和书房的花瓶瓷器等物摔到地上。少数激进派学生，走到车库，捣毁曹的汽车，取了几桶汽油，到客厅和书房等处泼浇，放火烧屋。此时，章宗祥、丁士源与日本记者中江丑吉都在地下锅炉室里，听闻上面放火，急跑出来，向后门奔走。学生们将章宗祥错认成曹汝霖，将他包围起来，打倒在地。中江丑吉因掩护章宗祥，也被痛打一顿。

     从始至终，曹汝霖一直龟缩于曹宅的一箱子间内，直至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赶来将其护送至六国饭店。32名学生被送往京师警察厅羁押。途中，被捕的学生毫无惧色，易克嶷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

     到警察厅后，学生们都囚禁在一间屋子里，不许交谈。据许德珩回忆：“监房极其拥挤肮脏，只有一个大炕，东西两边各摆着一个大尿桶，臭气满屋。每半小时还要听他们的命令抬一下头，翻一个身，以证明“犯人”还活着。到中午“放风”才能大便，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看守的人每天提一桶开水，给每人发一个大窝头。在监房里，学生们还对狱卒们进行了说服教育，他们接受了学生的说服教育，有的狱卒同情学生，还把外边的情况偷偷告诉学生。

     1919年5月1日，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携夫人来到中国，见证了这场学生运动，他在其后给女儿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发现上次我把这里的示威游行比作一般大学里男生宿舍的打斗，对这里的学生说来有欠公平。整个示成游行经过了精心的计划，并且比他们预定的时间提早结束，因为有另一个政党也要游行示成。他们的运动如果在同一个时候，会给误认作是被政党利用，而他们要以学生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式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五四运动如火燎原

　　周策纵教授在《五四运动史》书中指出：“假如事态的发展仅停留在5月4日当天，那么游行示威的重要性也许就很有限了……然而，北京学生在‘五四’事件以后，立刻开始组织全国的新式知识分子支持他们的运动；同时努力利用宣传、集会和游行示威等方式，赢得普通大众的同情。在此过程中，学生们也开始与不识字的人群建立了更近的关系，并且争取到了新兴工商业者和都市工人的强有力支持。因此学生的新思想以不可思议的广度传遍了全国各大都市，而古旧的文明体系也开始崩塌，新社会政治的发展也开始加速。‘五四’事件之所以能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与其说是因为游行示威的本身，毋宁说是因为游行示威所引起的这些后果。”这段话十分精当地总结了五四运动的后续发展和历史意义。

　　5月4日晚8时，北大学生在法科大礼堂集会，蔡元培也到场，商讨营救被捕学生及罢课事宜。蔡元培理解同情学生的爱国动机，提出他会负责促成被捕学生释放。会后，他独自前往警察局，但未有效。5月5日上午9时，北京相关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北大开会，决议派出代表，请求各大专学校的校长与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联名，向总统罢课请愿，并发表通电：“各校学生既痛外交之失败，复愤同学之被拘，更有何心研究学问？此罢课之第一理由也。青岛问题当以死力争，被拘同学亟宜营救，全体奔走，日无暇晷，学虽至宝，势难兼顾，此罢课之理由二也。”5日下午3时，北京各校在北大法科，开全体联合大会，到会者2000余人，主席为段锡朋。会议决议：请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并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各校一律罢课，至被捕学生释放回校为止；向教育总长陈述游街情形及理由，并本日罢课理由；电请我国巴黎和会专使，对于青岛问题，以死力抗争，万勿签字。会上，学生们还进一步做出一个具有长远影响的决议，为了救援同学和提倡爱国运动，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永久组织，委派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代表起草组织章程。6日上午，章程草案拟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段锡朋任主席。中国学生界有联合会，此为创始。学生联合会是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雏形，也是全国学生会的开端，对于组织和发动学生参与爱国运动发挥了很大作用。

　　5月5日，五四运动也在全国范围内被响应。各地发生数十起或以团体名义，或以个人名义，电请政府要求释放学生的事件。各地相继成立各种组织，以游行示威和街头演讲的方式，声援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

　　5月7日，北京政府为顺应民情，平息舆论，要求各校复课后即将学生释放。各校虽然恢复上课，但学生爱国运动并未平息。北大校长蔡元培，以及北京各专门学校校长，受此次事件影响相继辞职。教育总长傅增湘，亦因此辞职。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学生为挽留各位校长，又于5月19日一致罢课，并发布罢课宣言书：“青岛问题，事濒败矣，卒未见政府有决心不签字之表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国人皆曰可杀，乃政府不惟置舆论之撞击于不顾，而于其要挟求去，反宠令慰留之。五月十四日两令，一则以军威警备学生，防公众集合，一则禁学生干政，凡公忠爱国之天良，一切不容表现。谨于五月十九日，一律罢课。”同时，学生们以救国十人团的名义上街演讲，提倡联合抵制日货，展开爱国宣传。

　　不久，学生大罢课由北京扩展至其他城市。在上海，中等以上学习学生联合会于5月19日决定向北京政府发电，力请撤销接受傅增湘辞职的命令，也决定从5月22日起全体罢课。因江苏省教育会从中调停，学生联合会应许暂缓3天。由于北京政府没有采纳学生要求，学联会于24日召开会议，25日发出罢课通知。来自70所学校的2万余名学生，自5月26日起罢课，开展游行示威。

　　上海学生在运动中，开始有意识地与商人、工人联系。5月27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派遣联络小组到各商会，力请所有商人于5月31日在大门上悬挂白旗，追悼因五四运动牺牲的郭钦光烈士；在学生联合会里设立劳工部，以便与劳工们保持联络；设调查部，在各大商店调查日货。这些都是促使商人、工人与学生联合的重要措施，上海开始成为学生运动重要中心。

　　北洋政府对于这一系列爱国运动，则采取高压手段：封闭北京《益世报》，派兵监视在京有影响力的各报馆；教育部于25日对各校校长下令，命其会同教职员督促学生，限三日内一律上课。

　　6月3日起，政府开始派军警在街上逮捕游行宣传之学生，从开始的4人增至1000余人。6月5日，上海商人以政府压迫学生为由罢市，全国各地商人纷纷响应。6月10日天津罢市，北京商人相继响应。此后，全国工人亦继起罢工，长江上下游轮船皆告停航。北京政府迫于压力，遂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并于6月10日下令免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职务。6月13日，政府明令保护学生。

　　此后，学生与政府斗争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中国是否应该在和约上签字。6月17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全国民意，电示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开，举国震惊。很多团体，包括商界、工人等都进行抗议，一致谴责政府的这一决定。经过全国民众的抗争，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实现了，五四爱国运动也告一段落。

　　烈火已经点燃，孕育燎原之势。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开始了一场新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掀起了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时至今日，五四精神历久弥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年轻人志愿在民主、科学的旗帜指引下不断奋斗！

（本文作者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征研二处主任科员）

（责任编辑侍晓莎）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47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爱国运动（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