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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感触的胡乔木
——博学 深思 严谨
来源 :  2012-08-10 10:05:06 已浏览 : 1930
茆 贵 鸣
 
  中共才子胡乔木已渐行渐远。然而,他的博学、深思和严谨,使他无论在党的政治理论方面,还是在党的文献编纂、党史研究、方志编修、档案管理,乃至在党的文艺理论等诸多学科和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长期的秘书实践中所形成的丰富的秘书思想,已成为我党思想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精神财富。作为胡乔木家乡的一名地方史志工作者,我有幸在其生前与他有过一段有关史志业务上的联系和交往,感触很深。
 
感触之一:博学的胡乔木——
       幼承庭训,有着修志家源的“中共第一枝笔”
  应当说,胡乔木的博学、深思和严谨,以及他一以贯之的简朴、谦虚和儒雅,与他早年所处的家庭环境、求学时的校园风气和学习氛围,以及在家乡盐城的一段早年生活,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①
  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原名胡应庚,系盐城社会贤达,年轻时中过秀才,后来积极参加反清运动。1913年,被推选为首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后来,他因痛恶官场黑暗而告别宦途。1929年至1936年,胡启东在家乡主纂《续修盐城县志稿》14卷(人称《胡志》)。该志至今仍为修志者所借鉴,被誉为民国方志之佳作。胡乔木自幼能文善诗、才华出众,并且潜心好学、勤于思考,后又热衷于传统的地方文史和地方史志,这与他博学儒雅的父亲醉心文史、严谨修志的熏陶和影响不无关系。他的中学同窗乐怡然,曾这样评说过胡乔木与他的父亲胡启东:“胡老先生的道德文章和爱乡爱国的正气风范向为县人所敬佩。乔木幼承他父亲的训教与熏陶,养成了潜心读书的良好习惯,奠定了比较好的文史知识基础,并具有较强的组织文字的写作能力。乔木一生爱好诗文,富有‘杜甫式的’诗人气质和中国传统文人的优秀品德,当也是从他父亲那里一脉相承而成为自己的特色。”②
  1924年,12岁的胡乔木考入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江苏八中“正直向上,乐于求知”的校园氛围和“宽松的读书环境”使得胡乔木如鱼得水。他博览群书,修学储能,各学科知识迅速累积,进入高中后,更是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理学天赋和文学才华。他在高三时写的《近代文艺观测》和毕业时写的《别辞》等文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一生的向往和追求,他说我们“需要如何的有伟大的真实的生命的宗教——这种宗教,不是幻的空疏的过去一切的旧的耶稣教,佛教,拜物教和拜金教,而是敢于以全人类的血肉为牺牲,以全人类的幸福为鹄的,将黑暗的昨天与混乱的今天勇敢的向明日的光明与快乐推进的新宗教——社会主义。”③ 他坚定地表示:自己将不愿做“象牙塔里的学艺者们”,也不再“继续混在犬儒和宿命论者之群里”或“凄然底藏在时代地暗角里”;因为那样,“我底青年的心会要发霉”。
  怀揣着自己的理想与追求,1930年夏,胡乔木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平清华大学物理系(后改入历史系)。由于频繁的地下革命活动,胡乔木在清华求学还不到一年时间,就被校长翁文灏亲自劝退,离开清华。
  1932年3月,经组织同意,胡乔木“病休”,离开北平。同年5月,经上海返回家乡盐城隐蔽,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因为是住在距离县志编修工作室附近的盐城贫儿院,当时的胡乔木便以父亲受聘于续修县志总纂和姨夫朱木香任职于盐城贫儿院院长的合法身份作掩护,以此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据点”,艰难地从事着盐城地下党的宣传工作,并且成功地创办起了旨在反封建独裁、争民主自由的进步文艺期刊。
  这是一段非常的岁月。这期间,由他实际主编的带有时事性质的文艺期刊《海霞》,犹如“海边激浪”所“跃出的一轮红日”,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其观点鲜明的政论、主题明快的小说、文笔优美的散文、清新洒脱的诗歌、轻松自由的文艺评论,以及由他亲自译写的外国名家名作,恰似一股迎面而来的清风,涤荡了进步青年们心中的迷茫和惶恐,使他们在阴暗的时局中看到了希望的霞光。他的中学同窗乐怡然,曾以切身的体会由衷地赞叹过,《海霞》极大地影响了进步青年们的精神世界。他甚至还具体评价,胡乔木从契诃夫原著英译本转译的小说《凡卡》,既忠实原著又优美流畅,“达到了‘信、达、雅’的要求。我读后印象很深,至今脑海中还留有小说里的那个孤苦无依,在极其悲惨的生活中备受煎熬的小凡卡的影象”。
  1937年7月,胡乔木根据组织安排,抵达延安。先任安吴堡陕北战时青年训练班副主任,后又调任中共中央青委委员、宣传部部长、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主编中央青委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并出任社长。1939年5月,在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毛泽东先写《五四运动》一文,继而在抗大作《青年运动的方向》讲演。恰在此时,胡乔木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新近撰写的《青年运动中的思想想问题》、《反迷信提纲》、《科学和科学家的故事》等文章,阐明了革命运动必需要有先进的思想作指导以及“广大的中国青年趋向马列主义”乃历史发展的必然等观点。虽然是不约而同,但正是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这件事上的“心有灵犀”,胡乔木从此与毛泽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1年2月19日,毛泽东亲自提名胡乔木出任自己的秘书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两人首次见面。毛泽东照例问他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有过什么经历。得知他叫“乔木”、“盐城人”时,毛泽东若有所思地放下手中的毛笔并停下了手头的工作,口中却似在自言自语:“乔木”,“盐城”,“苏北盐城”……。片刻,毛泽东问:
   “东汉‘建安七子’有个陈琳,是你们苏北人吧?”胡乔木答道:
   “是的。陈琳是古射阳人。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太清三年曾于盐城地区置设射阳郡,后于陈宣帝太建五年改射阳郡为盐城郡。陈琳是否属于现在的苏北盐城,我不敢肯定,但在我们苏北家乡的大纵湖附近,有陈琳的墓葬。”听说盐城居然有陈琳的墓葬,毛泽东也来了兴趣,随即问道:
   “唐代诗人温庭筠写有一首《过陈琳墓》,读过吗?”
   “读过。”胡乔木随即吟诵起来:“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胡乔木日后才知道,毛泽东十分喜爱并曾抄录过这首诗。
  经过这次简单的“面试”,毛泽东对于眼前这位文雅清秀的盐城“乔木”,已是十分地看重了。也难怪,对于当时已48岁的毛泽东来说,有了胡乔木这样一位助手,无疑是如虎添翼。而就当时还不满29岁的胡乔木而言,能够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并与其朝夕相处,当是他一生当中的重大政治转折,也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
  胡乔木到任后的第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协助毛泽东编校《六大以来》。这是一部大部头的历史文献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选。虽说此前有创办《海霞》、编辑《盟报》、主编《中国青年》的编校经验,但一向以学风严谨著称的胡乔木,丝毫不敢懈怠。他“对这一段历史没有多少切身体验,但是,他能够把搜集来的一大堆文件,通过整理、挑选,很快理出头绪,编辑成书,使人读了,对党的历史来龙去脉看得清楚;对什么是正确路线,一目了然。这的确要有点本事。这件事办得好,主席喜欢他,大家也看重他”。杨尚昆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中回忆说,“他的丰富知识和写作才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博闻强记,外文好,古文也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基础。到毛主席身边后,接触许多重要的政治事务,并不断受到主席的指点教育。他对党的历史的了解,对马列主义的了解,他的文字能力,自然就高人一筹。”“共产党有胡乔木这样一位不了起的大笔杆子,连反对我们的人都不得不佩服。”④
  1942年5月,在协助毛泽东领导并直接参与《解放日报》的改版、整顿之后,随毛泽东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领导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并整理出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来,他两度参加《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4年5月起)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79年10月起)这两部重要历史文献的起草工作。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从1941年6月8日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救救大后方的青年》起,到1946年11 月25日中共中央从延安撤退前发表于《解放日报》的社论《立刻解散非法的“国大”》,胡乔木于这5年多的时间里所写下的社论,被收入《胡乔木文集》第一卷的就有56篇。其中,1942年3月9日的《教条与裤子》,因发表于整风运动前夕,再加上特别引人注目的题目,社论一出,即刻流传开来。1943年8月21 日的《请重庆看罗马》和1946年4月7日的《驳蒋介石》这两篇,前者借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的覆亡,批判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因为是巧妙地运用国际事件评论国内政局,这在当时显得十分新鲜。后者,深刻揭露蒋介石撕毁东北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目的,是在作全面内战的准备,这是一篇动员解放区军民准备进行自卫反击的檄文。这一时期,胡乔木有许多名篇被传诵一时。
  1948年5月,在随毛泽东转战西柏坡以后,身为新华社总编辑(1949年6月起,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社社长)的胡乔木,更是笔底生风,文章迭出。至1949年10月1日,仅新华社播发他所写的社论、评论及评论性新闻,收入《胡乔木文集》第一卷的就有30篇。另据《人民日报》档案室保存的胡乔木手稿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60年代初,胡乔木为《人民日报》写(改)稿近500篇,其中国际评论约200篇。
  如此学识才华,如此著述成就,远非常人所及。毛泽东也不得不赞叹,“靠乔木,有饭吃。”在中共党史上,像胡乔木这样长期为党中央起草各类文件,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起草、修改、充实各类文章和讲话,并且亲自参加过中共两个重要历史文献的起草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史无前例,不愧为“中共第一枝笔”!
 
感触之二:深思的胡乔木 ——
       继承创新,科学构架新方志编纂理论学说体系
 
  胡乔木作为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的发起人和领导者、推动者,为省、市、县三级修志网络的形成,为新方志编纂工作及其理论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也做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得全国各地的地方志机构处于瘫痪或解散状态,地方志编纂工作亦因此被迫中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地方志编纂工作重新提上了工作日程。
  1980年4月8日,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长篇讲话中,第一次发出了“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⑤的倡议。他严肃地指出:“地方史要加强研究,地方志的资料要收集,要保存,要研究。过去,一个县有县志,一个府有府志,一个省有省志。我们国家有这个修地方志的历史传统。今天,我们要继承这个传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体例去编写地方志,这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可是,目前我国在这方面还处于停顿状态。我们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不要让将来的历史学家责备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家,说我们把中国历史这样一个好的传统割断了。”⑥
  胡乔木首次提出的方志的“三新”论,既明确了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指导思想,规定了新方志的形式、体裁和方法,又强调了新方志的编纂范围、入志内容和具体任务。这是他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全面洞察和修志传统的科学扬弃所提出的创新型志书思想、形式和内容的科学而严密的提炼,是他对中国传统方志文化进行传承、弘扬和创新所深思熟虑的思想成果。
  胡乔木关于“三新”修志的倡议,即刻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代表们很快发出了《关于成立中国地方史研究会的倡议书》。大会主席团成员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梁寒冰,随即委托天津、湖北等10省市代表座谈,并由此着手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的筹备工作。1980年10月,在天津成功地召开了有17个省市代表参加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筹备会议。至次年7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前的各项工作全部就绪。与此同时,新方志的编纂工作也逐步开展了起来。
  1981年7月1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梅益,将赴太原出席8月1日召开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全国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之际,胡乔木又就新方志编纂工作作出指示:“新的地方志要比旧志增加科学性和现代性。如各项社会、经济、文教、政法状况和统计,地方大事年表,各项政策、法令、制度、新企业、新事业、新技术、新风尚,各项公共工程和福利的发展变化,省、市、县、区的自然地理变化和人文地理变化,人名录,各种图片等。这是我临时想到的一些题目,很不完整,须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参考各地地方志提出较系统的意见。”接着,他再次就新方志的“两性”(科学性、现代性)问题强调:“此事须邀请几位研究现代史、经济史、地理学(包括人文地理、自然地理)、社会学的学者事前有准备地共同研究一下。”
  在这里,胡乔木强调“新的地方志要比旧志增加科学性和现代性”的“两性”观是他在方志编纂理论上的创新。
  1986年12月,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12月24日的闭幕会上,胡乔木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尽管它不是一部科学理论著作,但它究竟还是一部科学文献”。这一定性,不仅“影响了这整个一代志书的编纂,成为对方志定义和方志性质研究的理论基点,”⑦而且也最终成为《地方志工作条例》定性地方志书为“资料性文献”最直接的理论依据。
  在简洁而明确地定位了方志定义和方志性质后,胡乔木反复强调的,便是志书的“严谨性、科学性”问题。他要求,“地方志的编纂者要逐步地提高地方志的科学水平”,“至少要求整部地方志从头到尾都力求严谨,要保持一种科学客观的态度,” 要避免“不适当地表现出一种政治色彩”,以免“减弱了著作的严谨性、科学性,使地方志染上了一种宣传色彩”,同时也“不需要在地方志里画蛇添足地加评论”。“比方说,写一个人物,写完了他的事迹以后,忽然加上一句‘某某同志永远活在某某地方人民的心中’,下面还有个惊叹号。这不符合地方志的体裁。还有像这样的措词:‘某某地方的人民正在向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奋勇前进!’这些语言都不是地方志的语言。”
  在就“新方志的体裁和科学性问题”而阐释事理、臧否优劣、揆度规范的过程中,胡乔木频繁而又交替使用的词汇大体有两类:一类是“严谨”、“严谨性”、“严肃”、“严肃性”;另一类就是“科学”、“科学性”、“科学化”、“科学武器”、“科学态度”、“科学要求”、“科学水平”、“科学资料”、“科学理论”、“科学著作”、“科学文献” 、“科学价值”。以如此之高的使用频率,反复强调新方志的“严谨性、科学性”问题,足以体现胡乔木对新方志博学深思、缜密严谨的科学精神和治学态度。
  这种科学性也体现在方志文稿的简略与详细的拿捏和把握上,“地方志应做到详细,同时应做到简略。所谓详细,指它所应讲到的地方都讲了;所谓简略,就是指每个方面的说明要像打电报、编辞书那样地精炼,要惜墨如金。作为一部实用性的文献,不能份量太大,份量太大引起种种不便。这是一种希望,一种既不容易达到而又必须达到的奋斗目标”。刚柔相济、文情并茂的“希望”,显现出他对新方志事无巨细的科学要求。
  当新方志编纂工作得以在全国全面启动,省、市、县三级志书的编修工作普遍展开以后,胡乔木紧接着开始深思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如何才能将传统的中国方志文化,作为一项事业来推进,使之不间断、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1991年10月17日,胡乔木在听取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郦家驹的工作汇报时,又分别就志书的质量与速度、修志人员的素质、方志队伍的稳定及方志工作的专业化等方面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设想。他强调了两点:一是地方志“本身就是一项学术性的工作”;二是“地方志这项工作必须专业化”。围绕方志工作的学术性和专业化,他进一步指出:“要培养一个真正有专业水平的队伍。要提高这支队伍的水平,不能只讲大道理,还要多讲小道理。每一个门类究竟应该怎样才能写好,需要分门别类地提出来,让大家都明白,怎样算好,怎样算坏。要用具体事例来说明。这样,才能让从事地方志工作的人打开眼界。”当然,从源头上说,要保持方志队伍的稳定性及其专业化,关键还是要对进入这支队伍的人选进行把关。为此,胡乔木特别强调:“首先要把好人选这一关。人选这一关把不好,没有合适的人选,那么这种地方的修志工作,难免会徒然浪费时间。”
  如果说,胡乔木此前的“三新”论和“两性”观,是完成了他关于新方志编纂理论与修志实务的理论构架;那么,此时“一化”说的提出,则奠定了他关于新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学说根基。至此,胡乔木已严谨而科学地架构、并完整地形成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学说体系,即“三新”论、“两性”观和“一化”说。胡乔木的这个学说体系,以其大略恢宏而又洞烛幽微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引领着新方志的编修工作,从而为全国新方志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奠基立范的贡献。
  然而,恐怕连“谈话”的对象郦家驹等人也未曾料想到,此时的胡乔木已进入了他不到一年时间的生命“倒计时”!一个少为人知的内幕是:自一年前的1990年9月查出患有前列腺癌后,因为化疗药物的反应,其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基本是依靠“兴奋剂”和镇静药的轮番交替在支撑着。据胡乔木的夫人谷羽后来透露,1991年“年初在301医院做手术,已发现他体内的癌细胞已扩散到骨头上了。”⑧胡乔木当然清楚自己不断恶化的病情,亦十分清醒地知道留给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可他却坦然于心、无所畏惧。其情之所系、意之所牵、力之所倾的,依然是工作。他是在只争朝夕地与时间赛跑!事实上,就胡乔木与骊家驹等人的这次“谈话”而言,如果单单是从他授业解惑、点拨大计时的状态和精神,从他纵横捭阖、侃侃而谈时的语锋和内容来看,谁也想象不到,这是一个处于生命“倒计时”的耄耋老人,为工作、为事业、为未来,在竭智尽忠!
 
 
 
感触之三:严谨的胡乔木 ——
情系故里,践行己说于家乡的新方志编修工作
 
  盐城是胡乔木的家乡。胡乔木对家乡的钟情和爱恋,不仅仅表现在对振兴盐城经济和家乡社会发展的重视和支持,他践行己说,异常关注并悉心指导着家乡的新方志编修工作,为家乡盐城的地方史志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6年,新编《盐城县志》形成第三稿(未定稿),开始广泛征求意见。胡乔木收到志稿并于百忙之中进行认真通读后,对家乡修志工作提出了翔实而具体的指导意见。在这部未定稿的新编《盐城县志·文献篇》中,收有胡乔木发表于1982年7月1日《人民日报》的一组七律诗《有所思》(四首),其第四首原文为:“先烈旌旗光宇宙,征人岁月快驱驰。朝朝桑垄葱葱叶,代代蚕山粲粲丝。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风波莫向蓬莱远,不尽愚公到有期。”胡乔木在审读时,又重新琢磨,将最后一句开头的“不尽”二字改为“海上”⑨(此后,见之于出版物的这首诗,都以此改正了过来)。与此同时,他还对新编县志稿《文献篇》中所收录的《寓穗集》、《鞍湖诗存》、《鞍湖文存》等艺文,逐篇逐句地进行校阅。他谆谆告诫家乡修志人员:“对地方志的语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希望你们不要赶速度急于出书,要保证质量,力争达到高水平。”同年11月,胡乔木应邀为家乡新编《盐城县志》题写了“继承和发扬盐城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这16个字的题词。
  1987年,盐城市郊区(1983年3月,原盐城县改称盐城市郊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根据胡乔木对新编县志的批注、指示,以及《关于地方志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精神,开始着手汇总各方面意见。经过对志稿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决定重新设计篇目,全面征集资料,大范围大幅度地调整、补充和完善志稿。至1991年12月,先后三易其稿,终成《盐城县志》第六稿(验收稿)。此时,尚在病中的胡乔木又托妹妹方铭、妹夫胡若木等人捎来口信,“不要仓促,要保证质量”;“人物表内,我们姓胡的不要上得过多”。根据胡乔木指示,区志办又再次调整完善县志框架结构,压缩人物部类篇幅,并在人物表中增设历代名人、老红军简介、高级知识分子和英雄模范先进人物等内容;在文化志中增设“邑人著作书目”专章,以加大相关内容的信息量,便于读者检索。同时,注意在整部县志中贯穿爱国主义红线,着力弘扬爱国主义,强化“资政育人”的教化作用。终于,胡乔木首肯了这部历经12个春秋、几经重修、数易其稿的家乡新编《盐城县志》。
  1992年6月,倾注着胡乔木大量心血的新编《盐城县志》,经省、市两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验收合格,并经区委、区政府批准,正式送交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然而,仅仅相隔3个多月(即1992年9月28日),备受期待的新编《盐城县志》还未及面世,胡乔木竟与世长辞!1993年10月的新编《盐城县志》公开出版发行,她以其较高的水准、较高的质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曾先后获得江苏省地方志成果一等奖和全国地方志成果二等奖。县志办(今为盐都区区志办)还被评为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作为这部新编县志的特约编审,我终于可以告慰胡乔木的在天之灵。
  胡乔木对家乡盐城市的首部市志,更是寄予着厚望。
  新编《盐城市志》1986年开始前期准备,1989年全面铺开工作。虽说起步较晚,但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胡乔木的热情关注和悉心指导。他曾先后几次托人嘱咐家乡修志人员,新编《盐城市志》一定“要把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盐城人民抗日救亡,盐城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等特色反映出来。”鉴此,我们在修志之初并没有立马展开《盐城市志》这个浩大工程,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以探索和积累经验,努力为市志编纂工作创造各种有利条件。1989年,新编《盐城市志》的编纂工作全面铺开以后,我们又按照胡乔木的指示精神,紧紧“咬住”志书质量这个核心,跟踪指导,环环相扣,一着不让,有效地保证了市志各分志稿的成志质量。这个做法,后来被视为“盐城经验”得以在全省推广。⑩
  1990年12月,在盐城市原政协主席祝斌、盐城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和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韩建勋的带领下,我们一行数人赴北京召开在京老同志座谈会。胡乔木虽因故未能到会,但经他安排,家乡的几名地方史志工作人员,还是如愿以偿地于12月18日下午,应邀来到了他家。
  鉴于胡乔木身体原因,加之他又刚从南方回到北京,秘书杨文英安排我们与他会面的时间只有10分钟,可胡乔木却与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交谈中,胡乔木不仅耐心地听取家乡史志工作的情况汇报,详细询问市志编纂工作中的实施过程和具体细节,充分肯定我们旨在保证志稿质量的“跟踪指导”做法,而且还认真地为我们忆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在盐城艰难地从事地下党活动并组织创办进步刊物《海霞》和《文艺青年》的详细经过。胡乔木谆谆告诫我们:史志工作者一定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光荣的使命感;要尊重历史,着眼未来;要发扬长久革命传统,争取今后更大光荣。
  交谈远远超过了秘书规定的时间。虽然胡乔木对家乡来客十分热情,谈兴甚浓,但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此时还并不知晓他的癌症病情),我们却不忍长时间地影响他的休息,于是依依不舍地告辞了胡乔木及其夫人谷羽。胡乔木平易近人和谦虚大度的儒雅风采,给家乡史志工作人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不久,胡乔木又专门寄来了他亲笔为我们当时正在筹办的盐城革命历史陈列馆(1991年7月1日开馆时,改为盐城党史陈列馆)和《盐城史志》杂志所题写的馆名和刊名。
  胡乔木不仅关心、指导家乡的修志工作,还为我们认真审阅志稿,反复修改稿件。这让我有幸切身感悟到他践行己说的史识、史才和史德。交往中,他所彰显出的渊博学养、科学态度和严谨精神,令我难以忘怀又终身收益。
  我在编纂《盐城人物志》一书时,有两篇重要人物的传略稿难以定稿:一位是乔冠华书稿,另一位是胡启东。1990年11月20日,我以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名义致信胡乔木,并随信寄上《乔冠华》书稿,请他在百忙之中审读并提出修改意见。12月26日,我又以市地方志办公室名义给他写第二封信,又随信带上了包括他父亲胡启东在内的部分传略稿,请他一并审定。不久,我们便收到了由他秘书杨文英代寄的《乔冠华》书稿。
  胡乔木对《乔冠华》这篇传略稿,虽然只是作了文字上的少量删改,比如将“(乔冠华父亲)善诗词歌赋,能琴棋书画,虽报考秀才屡试不第”,改为“有文才”,将“(乔冠华)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委托”,改为“奉命”,将“指导”,改为“领导”等等,但经他这么一改,哪怕也就改动了那么几个字,甚或只是几个标点符号,但行文即刻改观,文章也大为增色。
  关于《胡启东》这篇人物传略稿,胡乔木前后共有5次比较大的修改。其第二、三次是分别以蓝色圆珠笔和铅笔在第一次修改稿的复印件(原件已寄还)上进行的;第四次修改,伴随于他亲自誊清全文的过程之中;而第五次修改,则是在誊清了稿件之后进行的。誊清之前,胡乔木在修改稿第一页标题《胡启东(1885-1957)》的上方,用蓝色圆珠笔写有这样两句话——
  原稿与事实有许多重大出入,不得不加以修改,发表时请务必按修改稿。
全文另行誊清,请注意。
 
                                         胡乔木
                                         1991.1.28
  我统计了一下,胡乔木前后共有5次修改的这篇《胡启东》传略稿,较原稿删去诸如“手不释卷”、“才气横溢”、“奋不顾身”、“奋勇上前”、“不苟丝毫”、“奔走呼号”等赞颂修饰词语,并将“能识文字”改为“粗识文字”,将“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改为“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等多处约200余字;删去较长篇幅的有3处约300余字;调整篇幅较大的有2处约200余字;核出事实有重大出入的有3处;校正引文含句读、标点有误的有20余处;修改叙述不严密的有4处,其中有2处还加了批注。一处是将原稿“特务向他亮出匕首,幸被察觉,经同乡人掩护方才脱身”,改为“特务向他亮出匕首,但他不为所动,绝裾而去”,并加批:“既已‘亮出匕首’,谈何‘幸被察觉’?”;另一处是将“他奋不顾身,冒雨赤脚划船过河,将对岸张姓木排撑出贴在堤口上,避免了决堤的危险”这段文字,改为“他冒雨乘船过河,商请河南对岸张姓允将木排撑至北岸,贴在堤口上,避免了决堤的危险”,删去其中“奋不顾身”和“赤脚划(船)”7个字,改“将对岸张姓木排撑出”为“商请河南对岸张姓允将木排撑至北岸”,并在右侧加批:“此事似非一人可为。”另外,他还删去了可有可无词句10余处,补充资料5处约400余字。
  从以上粗略的统计数据和列举的多处语句改写,以及几处短短的批注,我相信读者们是能够感受到他在审改志稿时的仔细严谨——仔细严谨到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每一个标点符号。他的这种博学、深思和严谨,不仅体现了他所倡导并一贯遵循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及对工作极端负责的敬业精神,也展示出他那深厚的文字功底和高超的语言表达技巧。
  我因从事新方志的编纂及其理论研究工作,荣幸地得到胡乔木的亲切关怀,幸运地聆听他的谆谆教诲。今天,每当我回想起这段时光,总会涌起一股热浪,升起一股念情,心情也总是难以平静。他那忠于职守、勤奋笔耕的奉献精神,博学深思、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谦虚大度、平易近人的传统美德等,将永远是我学习的典范。我将铭记他的教诲,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单位:盐城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注释:
①  茆贵鸣:《飞鸿雪泥——文化名人与盐城·植根盐阜大地的“乔木”》,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② 乐怡然:《回忆青年时代的朋友胡乔木》,引自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476页。
③《胡乔木传》编写组编: 《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④ 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⑤《胡乔木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
⑥《中国地方志》编辑部:《重温教导倍觉亲切——沉痛悼念本届修志的倡导者胡乔木同志》,《中国地方志》1992年第5期。
⑦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一九四九年至二〇〇〇年>》,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⑧谷羽:《五十余年共风雨》,引自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440-441页。
⑨盐城市郊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盐城县志·文化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页。
⑩茆贵鸣:《跟踪指导是提高专业志质量的重要途径》,引自《江苏地方志》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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