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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元帅两次受命在南京
文 · 邓 攀
来源 :  2012-07-11 15:16:14 已浏览 : 1484
 

    刘伯承元帅是四川开县人,南京曾是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首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刘伯承元帅两次受命到南京工作:一是南京解放后的首任市长,为民勤政,殚精竭虑;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首任院长,为军治校,挥斥方遒,在共产党人领导建设新中国的壮丽画卷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迹。今年是刘帅诞辰120周年纪念,我们根据重新查寻档案资料等,再现那个激情创业的不朽年代。

 

接管南京,建立人民政权,

领导城市转型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将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为取得全国胜利,组建新的人民政权,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作出全面部署。经过长时期的酝酿讨论,中央书记处在二中全会结束的次日,即314,召开有关各大战略区组织人事等问题的座谈会,决定由刘伯承担任南京解放后的首任军管会主任、市长及市委书记。

筹备渡江作战期间,在刘伯承的领导下,负责协助接管南京的宋任穷组织金陵支队开展接管准备工作,并与刘伯承研究确定了军管会组成机构。

    420,渡江战役打响。23日,南京解放。28日,南京市军管会正式宣布成立。29日,刘伯承由安徽桐城率领二野指挥机关,风雨兼程进入南京,巡视总统府,坐阵行政院(中山北路),全面指挥接管南京的工作。

51,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国民大会堂(今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随军南下干部与南京地下党干部会师大会。刘伯承与邓小平、陈毅、饶漱石等领导均作了重要讲话。刘伯承在没有发言稿的即席讲话中,充满激情地号召大家:“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下苦功夫,花大力气,建设人民的新南京,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

这次大会上,新的中共南京市委宣布成立。刘伯承任市委书记兼统战部长,宋任穷任副书记,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原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员陈士榘任市委常委。当时,中共安徽省委没有成立,皖北、皖南两个区委,芜湖市委,以及赣东北区委也都由南京市委代管。

510,南京市人民政府宣布成立。此前,刘伯承幽默地表示:“我这个市长走马上任,理当有一篇就职演说吧。”于是在9日晚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均被召集开会。

他首先指出,从南京解放的这一天起,“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的南京成为人民的南京了,南京的人民大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从这一天起已由被统治者变成为统治者了,国民党集中表现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在南京永远被消灭了,从此南京将永远成为人民的南京了”。

对于今后要做什么,他说,首先要进行生产建设,并作为中心工作,把官僚庞大消费的南京逐渐变为人民生产的南京。而要巩固政权,“建设新的生产的人民的南京”,就要经过群众路线。“应分头召开各界座谈会,宣传与解释党的政策,耐心征询意见,特别欢迎他们对我们的各种批评”。他特别告诫在座的领导干部:“不要使他们把共产党看成恭敬的神像,犹之乎农民之于玉皇大帝那样。如果玉皇大帝三年不下雨,农民也会把他搬出庙来晒太阳。”

    “农民革命的首领洪秀全,他到了南京,脱离了群众,自己腐化起来,就失败了”。他以南京历史上的这个沉痛教训,对比当前的腐化实例予以严厉批评:“我们的干部一到南京,骄横蜕化的现象已经在发生中。如有的同志在接管中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叫人家伪职员,随便骂人是洋奴;南京公共房产占百分之七十五,本已多而漂亮,竟然有同志还嫌不好不多,住了这院,又搬在那院;有的同志则丢了马要坐吉普车,现在又丢了吉普车要流线型轿车;有的同志没有细布衣服穿觉得就见不了人;有的同志不问政治条件只想在苏杭娶妻,甚至有在舞场玩弄舞女夜不归营之事;有的带兵的人则不免添来骄横,不大听指挥的样子。这些是多么可怕的倾向呀!不要忘了我们的母亲是谁!敌人就隐蔽于我们的卧榻之侧,窥伺我们,挑拨我们,使我们如何脱离群众,以便打倒我们。我们一定要警惕起来,与这些恶劣倾向作斗争,尤要作教育,丝毫不能放松让他们发展。”

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大批城市相继解放,干部极为缺乏,进入人民政权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刚走下战场的军人和满腔热情却涉世未深的进步学生,如何管理城市,如何开展经济建设,都是极为生疏的课题。刘伯承并不因此卸责、怠政,而是身先士卒,虚心求教,亲自参加各界座谈会和各类群众集会,宣讲政策,了解民情。当时,他已经年届六旬、右眼失明,且有极为繁重的指挥部队解放剩余国土的重大任务,但对下属劝他少参加地方会议的提议不仅断然拒绝,还夜以继日地认真准备发言稿。自513日至18日,他在6日之内先后出席了工人、学生、科学文化、工商界座谈会近10次,践行了“就职演说”中的承诺。

不仅如此,刘伯承对于市委的日常领导也非常具体深入,体现出对做好南京工作的高度重视。保存至今的解放初期市委档案记录显示,当时一两天他就要主持召开一次常委会,仅57日至68日就开了19次,刘伯承经常在会上有大段发言或指示。这说明,刘伯承尽管身兼军地多个要职,管理好南京确实是他当时的工作重心所在。

5月初,二野文工团奉命到国民大会堂准备演出。这是当年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最佳的会议场所。工作人员在布景时,由于时间紧要赶工,而且认为“这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建筑,蒋介石当总统的地方”,存有鄙视的心态,所以粗率地在天花板、后壁上敲了20多个窟窿,钉了许多铁钉,以便穿绳挂标语和画像等,还因操作聚光灯不当,将主席台上名贵的“海勃绒”深红大幕烧了个一尺宽的大洞。

据国民大会堂管理处主任曹锦回忆,刘伯承得知消息后,立刻带着军管会房产处处长朱启銮到现场察看,当即严厉批评文工团团长、指导员等:“你们在这里乱弹琴啊!……这个大会堂过去是蒋介石的,可是现在到了人民的手里,就是人民的家私了。”“人民的家私不能随便糟蹋!人民的家私就是人民的血汗!这样一个大会堂需要多少钱才盖得起?蒋介石也是搜括了多少民脂民膏才盖成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嘛,我们是保护人民的利益的,对于人民的家私、财富,我们一点一滴都要爱护。我们哪有权利随便糟蹋人民的财富呢?”

由于这样的教育无处不在,使得人民政府的作风令百姓耳目一新,威信迅速提高,大家普遍有了当家作主人的感觉。尽管,解放之初有遏制飞涨的物价、解决庞大的失业人口、打破国民党的物资封锁等诸多巨大困难,但老百姓仍然信心满怀地积极投身建设新南京的大业中。

刘伯承按照华东局的指示提出“要把消费的南京,变为生产的南京”,于是调整经济结构,恢复和改造生产成为当时最切要的中心工作。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刘伯承领导的军管会首先以一个月时间就快速完成了接管,同时严格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来开展财政经济工作。

对于城市,为解决城乡交流问题,首先要恢复和改善交通,协调各种交通方式配合运输,打击使运输成本居高不下的封建性码头帮口;其次,贸易和银行也要在必要时补贴城乡交流,让人民币占领市场。

为领导经济工作,南京成立了财经委员会及其财经办事处作为统率机关,统一计划调度城乡生产的互助与交流,即由财经委制定生产计划,经市委核准执行,其中在五月中旬、七月中旬分别作了两个月和三个月的生产计划。当时在接管期间,就已注意生产问题,对于与发展生产及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工厂首先解决当前困难,不致停工,然后再逐渐清点接收,所以一般工厂很快接收完毕恢复生产,并有计划地改变生产方向。工人们生产热情也普遍高涨,生产计划都是超额完成。

城市中的大量失业人口以及散兵游勇、特务、惯匪小偷、妓女都是增加城市负担、且妨害治安影响建设的重要因素。对此,刘伯承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处置:一是疏散安置。解放初两个多月疏散了15万人,约2万名失业人员、学生通过工运干部训练班、工人政治学校、军大、华大、西南服务团吸收造就为干部,散兵游勇遣送回籍,惯匪小偷计划劳动教养。地主的处理复杂一些,与北方不同,他们多半住在城市收取农村地租和城市房租,还有一些蜕变为工商业家。刘伯承提出,如在城市有生意者允许其继续做生意,没有的则要回乡谋生,在未土改分地的地区将来要给其分地,已分地的可让其开垦荒地,没有荒地的就让其做运输或别的生产,只要他们改过自新就应说服农民从宽处理,以免“他们无法生活将铤而走险危害社会治安”。二是肃清特务。特务的活动主要是散播谣言,扰乱治安,伪装成解放军实施抢劫,趁水灾破坏江堤等。刘伯承提出打击原则是少、准、狠。南京解放四个月,破获特务案件41件,逮捕重要特务115人,自新登记的匪党和特务分子有345人,“百万市民再不象以前那样时时遭受匪特迫害,奠定了民主、自由、安宁新秩序的初步基础”。

当时政府施政最受掣肘的还是财政,一方面百废待兴,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另一方面生产尚在恢复,财政收入极其有限。如424日至622日,政府支出16亿元,主要用于旧员工工薪,而收入仅1亿元。此外,二野、三野需要继续进军,支前费用必不可少;城市有大批失业人员需要吃饭;“农村仍为地主统治封锁,水灾又大”,农民负担极为严重;还有一些“坏现象”也在露头,尽管当时绝大多数干部“确实正在艰苦朴素地工作”,但个别贪污之事时有发生,或开支缺乏标准,对接收物资爱护不周,一些军队团以上干部与下层生活出现妨碍团结的待遇差距。因此刘伯承提出要精兵简政、节衣缩食,特别指出必须克服“坏现象”,反对贪污浪费,军队政府及其他组织要规定编制名额,确定制度严格执行预决算。

    刘伯承对党内团结问题也一贯非常重视。当时,解放区的干部和地下党干部在南京会师以后,由于工作经历、生活习惯、文化水平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产生了一些不协调现象。有些高层领导也对地下党作出过于负面的评价,认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以至在思想政治和组织建设的层面采取了一些不适当的、过火的做法,在南京1949年和1951年的两次整党中,受处理的地下党员有460多名,其中被清理出党的有205人,在以后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有大批党员蒙受冤屈,受到处理或加重处理。刘伯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仍以极大的耐心反复强调团结的重要性,妥善公正处理各种不当言论和做法,并多次在不同场合开展对南下干部和军队干部的批评教育,批判以“胜利者”自居的现象,对地下党的功绩也作了全面肯定。南京能够迅速完成接管和公私企业的复工,与他重视发挥地下党的作用,维护党内团结是密不可分的。

可以说,作为城市管理和经济建设的新手,要在这个上百万人嗷嗷待哺,30万人没有职业,物价飞涨,民生凋蔽,工厂停工,敌特破坏的棘手环境中建立获得广泛认同的新政权,其难如上青天。但刘伯承为首的共产党人,以“为政不在多言”的姿态,用惊人的速度完成角色转换,勇于担当,直面难题,积极回应社会各阶层的需求,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完成接管建政、稳定秩序的任务,使一座有着国际影响的标志性中心城市不仅保持了正常运转,而且很快就走向新生。

7月中旬,中央为部署向西南进军,完成解放大业,命令粟裕接管南京事务。刘伯承逐步将精力转向军事斗争中,与邓小平等二野领导在南京周密筹划解放西南的方案,做好进军准备,训练西南服务团,组织接管队伍。97,他作为二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赴北平参加创建新中国的系列活动,就此暂别南京。不过出于保密等原因,刘伯承在南京的职务并没有随之取消,市委书记一职保留到919,市军管会主任一职保留到111,市长一职保留到1950520

 

因陋就简,创办军事学院,

探索现代军事教育

 

新中国成立之后,统一政权保证了强大可靠的经济基础,为适应现代战争条件,解放军开始走上向正规化、现代化转型之路。19506月,中央军委决定建立正规军校体系,首先是创办培养全军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并有意让已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挂帅。

不过当时,中央还有另一个考虑,即调他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但刘伯承风趣地说:“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还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这次就不要再去当啰。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他致函中央军委,表态要辞去西南的一切职务,去办军事学校。经过一番意见征求,1023日,中央军委正式电令刘伯承赴京主持陆军大学筹备工作。

陆大前期筹备工作已开展了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校址上有过东北、北京、南京等不同方案和考虑。刘伯承在北京两次堪察校址,虑及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已在进行,国家又百废待举,提出新建校舍花费太多,建议利用南京的华东军大校址。此处为原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军校和国防部旧址,设施相对完善,房屋面积有47万平方米。经过充分调研及反复商讨之后,刘伯承主持起草了《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并获得批准。据此,陆军大学确定更名为军事学院,学院行政机构以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的部分干部为基础组建,校址暂设南京。

    1121,刘伯承抵达南京,着手组织军事学院的工作机构和筹备开训。1951115,仅用48天时间,军事学院就正式开学了。此日清晨,军事学院在华东教练场(今明故宫遗址公园)举行以授旗、阅兵为内容的成立典礼,毛泽东、朱德为学院成立题词,中央军委发来祝词并赠送贺幛,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军训部部长萧克、总政副主任萧华作为中央军委代表出席典礼。陈毅负责授予学院军旗并讲话,刘伯承先单膝跪地亲吻军旗一角,再起立致答词,随后执旗上车巡场一周,最后进行阅兵式和分列式。晚上,在长江路的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庆祝大会。

军事学院规模极大,号称占了半个南京城。仅校址主体占地面积达3平方公里,曾经举行过侵华日军投降签字典礼的大礼堂为学院的标志性建筑。此外,为满足用房之需,励志社旧址(今黄埔路东)、盐务局旧址(今属海军指挥学院)、马标、炮标、小营、紫金新村、御史廊、北极新村、北极阁、宁海路、天目路、琅琊路、莫干路等先后归属为学院校区或宿舍区。

在罗哈里斯基中将为首的苏联顾问及专家的协助下,刘伯承领导军事学院借鉴伏龙芝军事学院的组织体制,以正规化、现代化为目标,逐步建立队列生活、行政工作、训练工作三大制度,先后设立训练部、军事科学研究部、政治部、干部部、队列部和物质保证部等六部三处,以及一个演习用的教导团。学院学员从最初的高级速成、上级速成、基本和情报四个科750多人,发展到1956年的战役、战史、高级速成、高级函授、政治速成、基本、情报、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化学兵等12个系3000余人,教员、译员也从290人增至1300多人,成为名符其实的综合性高等军事学府。

当时的解放军干部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军事学院虽然是高等学府,但只要有初小文化水平即可成为学员,最早一批学员仅有1人为大学程度,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仅5%,小学文化程度的占了60%,甚至还有6人相当于半文盲。因此,学员们缺乏正规化的概念,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刘伯承深知,这些都是常年进行战争,缺乏文化教育、正规训练的结果。他在基本科学员大会上,告诫大家:“我们的学员、教员和工作人员,都是来自各个野战军,有的还干过游击队。以后,来自野战军的不可再‘野’了,干过游击队的也不可再带‘游击习气’了。有的人自由主义,违犯纪律,国防部、毛主席都知道。真是‘搞臭了南北两京’,光着腚推磨盘———转着圈丢人。”

刘伯承自己极为重视军人仪表,坐如钟,站如松,即使在夏季酷热的南京,风纪扣也不解开,遇到部属敬礼也必以标准的军姿还礼。他决定先教大家学“礼”,即礼节、礼仪、礼貌,把“建立正规制度”的学“礼”与“学习新兵种学术”的学“法”并列为学院头三个月的中心工作,并结合军委正在酝酿的内务、队列、纪律三个条令草案,重点制订和实行了三大制度,并大力开展作风纪律的检查与整顿,很快学院的面貌焕然一新。

一是队列生活制度,包括有早操、内务卫生、交接班、升降旗、典礼和阅兵等制度和仪式。为确保严格执行,刘伯承时常亲自检查督促,如起床号刚吹响他已先到操场察看出操情况。1951年,军事学院首次参加国庆阅兵,学院方队被排在阅兵队伍的最前列,整齐雄壮的步伐受到各方一致称赞。

二是行政工作制度,包括会议、请示报告、岗位分工负责等,并提出了“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等三大口号。刘伯承非常注重机关工作的实效,对一开始大而全的机关架构带来“叠床架屋”的弊病,导致低效运转、官僚主义的现象作了深入思考,并提出符合现代组织理念的“纵短横宽”的改革思路,把最初的三部一处改为六部三处,部之下不再另设二级部,减少了层次,各学员科本部也取消了仿照机关编制设置4个处的行政机构,改设2名协理员、4名干事协助科主任,将八比一的教职员与学员比例降到了二点三比一。

三是训练工作制度,包括训练组织系统、教授会工作、训练时间配置、训练纪律和秩序等。刘伯承强调以教学为中心,围绕教学活动安排训练工作,注意全面协调,克服“单打一”现象,并领导制订了《训练组织及其工作暂行规定》,作为建立教学制度的依据。该规定按照苏联模式,实行六小时一贯制,即每天6时半到12时半,上课6小时,连上6节课,每节50分钟,课间休息10分钟,另外还有3小时为自习时间。一些学员受不了这种紧张的学习节奏,牢骚满腹,刘伯承即以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激励他们,同时为改善学习条件,他还特别安排在上课期间提供一次营养丰富的伙食。在严肃有序的学习氛围形成之后,且考虑到学员年龄普遍偏大,长期战争环境导致伤病者偏多,刘伯承也接受学员意见,不断调研改进这一学习制度,并于1956年改为8小时学习制。

学业质量的最后把关体现在学院考试制度的严格和隆重,也是刘伯承对自己工作最严格的检验。特别是毕业考试,不是由学院自说自话,而是进行国家考试,由国家验收,即国家统一命题,中央军委、总政领导任主考官,考核学员的军事、政治课程。其中,军事理论为口试,军事想定为图上作业。每个考场均设主考(军委各部负责人)、陪考(学院教授会成员)、监考(考试委员会人员或学院指派)三席,被戏称为“三堂会审”。考生抽签答题,准备20分钟,回答20分钟,最后接受提问。每个学员的考试也非一次结束,而是根据课程多次进行。考试结果以优等(5分)、上等(4分)、中等(3分)、不及格(2分)四级评分。19544月,第一次举行国家考试,历时9天,朱德总司令任考试委员会主席,还与刘伯承亲自下场监考。这次参加考试的全是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期学员,各课成绩有30%5分,50%4分,全部课程均得5分的45人被评为优等生,共计324人毕业,走上了旅、师级以上的指挥岗位,相比初入学时的427人,历年淘汰了1/4,学院之严格可见一斑。

学院的另一大困难是教员问题。作为全军第一所高校,合格教员严重匮乏,远不能满足正规化、现代化教学之需。刘伯承一方面从学员中挑选合适者任教,一方面从地方高校中聘请师生培养为教员。但最主要的措施,还是沿袭苏联红军及中央苏区红军学校、部分军政大学用旧军官任教的经验,大批起用原国民党军官中政治表现好,有较高文化水平和军事学术素养的人为教员。建院之初,这些旧军官出身的占了教员总数的七成,最多时达到600人。

这些“旧军官教员”为能进入解放军最高学府工作而自豪,但也普遍担心不被信任,受到歧视,刘伯承为此鼓励他们:“你们来,我们非常欢迎。不管是请上梁山,逼上梁山,还是捆上梁山的,过去走错了路不要紧,改过来就行了嘛!对大家要求不高,遵守共同纲领,认真转变立场,好好为人民服务。在课堂上你们可以讲讲国民党军队打败仗的教训,也可以讲讲人民解放军受挫的例子。通过你们对比来讲,一定更加生动深刻。今后,诸位都是人民军队的教员了,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千万不要背过去的历史包袱。”

当时,军事学院的学员大多数是团以上干部,特别是高级系、上级系学员更是师以上高级干部居多。他们久经沙场、革命经验丰富,自感功高位重,认为“旧军官教员”是“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他们的物质待遇也比教员和工作人员都高,如学员多的能日领28两米,比学院训练部部长还多2两米,棉也多1斤。所以学院抽调学员改任教员时,很多老干部觉得地位下降,并不情愿,个别人给予抗令的处罚后才被迫接受。

刘伯承为此经常在各种场合进行教育,说自己也是旧官军出身,革命不分早晚,不计先后,严肃批评骄傲自大、顶撞教员的行为,宣传“尊师重道,教学相长”的思想,对教员给以特别的爱护和关照。

1951年底,刘伯承还利用军队精简整编引起的思想波动,全院停课一周开展整风,其中高级、上级两系停课两周进行重点教育,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解决与“旧军官教员”的矛盾,学习中央增强党性的决定,学习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及列宁、斯大林《论党员要成为有头脑的政治家》等文章。据刘伯承给毛泽东的报告说,整风有了初步收效,“尤其是职位较高者,一般表现较好”,“以后还要继续深入”。

当然,“旧军官教员”也开展了整风学习,以改变固有的旧观念,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军事思想,通过思想改造以带动军事上的提高。在刘伯承的领导和支持下,这些教员在学院初创时期承担了90%以上的技术兵种和文化课程的教授任务,编写和翻译了大批教材,参与组织实施了多次大规模实兵演习和现地作业,为学院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教员地位真正受到尊重,毛泽东视察学院时也勉励大家“死在南京城,埋骨紫金山”,人们的观念渐渐发生了变化,师资队伍不断扩大。到1956年,仅军事教员就由最初的190人增至1007人,其中共产党员比例由不到10%增至63%;而五年中由学员留下任教的有324人,由在职干部和知识青年培养而成的有136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随着学院分建又走向全国各地,成为我军现代化教育事业的先驱和骨干力量。

随着学院规模的迅速扩大,管理、教学、保障等均承受巨大压力,分校势在必行。19541228日,刘伯承在中央军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分建军事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等六所学院的建议。至1959年这些学校先后组建完毕,其中以军事学院战役系和战史系为基础在北京创办了高等军事学院,以海军系、空军系、炮兵系、装甲兵系为基础分别创办了南京的海军学院、北京的空军学院、宣化的炮兵学院、大同的装甲兵学院。刘伯承为探索我军正规化的教育训练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

这一时期,中央认识到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出现了盲目照抄、机械搬用的教条主义倾向,于1956年指示全党加以克服。作为我军正规化、现代化领头羊的南京军事学院不幸卷入这场反教条主义的风波中,并被认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在1958年中央军委的扩大会议上,学院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甚至被上纲上线到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过火的斗争伤害了以刘伯承为首的一大批军队干部,对军队建设也产生了长期的消极影响。刘伯承于1957927日改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19581117日又奉令免去院长兼政委职务,19591月携全家由南京迁居北京。1980年,邓小平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19861016日,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刘伯承追悼会上致悼词,再次重复邓小平的表态,并指出“这也是党中央一致的意见”。而以军事学院为主体辗转发展而来的解放军国防大学则在1985年成立,作为全军最高军事学府,全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综合性联合指挥大学,承担起培养高素质新型高级军事人才的重任。

1949年起,年过半百、戎马一生的刘伯承为了建设新中国在南京先后度过两段凝聚心血的难忘岁月,南京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深深印记,陪伴他晚年的六个子女有三个生于南京,即便是1959年以后,仍几乎每年都要由家属陪伴回南京休养,直至文革初期。198610月,刘伯承病逝,部分骨灰被安葬于南京军事学院旧址,永远留在南京这片他曾付出深爱的土地上。

(责任编辑:艾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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