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大盛事，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壮举。开国日发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有许多是意义重大而值得一书的。我们不可能把新中国成立头一天发生的一切诉诸笔端，但我们可以采撷其中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片段。让我们走进历史，品读开国日那些值得回味的时刻。

　　首幅毛泽东画像大典前夜突做修改

　　开国大典前，在天安门城楼大殿东山墙下，搭起了一座6米多高的杉木架子。北平国立艺专实用美术系教师周令钊就在这里带领他的学生、助手陈若菊等，站在高架子上绘制毛泽东巨幅画像：毛泽东头戴八角帽，脸部稍侧，目光仰视，微带笑容，显露出高瞻远瞩的伟人气质。原照片是新闻摄影局的郑景康于1945年6月在延安时拍摄的。照片上毛泽东身穿的粗呢子制服还是在延安大生产时王震的三五九旅战士为毛泽东制作的。这是当时在解放区最流行的一张领袖像，而且是经毛泽东本人亲自选定同意的。

　　北平解放后，30岁的周令钊画领袖像颇有名气。六国饭店（今华风宾馆）国共和平谈判会场、北京饭店会议室等处悬挂的毛泽东油画像都是他的杰作。至新中国成立在即，北平市有关领导就推荐周令钊来承担为开国大典绘制毛泽东画像的任务。更有趣的是，这一光荣的任务随之成就了一桩美好的姻缘。也算是托了领袖的福气，周令钊和他的助手陈若菊不久结成了恩爱夫妻。

　　面前这巨大的画框是由北平市美术工作室的同志设计的，他们根据天安门的整体格局，经过在门洞上方实际丈量，最后才确定高6.4米、宽5米的尺寸。周令钊一手拿着画笔，一手扶着梯子爬上爬下，把方寸小照放大在足有两层楼高的画框上。助手陈若菊和负责古建油漆的师傅在一旁协助他打底、调颜色。十来天里，他们没有离开过天安门一步，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每天，周令钊都要爬到高架上去画，还要爬下来仔细端详，非常辛苦。

　　周令钊根据照片摹本把毛泽东的衣领画为稍微敞口的式样。1949年9月30日晚，这第一幅高6.4米、宽5米的“天安门主席像”被高高悬挂在了天安门正中门洞上方。

　　这天，聂荣臻来到城楼下面，他端详着毛泽东画像，从一个职业革命家的角度提出了意见。他说，主席画像的领子还是要把风纪扣系上。熟悉聂荣臻的人都知道，即使是在战争年代，聂荣臻也十分注意军容风纪。

　　9月30日午夜时分，周令钊突然被人从睡梦中叫醒，告诉他中央领导同志建议改动天安门主席像。

　　周令钊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心领神会，立即赶到天安门，抓紧时间改画了主席的衣领。取像已经来不及，只好在城楼上用三个木梯子接在一起，周围用几个探照灯对着画像。周令钊爬上梯子，手里拿着笔、油桶、调色板、照片。

　　由于梯子很窄，周令钊只好改一点，走下梯子来换个地方，再上去修改。

　　经过连夜地“赶”画，10月1日天亮前，紧张的修改工作终于完成。周令钊这才长出一口气。这幅“天安门主席像”在当时该属中国最大的一幅领袖画像了。

　　首创“实况转播”，因经验不足留下些许遗憾

　　开国大典中最让人耳目一新的事情之一，就是大典盛况的广播工作。它是通过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实况转播而传遍神州大地乃至全世界的。1949年10月1日早晨，新华广播电台发出预告，决定全部转播当天下午3点钟举行的开国大典实况。这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第一次覆盖960万平方公里的转播，也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的第一次实况转播。

　　执行这一光荣而神圣任务的，是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兆麟及其领导的当年同在广播现场工作的梅益、李伍、胡若木、黄云、丁一岚、齐越、傅英豪等人。大约从1949年8月底开始，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各有关部门就开始进行准备工作了。

　　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廖承志委托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负责人梅益和温济泽考虑一下给这次转播起个名字。梅益和温济泽等经过反复研究，商量后决定把这次大规模的转播叫作“实况转播”，意思是：通过广播设备，把现场的实际情况、音响和播音员的解说，同步广播出去。这个业务名词是为开国大典创造的，它形象而又生动地反映了这个新节目的含义，至今沿用下来。

　　当时，转播设备相当简陋，技术上有不少难题。其中之一，是设备只能把天安门广场以内的音响转播出去，一旦出了天安门广场，远处的音响就无法传回设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机房了。可是，朱德检阅部队的时候，将要乘阅兵车从天安门广场中央驶向东长安街，到了街的尽头以后，再返回天安门广场。这样，问题就来了，朱德乘坐的阅兵车开出天安门广场以后怎么转播呢？工程师黄云想了一个办法，在朱德乘坐的阅兵车的挡风玻璃上安装一个话筒，用一根线连接到汽车尾部的一个小喇叭上，然后在记者和技术员乘坐的采访车上，安装一部钢丝录音机，尾随朱德的检阅车录音。由于要在检阅车上安装机器，采访车还要尾随其后，事关重大，广播电台报请阅兵指挥部批准。阅兵指挥部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很快就同意了。在西郊机场演习的时候，黄云和杨兆麟乘坐采访车，紧随检阅车之后，录下了朱德总司令在检阅过程中的全部音响，包括朱德总司令向受阅部队指战员的问候：“同志们辛苦了！”指战员齐声高呼：“为人民服务！”由于车速和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距离和开国大典现场完全相等，所以录音以后，10月1日就可以使用。现在听起来，技术上真够“落后”，可是，这在当时却是唯一能够采取的措施。

　　在演习的时候，朱德询问他们实况转播的准备情况。由于这是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和广场进行实况广播，任何人都没有把握，朱德担心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的时候，技术上万一出现个什么问题。为了保证安全、优质播出，朱德要求广播电台派人到他的住处去，事前为他录音。在朱德指定的时间，黄云和杨兆麟前往中南海为他录音。这个录音虽然当天没有使用，却成为一件珍贵的文物。

　　为了使全国人民能够共享节日的欢乐，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事先通知各地方广播电台同时联播开国大典的实况。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一切准备就绪。

　　1949年10月1日清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发出预告：“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及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决定全部转播今天下午3点钟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实况。”同一天的报纸上也刊登了这一消息，喜讯立即传遍全国。

　　10月1日上午8点，人民解放军的受阅部队到达指定地点。上午10点，30万群众陆续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到处都是热烈的欢呼声、嘹亮的歌声。人们不断地打听：毛主席怎么还不上天安门呢？开国大典什么时候开始呀？

　　下午1点半，梅益、李伍、胡若木、杨兆麟、丁一岚、齐越、李志海等人提前一个多小时来到天安门城楼的西侧，为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实况广播工作进行最后的准备。

　　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决定由梅益在开国大典现场主持天安门城楼转播的各项工作。李伍和李志海负责天安门城楼上的技术设施，特别是要保证主席台的话筒和播音话筒的安全。胡若木和杨兆麟负责安排实况广播稿的播出工作。开国大典的现场男播音员是齐越，女播音员是丁一岚。

　　黄云和傅英豪负责机房和天安门广场的音响设备。临时转播机房设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拐角处，发射机房位于天安门城楼前金水河的一侧，是临时搭的木板小屋，由通讯兵部的前身军委三局协助施工完成。就是依靠这些设备，成功地保证了开国大典的实况转播。

　　原来，播音的话筒是放在天安门城楼走廊的最西端。可是，这天参加观礼的人太多，一直排到了走廊的东西两端，而且人声鼎沸，只好把播音话筒移到天安门城楼西侧的平台上。站在话筒前面工作的有胡若木、杨兆麟、丁一岚、齐越四个人。

　　下午2点左右，负责庆典筹备工作的周恩来也提前来到天安门城楼，检查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实况广播工作。

　　下午2点45分，毛泽东和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各位委员分别乘汽车，出中南海东门到达天安门城楼北面，大家在西侧台阶处下车，然后拾级而上。他们从杨兆麟等人面前经过，看了看，没有说话，再走到城楼的正中央就位。

　　此时此刻，全广场有30万人，欢声雷动，情绪激昂，群情振奋。

　　激动人心的实况转播就要开始了。下午2点55分，丁一岚和齐越开始播音。

　　下午3点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典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顿时，广场上再次激情高涨，欢声雷动。

　　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经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28年历程。

　　从下午3点35分开始，朱德总司令检阅陆、海、空三军将士。他站在阅兵车上，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站在指挥车上，先检阅了排列在天安门广场的部队。随后，阅兵车在军乐声中缓缓驶向东长安街。这时候，天安门楼城下的机房里，技术员准时开动录音机，播放黄云和杨兆麟事前制作好的录音。等阅兵车和指挥车开回天安门广场，恰好准时放完了录音，又接上现场的音响。

　　朱德总司令回到天安门城楼，登上主席台，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领土”。

　　然后，全体受阅部队从东向西展开了分列式。海军、步兵、炮兵、装甲兵、坦克兵、骑兵队伍，伴着雄壮的军乐，陆续通过天安门广场。当军旗车“功臣号”坦克行驶到金水桥前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一”军旗在旗手李世雄手中向下45度角向天安门城楼上致敬。此时，天安门上空出现了人民空军的战鹰。天上地下，交相辉映，无比的威武、雄壮。杨兆麟事前访问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询问飞行的情况。刘亚楼告诉他一个“秘密”，因为飞机的数量很少，只有26架，一两分钟就飞过去了。于是，决定飞机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以后，绕回到北边去，再从东向西飞一次。

　　紧接着，等候在东长安街和东单一带的群众游行队伍，挥舞着各色鲜花和彩旗，浩浩荡荡，欢呼着、跳跃着通过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华灯齐放，光彩夺目。天安门广场上的30万人，像潮水一般涌到金水桥边。正阳门外，一阵轰响，五颜六色的礼花飞向夜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已经到了晚上9点20分，庆典快要结束了，周恩来大声向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喊道：“同志们辛苦了，大会结束了。”

　　按照原定的程序，播音员报了结束语，宣布了实况广播结束，天安门城楼下的机房随之关机。整个实况广播持续了6个半小时。

　　全身心投入到实况转播工作中去的播音同志们本以为已经圆满地完成任务了，终于可以长长松一口气了，但是，却出现了事先意想不到的情况。

　　只见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南部的30万人，向着天安门城楼欢呼、雀跃，不愿意离去。

　　面对热情高涨的群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忍马上离去。他们缓步走向天安门城楼的东端，不断地向人民群众挥帽致意；又转身向西，走到天安门城楼的西端，不断地向这边的人群招手致意，随后一同走下天安门城楼。

　　目睹眼前这生动的场面，因为已经广播了结束语，停止播音了，胡若木、杨兆麟等人束手无策，只好留下“历史性”的一大遗憾。从第二年的国庆节开始，毛泽东先走到东头，再走到西头，向群众招手致意，成为一种固定的行动。因为有了前车之鉴，广播电台事先描述了几段，写进实况广播稿中，总算是避免了尴尬。

　　当天晚上，杨兆麟等人回到了机关，收听广播的同志告诉他们，在放那一段朱德总司令阅兵录音的时候，时间恰好合适，但是因为事先录音的时候，把检阅车的马达声也录了进来，杂音相当大，没有现场的音响那么清晰。这在技术上当时是无法避免的，但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好在处于兴奋状态的听众并不挑剔，也根本不知道那一段是在播放录音。从第二年的国庆节开始，广播技术有了改进，就再也没有采用过这种“笨”办法。

　　开国大典过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收到了潮水一般的听众来信。没有机会亲临开国大典现场的人们纷纷来信，抱怨现场播音员讲得太少了。可是，天安门广场实况转播有规定，播音员要严格按照稿子念，不能擅自更改。这样，稿件不多，播音员又不能即兴讲，自然讲得少了。

　　尽管转播现场做了不少的努力，但因为毕竟是有史以来开天辟地的头一次，情急之下因临场发挥的经验不足，播音员还是好多时候没了词儿。飞机声、坦克声、马蹄声、军乐声，甚至“刷——刷——”的脚步声，都给人雄浑壮阔的联想。然而，人们毕竟不满足，毕竟希望把现场介绍得越多越细越好。因为关于开国大典，人们什么都想知道。

　　这是中国第一次实况转播中的遗憾，可这也是最朴素、最真实、最良好的开端。

　　首支礼炮部队及第一朵礼花，庆贺预示新生共和国的美好明天

　　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只听见在广场的东南方传来一阵阵雷鸣般的声音：“轰……轰……轰……”这轰隆隆的“雷鸣”共鸣放了28响，震天动地，响彻寰宇，也震撼着每个人的心。这是人民解放军新组建的礼炮部队，以最崇高的礼仪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鸣炮庆贺。

　　“鸣放礼炮”一开始就列为庆祝大典的程序之一。阅兵指挥部决定由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组建一支礼炮队。

　　礼炮选定的是缴获日军的山炮，共108门，分为两组，每组54门。炮弹全部卸掉了弹头。这种炮和野炮、榴弹炮相比，炮身短、口径小、重量轻，使用方便，是从华北六个纵队的山炮营和军区直属炮兵部队选调来的。礼炮队训练就在先农坛公园进行。每门礼炮有3个炮手，主要训练装填、发射、退弹壳3个动作，必须在3秒钟内完成。54门礼炮齐射一次限定在4秒半完成，这是因为毛泽东按电钮升国旗、军乐队奏国歌，时间是2分零5秒。在这个时间内要鸣放28响礼炮，同步进行。

　　10月1日。当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上空升起，乐队高奏国歌时，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响了。这隆隆的28响，每一响都像一门炮那样整齐，但又凝聚着54门礼炮齐射的力量和磅礴云天的声音。

　　然而，这54门礼炮鸣放28响，其中隐含着什么意义呢？1950年初，时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的唐永健受聂荣臻副总长委托，专门为此起草了一份“说明”：54门礼炮一齐鸣放，代表当时参加新政协的54个单位和方面的人士；礼炮鸣放28响，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英勇奋斗的28年。

　　在开国大典的原来议程安排中，起初并没有鸣放礼花这个项目。在京的苏联顾问根据苏联的国庆经验，向大会筹委会建议开国大典最后一项议程应放礼花。施放礼花能使新中国的第一个夜晚五彩缤纷，当然很好。但礼花是什么样子，没有几个人知道。

　　于是，任务下达给了华北军区的一位叫张桂文的作战科长。当时他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他不仅不知道怎样制作礼花，也从来没见过礼花。他通过苏联顾问找来了苏联十月革命节阅兵的纪录片，才知道了放礼花是怎么回事。

　　苏联施放的第一层礼花是信号弹，张桂文这才明白礼花与作战科的关系，所以开国大典上的礼花全是苏式信号弹。

　　张桂文立即组织了礼花小分队在辅仁大学广场上进行了严格的训练。

　　开国大典那一天，当夜色低垂，举着五星灯笼的群众游行队伍接近尾声时，天安门城楼休息厅里临时开通的总机接到了大会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电话，他要求立即接通位于东华表内侧的一个分指挥部，通知张桂文开始施放礼花。

　　张桂文接到命令，马上也抓起桌子上的麦克风，充满激情地连续喊了三遍：“各位注意，现在施放礼花！”

　　然而一点回声也没有，麦克风坏了。

　　指挥部的工作人员都替张桂文捏了一把汗。张桂文的脸仅仅白了一下，他还有两套应急方案。40年后，张桂文深情地回忆说：“我们搞作战的，总是不止一套方案。因为我们不能把一件事情看死，战斗中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敌人在变，我们也要变，必须拿出几套作战方案。”

　　幸亏这位施放礼花的指挥员是参加过无数战斗的军人，他像打仗一样，为保证礼花施放成功，拿出了三套方案：第一套是由他利用广场扩音器向施放礼花的6个点呼叫，直接下达命令；第二套是如果麦克风失灵，就由张桂文在指挥部发放一颗信号弹，表示放礼花开始；第三套方案是如果张桂文的信号枪出故障，派一个人通知最近的礼花点，其他各点见到礼花都一齐放。

　　此时，当第一套方案失灵后，张桂文二话没说，走出用木板临时搭成的指挥部，从腰间熟练地抽出事先准备好的信号枪，冲着黑色的夜空打出了一颗绿色信号弹。

　　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使周围的人们不禁大吃一惊。在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广场周围的6个发射点同时轰然爆响，五彩缤纷的“礼花”喷向夜空，照亮广场，染红了古老的天安门，预示着新生的共和国万紫千红的明天。

　　张桂文恐怕没有想到，他那颗应急的信号弹，竟然成为了开国大典之夜的第一朵礼花。

（责任编辑：李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