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党中央历来重视教育，重视对革命人才的培养，历来都将人才视为革命事业胜利之本。早在1931年秋，为培养红军干部，毛泽东就提出要创办红军干部学校。延安时期，为了培养抗日干部和各类人才，共产党兴办了大量的各类学校。毛泽东指出：“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怀揣着抗日救国的理想，不畏艰险，千里迢迢地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形成了“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的盛况。为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增强抗战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延安大学等一批高等学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高等学校上倾注了大量心血，甚至有的是他直接提议创建的。

为“抗大”题词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在延安的高校中，创办最早也最负盛名的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抗大”的前身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大学，也是毛泽东提出创办的。他曾经说过：“北伐时有‘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长征期间，由于条件和环境的限制，红军大学停办。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富有远见地指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1936年红军大学在保安恢复，改称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春，抗日红军大学迁入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抗大”是当时在延安创办的高校中，唯一经国民政府正式审批成立的一所大学。“抗大”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抗日前线需要的军事、政治干部。“抗大”是一所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学校。毛泽东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傅钟。毛泽东为“抗大”制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1938年4月1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大会上讲的一段十分通俗的话，对我们理解什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很有帮助。他说，共产党有一个方向，政治的方向。这一个方向，全国人民都以为是好的，那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主政治。……还有一个方向，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1938年6月，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用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他一再勉励“抗大”学员：“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是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他要求学员把“抗日救国”作为自己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但自己要抱定这个宗旨，而且要使之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宗旨。他说：“革命的过程，像在波涛汹涌的江河中行船，怯懦者常常会动摇起来，不知所措。在革命的大浪潮中遇到困难便动摇退缩的人在历史上是有的，希望你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

　　“抗大”成立后，毛泽东从教学计划的制订、教学内容的设置，到教学保障，都亲自过问。他专门指出：“抗大要上战略课，除部队战术动作外，我们要讲大兵团的战略。只有了解战略全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地安置战术的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战略全局的图画，才有大的发展。”

　　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在《中国纪事》一书中说，毛泽东很早就特别重视“抗大”，他成了“抗大”的保护人，像在保安一样自己授课，除了军事课外，还教政治课、理论课，甚至哲学课。毛泽东以身作则，亲自在“抗大”讲政治课和做形势报告。据当时学员回忆，毛主席在1937-1938年，差不多每一两周就要给“抗大”的师生做一次大会演讲。由于听众多，大都是露天会场，如那时的‘府衙门’大院，有时也在延安东门里的广场上。毛泽东本人在《时局问题及其他》一文中曾说过，1937年、1938年，那时不太忙，给青年学生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1936年10月27日至西安事变发生前，毛泽东在红军大学（“抗大”前身）开设并讲授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课程（后来在延安出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加以整理的）。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又在“抗大”开设了《辩证唯物论》课程（后来出版的《矛盾论》《实践论》的主要论点就是讲稿中抽出来）。

　　“抗大”开办到第五期时，总校于1939年7月迁出延安，到达晋东南敌后根据地，1943年返回陕北绥德。至1945年抗战胜利，“抗大”总校先后办学8期，培养干部29072人，并在全国创建了12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属中学，连同总校培养的干部总数达十多万名优秀的军政干部。这支强大的力量，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毛泽东曾赞扬说，“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倡议成立“鲁艺”

　　抗战爆发后，一部分左翼文艺家及文艺青年历尽千辛万苦，纷纷进入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投身于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当时，延安的文艺活动也相当活跃，成立了中央剧团、抗战剧团、烽火剧社等文艺团体，逢年过节或逢各种政治活动时，经常为群众举办文艺演出。1938年初，为了纪念上海“一·二八”抗战六周年，先后来到延安的一些革命文艺工作者和上海救亡演剧七队、五队以及文艺干部训练班、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一些学生，联合排演了四幕话剧《血祭上海》。这次演出轰动了整个延安，受到各界的瞩目和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它连续公演了二十天，观众达一万人次。这在总共只有数万人口的延安来说，真可谓盛况空前。这次公演推动了延安艺术阵容的建立，也是“鲁艺”成立的先声。

有一次，中央领导同志观看了《血祭上海》的演出以后，毛泽东等负责同志特别邀请演职员一起吃饭。会上有人提议：“这伙人集中起来不容易，别散了，要接着排演新戏。”还有人说：“应该以这些人为基础，办一个学校，培养艺术人才。”此议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时，大家把目光集中到毛泽东身上。他笑着站起来高声说：“我完全赞成这个提议，并且用全力支持你们把这所艺术学校办成！”在他的右手有力地挥出去的同时，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响起来，不少桌子上的碗筷被兴奋雀跃的人们碰掉在地上。

　　随着抗日事业的急速发展，怎样有效利用包括文艺在内的各方面力量，自然成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考虑的问题。延安已经有了培养军政干部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但是还没有专门的艺术学校。筹办一所培养革命文艺人才的专门学校就成了迫切的需要。考虑到艺术是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艺术工作者是抗战中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而且延安已经聚集了相当一批文艺干部，又有着许多热爱文艺的青年，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等同志便联名倡议创办一所以中国最伟大的文豪鲁迅命名，专门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新型学校——鲁迅艺术学院。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毛泽东在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指出：“自1925至1927年大革命到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中国的艺术开辟了一个新阶段，在这新阶段中，艺术家需要不自傲慢地把握着大时代，培养抗战艺术干部，提高抗战艺术的技术水平，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得艺术这个武器，在抗战中发挥它最大的效能。”毛泽东指出鲁迅艺术学院的目的是组织这两部分人（即上海等城市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亭子间的人”和在革命根据地从事文艺活动的“山顶上的人”）结成“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指出“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是“我们做文章、画图画、演戏、唱歌等文艺活动的目的”。

　　“鲁艺”第一届招生60人，分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3月10日正式上课。学制九个月：在校学习三个月，外出实习三个月，再回校学习三个月，当时叫作“三三制”。从1938年8月第二届开始，鲁艺又增设了文学系，成了四个专业，8月27日开学。由于增加了文学系，学院在1940年4月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并入延安大学后，又改名为鲁迅文艺学院。整个抗战期间，我们党通过这所新型的艺术学院，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文学艺术骨干，为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无论是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还是在中国现代文艺史和教育史上，“鲁艺”都占有重要地位。

提议开办女子大学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就把培养妇女干部放在重要位置。1939年2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开展与加强妇女工作的决定》，强调培养妇女干部工作。中国女子大学是中国共产党为专门培养妇女干部人才而创办的，其办学宗旨为：“以养成具有革命理论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相当职业技能等抗战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为目的。”

　　1939年3月8日，延安各界在北口外广场隆重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活动，中央领导人出席会议并讲话。毛泽东在题为《妇女们团结起来》的讲话中指出：“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会上，毛泽东倡议创办中国女子大学，得到了中共中央一致赞同。同年6月1日，《中国妇女》杂志创刊，毛泽东题写刊名，并应邀题词：“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王明任校长，柯庆施任副校长。中央领导全部出席并讲话。王明在开学典礼上指出：“毛泽东提议开办女子大学。我党中央全体同志便同意开办女大并成立女大，经过一两个月筹备的时光，在延安便产生了今天开学的这个新生的女大！毛泽东同志是女大创办的首创人。”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要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须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这是没有问题的。”毛泽东在讲话最后，提出了他关于中国社会与中国妇女问题的著名论断：“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中国女子大学非常重视和支持。办校条件艰苦，毛泽东在开学前捐出自己的参政薪水100元帮助女大购置图书。董必武、邓颖超都把参政员的薪水拿出来，捐助女大300元。林伯渠捐大煤气灯。周恩来、洛甫、康生、王稼祥、陈云、邓发、刘少奇等都给以热情支持。邓小平答应给女大一批马匹；张鼎丞（新四军代表）把战利品赠给女大一部分。叶剑英、李克农等都为女大募捐。中国女子大学在边区，受到各界爱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洛甫、博古、邓发、叶剑英、邓小平、蔡畅、邓颖超、吴玉章、徐特立、张鼎丞、罗琼、帅孟奇等都为女大同学做过报告，包括政治、军事、党的战略与策略、对敌斗争、共产党员的修养、气节品质、人生观、革命传统、革命恋爱观、妇女运动等等。

　　中国女子大学在1941年8月底与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中国女子大学在办学的两年时间里培养了1000多位妇女干部。她们走向各个岗位，为民族独立、妇女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制定延安大学的办学方针

　　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所正规的综合大学。1941年，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和严峻的形势下，为了集中人力、物力培养抗战所需要的各种干部，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一所正规大学，以便集中统一办学，提高教育质量，“迎接干部学校正规化的必然趋势”。7月13日和7月3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两次讨论延安大学成立事宜，并于7月30日做出决定：“青干、陕公、女大合并，定名延安大学，以吴玉章为校长，赵毅敏为副校长。”8月28日《解放日报》发布了延安大学成立的消息。吴玉章指出：延大的成立，是教育上很大的转变，它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在延安推行新的教育”的结果。由于中国学术和教育都很空虚不实际，这是很大的毛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做不好事情，不能使我们活泼地运用马列主义。目前我们要应付这个革命的时代，教学方法就感到不够。我们党实行整顿学校，变成正规化，纠正不切实习惯。今后要努力培养能做事的了解中国国情的青年。这样，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正规化的延安大学创办了。

　　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明确指出：“延大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学，这三项就是我们延大所要学习的。在政治上，要学习统一战线、三三制、精兵简政的方针，要学习各种政策与方法。在经济上，要学习如何发展工业、农业、商业、运输业；要帮助35万农民做到‘耕三余一’，要帮老百姓定一个植树计划，十年内把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秃山都植上树；还要使边区工业做到全面自给，达到每年出产31万匹布，470万斤铁；还要有文化建设，要使边区老百姓每一个人至少识1000个字；要提倡卫生，要使边区1000多个乡每乡设一个小医务所；要教会老百姓闹秧歌、唱歌，要达到每区有一个秧歌队，家家有新内容的年画、春联。”“教育要为解放区政治、经济、文化服务”是毛泽东为延安大学制定的办学方针，也是延安大学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指针。

　　延安大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学、用一致，以实事求是为根本方针，贯彻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教育精神，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工农兵人民大众的优良品德风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树立了“延大”的好学风、好党风和好文风，形成了“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坚持德育为先”的办学传统。延安大学为振兴中华民族，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革命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曾先后创办了中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军政学院、军事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陕北公学、鲁迅师范学校、纺织学校等二十几所院校，培养造就了数十万干部和各类专门技术人才，输送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就有4万多名。美国战地记者、曾在陕甘宁边区采访考察的白修德曾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延安，置于其它一切事情之上的，是一座生产思想的工厂。”美国著名作家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描写红军大学：“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简陋的土窑洞里，发挥了人类少有的创造潜能。他们把陕北的窑洞变成一座座革命的大熔炉，培育出一批批救国英才，从而为革新社会、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输送了大批的人才。

（责任编辑：贾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