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江西上饶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闽浙赣省省委书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

　　1934年12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北上抗日，遭7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伏击，他令军团参谋长粟裕率主力突围，自己断后，苦战13天后弹尽粮绝，不幸被俘，囚禁在南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看守所，1935年8月6日就义，时年36岁。

　　方志敏身陷囹圄，斗志不减。在被监禁南昌的日子，他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病痛折磨，写出《可爱的中国》《清贫》《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狱中纪实》等16篇文章，共436页、13万余字。方志敏在险恶的环境中写作、积藏，这些文稿被秘密带出牢房，最终回归共产党人手中，屡遭不测、历经周折、充满传奇。

险写险藏

　　方志敏被押到南昌没几天，就要求狱方提供清静房舍和纸笔，自己要写些东西。看守所所长凌凤梧喜出望外，以为这个共产党重犯要交代“罪行”，马上安排他住进“优待号”。所谓“优待号”不过是十几间不上锁的囚室，监押的多是“违法犯罪”的国民党军政官员。

　　方志敏的监室四壁糊着草纸，靠墙有床铺、马桶，一张旧书桌摆着纸笔。没过几天，他果然写完几十张纸笺。凌凤梧进来细看，似乎写打仗经过，又像记述什么事情，无始无终、互不接续、不知所云。问他写的什么？方志敏道：“情绪紧张，记忆不好，想起一段写一段，要全写完再整理。”

　　原来，方志敏被捕后就做好打算，要把十几年斗争经历，经验教训和对党的忠诚、热爱全都写出来。放风时，他把想法讲给同时被捕的军团长刘畴西、师长王如痴，两位战友虽称赞，却又担心：我们处境险恶，随时会牺牲，写出来固然好，但要保证送出去，否则是白费精力。

　　方志敏深感战友意见重要，他坚持写作的同时，用更多精力物色送出文稿的人选。第一个争取对象是23岁的看守高家骏，他参加过学生运动，曾到过苏区，对共产党充满好感。他值班时，常听方志敏讲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对方志敏的学识才华，坚强意志由钦佩变成敬重，常给他带些笔墨纸笺，生活用品等，还暗暗与他策划择机越狱，并给关押在普通牢房里的刘畴西、王如痴等人传递纸条，联系共同行动。方志敏提到有文稿需要送出，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帮忙。

　　另一位是住在对门监舍的胡逸民，他曾任国民党中央审判委员会主席，南京监狱长等职，因涉嫌泄露“围剿”计划，私放共产党等罪名被监押。看守所大小狱吏都知其身份和背景，对他十分优待，不但可以随便走动，还允许他年轻的姨太太向影心来牢房送食品、衣物等。

　　方志敏刚搬来，胡逸民对这个共产党高官很好奇，常来海侃神聊。为争取他，方志敏就有意与他攀谈有关人生、时局、救国救民的话题。胡逸民听了讲述，觉得既翔实透彻、通俗易懂，又理据分明、发人深省，对方志敏的学识才华渐渐佩服起来。　　 

　　一天，他忧心忡忡地对方志敏说：“先生的韬略，做个政府部长都绰绰有余，如今身陷牢狱，恐难保命，他们总劝你投降，不知你做何打算？”

　　方志敏淡定地说：“投降是大笑话，准备牺牲就是了，真正革命者只有被敌人残杀，没有投降的！”

　　胡逸民曾在监狱目睹许多人面对死亡的神态，但这样的大义凛然却从未得见。他为其胆识气魄彻底折服，表示有事一定尽力。方志敏提到送出文稿，他信誓旦旦地应承。

　　外送文稿有望，方志敏信心倍增，但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写作，时时隐伏着凶险。他刚住进“优待号”，狱警总长桂永清就令隔壁的反共分子徐葵监视他。徐葵原任国民政府航空署长，因南京机场失火入狱，他多次密报方志敏深夜写作，桂永清率众突然夜查，好在方志敏早有防备，被搜去的都是些胡编乱造的文字。

　　为应付敌人，方志敏在许多张稿纸上写一段无关紧要的话，暗暗编号，白日构思文章，这页写几句，换一页再写几句，即使被搜去，也看不出首尾，待到夜静更深，再按编号连续抄下来。

　　盛夏酷热，牢里潮闷，蚊虫肆虐，方志敏不顾叮咬，挥汗如雨，依不停笔。他入狱倍受折磨，极为虚弱，写作时间稍长，就头晕目眩、浑身无力。但他咬紧牙关，或靠桌站一会儿，或闭目躺一阵，略有好转再接着写。后来，高家骏偷偷带来些药物，才缓解病痛，保证持续写作。

　　日复一日，文稿越积越多，方志敏让高家骏找来油纸包好藏进枕头，但因屋顶漏雨，铺盖要常拿出去晾晒，很容易暴露。

　　一天午夜，方志敏刚把写完的文稿摞起包好，外面突然脚步纷沓，桂永清带领看守来搜查。把油纸包装进枕头已来不及，方志敏急中生智，把纸包扔进马桶，文稿才躲过一劫。

　　为藏匿文稿，方志敏仔细查寻牢房每个角落，揭开一块糊墙的草纸，发现里面是青砖，顿时来了主意。他让高家骏找来半截钢锯条，夜深时掀开床头的墙纸，一点点划掉砖缝的膏泥。不久，松动的砖就被拔出一块，垫在枕头下，墙洞刚好藏入文稿，再用草纸糊住，挡在床板后，极难发现。他把这秘密告知了高家骏，倘若自己突遭不测，让他一定取出文稿，想办法交给党组织。

　　有个雨天，屋顶漏水，床铺上方墙壁的草纸全被淋湿坠落，方志敏还未及转藏文稿，桂永清就召集全体“人犯”训话，狱警也趁机搜查监舍。方志敏心如火焚，暗想文稿难保！待回到监房，发现砖块被重新插回墙洞，油纸包却不见踪影。他拉开门向外张望，见远处巡视的高家骏冲他点点头，方志敏顿时明白：文稿已被转移。

　　文稿多次险遭不测，方志敏倍觉将其送出迫在眉睫。一天，向影心又送来酒肉，胡逸民请方志敏一起吃喝。为考验他们是否言行必果，方志敏说：“我想劳请小嫂子去一趟城里‘聚贤斋’茶楼，给黄韵波老板送封信。”

　　胡逸民和向影心满口答应，没几天，向影心果然捎来黄韵波的回信。原来，“聚贤斋”是地下党联络站，方志敏给负责人黄韵波的信中，讲了文稿情况和越狱打算。

　　回信说：“文稿可随时捎来。经党组织商议，目前越狱条件不成熟，要尽量与敌人周旋，为外界营救争取时间。”信中还附来宋庆龄、鲁迅、邹韬奋和李公朴在上海的地址，让方志敏写信请求他们协助营救。

险送险取

　　与外界党组织取得联系，方志敏欣喜万分，他又把一个方方正正的油纸包交给了向影心，叮嘱她一定要亲手交给黄老板。纸包里是他写完的文稿《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6万多字，近200页。

　　向影心走后，方志敏日思夜盼回音，却杳无音讯，过去1个多月，不见人至也没信来。胡逸民委托几个狱警打听消息，都说向影心已搬离原住所，去向不明。

　　饱浸心血的文稿如泥牛入海，却未动摇方志敏的初心，依然坚持在逆境中写作。2个多月后，方志敏又写完《在狱致全体同胞书》《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等3万多字文稿，让高家骏带出去交给黄老板。不料高家骏又揣了回来，说：“聚贤斋”关张歇业，黄老板不知去向。方志敏知道，交通站已遭敌人破坏。

　　正当一筹莫展之时，高家骏的女友程全昭从杭州来南昌，她是一位进步青年，与男友志同道合。她看望高家骏时，与方志敏见过几次面，方志敏觉得这个女孩子热情爽快，诚实可靠，就与高家骏商量，能不能让她去一趟上海，送文稿和信件。

　　程全昭听说要她去上海与陌生人接头、送信，觉得有些像侦探小说的情节，既新鲜又好奇，慨然应允。方志敏交给她4张名片，上写：上海宝隆医院内科208室：李贞。4封信分别写给宋庆龄、鲁迅、邹韬奋和李公朴。方志敏说：“你去上海化名‘李贞’，到宝隆医院找一位叫林疏俞的女医生，她会安排你暂住。文稿交给信上4人任何一位都可，但必须交给本人，见不到本人留下信和名片，他们会到医院找你。”

　　方志敏又把从胡逸民处借来的20块银圆给她做路费。2天后，程全昭顺利抵达上海，住进宝隆医院。她按地址找到宋庆龄家，恰宋庆龄外出，程全昭只好留下信和名片。接着她又去内山书店找鲁迅，到生活书店找邹韬奋，去中华职业学校找李公朴，结果都没见到本人，也留了信和名片。

　　信全都送出，书稿却无从交付，她只好回到住处，进门不一会儿，值班护士来告：有人在洗手间等你。

　　她满腹疑惑地来到洗手间，见是一位穿着华丽的贵妇，没待细问，贵妇拿出“李贞”的名片，自称姓宋，看过方志敏的信，说有一包文稿要交给我，特意来取。程全昭见她拿得正是自己送出的名片，说得也丝毫不错，便毫不怀疑地回屋取来文稿交给了她。

　　对方接过文稿，面色严肃起来，说：“你已被密探盯梢，处境危险，必须马上离开。”

　　原来，收信的4位民主进步人士常与共产党联系，反动政府已秘派特务蹲守他们的住所，发现陌生人往来就跟踪、监视。毫无对敌斗争经验的程全昭，根本没察觉自己已被监视，更不知随时有被捕的危险。

　　来人说着摘下礼帽，脱掉旗袍，露出散乱的假发，破旧的外衣，她又换上布鞋，扎起腿带，从胭脂盒蘸些褐黑的粉末在脸上胡乱揉搓几下，再把文稿纸包塞进后背，瞬时变成个弓腰驼背的乡下老妪。

　　程全昭则按对方吩咐，穿戴上她的衣帽和高跟鞋，大摇大摆地走出医院，坐黄包车赶到码头，不料买船票时却傻眼了：方志敏给她的银圆花去不到一半，余下的全都被偷。她急忙翻出其它衣袋的零钱，好在还够买一张去杭州的船票，便准备先回家取钱再去南昌。哪曾想到，她这次出走被父母认定是“私奔”，到家就被严加看管，再难脱身了。

　　南昌的方志敏和高家骏朝思夜盼，等了1个多月，也没有程全昭的回音，他们判定出了意外。1935年6月10日，高家骏带着与程全昭同样的名片、信件来到上海，把李公朴的信送到后，就发现有特务跟踪。他不敢再送余下的3封信，便漫无目的地转悠到天黑，才把特务甩掉，急忙赶到车站，登车前往杭州打探程全昭的消息，不料当夜住宿的旅店失火，未送出的信件全被烧毁。

　　两次送出文稿都未得回音，方志敏苦闷至极，也预感敌人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1935年7月28日，他把《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3万余字文稿和宋庆龄、鲁迅在上海的地址交给了胡逸民，说：“敌人随时可能枪毙我，文稿托付给你了，无论如何要带出去。”

　　胡逸民握着方志敏的手，严肃而凝重地点点头。1935年8月6日，他目睹了敌人把方志敏带出牢房，押去刑场。时隔2个多月后，他在于右任担保下被释放。

　　胡逸民刚出狱就带着文稿赶往上海，找到宋庆龄家，但主人已搬迁，打听左邻右舍都不知新住址。他又赶去找鲁迅，但鲁迅去了北平讲学，归期不定。

　　胡逸民心情异常沉重，正茫然无绪时，他在报上看到一篇章乃器的文章，顿时想到，这位“上海救国会”主席与共产党往来密切，找他也许会有办法。

　　胡逸民找到“上海救国会”，章乃器听说有方志敏文稿，将信将疑，不知是不是特务的圈套，便说：“我不认识共产党、方志敏，但可以帮你打听一下。”他拿出自己的名片，一撕为二，递给胡逸民一半，说：“把你住址留下，如果晚上有人拿另一半名片来找你，对上碴口，就把文稿交给她。”

　　傍晚，果然有位衣着华丽的贵妇来找胡逸民，递过半截名片，他接过与自己手中对接，撕碴丝毫不差，便拿出文稿交给了她。

　　胡逸民顿感如释重负、异常轻松，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来人就是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数月前从程全昭手中取走文稿的也是她。

　　原来，程全昭去生活书店给邹韬奋送信时，恰好章乃器夫妇也在场。以店员做掩护的党组织负责人毕云程看过信，得知有一包方志敏文稿在宝隆医院，在白色恐怖下，无法证实信的真伪，贸然前去，风险极大，正在为难，胡子婴自告奋勇去取。众人商议一番，觉得她多年帮助丈夫传递信函，经验丰富，可以胜任。大家谋划出接头、化妆，掩护程全昭撤离的办法。胡子婴为不暴露身份，用了母亲的“宋”姓，让程全昭误认为是宋庆龄。

　　当时，取回程全昭手中的文稿，毕云程送交中共中央特科，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电传到吴玉章在法国主办的《救国时报》。1936年1月29日，《救国时报》全文发表了文稿中《在狱致全体同胞书》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两篇文章，这是方志敏历险“越狱”的文稿最早公开发表。

　　事情万分巧合，第二次取方志敏文稿的又是胡子婴，她拿到后立即交给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中共党员章秋阳，他转送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冯雪峰。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编辑出版了《可爱的中国》等手稿影印本。

险失险得

　　方志敏在狱中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精神写出的16篇文稿以及信件，先后3次被带出牢房，多经转手，险失险得。

　　方志敏写出的信件并不是没有回音。新中国成立后，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冯雪峰回忆：1935年，我在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工作时，收到鲁迅先生转来方志敏同志从狱中捎出的信件，内容是越狱打算和希望得到外界营救，信中还说捎来了文稿。鲁迅先生也附来信，他说没见到送信人，也未收到文稿。对于营救或越狱，他考虑暂时不妥，那只能加速方志敏同志的死刑执行期，应利用蒋介石企图软化、劝降方志敏同志的时间，请他在狱中赶快为党、为后代人写一些珍贵的文章，时机成熟再实施营救或越狱。”

　　虽这些信件在“办事处”多次迁移中散失，方志敏也没看到回信，但鲁迅的意见和地下党的做法，以及方志敏在狱中所为却惊人的一致，被后人誉为革命者心照不宣的灵犀互通。

　　1939年6月的一天，重庆《新华日报》记者薛凯、刘雨昕闲览旧书市，在一摊位前发现一包手稿，打开细看，竟是方志敏的遗作《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摊主要价500银圆。

　　原来，旧书市临近重庆虎头桥监狱，常有狱警把监押人的遗信、文稿拿来变卖，也常有监押人的属眷来此寻找亲人的信函、绝笔。商贩知道，这些信稿在不相干的人眼中不过是废纸，而对其亲属却价值连城，问价的人大多与其相关，摊主就大开狮口。

　　两位记者深知遗稿的重要与珍贵，薛凯留在摊前守护，刘雨昕回去把消息报告给了报社总经理熊瑾玎。熊瑾玎马上电话请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叶剑英立即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回。

　　熊瑾玎急忙赶到旧书市，一番讨价还价，以370大洋买下，时刻有流失之危的珍贵遗作终于回到党的怀抱。多年后，胡逸民证实，这确是当年向影心带出的文稿。原来，向影心常来监狱探望胡逸民时，就已和国民党军官桂永清混在一起，后来通过桂永清结识了戴笠，当起军统女特务，再后来又做上了毛人凤的姨太太。4年前她带出文稿交给了谁？怎样从南昌流落到重庆……是永难解开的谜团了。

　　熊瑾玎把文稿略加整理，连同一张方志敏就义前的照片送到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看后，被烈士的高风亮节、浩然正气深深感动，凝思良久，在照片上题道：“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

　　新中国成立后，《可爱的中国》被连续多年收入中小学课本，仅单行本就陆续出版20多种。1985年，方志敏在狱中写作的全部文稿被收录《方志敏文集》，由邓小平题写书名，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说：“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么活着才最有价值，每次读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责任编辑：时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