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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成人之美轶事
文 · 孟 红
来源 : 《世纪风采》2012年第4期 2012-04-11 14:30:05 已浏览 : 1401
    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百事繁忙之际,于琐细的生活中会挤出时间为同志和朋友做一些成人之美的事,充分彰显出革命队伍中人与人之间浓浓的人情味。
 
 
    周恩来最早撮合成的一对革命伉俪,是战斗在上海滩的“假夫妻”———熊瑾玎和朱端绶。
    熊瑾玎是长沙人,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奉命与比他小22岁的朱端绶同往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安排下,熊瑾玎与朱端绶假扮夫妻,当起了“老板”、“老板娘”,以“福兴”商号做掩护,开办了酒店和钱庄,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办公地和联络点。他们二人胆大心细、处事周密,党中央秘密机关在白色恐怖下3年未遭破坏,深得周恩来的信任与好评。
    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朝夕相处,这对假夫妻互生爱意,感情渐增,不知不觉中爱情之神便悄然降临。
    一天,熊瑾玎试探着问朱端绶:“你将来理想中的爱人,当是怎样的人?”
朱端绶并未作正面回答,而是略微想了想,引用了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几句话,回答说:“我并不羡慕‘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欣赏‘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
    熊瑾玎听后,沉思片刻,说:“以后且看事实。”随即感慨万端写诗一首赠予朱端绶:
少小朱家子,超然思不群。
操劳孟慎德,俊丽卓文君。
一见情如故,相亲意更殷。
同心今结缔,共度百年春。
    但是,这一对有情人之间,20多岁的年龄差距成为双方结合的一大“瓶颈”。
    善解人意的周恩来开导小朱说:“熊老板是大你很多岁,但他那颗革命的心是很年轻的。我觉得你们两人很般配,如果能结为夫妻,一个老板、一个老板娘,相互勉励相互配合,对我党事业一定会更有帮助!”
    在周恩来的热心撮合下,经组织批准,二人最终结为终身伴侣。
    1928年中秋节,“熊老板”在上海四马路“陶乐春”做东,请大家高高兴兴喝了喜酒。当时熊瑾玎夫妇“赚”的钱财不计其数,他俩却坚守清贫两袖清风,这是第一次破例请客。周恩来对朱端绶开玩笑说:“以后再不叫你小妹妹了,该称你‘老板娘’了。”
    此后,结为夫妻的熊瑾玎与朱端绶更加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凡事心领神会,同甘共苦,密切配合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警惕性更高了,愈发谨慎细心、严密周到。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夫妻俩精心经营的这个被称为“福兴”商号的党中央秘密机关,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坚守着。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33年,他们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相继被捕,当时熊瑾玎已47岁,而朱端绶才25岁。身陷囹圄时朱端绶曾在一首诗里说及他们的年龄问题:
怪我白发伴青年,
鱼水成欢出自然。
世俗不知真心爱,
背人嘲笑齿龄颠。
    熊瑾玎读到朱端绶的诗后,当即作和:
革命同心不计年,
朱颜白发自天然。
新诗不断争供眼,
苦里翻为喜欲颠。
    周恩来非常赏识这对红色伉俪,解放后仍然亲切地称他们“熊老板”、“老板娘”。
    1966年,“文革”之暴风骤雨向熊瑾玎袭来时,周恩来在一份证明材料上写下了以下几句话:“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两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这几句话充分说明周恩来对熊瑾玎和朱端绶是多么了解,也是多么地尊敬。他们是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两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深刻的相互了解,使这对红色伉俪成了忘年夫妻,并且经受了漫长的时间考验。且看他俩在熊瑾玎70岁时合作的一首诗:
五十婆婆七十翁,
老来情比少时浓。
卿我并坐犹嫌远,
常在欢腾拥抱中。
    这对夫妇,自1928年结合,直到熊瑾玎1973年辞世,计45个春夏秋冬。他们始终互敬互爱,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爱情之花始终鲜艳如新,这首诗就是真实的写照。
    更为打动人心和发人深省的是,在1973年1月熊瑾玎病危时,于“文革”中艰难地苦撑危局且自己也身患癌症的周恩来百忙中亲临医院探视。他望着昏迷不醒的熊瑾玎,关切而沉重地问朱端绶:“熊老留下什么话了吗?”朱端绶把抄有两行字的纸条递到周恩来面前,上写:“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
 
 
    新中国外交战线上曾有闻名遐迩的三位才子,合称“二章一乔”。他们是章汉夫、章文晋和乔冠华。这三位才子的婚事同样是由周恩来“撮合”而成的。颇有意思的是,章汉夫与乔冠华所娶妻子竟是一对漂亮的姐妹花———龚普生、龚澎。
    龚普生、龚澎是安徽合肥人,父亲龚镇洲是位国民党的退役将军。老人既爱国,思想又开明,他把安徽人的刚直脾气和好学家风传给了她们。姐妹俩上了燕京大学,成了燕京大学里一对有名的“姐妹花”。龚普生就读经济系,龚澎则在历史系。在学校,这对姐妹相当活跃,龚普生是燕大学生会副主席,龚澎(当时叫龚维航)任学生会财务部长。她们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后组织过多次集会游行,主持过中外记者招待会,在这些活动中,结识了著名记者斯诺等许多外国人。经过学生运动的锻炼,她们走向了成熟,双双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麾下就包括“二章一乔”。当时章汉夫任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乔冠华主持《新华日报》的《国际专栏》。1940年,龚澎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重庆,担任《新华日报》记者、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兼翻译以及对外新闻发言人。后由章文晋接替龚澎成为周恩来的第二任英语翻译。
    大家公认乔冠华和龚澎是一对才子才女,但他俩谁也没先开口。
    旁观者清,周围人早已看出端倪。好心人周恩来看在眼里、想在心里,急着想找个机会撮合这“天造地设”的一对。
    有一天,周恩来问乔冠华、龚澎:“哎,你们俩到底准备拖到什么时候啊?”
    乔冠华尴尬地从口袋里掏香烟,一见周公桌上有一块“请勿吸烟”的牌子,随即将手缩了回来。
    龚澎立刻笑着为乔冠华解围:“我从小说里看到,西方人不抽烟情绪就不高。”
    周恩来望着乔冠华笑道:“噢,你们俩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龚澎连你抽烟都不反对,你还有啥子说嘛?”
    乔冠华、龚澎二人面面相觑不好意思微微笑了。
    周恩来则指着他们哈哈大笑:“哎,我这里是禁烟不禁婚呀,你们商量个时间吧!”
    于是,在周恩来的撮合下,1943年深秋,龚澍和乔冠华这对有情人在重庆终于喜结良缘,成为令人羡慕的恩爱伉俪。朋友们戏称“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毛泽东赞誉他俩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1944年乔冠华、龚澎的儿子宗淮出生。他们把孩子放在周公馆,谁有时间谁就帮着照看,周恩来有时也抱抱孩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35岁的龚澎在外交部担任第一任情报司(新闻司)司长,她是当时正司级干部中唯一的女性。1954年和1961年,龚澎两次出席日内瓦会议,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龚澎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14国,担任新闻组长和首席发言人。每当周总理接见记者时,龚澎都用简短的语言介绍出客人的背景和政治态度。周总理有时候会让龚澎坐到他的车里,一路走一路与她谈工作。
    1960年斯诺冲破种种阻力重访中国时,周恩来指定龚澎负责接待工作。1965年毛泽东接见斯诺时,仍是乔冠华与龚澎陪同斯诺走上天安门。
    正当龚澎的事业蒸蒸日上时,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乔冠华、龚澎夫妇一时间均遭到了无情的批判。龚澎在被批斗后还要爬上6楼打扫厕所,她常常坐在楼梯上休息,此时她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在一次外事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关心地问:“龚澎来了没有,你过来坐在前排,龚澎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还有一次,龚澎高血压病犯了,医院给她开了3天假,可只获准了1天的休息时间,周恩来得知后立即通知让她休息5天。半年之后,身心极度疲累、受伤害至极的她彻底病倒了。周恩来曾亲自来到病床前为她把脉。1970年9月20日,不到56岁的龚澎病逝。乔冠华为此悲痛欲绝。痛失爱妻确实撕心裂肺,但革命工作还得继续好好做下去,一年之后,乔冠华作为第26届联大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讲坛上为中国人扬眉吐气。
    由极为赏识她的周恩来及时点破并极力撮合与乔冠华成婚的龚澎,其人生是这样令人唏嘘不已,那么,她的姐姐龚普生又是如何在周恩来夫妇的关心下与章汉夫最终步入婚姻殿堂的呢?
    1937年抗战爆发后,党组织派龚普生到国统区和国外从事统战和宣传工作。1939年龚普生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出席了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和世界学生联合会会议。在欧洲,她广交朋友,宣传我国抗日情况。1940年龚普生经上海党组织介绍来到重庆,在“周公馆”善于识人用人的周恩来指示说:“你应该到美国去!可以利用各种机会,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争取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你完全有能力做更多的国际统战工作。”就这样,龚普生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在美期间,她经常应各团体的邀请发表演讲,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对龚普生很赏识。
    1944年春,龚普生学成回国,再次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她说:“我们党内要是有个像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这样的学者有多好啊。要不,到延安解放区帮助我工作也可以,但最好还是出国去。”于是,龚普生又开始了第二次美国之行。
    1945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联合国酝酿成立,中国是联合国发起国之一,董必武作为解放区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而章汉夫是董必武的秘书。
    龚普生作为志愿者参与联合国事务性工作,后进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做起研究员的工作。在联合国初创的3年中,她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
    周恩来力促龚普生走出国门为中国共产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步棋,显然为日后她与章汉夫相互加深了解并最终走到一起埋下了伏笔。
    章汉夫原名谢启泰,早年留学美国,曾在清华大学学习,1927年入党。1928年到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学习,曾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研究员。1931年回国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中央宣传部干事等职。1939年至1945年,在重庆《新华日报》担任新闻编辑部主任、总编辑,曾两次被捕。1945年5月,作为中国代表团中共代表董必武的助手出席了旧金山制订联合国宪章的大会。在联合国期间,章汉夫与龚普生相爱了。
    龚普生1948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1949年5月上海市政府外侨事务处成立,章汉夫任处长。龚普生与章汉夫虽然早已互相倾心,但结婚却很晚。
    1949年6月中旬,龚普生随邓颖超前往上海。邓颖超是专程前去接宋庆龄到北平的,同时,她也是按照周恩来的授意,顺道送龚普生去上海与章汉夫完婚的。邓颖超对龚普生说:“你的家长不在身边,我就作为女家的代表陪送你了。”
    7月1日,章汉夫和龚普生在外办招待所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邓颖超代表家长做了他们的主婚人。
    龚普生在“文革”中身受打击。1970年9月,她的妹妹龚澎含冤去世。不久,母亲徐文在上海因病去世。1972年1月1日,她的爱人、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章汉夫被迫害致死。这位坚强的女性,在遭受了这样沉重的打击之后,仍然挺住了。1978年夏天,“解放”了的 龚普生被派往联合国出席世界裁军大会。1980年,龚普生成为中国驻新建交的爱尔兰的女大使。
    章文晋,曾用名章宏道、章振弗,原籍浙江三门县,出身书香世家,乃祖系清末翰林、京师大学堂提调,父亲章以吴是周恩来的南开同窗,风华少年,优孟衣冠,多次同台演剧。章文晋1927年秋赴德国留学,1929年1月参加德国共青团和德共中国语言组。他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虔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启蒙。1931年底,章文晋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前夕,章文晋辗转自西南来到“陪都”重庆中共南方局周恩来身边。因乔冠华夫人龚澎力荐,他成为周恩来的英语译员。章文晋由此而参加了周恩来与马歇尔元帅谈判的全过程。这位日后在外交部英语比赛中夺冠、译技深得基辛格博士嘉许的“高级译员”,还曾得到甫抵重庆与蒋介石和谈的毛泽东的赞赏。
    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带着章文晋等人从延安返回重庆,张颖也随同赴渝。张颖最后一个上飞机,一位年轻人起身为她让座。张颖问他:“你是章文晋吧?”章文晋问她:“你怎么认识我?”张颖爽快笑道:“我早听别人说起过你呀!”
    1946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移师南京,章文晋与张颖也先后来到石头城。
    章文晋性格内向,张颖则天真烂漫,两人性格虽有差异,但周恩来对这两个年轻人都很满意。
    有一天,周恩来问张颖:“小张啊,你的个人大事有何打算呀?”
    张颖吞吞吐吐地说:“有个男友在国外工作,可老是阴差阳错联络不上。”
    周恩来说:“你这事虚无缥缈得很啊,你也不小了,现在马上要疏散了,有两条路,一是去香港,一是去解放区,你有何打算哪?”
    张颖仍然犹犹豫豫,难以定夺。
    不久,周恩来又找个机会请张颖和章文晋餐叙。
    席间,周恩来当面问张颖:“章文晋准备去解放区,你呢?”
    张颖回答:“我去香港。”
    周恩来道:“什么时候把你和文晋的事情想通了,随时都可以回解放区。”
    接着,周恩来又有意夸了章文晋的许多优点,张颖心里有些松动,但还是去了香港。此时乔冠华和龚澎也在香港。龚澎一直对章文晋印象很好,也极力劝说张颖选择章文晋。
    张颖于是决定重返南京。临走时张颖问龚澎:“周公在我临来时找我谈话,是什么意思呀?”
    龚澎大笑:“你这个傻丫头,连这都不明白吗?肯定是章文晋找恩来谈过的嘛!”
    张颖乘轮船抵达上海时,章文晋来码头接她,令她意想不到且多少有些感动的是,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到我家去吧!”
    就这样,在“红娘”周恩来的促成下,1947年花好月圆的元宵夜晚,章文晋与张颖起始于山城重庆的浪漫之旅,终于水到渠成地在六朝古都南京画下了圆满的句号。
    当中共元老董必武在南京梅园新村为这对新人赋诗祝贺燕尔之喜的时候,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派人送来了一只龟状的玻璃烟灰缸做礼物。
    1949年初天津解放,章文晋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1954年调入外交部,先后负责亚洲事务、西欧美澳事务。他是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以后最早与美国人打交道的资深外交官之一。在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巴航那架波音飞机上,基辛格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看起来像艾尔·格雷科油画中的西班牙红衣主教”的章文晋。基辛格后来感慨地说:“章文晋改变了我对新中国外交官的看法。”
 
 
    共产党人不光讲革命性,同时也讲人情味。1959年12月初,郑庭笈与末代皇帝溥仪及杜聿明、宋希濂等33人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成为共和国特殊的新公民。周恩来总理亲嘱专人安排照顾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对他们进入新社会后的思想状况、家庭情况也很关心。
    12月14日,即首批特赦战犯从监狱出来后的第10天,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郑庭笈和杜聿明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末代皇帝溥仪共11人被邀乘专车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的家做客。陈毅、习仲勋副总理以及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章士钊等作陪。
    席间,周恩来亲切地同大家交谈起来,逐一问起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状况。他对当年曾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员的曾扩情说:“我在黄埔军校时年龄还不到30岁,当时感到压力特别大。”曾扩情说:“我那时已30开外了,我这个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哩。”周恩来又把目光转向杜聿明,这位早年的黄埔军校学生惭愧地低下了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宽慰他:“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溥仪坐在一旁沉默不语,周恩来便和他谈起满族的风俗礼节。陈毅在旁边风趣地说:“当年在北平读书时,我还是你的臣民呢。你当时出来时,我们还想看看你这个皇帝呢。”
    在轻松风趣、和谐亲切的气氛中,周恩来勉励大家重新做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各位相信党和国家,特赦后会信任大家,用上大家的力量。
    周恩来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讲到家属问题时,郑庭笈心里很难受。他告诉总理,他原来的妻子叫冯莉娟。1948年被俘后,他的朋友为冯莉娟准备好了去台湾的船票。但是,当她听到郑庭笈被俘后在哈尔滨发表的讲话后,就决定留下来,在海南岛等候。1954年,郑庭笈回到北京,因战犯的妻子不能安排工作,无法解决家庭生活问题,迫于生活压力冯莉娟决定和还在狱中的郑庭笈离婚。
    周恩来听后沉思片刻,转过头去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
    不久,郑庭笈和杜聿明、宋希濂到北京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果木生产队劳动。在此期间,张治中他们根据周恩来总理所嘱,积极做着动员郑庭笈和冯莉娟复婚的工作。
    事隔近一年,1960 年10月19日,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在颐和园邀集黄埔同学聚会,他还记挂着这件事。周恩来一见到郑庭笈,第一句话就问:“你复婚了吗?”
    郑庭笈眼圈发热了:“总理还惦记着我的婚事!”
    在周恩来的进一步关怀下,1961年3月,郑庭笈被分配到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每天到文史资料委员会去上班。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还将冯莉娟调到他身边做打字员,不过,她不必坐在办公室里,而是将打字机搬进了自己的住宅,而奉命取送材料的人,正是郑庭笈。这样,为他们夫妻重聚创造了条件。
    不久,郑庭笈夫妇终于重新恢复家庭关系。他逢人就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们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周恩来还是著名维吾尔族男高音歌唱家、总政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克里木的婚姻介绍人。
    克里木在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创作、演唱了大量富有新疆民族特色、风趣幽默的歌舞节目,多次荣获全军和全国大奖,其中《阿凡提之歌》、《塔里木河,故乡的河》、《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等脍炙人口的金曲已成歌坛经典。
    有趣的是,克里木曾多次自豪地向外界披露自己与爱人古兰丹姆的爱情秘密:是周总理亲自点了他俩的“鸳鸯谱”。
    原来,克里木年轻时就一直“暗恋”着新疆军区歌舞团最靓丽的舞蹈演员古兰丹姆,但在当时的特殊年代,纯美的爱情只能藏在心底,不敢表白。
    1964年6月30日,克里木在中南海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汇报演出,周恩来总理让他演唱《达坂城的姑娘》,克里木则提出一个要求,想请一位姑娘伴舞。
    没想到,周恩来一眼便挑中坐在台下的古兰丹姆。
    克里木心中暗喜,两人一唱一舞,配合默契,表现出色。
    演出结束后,洞察秋毫的周恩来看出克里木深爱着古兰丹姆,便笑着给在座的部队领导下达一道“特殊”命令:“明天就为克里木与古兰丹姆举行婚礼,我也参加。”
    翌日,1964年7月1日,克里木果然梦想成真,与古兰丹姆喜结良缘。
    周恩来真的亲自到场祝贺,还带来一瓶茅台酒助兴。
(责任编辑: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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