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乔木一生中，与知识分子接触最多，他与知识分子有着不解之缘。早在去延安前，他曾在上海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结识了当时在上海的一批文化人。到延安后，由于工作性质，也由于本人对文化学术的爱好，他总是寻找机会，与各种层次的知识分子交往。建国后，他长期主管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工作，加上本人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交往就更多。乔木一生都没有脱掉知识分子的气质,即使身在高层。他了解知识分子, 尊重知识分子，关心、爱护知识分子,信任重用知识分子，喜欢与知识分子结交朋友。正如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题词所写的：“乔木同志是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

    我有幸在1979年至1984年给胡乔木同志当过5年秘书，直接聆听他的教诲，亲眼目睹了他与知识分子交往的桩桩往事。

 

 

    胡乔木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信任，体现在对知识分子属性的正确界定，体现在在重大问题上善于倾听知识分子的意见，体现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执行。

    从建国初期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时晴时雨，对知识分子属性的界定摇摆不定。胡乔木认为：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致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特别是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在毛主席头脑里面，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改变过。他本来跟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民主党派的一些代表人物，知识分子的一些代表人物，经常有个人的接触，经过1957年，他感觉到这些人不大靠得住了”。

    “文革”前，身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是不能违背毛泽东的意志，改变他的看法的。但胡乔木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知识分子说话，在政治上信任和保护他们。早在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前后，乔木就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为他起草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

    后来由于“左”的错误的干扰，党对待知识分子的认识上出现了摇摆和反复，但乔木对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一直没有动摇。不但没有动摇，而且“在党内历次有关知识分子政策性问题的讨论会上，乔木同志总是积极为知识分子说话的一员。乔木同志十分爱‘才’，因而也就关注到各种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上世纪50年代,乔木就不同意把胡风定为“反革命分子”。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说：“抓胡风，我是不赞成的。毛主席写的那些按语，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在那个时代，对毛泽东的决策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不是件容易的事，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或愿意冒险去做的。

    乔木不仅在胡风问题上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以后的反右派运动中，他“也保护过许多‘右派’。由于他保护了不少‘右派’，甚而还‘自身难保’。所幸毛主席、周总理是始终信任他的”。

    粉碎“四人帮”后，乔木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为恢复和重新制定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费尽心血。1977年8月，小平同志指出，建国后  17年教育战线和科技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劳动者。9月，他在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又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根据这一思想，教育部起草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乔木对这篇文章先后多次进行修改。文章肯定“十七年是红线主导”，“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从而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从根本上作了最早的拨乱反正。

    乔木认为，“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这样的口号，只有在解放初期对待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才是正确的，现在再这样提就是一种“时代的错误”。他说：我们不仅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而且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必须依靠知识分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多种场合，他多次强调，要同现在仍然存在着的歧视知识分子的偏见作斗争。他认为“这才符合于全国人民的利益，符合于工人阶级的利益，符合于党的、社会主义的利益”。

    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善于倾听知识分子的正确意见，也是乔木对知识分子的信任表现。上世纪80年代初，文艺界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对《苦恋》进行批判后，曾一度造成了思想的混乱和恐慌。为此，中共中央召开了思想战线工作者座谈会，乔木在会上作了《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的发言。为了听取文艺界对他讲话意见，他先后给巴金、丁玲、艾青等著名作家、艺术家写信，听取他们的看法。例如，在1981年10月上旬，乔木在苏州休息期间，他要我到上海把作家茹志鹃（时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文学》副主编）请到苏州，作了一次长谈。茹志鹃和乔木谈话后,向我谈对乔木的印象。她说：乔木同志虽然身居高位，也是初次见面，但和他谈起话来却无拘无束，就像老朋友一样，给你一种亲切感和信任感。

    之后乔木又多次致信茹志鹃，就文艺方面的重大问题听取意见。而茹志鹃也直言不讳，向乔木敞开心扉，把心里话说给他。

    1983年乔木致信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提出“对作家关系我想还可以活泼多样些，多采取一些交流或通信方式……建立一些友谊，避免一种相互的不信任甚至对立状态”。

    乔木不仅政治上信任，而且在贯彻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中，身体力行。特别是“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的问题成堆。各地知识分子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的很多，向乔木反映情况的也不少，从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知识分子，到知名度很高的文化人，乔木同他们的大部分虽然没有什么私交，甚至素不相识，但他总是满腔热情，调查了解他们反映的问题，尽力帮助解决。他自己当时已经是快70岁的人了，却全然不知老之将至，为许多人的工作、生活操心奔走。

    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解决二级教授问题就是其中一例。1981年，费孝通写信给乔木说，“文革”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教授级别从二级降到四级，要求落实政策。接信后，乔木非常重视，在他过问下，费的二级教授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再如，给钱伟长安排工作。钱伟长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上海大学校长，曾与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总理合称为“三钱”。钱在“文革”前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文革”中被打倒，“文革”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安排工作。乔木一直牵挂此事。1982年7月2日，乔木得知上海工业大学缺校长时，随即要我告诉教育部，请他们征求上海市委意见，如有可能，希望解决钱伟长的任职。7月5日，清华大学校长刘达接到教育部通知后即致信乔木：“你很关心钱伟长教授的落实政策问题，现将清华大学给中央的报告送你一阅，请予指示。”不久，中央就批准了清华大学的报告，钱伟长很快到上海工业大学任职。

    1983年1月12日，钱伟长致信乔木“由于您的关注，八二年九月经中央任命，我调到上海为工业大学校长，深切体会首长同志的盛意，中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精神，不甚鼓舞”。从得知上海工业大学缺校长，到钱伟长到上海工大任职，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从乔木办事的效率，我们可以看到他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的迫切心情。

    还有帮助傅聪回国。1982年2月18日，乔木在读《文汇报》的《情况反映》第25期刊登的《傅聪谈第四次回来省亲的感受》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天，他就致信习仲勋、胡耀邦：“傅聪早就想回国（但长期定居一时可能还有困难，他的妻子是英国人）。中央音乐学院曾提出请他担任兼职教授，以便有个名义在国内活动，但教育部坚决不同意，认为这将鼓励一些留学生叛逃。我的看法相反。最近出版的《傅雷家书》即是一最有力的反证。傅雷的爱国爱党之心，溢于言表，读之令人感慨不已（傅雷夫妇在十年内乱期间双双被迫自杀）。请你俩考虑，如同意，请习仲勋同志告教育部。”2月19日，习仲勋批示：“同意乔木意见，请耀邦同志批示。”胡耀邦当天批示“应该欢迎这种特殊情况下的出走者‘归队’”。 这样，傅聪终于被中央音乐学院聘为兼职教授，这件事情，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透过这一件件看似不大的“小事”，我们能看到乔木对知识分子那份情谊，那份信任。

 

 

    不管是建国初期，乔木担任主席秘书和部门负责人，还是后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对知识分子的敬重和谦和，并没有因为其地位的改变而变化，从不摆谱。

    刘英说：“胡乔木是一个博学而谦虚的人。他的博学来自对知识的追求，来自向一切有学问的人的求教。”

    1981年5月22日，乔木在北京医院作了胆囊切除术。手术后没有几天，著名语言学家、美籍华裔教授赵元任来华访问。6月11日上午，他要我陪他去北京饭店拜访赵元任，就语言学方面的问题，特别是音韵问题向他请教。6月的北京，天气已经很热了，又因他刚做手术没有几天，身体很虚弱，我劝他是不是请赵先生到医院来，乔木坚持亲自登门拜访。他说，他在青少年时期就读过赵元任教授关于语言学方面的著作，听过他的学术演讲，对赵教授的渊博知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很钦佩。这次相见非常高兴，乔木向赵先生请教、探讨中国汉语言中平仄音规律等问题。

    在负责1982年宪法修改工作期间，乔木对老专家虚心请教、敬重有加，也曾传为佳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78年宪法的许多方面,同现实的情况、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和人民对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需要,已经很不适应,需要对宪法作比较系统的修改。为此,中共中央于1980年8月30日致信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主席团,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宪法的修改工作。9月15日,宪法修改委员会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乔木任秘书长,负责宪法修改的具体工作。

    乔木并非法学专家,但他重视并善于调查研究,虚心向专家们求教。从修改工作一开始,他就注意发挥法律研究部门和法学专家们的作用,对老专家更是敬重有加。1982年夏天,他突然想起钱端升是一位对比较宪法有深入研究的法学家。他让我打听到钱端升的住址后,由我陪同,冒着酷暑,亲自去钱端升家拜访,同80多岁的钱老谈了整整一个上午,请教一些法学方面的问题。回来后,他又让我通知张友渔,以后研究宪法修改时,尽量请钱端升参加。

    乔木对语言文字的运用向来是非常考究的,他多次向宪法起草工作班子提出,写法律条文不同于起草文件,文字表述一定要格外准确、严密。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对宪法修改草案提出了一些文字上的意见。于是,他一方面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反复推敲,另一方面又请了20多位法学和语言文字专家逐条、逐句、逐字地挑毛病、把关,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乔木在知识分子面前，从不摆谱，总是十分谦和，他与知识分子交往，既主动又能理解包容。乔木与季羡林之间60载的交往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乔木与季羡林都是1930年夏天考入清华大学的。当时季羡林19岁，乔木18岁。乔木考入物理系，后转读历史系，季羡林念外语系。以后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选择了投身革命的道路，一个选择了纯学术研究之路。虽然他们的经历、性格完全不同，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纯真友谊。

    自从建国初胡乔木与季羡林联系上之后，在以后40多年的交往中，乔木多次前往季羡林家看望，可季羡林却从来是“来而不往”。乔木心里常常惦记着这位老同学，自己在北戴河休养期间买回来的大个儿海螃蟹，也想着送一筐给老同学尝鲜。别人给他送了上好的大米，他要送给季羡林一份，可季羡林什么东西也没有给过胡乔木。季羡林剖析过自己的心理：“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自己并不清楚。难道是中国旧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吗？”“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很怕见官。”在季羡林看来，老同学胡乔木已经是个“大官”，作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季羡林极力避免“攀龙附凤”之嫌。乔木的“官”做得越大，季羡林越是与这位老同学拉开距离。但乔木对此却从不介意，一如既往地关心照顾老友。

    乔木生前，季老有意回避，从不主动接近。乔木去世后，季老常常想到他，顿生知己之感。人们只看到胡乔木严肃严谨的外表，而季羡林读懂了他丰富的内心和正直的实质。他说：“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乔木主张要把学术成就卓著、深为国内学术界所敬仰的专家学者选拔到领导岗位上。

    早在1975年7月，中央决定社会哲学部由乔木负责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代管时，邓小平就嘱咐乔木，在适当的时候，要增加学术界人士担任副主任。社科院成立后，他一直把此事放在心上。1982年6月5日，乔木正在玉泉山主持起草十二大政治报告，他要我转告社科院主持日常工作的马洪和梅益，考虑到社科院作为中国最高的学术机构，在院级班子中,应该有专门做学问的著名学者参加才好。他想提名钱钟书和夏鼐任社科院副院长，请他们先开会商量，征求一下党组同志的意见。大家商量同意后，他又说：“我还得登门征求钱老和夏老的意见，不知他们本人是否同意。”钱钟书是乔木清华大学的高班同学，此后几十年间，他一直潜心治学，淡泊名利，甘于寂寞，在中国古典文学和中西比较文学领域成就卓著，深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敬仰。我在给乔木担任秘书期间，深知他们交往甚多，情谊深厚，互相敬重。但钱老一直视仕宦为畏途，不愿担任任何领导职务。后经乔木一再恳请，最终还是答应了。用钱钟书的话说：“我是蒙命承之。”夏鼐是一位卓越的考古学家，也是一位专心搞学问的人，但在乔木的再三恳请下，夏鼐同样为乔木真诚所感动，同意上任。

    1983年5月，乔木又致信有关部门负责人，建议安排一批著名的学者到人大、政协任职或担任国家领导职务。

    温济泽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1957年在广播事业局被打成右派。乔木在得知温被打成右派的当天深夜，跑到主管广播事业局的廖承志家，一见面就问：“你知道温济泽同志被划成右派了吗？”他们两人都认为从历史上全面来看，不应该把温划为右派。他们相约第二天一起到中宣部去询问，但得到的答复是：中宣部已经批准，不能改了。当时乔木叹气说：“又毁了一个好同志！”

    因乔木对温济泽的了解，在上任社科院院长不久，就给温济泽打电话，问他愿意不愿意到社科院来。在征得温同意后，他亲自打电话给当时温的领导、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协商调动温的问题。而这时，温还没有摘掉右派帽子，也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但乔木没有过多地考虑这些，任命温济泽为社科院科研组织局副局长。他一边任命，让温工作，一边通过组织给温平反和恢复组织生活。温是我国50多万右派中获得彻底解放的第一人。多少年后，温回忆说：一夜之间，我从“‘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长，既觉得二十年的冤屈终于吐了一口气，未免又有点‘惶恐’之感。但到办公室一看，秘书小于已经帮我布置好一间办公室了，同志们待我都很好”。

    1983年5月，乔木在会见美国记者白修德谈话中表示，中国今后是要由受过教育的科学家来领导的。“要大量提拔知识分子到他们所熟悉、所能够管理好的岗位上去是党中央早已决定的方针。这种趋势是必然的。”他认为：“没有知识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这本来是我们成立人民共和国以后应该一贯执行的方针。可惜我们失去了很多时间。现在必须加紧。”

 

 

    解决老专家的住房困难，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1977年，乔木上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还不到一周，为解决顾颉刚等三位老专家住房问题，亲自给李先念副主席写信。在乔木关照下，顾颉刚等住房问题得到了解决。1980年8月12日，顾颉刚又致信乔木，提出为正在协助他整理研究《尚书》的助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起釪解决住房问题。当时刘60多岁，没有住房，借居顾家。11月26日，顾颉刚再次致信乔木，说8月曾为解决刘起釪住房一事写信给胡，但至今没有回音。乔木未见过顾8月来信，他要我查询此信下落。结果顾的8月来信被社科院办公厅扣压，未送乔木。乔木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当即要我告诉社科院办公厅：“将顾颉刚的信今天送来，并告有关同志，今后凡学者、知名人士和我熟悉的人的来信，一律送我阅，不得扣压不送。”随后，他要我带着他的致歉信去拜访顾颉刚和刘起釪。经了解刘确无住房。于是乔木要我与社科院联系，尽快设法解决刘的住房。社科院的住房确实困难，不能满足他住房同一地区的要求，最终还是在东郊垂杨柳地区解决了刘的住房问题。为了给顾创造一个好的研究环境，自从1978年以来，在乔木的关怀下，还安排了两位助手帮顾整理文稿，后来历史所又请了一位抄写的同志来帮忙。这样，在顾的家里就形成了一个顾颉刚著作的整理、写作班子，使顾一生努力的研究成果，能够留给后人。

    又如作家沈从文，在文学上很有成就，后来改行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78年，乔木把他从历史博物馆调到社科院历史所。1979年底，沈从文给乔木写了一封信，反映住房十分困难，工作条件太差，希望乔木帮助解决。乔木接信后，随即要我去看望沈从文。听我反映沈从文夫妇住房的确很差，即亲自前往。只见两间又矮又小的平房，屋里纵横交错拉着绳子，上面挂着各个时代的服饰图片，很难走人，光线也很暗。冬天安上一个炉子，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搞研究实在太困难了。乔木回家后和儿子商量，准备把家里一套四居室的房子腾出来让沈从文夫妇住，儿子搬去住他们那两间平房。家里都支持，可是主管部门觉得不妥。乔木和有关部门想办法，不久沈从文的住房问题总算解决了。乔木又跟有关部门商量给沈从文配了助手，解决了医疗问题，对沈从文的待遇，乔木亲自特批，从研究员四级提到二级。这样，沈从文在晚年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研究条件。

    与诗人、杂文家聂绀弩的交往也是一个典型例子。1982年夏，乔木带领写作班子在玉泉山起草十二大文件。一天，他看到了聂绀弩在香港出版的诗集《三草》后,“心情很是感动和振奋”。他说，聂绀弩虽然经过20多年的磨难，却能写出如此乐观、诙谐的诗篇，实在难得。7月4日下午，乔木冒着盛暑到聂绀弩家中拜访。

    当时聂绀弩终日卧病在床，哮喘得比较厉害。他的夫人周颖身体也不好，全靠湖北老家来的一个亲戚帮助照顾。乔木见此情景，首先问他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周颖提出，她的亲戚是农村户口，由于没有粮票，不能长期留在身边，希望能帮助解决她的北京户口问题。乔木答应同北京市联系。他看聂喘得厉害，主动表示，他可以设法给聂老买些治疗哮喘的好药。回来以后，他要我尽快办妥这两件事。经与北京市有关部门多次协商，户口问题得到解决。买药一事，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在香港买到两种药（一种叫碧仙桃，一种叫“VENLOIN）,由我送给聂绀弩。随后,乔木听说聂根据《三草》补订的《散宜生诗》即将出版，就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来清样，为诗集写了序言。在序言中，他称赞这本诗集是“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

    1983年1月30日，聂绀弩即向乔木赠送诗集，并由夫人周颖代他给乔木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不知怎样能表达感激您对我们的关怀和帮助。除受之有愧，还好说什么呢！”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解决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实际困难，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和健康。1982年6月25日，《文汇报》一份内部报道反映说，39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史专业三年制研究生翁绍军，1981年9月毕业，10月下旬分配到上海的一个研究单位，但该单位的人事处因其下肢残疾拒绝接受。翁拄着拐杖奔波了9个月也未能解决。乔木在得知翁的遭遇后，于1982年6月29日即向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去函：“此事请过问一下，并尽可能给予这样的不幸者以人道主义的援助。他既能自理生活，研究生院为何不能让他研究西方哲学史呢？共产主义道德和同志爱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信上的话可能有些不好听，如此就请不必转，只请另行解决就好了。”

    乔木对作家陈祖芬的关怀更是令人感动。陈祖芬并不认识胡乔木，乔木也不认识陈祖芬。乔木从《人民日报》上读了陈祖芬写的《祖国高于一切》这篇文章后，主动给陈祖芬写信，告诉陈她的文章写得很好，读后很受感动，并就文章中几个词语的用法与陈商榷。

    1982年，他听说陈祖芬没有自己的住房，就想法帮助陈找房子。不久，乔木出差到云南 ，但陈的房子始终挂在心里。他曾7次从云南挂电话回京，都问及陈的房子解决没有。

    在乔木的帮助下，1982年4月，陈搬进了胡乔木帮他找的一套两居室的新房。房子解决后，乔木又写信嘱咐她“希望你能安心工作，为此就要治好你的各种疾病。这要当作一项任务认真去完成，不可置之不理。同时希望你早日入党。”

    1982年，我国优秀知识分子代表、模范共产党员、吉林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研究员蒋筑英和山西骊山微电子公司工程师罗健夫因劳累过度相继去世。蒋筑英43岁，罗健夫47岁。乔木看到报道后，既为他们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不知疲倦拼命工作的高尚品质和献身精神所打动，又为痛失这么年轻的科学家而痛心。乔木当时正在无锡休养，我看到他用了半天的时间，满怀热泪挥笔写下了 “痛惜之余的愿望”一文，于1982年10月19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他在文章里首先希望大家，特别希望那些至今对知识分子还有某种不信任感、不敢推心置腹的人们，要改变观念向他们学习。同时呼吁各级领导要关爱知识分子，一切先进分子所在机构的党组织、每个党员以致每个真正的公民能够更多地关心这些先进的人们，让他们得到一些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以及必要的休息。他痛惜地写道：让我们尽可能地不要等到他们死后才想起学习他们和表示我们对他们没有多加照顾的痛惜吧！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凝聚着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以及对那些不把知识分子冷暖放在心上的某些组织和个人的不满和批评。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共鸣。

    这就是胡乔木。

    一个把自己的一生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融为一体的人。一个一生对知识分子信任、尊重、重用、关心的人。

（责任编辑：陶炳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