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四军是一支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铁军。初上征程，新四军即以游击战术与日军浴血奋战，迅速实现了由红军游击队向抗日劲旅的转变。在国民党顽固派推行“军事反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形势下，新四军义无反顾地深入敌后，在平原水网地区安下抗日的“家”；以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和创新实践与强敌周旋较量，叩开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之门”；新四军还以丰衣足食、政通人和的业绩，诠释了毛泽东关于在平原水网地区可以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科学预见；在解放战争初期，新四军依托解放区内线歼敌，以辉煌战果为新四军十年征程画上了圆满句号。

〔关键词〕新四军；铁军精神；创新

1937年10月，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下，英勇坚持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8省红军游击武装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947年2月，新四军改编为华东野战军。十年之间，新四军从最初的1万人发展为30万人，抗日战场从最初的皖南、苏南和淮南，即“三南”丘陵地带，发展成地跨苏鲁豫皖鄂浙6省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成功？正如《新四军》军歌所唱的那样：“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守正与创新，坚持以创新求发展，这是新四军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是新四军铁军精神最鲜明的特质。

一、新四军在军事上的创新实践集中体现在坚持平原水网地区抗日游击战争上

新四军最初的作战地域，是国民党军方划定的皖南、苏南和淮南丘陵地带，这里是侵华日军重兵驻防的南京近畿及长江两岸地区。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历史大背景下，新四军各支队迅速向“三南”地区出动，开启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从韦岗战斗到延陵大捷，从五保繁昌到三打来安，新四军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与日军浴血鏖战，并在歼灭日军有生力量的同时，迅速实现了由红军游击队向抗日劲旅的转变。

　　可是，新四军英勇杀敌的行动，却受到国民党顽固派变本加厉的限制。他们不准新四军跨界越境活动，不准组织民众武装，不准建立地方政权，其险恶用心就是要把新四军限死在前有日伪军进攻、后有顽固派监视的境地。因此，新四军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到何处开辟敌后抗日战场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不用多少时日，新四军就会在与日伪军的作战中消耗殆尽，何谈生存发展与持久抗战！

　　正是出于对新四军险恶处境的清醒认识，1939年二三月间，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亲临皖南，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1］。它的要义即是向敌后空虚、危险的地方去创造新的抗日阵地。正是在这种以创新求发展的思想启发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相继实施了“江抗”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苏皖支队跨江发展的计划，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也作出第五支队东进皖东的部署，实现了新四军的初步战略展开。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百般阻挠，以及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囿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因此，新四军在东进北上创建新的抗日阵地的开始阶段，目标并不十分明确，行动上也不够坚决。

　　就在新四军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1939年底，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来到华中。他在认真调查了华中敌我友各方面的情况后，作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决策。他指出，“江苏北部我们都没有正规部队及党的机关去活动，亦无地方党，而这又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因此，这是我们的突击方向，应集中力量向这方面发展”［2］。他还及时向党中央建议，从华北抽调八路军主力南下华中，以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从1940年春夏开始，在中原局领导下，东进北上的新四军和南下增援的八路军相互配合，经过激烈的敌顽我三角斗争，终于在1940年10月取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并在江淮平原上开辟了华中敌后抗日战场。

　　从皖南、苏南和淮南“三南”丘陵地带，到挺进江淮平原开辟敌后战场，使新四军摆脱了敌顽夹击的境地。但是，江淮平原既无关山可守，也无天险可凭，加之1941年1月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华中敌后抗战已由敌顽我三角斗争的态势，演进为敌我直接对抗的局面。日伪军为了消灭新四军，不遗余力地对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发起“扫荡”、“清剿”和“清乡”。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新四军能否胜利地坚持平原水网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已成为新四军能否生存发展的关键。面对强敌压境，新四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创新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大江南北、淮河两岸和黄海之滨与凶恶的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1941年7月，日军集结包括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全部、第十五师团和第十七师团各一部及伪军共17000兵力，对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发起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妄图一举歼灭新四军盐城军部和华中党政领导机关。新四军第一师、第三师则以密切的战役协同，在苏北、苏中各地痛击敌人，迫使日伪军几度折返，疲于奔命，原本志在必得的大“扫荡”最终以虎头蛇尾草草收场。新四军不仅坚守了抗日阵地，而且获得了在平原水网地区与日伪军作战的新鲜经验。

　　苏中地区与日伪统治中心隔江对峙，是新四军与日伪军激烈争夺的前沿阵地。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从各地实际出发，不断创新抗日游击战法：在沿江、沿运河地区，抗日军民不断粉碎敌人的“清剿”，顽强坚持原地斗争；在根据地的中心地带，抗日军民采取积极争夺、坚决反击的方针，一次次挫败敌人进占根据地的阴谋；在水网密布的里下河地区，抗日军民筑堤打坝、改造地形，使敌军汽艇到处碰壁，岸上日军寸步难行；在沿海滩涂，新四军第一师还组建海防纵队，通过控制港口、开辟海上交通运输线，把游击战争扩展到了黄海之上。

　　1942年11月中旬，驻扎在徐州的日军第17师团、独立第13旅团及伪军出动11000余人，对洪泽湖畔的淮北、淮海抗日根据地发起大“扫荡”。由于新四军第四师早已通过平定匪患，把洪泽湖变成了抗日根据地的“内湖”。所以，当日伪军气势汹汹扑来时，他们即以洪泽湖为依托从容御敌，经过大小近百次战斗，赢得了淮北三十三天反“扫荡”的胜利。日伪军进攻的另一个目标淮海抗日根据地，抗日军民针对日伪军的堡垒政策和“清剿”战术，连续发起2次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数万民兵和群众齐上阵，奋战10昼夜，将全区7条主要公路干线全部破坏，同时结合改造地形，挖掘“抗日沟”，迫使敌人只能龟缩在堡垒里，眼睁睁地看着全面伪化淮海区的计划成为泡影。

反“清乡”是华中抗战特有的斗争形式，“清乡”与“扫荡”的最大不同是即日伪相互勾结，以军事清剿、政治伪化、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相结合，彻底肃清“清乡”区里的抗战力量，由点线占领扩展为全地区的殖民统治。从1941年至1944年，日伪对华中的苏南、苏中等抗日根据地先后进行了11期“清乡”。能否打破敌人的“清乡”，已成为新四军能否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的“试金石”。1941年7月，新四军六师师部暨十八旅主力执行军部关于“以分区转移对付敌人的分区清乡”的指示，适时转移到苏中江高宝开辟新区，挫败了日伪消灭新四军主力的企图。1943年春，当日伪“清乡”的又一个高潮到来后，华中抗日军民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反“清乡”斗争。在苏中四分区，抗日军民更以顽强的武装斗争、紧密配合的内外线斗争、气壮山河的火烧竹篱笆行动和神出鬼没的锄奸反特战果，使日伪志在必得的“清乡”、“延期清乡”和“高度清乡”化为泡影。在苏南茅山、太滆“清乡”区，新四军主力和武工队实行内外线穿插，强攻日伪据点，捕杀特务汉奸，使日伪的“清乡”很快名存实亡。在苏南丹北区，新四军创新斗争策略，以掩护政策对付敌人的军事清剿，以合法斗争、秘密斗争对付敌人的政治建设，使这一连接大江南北的战略通道始终控制在新四军手中。经过4年的反复较量，华中抗日军民终于彻底打破了日伪标榜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清乡运动”，谱写了华中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

　　1944年到来后，华中敌后战场已度过了相持阶段最艰难的时期，新四军并没有停止以创新求发展的步伐，而是不失时机地发起攻势作战，把抗日游击战争推向更大的规模，取得了更大的战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44年3月新四军一师率先发起的车桥战役。这是一场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歼灭战。新四军采用机动突击、单刀直入、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秘密接近、迅速攻击等战术手段，对日军在车桥镇苦心经营的军事设施发起攻击。随着敌人增援部队的不断到来，新四军又将偷袭与强攻、进攻与阻击、分途开进与协同作战、主攻战场与牵制战场等各种作战形式周密组织起来，最终取得了攻坚打援的双重胜利，共歼灭日军460余人，其中生俘24人，歼灭伪军480余人。

　　为了使新四军在战略反攻中处于更加有利的态势，新四军在巩固老区的同时，把开辟新区的工作及时提上日程。1944年4月，日军发起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在日军的攻势下一败涂地，使豫中、豫西大片国土沦陷。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及时向军部请缨西进收复豫皖苏边区。8月15日，新四军四师主力从洪泽湖畔的半城镇誓师出发，与八路军南下部队、新四军五师北上部队共同执行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转战，新四军西进部队在八路军的配合下，共歼日伪和顽军13000余人，控制了东起津浦铁路、西止商亳公路、北自陇海铁路、南迄涡河的广大地区，完成了西进收复豫皖苏边区的任务，为战略反攻扩大了前进阵地。

　　1944年９月27日，党中央指示华中局：“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作战的条件，对苏浙皖边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3］当时，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已经开辟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成为新四军发展东南的前沿阵地。1944年12月和翌年4月，新四军一师主力分两批先后南下苏浙皖边区，1945年1月成立新四军苏浙军区，粟裕、叶飞分任司令员、副司令员。苏浙军区各部积极向日伪军发起进攻，控制了浙江武康、德清等县城，开辟了莫干山区，接着又在天目山地区进行了三次自卫反顽战役，打通了浙西与浙东的战略联系，形成了包括天目山在内的、地跨苏浙皖三省十几个县的新解放区，使新四军在大反攻中处于更加有利的战略态势。

　　新四军在军事上的创新，集中体现在发展平原水网地区抗日游击战争上。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经典著作中，曾对在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人人明白的”，“平地较之山地当然差些”，“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4］。毛泽东还针对当时“各个抗日党派和抗日人民至今尚少注意这一方面”的状况，强调指出“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5］新四军则以创新发展的实践印证了毛泽东的这一科学预见。新四军坚决贯彻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不仅在江淮平原和水网地区开辟了敌后抗日战场，而且还在与日伪军的殊死较量中胜利坚持了平原水网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当战略反攻到来之际，新四军又以凌厉的攻势作战西进南下，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并实现了由分散游击战向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二、新四军在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斗争中的创新举措同样精彩纷呈

抗战开始之前，共产党在华中地区的组织曾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重破坏。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后，共产党虽然取得了合法地位，但是，处于恢复重建之中的华中党组织力量十分弱小，加上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些过“左”政策造成的后遗症，使社会各阶层人士对新四军抱着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因此，新四军从挺进敌后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进程中，不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防止关门主义倾向。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一到苏南茅山地区，随即召开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四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成立镇句金丹四县抗敌总会，发动组织人民群众投身抗战事业。陈毅带头做好社会名流、开明士绅、民族资本家的联络工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他拥有土地13000多亩，主要经营茶叶，并拥有一支装备精良的自卫武装。陈毅亲自登门拜访纪振纲，以民族大义相期许，终于使他消除疑虑，积极为新四军募捐军服和给养。面对日军的威胁利诱，纪振纲被迫出走，行前将自卫武装全部赠送给新四军。这对新四军迅速打开茅山地区的抗日斗争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毅在领导苏南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斗争中，更是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当时，控制苏北敌后地区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一面推行消极避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一面唯我独尊、排斥打压不同派系的国民党军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部和国民党财政部税警总团陈泰运部，致使内争丛生，政局混乱。陈毅针对苏北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击敌、联李、孤韩”的正确方针。为此，他先后三进泰州城会晤两李，取得了他们对新四军进入苏北沿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谅解和支持。最让人叹服的是，当“联李”工作因郭村战斗的发生而出现重大波折后，陈毅坚决破除“战斗开始即统战结束”的固有观念，继续坚持“联李”工作，不仅急令部队收兵于泰州城下，而且释放被俘的李部官兵，发还部分枪支，归还郭村等地，终于使李明扬幡然醒悟，与新四军重修旧好。陈毅还敢于破除“凡国民党军中的黄埔生均为顽固派”的思想禁锢，团结争取了以黄埔生为骨干的国民党税警总团陈泰运部。在黄桥决战中，正是李明扬、李长江部和陈泰运部严守中立，才使新四军能够集中兵力，战胜了韩德勤部的大举进犯。

　　黄桥决战胜利后，新四军又接连走出创新发展的妙棋：一是陈毅应李明扬、陈泰运等人的请求，由新四军、李、陈三方组成联合抗日部队（简称“联抗”），由中共秘密党员、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设计委员黄逸峰担任司令员，并在“联抗”主持下召开了“苏北抗敌和平会议”，扩大了抗日反顽统一战线；二是由中共秘密党员、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季方主持召开通如海启地区国民党军政负责人会议，转达新四军合作抗日的愿望，使这一地区顺利转化为抗日民主根据地。

　　新四军在统战工作方面的创新之举，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批转《陈毅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的电报中指出：“中央及军委完全同意陈毅同志的统战方针及统战工作。”并要求全军“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统战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利，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6］。

　　1940年11月7日，刘少奇、黄克诚抵达海安镇后，与陈毅、粟裕等人一起共商苏北发展大计。刘少奇指出，在苏北局面已经打开，新四军、八路军已经取得军事优势的形势下，要抓紧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进而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在韩德勤坚持反共立场、拒不承认我们的情况下，我们应采取参政会的形式，建立得到社会各界认可的抗日政权，而不必期待国民党方面的承认和委派。在刘少奇指导下，1940年11月，苏北临时参政会在海安召开。它参照国民参政会的章程，由党政军各方推荐聘定了参政员。出席会议的有全省14个县的388名代表，包括了各党派和各阶层爱国人士。会议选举著名爱国老人韩国钧为苏北临时参政会名誉会长，还决定将原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改称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选举管文蔚为主任。

　　新四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创新还体现在刘少奇对抗日民主政权理论的深刻阐述上。1940年12月，刘少奇在中原局宣传部主办的刊物《江淮》创刊号上发表了《论抗日民主政权》的文章，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他指出：“我们在敌后所要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这种政权应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7］他在强调抗日民主政权的作用时指出：“没有这种政权的建立，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大巩固和扩大，不实行民主政治，抗日战争是不能胜利的。”［8］他进而指出：“在中国，民主共和国的具体的建设道路，可能是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国，可能要经过长期的奋斗过程。因此，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有着推动全国民主化的重大模范作用”［9］。这些重要的理论阐述，不仅使社会各界人士了解了共产党的正确政治主张，积极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中来；而且还用党的方针政策武装了新四军指战员和干部党员的头脑，保证了华中抗日民主政权的健康发展。皖南事变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坚决贯彻党中央确定的“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迅速地、公开地、自上而下地建立起“参议会（参政会）——行政委员会（行政公署）——专员公署——县政府”的政权体制，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团结社会各阶层投身抗战事业、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杠杆。

　　新四军成立初期，经费来源主要靠国民党军方发放的饷糈和社会各界的援助。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撤销新四军番号，停发军饷；日伪则加紧对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掠夺、破坏和封锁，新四军面临着既无外援又无后方的严峻局面。此时的新四军已发展到7个师和1个独立旅。如何抓好财经工作，保障军需给养，就成为新四军亟待解决的难题。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下，抗日军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一方面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保障供给；一方面制定“以货贸货”的贸易政策，与日伪开展了尖锐激烈的反掠夺、反封锁斗争。

　　日军侵占华中后，不仅在占领区进行掠夺性开发和经营，而且对共产党和新四军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格的贸易统制政策，从武器弹药及其原料、军需物资，到外销物资丝、茶、油、棉和工业日用品，几乎所有物资商品均在其封锁之列，以此达到“以战养战”和扼杀根据地的双重目的。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加紧推行“以战养战”的方针，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和掠夺愈演愈烈，抗日军民蒙受空前的苦难。华中抗日军民掀起大生产运动的热潮。抗日民主政府作为大生产运动的组织领导者，制定了奖励垦荒、发展纺织业、兴办合作事业、发放农副业贷款等一系列生产建设计划。新四军各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的指示，在积极支持地方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努力抓好部队的农副业生产，改善指战员的给养，减轻人民的负担。值得一提的是，新四军各师旅克服敌后险恶环境和重重困难，在上海地下党帮助下建立起50多家兵工厂，从业人员达到1万多人。兵工厂从修理枪械、翻造子弹手榴弹起家，迅速发展为批量制造步枪、掷弹筒、迫击炮、平射炮。到1944年，新四军各师均实现了手榴弹自给，迫击炮和枪榴弹自给率达70%。

　　苏北沿海水患严重，海堤年久失修，使土地盐碱化加重，农作物产量下降。1941年春，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新四军第三师供给部长宋乃德担任县长。根据民众要求，县政府提出筹款修筑海堤的议案。可是，县参议会在审议修堤议案时，一些地主士绅担心抗日民主政府以修堤为名，乘机敛财，因而采取不信任、不合作、不支持的“三不”态度。尽管宋乃德再三解释，议案还是通不过。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宋乃德决定，不向民众筹款，而用当年县政府盐税收入作抵押，发行修堤公债。这才通过了修堤议案。新四军第三师指战员奉命积极参加修堤及保卫工作。军民团结奋战50多天，终于抢在海啸到来之前修成了全长90公里的海堤。而县政府发行的100万元公债，仅使用了51万多元，并在1942年由县政府按期收回。当地民众为表达对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感激之情，将其称为“宋公堤”。

　　值得一提的还有抗日根据地的盐业生产。苏北、苏中根据地是重要的盐产区，1941年春，抗日民主政权接管了在东台的两淮盐务管理局后，大力恢复发展盐业生产。在大生产运动中，盐政部门发放大批贷款，扶持盐民增加生产，还在淮北盐区集资兴建了股份制的新滩盐场，年产量达到30万担。从1941年到1945年的五年间，两淮盐区年均产量达到260万担，盐税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收入，有“华中金库”之誉。

　　为了打破日伪的经济封锁，促进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各根据地实行了对内自由贸易和对敌统制的贸易政策。抗日民主政府制定一系列贸易管理法规和条例，采取行政和经济多种手段，坚持“以货易货”原则，既防止了根据地物资外流，又打破了日伪的封锁禁运，换回根据地紧缺的物资。以粮食销售为例，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粮食专卖制度。各地贸易管理机关根据敌占区粮食行情，调控根据地粮食的出境贸易，换回新四军急需的弹药、五金和药品，使粮食成为打破日伪经济封锁的有力武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没收同盟国各大银行，关闭外汇市场，并强行收兑占领区的法币。日伪在排斥禁用法币的同时，将其攫取的法币打入抗日根据地套购物资，致使法币更加贬值，物价飞涨。华中抗日民主政权针锋相对，与日伪开展了一场持久的“货币战”。各抗日根据地相继成立银行，发行抗日货币。抗日民主政府通过发放货款、兑换金银外币、收购农副产品、发放军政经费和人员津贴等渠道发行抗币，通过税收、商品销售、信货回收和供应外汇等途径回笼抗币，提高了抗币的信用。各抗日根据地执行“保护法币、打击伪币”的方针，对流入根据地的伪币全面禁用，严厉打击。为防止法币不断贬值给根据地经济造成的危害，各地采取限用法币和提高抗币牌价等措施，允许使用票面完好的法币，打折使用或及时回收票面破损的法币，逐步压缩了法币在根据地的流通量。随着对敌货币斗争的胜利，抗币的地位不断增强，在苏北、苏中等根据地，已实现了抗币的本位制。到抗战胜利时，华中各根据地的银行共发行了120多种抗币，主币、辅币种类齐全，形成了独立的金融货币体系。华中抗日根据地呈现商贾云集，货畅其流的景象，显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在华中的巨大成功。

　　新四军在创建抗日根据地上的创新，集中体现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挫败日伪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上。新四军在坚持敌后抗战的进程中，普遍发动了人民参政运动，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调节各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通过卓有成效的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并以行政的、经济的各种措施，向日伪发起反封锁禁运斗争。一个民主、团结、进步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屹立于江淮河汉之间，一支创新发展、坚不可摧的抗日铁军驰骋在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上。

三、新四军的创新特质在解放战争初期表现得更加靓丽夺目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热切渴望国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则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政权，独占抗战胜利果实。在党的领导下，新四军随即投入了反对内战、保卫胜利果实的斗争。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就在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苏中地区厉兵秣马之时，突然接到军部转发的中央命令，要求他们出兵淮南根据地，与山东野战军配合，占领津浦铁路蚌埠至浦口段，以此策应新四军中原军区部队突围。这意味着原定在解放区内线自卫反击的作战部署，变为外线出击、开辟新区的作战部署。华中分局、华中野战军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及时向中央军委、新四军军部建议：华中野战军主力在第一阶段仍留苏中，依托解放区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优势，组织内线作战。中央军委对来自前线的建议极为重视，很快同意部队暂缓调动，“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10］。在中央军委的批准和支持下，1946年7月13日至8月27日，华中野战军举行了苏中战役，以19个团、3.3万兵力挫败敌军15个旅、12万兵力的进攻，歼敌5.3万人，取得了解放战争“战略试战”的辉煌战果。正是苏中七战七捷等战役所创造的新鲜经验，使中央军委最终确定了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作战的战略方针，并一再推迟了我军转入外线作战的时间表。

　　苏中战役的意义还在于它对解放战争我军确立作战方法的价值。八年全面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方式主要是游击战，而解放战争与国民党军的作战方式主要是运动战，这是一个重大转变。解放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十分明显的态势下，如何以弱胜强，打破敌人进攻，这是我军亟待解决的课题。毛泽东及时总结了苏中战役的创新战法，将其概括为“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向全军推广。仅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就收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三个月的总结》这两篇文章，号召“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是中下级干部，都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11］成为我军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

　　1946年9月20日，以两淮失守为标志，苏皖解放区的自卫作战进入了纵深防御阶段。怎样才能打破南北两线敌军对我军半包围的态势，变被动为主动呢？华中分局和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及时提出了集中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在淮北歼敌的建议。为此，陈毅军长亲临华中分局，共同商定了两军会合后的第一个战役——宿北大战。从12月15日至19日，我军集中24个团的兵力打击敌军相对较弱的整编第69师，同时坚决阻止了敌整编第11师的增援，仅用5天时间，就全歼了敌整编第69师3个半旅共2.1万人。更让人称奇的是，宿北大战胜利后仅12天，即1947年1月2日，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又发起鲁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26师、整编第51师和第1快速纵队大部共5万余人，首创华东战场一次歼灭敌2个整编师的纪录，把依托解放区内线歼敌的运动战推向了更大的规模。在鲁南战役胜利后的第14天，新四军番号正式撤销，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统一整编为华东野战军。

　　综上所述，新四军不愧为一支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铁军。初上征程，新四军即以抗日游击战的战术创新与日军浴血奋战，迅速实现了由红军游击队向抗日劲旅的转变。在国民党顽固派推行“军事反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形势下，新四军义无反顾地深入敌后，在平原水网地区安下抗日的“家”；以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和创新实践与强敌周旋较量，叩开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之门”；新四军还以丰衣足食、政通人和的业绩，诠释了毛泽东关于在平原水网地区可以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科学预见；当战略反攻到来之时，新四军又紧紧把握历史机遇，巩固扩大了华中解放区，并实现了由分散游击战争向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在解放战争初期，新四军依托解放区内线歼敌，以辉煌战果为新四军十年征程画上了圆满句号。

　　创新作为新四军铁军精神的鲜明特质，它的精髓要义在于摈弃因循守旧、囿于本本的教条主义，代之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的源头活力来自正确运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革命法宝；它的孕育养成离不开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它的根基柱石则是新四军将士听党指挥、爱国救民的信念和英勇善战、百折不挠的品格。

　　“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让我们弘扬新四军铁军精神，借鉴革命前辈的历史智慧，树立创新发展的新理念，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贡献力量。

（本文作者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刘晓东）

注释：

［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106页。

［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

［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49页。

［4］［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9-420、421页。

［6］新四军黄桥纪念馆编：《黄桥战役史料》（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页。

［7］［8］［9］《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173、176页。

［10］《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和华中分局电》（1946年7月4日），载于《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

［1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