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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英合力共谋南昌起义
文 • 张寿春
来源 :  2012-08-22 09:36:41 已浏览 : 1353
    1927年8月1日发生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迈出了开创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突破性步伐。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转变战略部署的果断决策,是凝聚周恩来等一批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光辉结晶。
 
周恩来:一再主张
武装反抗反动统治
 
    1927年上半年,国民党内控制军政大权的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相继背叛了孙中山关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骨干,标志着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彻底破裂,两党联合进行的国民革命以失败告终。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把革命者斩尽杀绝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而是及时转变战略部署,周恩来则是率先主张武装反抗的代表人物。早在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没几天,周恩来在上海新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就十分激愤地批评“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要求中央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并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接着又起草《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电报,与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联名发出给中共中央。电文充分揭露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罪行,明确指出:“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强烈主张“迅速出师,直指南京”。这份具有深刻见解的意见书,实质是要求中央赶快纠正妥协退让的错误倾向。然而,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主持中央工作的陈独秀不予采纳,仍然和国民党中央一样主张继续北伐,企图在打通与苏联的交通线后,再东征对付蒋介石,以致错失了打击首恶分子蒋介石的时机。
    5月中旬,周恩来秘密离开上海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由于他是党内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干部,5月25日被确定为新组建的中央军事部部长。5月29日又被确定为中央常委。当时,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斗争更加尖锐,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引起了更多人的不满。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于7月12日改组领导机构,由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常委会,代行政治局职权。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公开宣布“分共”,形势更加恶化。为了挽救危局,7月18日召开的中央会议,根据周恩来对张发奎部队的分析,以及李立三、瞿秋白等人的建议,作出了举行武装起义的决策。
    对于军事暴动的方案,最初考虑是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联合发动,把驻扎在九江至南昌一带的所属部队拉回广东去,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再举行第二次北伐。从主观条件来看,共产党在这支军队的力量比较集中,既有共产党员、北伐名将叶挺任师长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也包括靠拢共产党的贺龙任军长的第二十军,二者合计约3万多人,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此外,还有共产党员朱德在担任南昌市公安局长期间控制的一部分警察队伍,以及他在兼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期间培训的一批党员。从客观条件来看,广东始新人张发奎,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团长,平时以“左派”面貌出现,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深为自己没有固定的地盘而担忧,又与控制湖南、湖北的唐生智矛盾很大,有“反蒋”、“反唐”的表示,并愿意联合共产党返回广东去。正是基于以上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临时常委会决定与张发奎联合行动。
    直到7月25日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根据瞿秋白从庐山带回李立三等人的提议,才正式确定武装起义在南昌举行。会议讨论过程中,周恩来的发言进一步提出要从速确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和一些重要策略,特别是怎样获取友军和国民党左派合作,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三省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并要求共产国际经汕头迅速给予军火和物资的接济。他认为可以在南昌首先发难,联络湘鄂赣一带的工农群众,形成反对武汉和南京反革命势力的中心;但是南昌不易立足,因而仍然主张移师广东,以东江为新的根据地。其依据是他自己在大革命时期率领国民革命军东征,曾经在潮州、汕头一带工作过,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认为敌军兵力较小,海丰的农民运动都有良好基础,又有汕头这个海口,便于从海上得到苏联的支援。为了争取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和合作,会议最终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举行武装起义,地点在南昌,并确定了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广东,建立新的根据地,再进行第二次北伐。同时决定成立中共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负责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并通知各地党组织在秋收季节广泛发动农民暴动相配合。
    中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由陈赓陪同赶到九江,7月26日立即召集李立三等人开会,传达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并针对讨论土地纲领时出现的意见分歧,明确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把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列入起义政纲,统一了大家的认识。接着,在周恩来的组织下,一方面派邓中夏回武汉向党中央报告起义的计划,另一方面积极进行军事准备,组织起义部队向南昌集中,尤其是要聂荣臻去马回岭,设法将驻扎在那里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其中第七十五团由叶挺独立团改编而成)摆脱反动师长李汉魂的控制,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周恩来自己则于7月27日从九江秘密来到国民党控制下的南昌,按照中央7月25日会议的决定,在南昌城内租用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前敌委员会。会上进一步讨论了南昌起义的有关问题,鉴于军事力量的不足,决定将原拟在7月28日举行的起义推迟到7月30日晚间。7月28日,周恩来移住江西省立女子职业学校,使这里成了前敌委员会组织起义的指挥部。当天,周恩来还前往第二十军指挥部与贺龙会面,告诉他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具体行动计划,并征求他的意见。贺龙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很好!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周恩来当即代表前委任命贺龙为这次武装起义的代总指挥,并派刘伯承来协助他制定起义的具体作战部署。紧接着成立的总指挥部,由贺龙、叶挺、刘伯承等负责。
    可是,真要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还遇到了不小的干扰。首先是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罗明纳兹,对于7月25日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举行南昌起义的决策,他当场表示支持,但又说要经过莫斯科同意,并随即发出紧急请示电。7月26日,罗明纳兹再次召集留在武汉的常委开会,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的复电。这封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以“最高领导机关”名义发来的电报答复说:“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并且强调指出“加伦将军(苏联军事顾问)”和“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由此可见,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态度是犹豫不决的,尤其是禁止苏联军事顾问参加这次武装起义。其实,当时南昌守敌十分空虚,而共产党掌握的军队则处于绝对优势。因此,会议认为这份指示应该作如下理解,即“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从而排除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干扰,继续坚持发动南昌起义的决心。
    7月26日的会议,最终决定派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名义立即前往南昌,传达“国际来电”和中央会议精神,“以坚决前敌之发动”,“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可是,张国焘却制造新的干扰。7月29日早晨和上午,张国焘从九江接连给前委发出两封密电,说暴动应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达后再作决定。前委经过研究,认为这个意见是错误的,起义准备工作决不能停顿。7月30日晨,张国焘一到南昌,前委立即开会听取他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指示的传达。这时,张国焘仍对张发奎存在幻想,继续主张一定要得到他的同意方可行动。这个已经不合时宜的错误主张,等于是要取消起义,当场遭到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人的坚决反对。31日早晨开会又辩论了几个小时,张国焘处于十分孤立的境地,不得不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于是,前委决定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南昌起义。
 
李立三:及时建议
起义地点改在南昌
 
    有关南昌起义的论著,大都说7月中旬,临时常委会决定发动武装暴动时,一开始就是定在南昌。其实,并非如此。据李立三在1927年10月写的《“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文中说:“我们动身时,中央并未给我们准备此项工作任务。”这就表明在李立三出发前,从来没有提过要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而是李立三等人7月19日到九江进行考察后,根据张发奎态度的变化才建议中央改变起义方案的。
    7月18日,临时常委会作出联合张发奎进行武装起义的初步决策后,鉴于叶挺、贺龙率领的部队,已经利用“东征讨蒋”的名义开赴九江附近,周恩来随即派聂荣臻、贺昌、颜昌颐三人组成前敌军事委员会,前往九江向有关同志转达中央意图,通知部队中担任连职以上的党员干部做好起义的思想工作和行动准备,但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另一方面,中央又派李立三(常委)和邓中夏(中央秘书长)赶往九江实地考察,做部队移师广东的准备工作。
    李立三、邓中夏在来九江途中了解到张发奎的政治态度已有变化,不仅高喊“拥汪”,而且表示对共产党不满,要叶挺离开军队或退出共产党;而且朱培德之第三军移驻樟树,第九军移驻临川,程潜之第六军经萍乡分道向南昌集中,对叶、贺部队形成包围之势。随即于7月19日上旬在九江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出席者有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吴玉章、林伯渠等人。李立三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明确指出由于“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独立的军事行动”。邓中夏表示同感,认为党内还有相当的人对张发奎抱有幻想,应该抛弃这种想法。谭平山当即提出:我们的部队应集中南昌,在此联合贺龙的第二十军举行暴动。三人商议:在军事上,应赶快向南昌集中,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以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在这次议决中,没有不同意见。于是,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建议就在这天晚上确定下来。
    这时,瞿秋白和鲍罗廷也在九江附近的庐山思考党的下一步行动方针。因此,李立三、邓中夏又急忙上庐山向瞿秋白反映九江会议的上述建议,委托他速回武汉向中央汇报,尽快调整起义方案。瞿秋白听完他们的分析后立即表示完全赞同,情绪激昂地说:早就该这样了。我们已经压抑得太久了,也许这次暴动会给我们党带来新的希望。于是,瞿秋白立即潜回武汉向中央反映,并被7月25日常委扩大会议所采纳。中央并且决定改变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九江)便解决他。
 
叶剑英:通报敌情
有效保护起义骨干
 
    在南昌起义酝酿、决策和加紧准备的过程中,磨刀霍霍的敌人也在不断进行阴谋活动。能否保护好党的骨干力量,成为起义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环节。对此,叶剑英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7月22日,汪精卫窜到庐山同张发奎密谋,决定以张的名义邀请贺龙、叶挺前来参加军事会议,乘机予以扣留;同时又下令贺、叶部队到九江与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然后以三、六、九军的兵力予以包围。这种情况表明,共产党再不尽快举行军事暴动,连仅有的少数革命武装也难免遭到敌人的镇压和瓦解。
    可是,敌人哪里知道,在第二方面军第四军担任参谋长的叶剑英,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已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外界无人晓得这个身份。因此,他能够以职务之便获悉上述重要军事机密。本来叶剑英与叶挺有密码联系,但是汪精卫等人的这次密谋,特别紧急,于是连夜从庐山赶赴九江找到叶挺,又转告贺龙、廖乾吾(第四军政治部主任)、高语罕(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共商对策。这里离第四军军部不远,便于很快到齐,然后以划船赏景为掩护,经过短时间的磋商,作出了三项决定:一是贺龙、叶挺不上庐山开会;二是不能接受张发奎调贺、叶部队来德安集中的命令,并立即开往牛行车站乘火车去南昌;三是叶挺的部队第二天先行,贺龙的部队于第三天随后行动;高语罕等公开的共产党员,要尽快离开第四军。这些决策,对保证起义骨干的安全,以及将起义的主力部队向南昌集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7月26日,叶、贺部队相继转移,沿南浔铁路线开往南昌。此后,张发奎多次发电报催促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他们二人已达南昌,当然不会从命。恼羞成怒的汪精卫又耍阴谋,偕孙科、张发奎等于7月28日再赴庐山,召集朱培德、唐生智、黄琪翔等开会,密商加紧“清共”行动。会议作出三项部署:(1)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所属部队自南昌撤回九江;(2)封闭左派主持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3)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会后,汪精卫等人又多次下令催促。叶剑英在庐山会议上获知内情,立即派人下山通报给廖乾吾。廖又及时转告恽代英、高语罕等,从而得以迅速离开九江,赶赴南昌参加起义。不久,又传出张发奎和汪精卫、孙科准备于8月1日同赴南昌的讯息。正是这种张发奎联汪反共的真面目已经暴露无遗的情况,也迫使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对张发奎的幻想,从而使前委得以最终作出在8月1日举行南昌起义的决策。
 
朱德:与敌周旋
当好起义参谋向导
 
    为了保证南昌起义取得胜利,必须做到知己知彼。前委书记周恩来把摸清敌情的艰巨任务交给朱德来承担。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驻扎在南昌起义部队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由朱培德任总指挥兼江西省政府主席。原在第二十军从事政治工作的朱德,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利用与朱培德同是辛亥革命时期滇军军官的老关系,于1927年1月转到该部队工作,被委任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不久,又被委任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4月初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朱德利用职务之便,培训了几百人的革命骨干。可是,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朱培德追随汪精卫,政治倾向日益反动,下令在江西全省停止工农运动,到处张贴“欢送共先生出境”的标语。鉴于形势的变化,朱德于6月中旬辞去南昌市公安局长职务,并将军官教育团第一、二两个营的700多名学员提前毕业,大部分回到扩编的第三军和第九军中去作红色种子,自己则以招募收容原滇军彭汉章的第九军余部为名,经朱培德同意后离开南昌赴武汉,实际是去听从中共中央新的号令。7月13日,朱德在汉口出席中央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召集的秘密会议,当周恩来询问到会者对发展革命军事力量的意见时,朱德认为泸顺起义失败后,四川形势险恶,再谋发展很困难,武汉也日益紧张,搞不好连站脚的地方也没有。他根据自己在江西工作半年了解的情况提出可以在那里发展革命军事力量,并号召大家到江西去。由于有便于开展工作的条件,中央在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后,立即派他返回南昌进行先期准备。
    7月21日,朱德再次来到南昌,不仅为武装起义精心绘制了一张南昌市区的地图,而且利用当地驻军有不少人是原来滇军中的旧友或部下这种老关系作掩护,通过串门访友,详细调查了南昌的兵力部署,包括各个部分的驻地、装备、战斗力、思想动向,并且与第三军、第九军驻南昌的几个团长频繁接触,对这些指挥官的爱好和能力都做到了如指掌。7月27日,当周恩来秘密来到南昌,住进朱德在花园街的寓所后,他立即抓紧时间详细汇报了所掌握的敌情资料,还画了一张详细的驻军布防图,标明碉堡、火力点和进攻线路,使前委的起义计划更有针对性。周恩来称赞朱德“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为准备起义立了大功。
    为了确保起义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又交给朱德一项特殊任务,要他设法麻痹和稳住第三军的第二十三、二十四两个团,这是当地驻军中的主力部队。于是,朱德以军官教育团团长的身份,特地在佳宾楼宴请这两个团的正副团长。7月31日下午2时,朱德有意换上便装前来作东,4位客人也准时到达,酒席持续两个小时仍然兴致正浓。看到这种情景,朱德又提出到大士院32号一个名妓家中玩麻将,4位客人欣然同意,随即坐上汽车前往。朱德赶紧抓住这个间隙先赶到第二十军指挥部,向贺龙通报情况,然后也去陪伴客人。晚间9点多钟,第二十军有一位姓赵的副营长接到起义命令后跑来告密,正在打牌的这几个正副团长急忙告辞。朱德知敌情有变,在送走“客人”后再次赶去向贺龙通报起义泄密的情况,贺龙又迅速报告前敌委员会。周恩来等人当机立断,决定将起义提前到2时举行。
    8月1日凌晨两点钟,在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下,南昌起义正式开始。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大部分守敌被歼灭(约3000多人),其余则缴械投降,那个泄露起义机密的叛徒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共计缴获枪5000多枝,子弹70多万发,还有大炮数门。整个战斗于拂晓时刻结束。
    在南昌起义喜获胜利之后,周恩来庄严宣告:“革命靠军阀的部队是靠不住的,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打倒反革命。现在,我们起义成功了。从此,这里的军队归共产党领导。”
 
瞿秋白:积极支持
高瞻远瞩指明方向
 
    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反动当局受到很大震惊,武汉政府紧急通令张发奎、朱培德、唐生智等多支部队合力“围剿”。形势十分严峻,此地不宜久留,又闻苏联要运一船军火到广东沿海,起义军按照中央原定计划,从8月3日至7日相继撤离南下,开始南征回粤的新战斗。由于主客观多种原因,终因寡不敌众,10月中旬在潮州、汕头一带惨遭失败。
    对于瞿秋白与南昌起义有什么关系,党史论著中很少提及。其实,瞿秋白不仅是南昌起义的积极支持者,而且在7月26日起接替张国焘主持中央工作以来,一直十分关心这次起义的发展和结局。1927年8月7日,他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报告就高屋建瓴地指出:“7月13日我党的宣言是党的新政策开始。……这次南昌的行动,至少是有意识地走到新的方针。”10月24日,瞿秋白在党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创刊号发表文章,更加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经过南昌八一暴动,两湖、广东最近的农工暴动,而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革命进展到更高的形式。”1928年7月9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瞿秋白起草),对南昌起义进一步作了科学的总结。一方面,从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来看,充分肯定“南昌暴动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是对的。另一方面,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起义军在南征回粤途中遭到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是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同时也指出“指导机关策略上的错误”,主要是“没有明显的政纲”,“对于土地革命的不坚决”,“没有与农民运动联络起来,没有武装农民”,“没有摧毁旧的政权机关,而代以劳动者的政权”,以及“其他军事上的错误等”。
    以上瞿秋白从中国革命“新方针”、“新道路”的视角对南昌起义所作的评价,显然是高人一筹的远见卓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原来的同盟者已经变成刽子手向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大开杀戒的危急关头,南昌起义勇于以弱小的革命武装与庞大的反革命武装相对抗,绝非轻率的盲动之举,而是转变战略部署、开创革命新路的正确决策,使处于严重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广大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缺陷在于未能与附近湘鄂赣数省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当时全世界尚无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胜利的先例,南昌起义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不必过多指责。实际上,8月1日举行的南昌起义是取得了全歼守敌的重大胜利,起义军在随后南征回粤途中遭到失败,这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目标的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因此,不能因南征回粤的失败而把南昌起义也说成失败了。瞿秋白的上述与众不同的科学论断,是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和进行辩证分析的榜样,对正确评价南昌起义,以及指导后来的革命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南昌起义,不能忘却瞿秋白的贡献。
 
(责任编辑:艾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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