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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在庐山会议前后
文 • 张寿春
来源 :  2012-10-15 09:36:45 已浏览 : 1535
 

    中共中央于1959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庐山会议,从前期继续纠“左”到后期错误地转为反右,批判彭德怀及所谓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并扩展为全党范围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方向性的逆转,造成了多方面的严重恶果。面对这场狂风恶浪,朱德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仅对彭德怀的“批评”很注意分寸,而且主动积极地帮助党中央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在适当时机深刻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为正确坚持党性原则树立了榜样。

 

错误批彭不跟风

 

195972日起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定议题是总结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已经觉察的“左”倾错误,以求在此基础上统一思想,争取更大胜利。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的讲话,对国内形势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表示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但同时又强调成绩与缺点错误相比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会议前期开得比较活跃,在分组讨论中,多数人认为“大跃进”运动中产生了“左”的倾向,必须进一步纠正;国民经济比例出现了不协调状况,必须加以综合平衡;群众积极性受到挫伤,必须加以保护。也有些人对纠“左”仍有抵触情绪。这种分歧在讨论《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时,明显地暴露出来。

 彭德怀参加西北组讨论,作了多次发言和插话。他认为1958年北戴河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的三个月内搞了一些“左”的东西,批评了“全民办钢铁”和“吃饭不要钱”等不适当的口号;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片面强调“一大二公”的所谓优越性,结果是欲速则不达;指出提议第一书记说了算,不建立集体领导的威信是危险的;认为不能滥用党的威信,要防止骄傲和脱离群众;指出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规律,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等。彭德怀在得悉会议将于715日结束后,深为会议对“问题不少”讨论得不够而焦虑不安。712日上午,彻夜未眠的彭德怀直接去找毛泽东当面反映意见,警卫人员告诉他主席刚刚入睡不便打扰。彭德怀连夜给毛泽东写信,由随行人员帮助抄写并于714日送交。这封信在首先指出“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前提下,坦率地陈述了对1958年以来发生“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看法,着重批评了普遍滋长浮夸风的危害,认为“大跃进”的速度太快了,人民公社办早了,尖锐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的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置诸脑后了”。他还批评了“在有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代替一切”的错误观点。

毛泽东于716日将此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的标题,印发给与会人员加以评论。许多同志赞同这封信的基本观点,也有些人表示反对。其中,黄克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周小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同意信的总的精神,同时认为个别话语以不讲为好。张闻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在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明确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从理论上深刻批评了“大跃进”的错误。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723日召开全体会议,严厉批判“意见书”中的一些观点,认为这封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妄图篡党夺权的纲领”。于是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以及持相同意见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在内的所谓“反党集团”的批判,从而使会议方向突然发生逆转。

8月上旬在庐山接着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进一步联系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牵强附会地清算彭德怀等人的“反党罪行”,并且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对形势作了颠倒黑白的估计,强调“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会后,一场“反右倾”运动,使一大批党员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和处分。这样,就造成了党的历史上一次后果严重、影响深远的悲剧: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把一批敢于讲真话的同志错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甚至判刑;在经济上,中断了对当时“左”倾错误的纠正,使违背经济规律的错误主张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在理论上,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观点。

面对突然刮起的政治风暴,朱德劝彭德怀作点检讨,不要顶牛,对彭德怀进行了批评,但是朱德坚持原则,没有乱扣帽子。725日,朱德在第四组会上说:高级干部有不同的意见,无论如何要搞清楚。把问题搞清楚了,统一了认识,以后的事就好办了。彭总要了解,我们高级干部的认识如果有错误,就会影响别人,影响工作,如果意见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如果意见是错误的,就要改正。726日,彭德怀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后,朱德在小组讨论时又说: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

8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目的是要进一步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旧账”,并且在讲话中说彭德怀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反革命的一面,与他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朱德接着发言,态度比较温和,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言,既批评了彭德怀,也肯定了他的成绩和优点,本来还想把自己的意见敞开说一说,可是刚开了一个头就被粗暴地打断了。毛泽东认为朱德的发言“没有击中要害”,是明显地袒护彭德怀,还把腿抬起用手指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未抓到痒处”。此后在接着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进行更加严厉地揭发批判时,朱德以沉默表示抵制。在表决通过决议时,朱德虽然也举了手,但弯曲着胳膊,手只举到别人一半的位置,表达了一种极不情愿的心态。

庐山会议结束后,朱德于821日回北京参加正在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主题是进一步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追查所谓以彭德怀为首的“军事俱乐部”成员。由于朱德在庐山会议之前及会议期间,曾多次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对彭德怀“批判不力”,因此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也被视为“右倾”而受到错误批判,被迫于911日的会上作了“检讨”。林彪不仅在庐山会议期间污蔑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并且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恶意攻击朱德是“老野心家”、“想当领袖”、“实际上没当过一天总司令”,对毛泽东错误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9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作出决定,任命林彪兼国防部长,取代彭德怀原来的领导职务,同时免去黄克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改由罗瑞卿接替。紧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改组中央军委的决定,林彪成为军委第一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敢于仗义执言的朱德不再担任军委副主席,只是留任军委常委委员。

 

发现问题敢直言

 

对于这场毛泽东发动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朱德为什么没有按照既定的基调对彭德怀上“纲”上“线”?一方面,这是出于他几十年来对彭德怀为人耿直、忠心为党的基本品质的坚信;另一方面,也是在于他对1958年以来经济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左”倾错误,有着和彭德怀相同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是以亲自调查的大量事实为依据的。

1958年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酝酿发动“大跃进”和大办人民公社之初,朱德是热情支持的,同样迫切希望找出一整套能够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的路线、方针和组织形式。但在深入工厂、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之后,他很快发现了急于求成的瞎指挥和浮夸现象等不少问题。42日,朱德在全国煤矿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明确指出:“要有实干精神,要鼓劲,但不要吹嘘,办不到的事情就不要讲。”929日,朱德在视察太原钢铁厂时又说:“工业生产不能光强调数量,还要注意产品的品种和质量。质量不好,产品卖不出去,积压在仓库里,岂不是浪费?”1114日,他在视察天津大沽化工厂时又指出:“建立人民公社不能强迫命令,应以有利于生产为条件。能办得到的就立即办,一时办不到的可以慢慢来,要根据本社的具体条件来办。”1217日,他在听取河南省省长吴芝圃汇报工作时指出:“我们是不是能够很快就实现共产主义呢?条件尚不具备时,太急了,也是不行的。……大炼钢铁有缺点,要不断地在实践中吸取教训,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出路。人们总想走得愈快愈好,但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光想快不行。”

针对来势凶猛的以“一平二调”为特征的“共产风”,朱德在1959130日视察广东省从化县良口人民公社时两次指出:“共产主义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不能太急。”第二天,他又对县委负责人强调说:“你们要注意两件事:年年增加生产,年年改善人民生活。办法主要是依靠群众同心协力地去干。要树立先顾集体、后顾个人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

对于把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当作共产主义新生事物来强制推行的做法,朱德也表示了怀疑。217日,他在听取中共广东省江门地委负责人汇报公共食堂情况时说:“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随后,他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吃饭不要钱是个问题。钱没有用了吗?目前还是需要用钱交换。否则,经济生活就要瘫痪。”520日,朱德在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谈论时更加坦率地表示:“农村现在有个口号叫‘吃饭不要钱’, 这个口号也不符合实际,我看行不通。”610日,他在听取中共旅大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进一步提出:“在农村里,粮食要分到各家各户,愿意在公共食堂里吃饭的,就加入食堂;不愿的,就在家里吃,不要强迫命令。”616日,他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负责人汇报情况时又说:“吃饭不要钱不行。要把粮食分给个人,由个人负责调剂,加点菜和薯。……办食堂,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

对于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朱德也很气愤,有一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一亩地施肥几十斤,下种上千斤,这不是发疯吗?”

正是由于朱德在从南到北的广泛调查中发现了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并且在沿途的一系列谈话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因此当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主张继续纠“左”的时候,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以及同李先念、陶铸、周小舟、吴芝圃等人交谈中,更是直抒己见。他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同时,着重指出了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意见。他说:“去年最大的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二是人民公社化。结果该搞的事情都未搞成,私人的坛坛罐罐都归了公,使国家和个人都受到很大的损失。”“我看去年全民大炼钢铁是不应该的,不仅损失了二十几亿,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别的事情。”“去年的缺点是刮了‘共产风’,不承认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食堂全垮掉,不见得是坏事。”他认为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够,共产搞早了一点”。“我看应该让农民富起来。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去年如果不是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样再维持几年,农民就皆大欢喜了。至少肉、蛋、鸡会有得吃”。“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现在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生产一点东西来供应市场”。所以,他极力主张:“农村所有制的问题要定下来,几年不变,这样下边才好做工作,人心才稳。只有承认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多劳多得,农民才能有生产积极性。”

历史证明,朱德在庐山会议之前及会议期间发表的上述一系列观点,对存在问题的批评是切中时弊的,对产生原因的分析是深刻的,所提的建议也是正确的。只是由于当时在“左”倾指导思想处于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朱德的这些真知灼见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遭到错误的指责。

 

坚持调研讲真话

 

朱德在庐山会议及军委扩大会议被错误批评之后,并没有计较个人的得失,而是不顾自己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继续深入基层调查实际情况,仅195910月至11月的两个月内,就在北京视察了石景山钢铁厂等30多个工矿企业,1960年后又风尘仆仆地奔波于全国各地,先后视察了上海、广东、湖北、北京、陕西、贵州、四川、河南、山东、浙江、安徽等十几个省市的一些工厂和人民公社。他在所到之处都认真听取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意见,并及时向中央汇报,一如既往地为纠正“左”倾错误献计献策。

1960312日,朱德在和中共南充地委负责人谈话时,针对当地的情况指出:要大力发展山区的生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区也有山区的长处,要根据地形的不同,从实际出发,适宜于长什么就种什么,不要强求一律”。42日,朱德又根据在贵州、四川、河南三省视察的见闻与思考,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各地方的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很不相同,农作物的品种又非常繁多,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农业技术改革也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又说: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的生产,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在当时实行“以粮为纲”和要求人民公社发展自给性生产的情况下,朱德却提出要发展农业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的主张,显然是表明自己仍有不同的意见。

由于庐山会议后继续发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运动,使得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更加严重。尤其是农业方面,1959年粮食产量下降,却搞了高征购;1960年的夏粮又比上年大幅度减产,以致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为了解决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朱德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写信提出了四条建设:(1)要多种红薯、玉米、高粱等商品作物,以增加粮食产量。同时还要多种瓜菜,以代替粮食。(2)在新疆、青海、内蒙古和东北等高寒地区,要多种深根作物,如糖萝卜等。(3)在粮食吃法上,应提倡粗粮和细粮混吃。(4)要注意发展短途运输,以便把“死角粮”运出来。朱德的这封信受到中央高度重视,把它作为正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会议文件之一,立即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对于缓解粮食供应的严重紧张局面起了积极作用。

轻率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错误开展“反右倾”斗争的恶果逐渐暴露出来,再加上自然灾害的袭击和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的影响,我国接连三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国民经济因比例失调而无法正常运转,广大干部群众食不饱腹,甚至发生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现象。这种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改弦更张。于是自1960年下半年起,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入手,重新下决心纠正以高指标、“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113日,中央发出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除了重申第一次郑州会议纠“左”以来行之有效的农村经济政策以外,还作了必要的补充,明确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凡是向社员个人平调的房屋、土地、家具、车辆、农副产品和建筑材料等各种财物,都必须清理,坚决退赔;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必须实行“四固定”,由生产小队使用,任何人不得随便调用;允许社员先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朱德对这些指示十分赞同。

19601224日至1961113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和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等问题。朱德在最后一天的全体会议上发言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对农村工作情况和“农、轻、重”的关系搞清楚了,摸到了底。过去我们虽然也常说“农、轻、重”,但实际上没有那样做,仍然是“重、轻、农”。我国的轻工业和手工业是有底子的,今后应注意发展轻工业。钢铁工业和手工业是有底子的,今后应注意发展轻工业。他主张:钢铁工业宁肯少建设一点,也要多给轻工业一点投资,这应该成为今后的长期方针。轻工业发展了,可以多出口一些轻工业产品,换回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来。今后的对外贸易,主要应出口轻工业产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主要出口农副产品。这是一件大事,应该重视。

114日至18日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根据周恩来等人的意见,会议正式出台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是党为克服严重经济困难而采取的重大战略决策和纠正“左”倾错误的重要转折点。朱德在118日的大会发言时高兴地说:今年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这很好,要抓紧搞。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再来发展重工业,这是正确的方向。他还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发展农业一定要注意开荒和兴修水利;发展交通运输业,要特别注意发展铁路和轮船运输业,因为我国的铁路和轮船运输业比较落后,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交通运输业发展了,就可以减少人力运输,以便腾出更多的劳动力来从事农业和轻工业生产。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还有一项重大决策是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会后,朱德仅仅隔了一天就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浙江进行调查,并在130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目前上海工业生产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特别是纺织工业,生产仅达生产能力的50%,其他轻工业生产也有30%的生产能力用不上去。他说:要想使上海工业“吃饱”,在短时期内,单靠国内供应原料是不行的,必须争取多进口一些原料,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出口。这样做有五大好处:一是支援了出口;二是支持了工业生产;三是增加了外汇;四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五是增加了国内市场的供应。他指出:从上海的经验来看,如果“吃不饱”并且有制造出口商品条件的工业部门,都可以仿效上海的办法,进口原料,出口成品或半成品。如果能够做到进口原料按分期付款或延期付款,那就更好。总之,要设法使机器开动,人尽其用。他还认为浙江在养蚕中实行“四包一奖”制的经验很好,即养蚕以生产小队为单位,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产量、包产值、包工分、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在农民有自制自用丝绵习惯的地区,生产队在完成定购任务后,多余的茧子实行三七开,即30%卖给国家,70%分给社员自用。凡实行这一办法的地区,群众满意,包产顺利,并且包产指标比去年增长10%-20%

36日,朱德又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报告视察福建、江西两省的情况,着重指出凡是贯彻了中央紧急指示信和经过整风整社的地方,实行包产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指派办法,使生产指挥权真正掌握到群众手中,“群众普遍反映有七满意:对退赔兑现满意;对分配兑现满意;对超产奖励满意;对自留地满意;对‘三包’落实满意;对干部作风转变满意;对春节供应满意”。这封信实际上也就是以群众的反映来证明调整政策的正确性,从而推动了纠“左”措施的坚决贯彻。

随后在广东视察期间,朱德于313日在对港、澳出口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着重强调了要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问题。他指出,最近几年,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做得比较多些,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做得比较少,就现在的形势来看,帝国主义的“禁运”是禁不住的。因此,今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要增加一些。港、澳是自由港,离我们又近,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一个很好的阵地,我们应该抓住这个阵地。他提出:对外贸易工作中,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以进养出”(即“进口原料,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出口”)和“以出带进”(即“只有多出才能多进”)这两条。这两条中央已有决定,希望大家切实执行。他还说:我们的外贸不是搞一年就完了,而是要长期搞下去,这就需要争取一些永久性的阵地。在产品规格和质量上,不能按我们的主观想法来安排,而应该根据顾客的要求来组织生产。

59日,朱德在视察四川、陕西、河南、河北回到北京后,又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四省的情况,同时对一些问题提出了建议。信中说:(1)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贯彻以后,各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农民已经普遍地注意发展家庭副业生产。现在群众最大的顾虑“怕政策不兑现”,担心“上面说得好,一到下面就变了”。(2)河南省总的情况虽然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困难仍然很大,表现在:农民体力弱,浮肿和疫病等还有200多万人,牲畜死亡多。(3)四川群众反映公共食堂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回家再加工一遍,人力物力浪费不少。陕西群众反映说公共食堂有五不好: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动力;浪费时间;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饭做得不好)。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吃,不到一个月,浮肿病即下降40%-50%。(4)四川、陕西、河南三省都赞成恢复手工业,他们感到1958年转厂并社时,手工业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面过大了,现在存在不少问题。(5)集市贸易恢复后,市场活跃了,产品增加了。但出现了投机倒把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国营商业对集体贸易的领导。(6)现在县与县、社与社之间,仍然进行经济封锁,物资不能互相交流。这个限制必须迅速打破。(7)国家规定“不许远途贩运”,这一条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因为许多肩挑小贩既是“贩”又是“运”,对物资交流、互通有无有很大作用。总之,凡国家包不了的地方,则尽量动员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利用小贩进行短途运输,活跃市场。农业、手工业、供销社是三位一体的,它们互相结合,互相促进。要想把集镇繁荣起来,除发展农业生产外,又须把手工业和供销社恢复起来。

521日至612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继续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问题。正是由于会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了解到了许多真实情况和问题,听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因此,这次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作了重大修改,其中将原来保留的3/10的供给全部取消,改为不论男女老少、干部社员,一律实行同工同酬;将原来主张“积极办好”公共食堂,改为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应该分配到户”。上述两项新的规定,解决了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两个重大问题,把对平均主义错误的纠正又推进了一步。实践证明,朱德一再坚持的有关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对中央调整政策起了重大作用。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还讨论制定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40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35条”)等文件。在讨论过程中,朱德作了两次发言。他在531日的发言中谈到恢复国民经济问题时说:农民在1958年以后就搞乱了。现在主要问题是解决粮食问题。农民总要有点多余的粮食,这些粮食国家就不去统了,可以用来解决市镇本身的需要。农村市镇上的茶楼、酒店、饭馆要恢复起来,这是农民十分需要的。有些工厂、合作社合并不当的,要恢复原来的状况。平调来的工厂应归还人家。朱德在66日的发言中说:现在收购农副产品的办法太死,收购的种类也太少,这样不好。今后要改进收购办法,扩大收购种类。另外,现在的收购价格不合理。如今年的水果比往年增产,但收购上来的却很少,原因之一就是收购价格太低。近几年农村的牲畜死了太多,农具损失了很多,生产力遭到了破坏,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要把农村集镇的铁匠、石匠等手工业者都迅速地组织起来,恢复起来,以便帮助农民建设家庭。

会议结束后,朱德又多次派身边工作人员到北京郊区及武汉、广州等地调查“手工业35条”的贯彻情况,并及时转报中央。729日,他向党中央、毛泽东报道《关于北京市郊区手工业情况的调查材料》,同时在信中提出了三条意见:(1)从几个材料来看,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生产的潜力是很大的,只要劳动力安排恰当,分配合理,这方面的生产是大有可为的。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在农业上实行小段包工和建立责任制,以便加快农业建设速度,抽出较多的时间参加手工业和副业的生产。(2)北京市城市人民公社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现在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这既不利于调动生产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又重复了“一平二调”的错误。是否在各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较好。对于赚钱的企业,公社可以按合作社办法提取10%-15%的建设基金,作为各厂增置设备、扩建厂房之用。(3)现在城市人民公社所属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工资福利制度很乱,职工在这方面的意见不少。现在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在工资福利上,各厂可以根据自己企业赔赚的情况和一定的工资福利核准,酌情自行调整。

1121日,朱德给邓小平(时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写信并向党中央、毛泽东报送《关于“手工业35条”贯彻执行情况的调查材料》,又说:凡是贯彻这个文件较坚决的、进度比较快的地区,手工业产品大为增加,质量迅速提高,社员情绪高涨。但就全国说来,发展尚不平衡,某些地方思想上还有阻力。应通报各地对手工业的调整工作,要抓紧进行。他强调指出:“武汉市和广州市,已将城市公社工业调整为手工业合作社或单独核算的小集体企业,结果很好。我的意见,全国城市工业,均应参照武汉市和广州市的办法,适当进行调整。”他还认为,1958年转厂并社时,有些地方对手工业工人的雇佣关系、合作关系和师徒关系划不清界限,以致将不少手工业、技术工人划为小业主。“应该指示各地,根据一定的标准适当纠正。”并且提出:县以下的集镇,与农村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集镇上的手工业、饮食业、服务业等七十二行,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至关重要。另外,近几年,不少群众的住房墙倒屋塌,急需加以修补。有些群众还想把草房变成瓦房,这是群众要求安居乐业的一种表现。因此,恢复和繁荣集镇,组织建筑工人生产砖瓦、建筑材料等,必须引起各地严重注意。他又说,集镇居民多为专业或兼业的手工业者,他们在历史上就是为农业和农民生活服务的。集镇是手工业与农业结合的纽带,抓住这个纽带,既有利于各类物资的集散,又繁荣了农村经济,同时也增加了货币的流通。朱德的以上这些深刻见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生动体现,后来均被中央采纳,对修改和完善有关文件的规定,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时机成熟谈教训

 

庐山会议中途因彭德怀一封信提出的尖锐批评超过了毛泽东定的基调,就突然发生方向性的逆转,并紧接着错误开展大规模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粗暴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第一次,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庐山会议之所以发生这种方向性的突变,并且迅速形成势不可挡的政治风暴,决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党内个人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恶性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纠正这种错误也非一日之功,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注意策略,只有到时机成熟之际,深刻总结过火斗争的教训,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朱德正是这样做的。

1962117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通常称“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是在经过一年来贯彻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形势开始好转但仍有很大困难的情况下召开的。为了正确总结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和教训,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会议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毛泽东在会上作的自我批评,尽管还不深刻,但承认过去走了弯路,“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就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还不符合事实嘛”。

在这种党内气氛转向比较宽松的情况下,23日朱德在参加山东组讨论时的发言,终于触及了庐山会议以来对处理党内矛盾发生严重错误的实质和教训。他明确指出:“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问题的要素在于“党内斗争有时同对反革命分子的清理混淆了”。因此,他希望“经过这次会议”,“把平反的工作搞好,把更多的人团结起来”。

朱德进而总结了发生上述错误的教训,指出了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即“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一个偏向来了,掌握不住,越走越偏。‘左’的倾向来了,也带群众性,制止不住,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得住。有那么一些人,在‘反右’中总觉得高指标都对,不搞高指标就‘右’了。所以,风刹不住,反右比较容易,因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我们党内比较容易识别,好制止一些,‘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他还根据长期以来的党内斗争经验指出:“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并说:“解决党内问题还是要和风细雨,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工作发生了错误,只要上面肯作自我批评,下面怨气就容易消。”“对犯错误的同志,应当治病救人,不能惩办主义,无情打击。要很好地爱护干部,尊重党员的权利。”朱德的这些发言,言简意赅,既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有现实的强烈针对性,中心思想是要求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强调主要领导人带头进行自我批评,对健全党内民主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充分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对党的事业健康发展的赤胆忠心,没有为自己遭到错误指责而流露丝毫怨言,这种高贵品质也为全党增强团结作出了表率。

(责任编辑: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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