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陷入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撤消江浙区委，分别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并决定原江浙区委代理书记陈延年主持江苏省委的筹建工作。1927年6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四川路施高塔恒丰里104号成立，陈延年被任命为江苏首任省委书记。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省委办事机关召开会议。不幸的是，当日下午，陈延年就被叛徒出卖被捕，9天以后，血染刑场，就义于上海龙华，年仅29岁。

少年壮志    磨练品格

陈延年1898年出生于安庆一个有名望的家族，他曾在私塾、尚志小学、全皖中学求学。他自小聪颖，读书认真，穷经究理，不苟言笑，对旧书掌故新书知识都有兴趣，视野开阔，抱负不凡。他和弟弟乔年自小在一起，感情深厚。

陈延年的童年时代正是中华民族陷于苦难深渊之时，他的父亲陈独秀奔走革命，在家时间甚少，不仅未能在家庭生活方面给子女带来幸福，还曾因所从事的革命活动而一度危及子女生命安全。1913年3 月，宋教仁被刺，国民党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陈独秀协助柏文蔚讨袁。结果“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派人捉拿革命志士。陈独秀被列为通缉要犯，被迫逃往日本。没有抓到陈独秀，他们就派兵抓捕陈延年兄弟俩。幸好陈家事先得到消息，让两个孩子连夜跑到乡下躲避才免遭毒手。刚满15岁的延年虽然还不懂政治，但此次遭遇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延年也像当年的陈独秀一样，越来越渴望走出安庆，到外面去求学。1915年，陈独秀返回上海，开始筹办《新青年》杂志。他接到老家来信，得知延年兄弟俩的心愿，立即表示赞成，并将他们接至上海，接受更多新思想。

1915年，延年17岁，乔年14岁由乃父接到上海求学。他们先学法文，两年后一同考入震旦大学。他们求学的生活非常艰辛。陈独秀有一种不同凡俗的性格和思想，也表现在对两儿子的严格要求上。他坚持不让他俩在家中过平稳、依赖生活，而让他们自创前程。陈延年兄弟俩白天读书打工，晚上就睡在《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的地板上，常常吃大饼、喝自来水，冬无棉衣，夏衣褴褛，面色憔悴。身为延年、乔年之继母又是姨母的高君曼，和友人潘赞化情有不忍，劝陈独秀改善两子生活；他不为所动，还斥责她是“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兄弟二人也个性倔强。他们的祖母从安徽到上海来看他们，要给以补助照顾，均被拒绝，两兄弟声言决不依靠任何接济。小小年纪如此好强，确是少有的。

留学法国    转变信仰

陈延年在上海生活的几年，新文化运动正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尚未传到中国，而无政府主义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陈延年对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国外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产生研究兴趣，并与吴稚晖、李石曾等国内无政府主义者交往甚密。

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全国展开，延年兄弟心生向往。时为社会名人的吴稚晖也十分赞赏这对兄弟 ，就专门写信向法华教育会推荐。当年年底，陈延年和弟弟如愿赴法，一面勤工俭学，一面积极参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活动 ，对其父陈独秀宣传马克思主义却是颇不以为然。有一次，留学生陈公培将陈独秀的一封信转交陈延年，信中劝他脱离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陈延年只说“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

在有关勤工俭学及华工事务等问题上，留法学生运动领袖、早期共产主义者赵世炎曾与他们有过对立。赵世炎就此写到：“李卓、李合林、陈延年兄弟(合起来就是华林无政府派)等发言，各派都加攻击,尽说刁钻话，说的都是似是而非,很足以动人。”陈公培也提到：“无政府党和马克思派都在各处丛生，大约不久都有鲜明的组织出现。”显然，陈延年兄弟倡导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已有相当的影响。

1921年初，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同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这无疑让本已十分窘困的留学生雪上加霜。接着，又传出华法教育会职员大量侵吞国内汇来的学生救济款的消息，使学生更加忍无可忍。2月间,蒙达尼学校当局以拖欠学费为名，强制学生退学，促使学生采取激烈行动。1921年2月28日，400余名勤工俭学生在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的组织领导下，来到巴黎中国驻法使馆前请愿示威，高呼“为了生存和学习的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他们要求：由北京政府发给学生每月400法郎津贴，以4年为限;解决入学问题，里昂中法大学和比利时中比大学应该任便学生自由入校。但学生的合理要求被拒绝,请愿学生被早已等候的法国警察毒打和驱散。

“二二八”运动失败后，留法勤工俭学生一直要求回里昂中法大学学习，试图将就读该校作为解决生活和学习问题的重要途径。中国校方当时也答应了学生的要求，然而，9月24日开学前夕，里昂中法大学的布告栏里却张贴了这样的布告：只有具有文凭需要继续深造的学生，才能在大学里学习；每个学生在注册时要带足够的生活费,而且必须通过入学考试。

这是中国校方玩弄的伎俩。里昂中法大学是华法教育会创办的，校长是吴稚晖，实际上是海外补习学院，是为留学生预习外国语和某种专业知识的，入学无须文凭考试。校方的这一决定无疑一步步把学生逼到绝境。愤怒的学生不得不到中法大学校内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抗议口号；但中国校方不仅拒绝了学生的入学请求，而且勾结法国当局，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镇压，当场逮捕了100多名示威学生,在被囚禁28天后，除个别人外，大多数被强行遣送回国。陈延年兄弟亲历了事件的全过程，彻底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毅然同李石曾、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决裂，加入到斗争的行列。

在巴黎广泛接触了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同时经历了1921年“二二八”求学运动失败、留学生争取回到里昂中法大学的努力失败等事件后，陈延年兄弟感到法华教育会的无情、北洋政府的冷漠，彻底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在这场斗争中，陈延年及其弟乔年先后结识了共产主义者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李维汉等，得到了他们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最终走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来。1922年9月，陈延年与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邓小平等一起创建了旅欧的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陈延年担任“少共”宣传部长，并负责编辑出版少共机关刊物《少年》月刊。同年秋，经当时的法共党员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陈延年及其弟乔年等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为发展和壮大中共在旅欧人员中的力量，经中共中央研究，正式承认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参加法共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成立中共旅欧支部，陈延年、周恩来、赵世炎等被选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人。1923年春，中共中央决定派陈延年兄弟俩、赵世炎、王若飞等12人赴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经验。陈延年终于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被誉为“小列宁”。

革命中心    忘我工作

1924年，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合作，陈延年等奉命回国，被上海党中央派往广东工作。他最初以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身份开展工作；同年调任两广区委秘书、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协助两广区委书记周恩来工作。同年秋，陈延年接替周恩来任两广区委书记，直到1927年春。当时两广区委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闽南、云南和南洋一带，是当时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地方党委。陈延年一生中最辉煌的几年，是在广东度过的。在此期间，他全力、热忱、主动开展工作，充分发挥了党的组织家、宣传家的杰出才华，为党、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被誉为是“赋有特殊组织才能之人物”，有“共产党中的两广王”之美称。

在陈延年的领导下，广东区委机关逐步充实，设了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宣委）、工人部（工委）、农民部（农委）、妇女部（妇委）、军事部（军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等机构。当时陈延年主持的广东区党委领导班子，有周恩来、穆青、张太雷、冯菊坡、苏兆征、刘尔崧、彭湃、阮啸仙、蔡畅、邓颖超、林伟民、杨殷、梁桂华、邓中夏、李森、谭平山等人，他们都是宣传、组织、军事，工农、青年、妇女运动杰出的领导人。

陈延年夜以继日地不知疲倦地工作。他除了规划、部署、处理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到各处作政治报告、工作报告和经常著文刊出之外，还深入工人群众。为了把人力车工人争取、团结、组织起来，他不但到这些穷苦劳动者家庭探访，还向他们学习锻炼拉人力车。由于他的身体健壮，干劲十足，他代年老病弱的车夫出车赚回的钱全部交给车夫。因此他在人力车夫中享有很高的威信，都把他当作自己人，称呼他为“老陈”。人力车工会很快组织起来，发展了党员，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很多作用。香港有的商报刊文讥笑共产党的高官竟为人力车车夫，延年一笑置之。

陈延年善于通过实际斗争的考验，发展各条战线的积极分子入党。到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前夕，广东区委在广州已先后建立了粤汉路、广九路、广三路、海员、内河轮渡、码头、驳载、石井兵工厂、自来水厂、汽车、钢铁、邮务、电话、油业、泥水、木匠、建筑、酒楼茶室、洋务、人力车、车衣、理发、卫生、店员以及广东大学、妇女、农协、市郊农民等支部。1922年6月，广东党员只有32人。到1926年9月，党员发展到5000多人，占全国党员人数27.1％，居全国各省区首位。

当时两广区委和陈延年分派许多重要党员干部到各条战线开展工作。例如最初分派恽代英、聂荣臻、萧楚女、熊雄等到黄埔军校工作，后又决定周恩来、李富春、林伯渠、夏曦等到各军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建立特别支部。还分派许多党员干部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武装斗争。 

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延年等当地党的主要领导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息。延年分派共产党员、学委副书记、学生会主席毕磊与鲁迅取得联系，做他的工作，并亲自与鲁迅会面，作了长时恳谈。这是鲁迅最早与共产党建立联系的一段佳话，其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陈延年面对广州复杂尖锐、瞬息变化的政治形势，经常与周恩来等商议、思考、筹划、处理问题；与孙中山、鲍罗庭、廖仲恺、何香凝、邓演达、柳亚子和各界其他的知名人士打交道；与国民党右派和已经冒头的蒋介石阴谋作斗争。他十分坚定、机警，对于党内从共产国际传达下来的退让、妥协、右倾做法，敏锐地察觉，明确地抵制，并对乃父当面表示不满，进行争论。陈延年针对廖仲恺被刺之后有的人产生的恐惧心理，说“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他不但在口头上，也在行动上坚决实践了自己的豪言壮语。

陈延年担任广东区委书记不久，爆发了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消息传到广州，广东区委连夜召开广州市党团员大会，陈延年慷慨陈词，号召发动群众，迅速声援上海工人。

6月23日，陈延年亲自参加并指挥了广州十万群众反帝大示威。但行动遭到沙面租界英军机枪扫射，驻扎在白鹅潭的英国军舰炮火轰击，当场死亡52人，重伤170余人，轻伤不计其数。

惨案发生当晚，陈延年召开了区委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决定扩大罢工，组织罢工工人纠察队，全面封锁香港。

省港罢工委员会建立的罢工工人纠察队拥有3000多人，共编为6个大队，22个支队，分布在全省各个重要港口，是保证罢工顺利进行的主力军。陈延年经常到罢工委员会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他夸赞纠察队说：“我们的武装队伍真好，又精神，又熟练，比之萎靡不振的军阀部队大不相同。”

为了激励罢工工人的斗志，陈延年曾化名“陈东”教授在一次大会上作报告说：“我们罢工不仅是为我们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的；也为全体同胞，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解放而斗争！”

省港大罢工从1925年6月19日开始，到1926年10月10日结束，坚持长达16个月之久，是中国工人运动乃至世界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坚持最久、影响深远的一次罢工，重创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大大巩固了广东革命策源地，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陈延年是省港大罢工最重要的领导人。从罢工的策划、发动，到坚持和扩大，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在他的直接参与或领导下作出的，“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在省港大罢工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临危受命    英勇就义

1927年3月，陈延年奉命离开广州前往上海，途经武汉，参加了党的五大筹备工作。他回上海途中在南京得知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连夜赶到上海。面对大批革命者的尸体和血泊，陈延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李立三等联名发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电文。可惜党中央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在北伐与东征问题上犹豫不决，未能接受电文的意见，丧失了挽救革命的时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延年立即转入地下，着力于浙江、江苏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工作，领导广大干部和党员与蒋介石的反共屠杀政策进行了勇敢的斗争。4月22日陈延年送走罗亦农、李立三到武汉参加五大以后，接替罗亦农任江浙省委书记，并在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为政治局委员。正当他在腥风血雨中致力于革命力量的恢复与发展时，他自己却遭到不幸。

1927年6月26日上午9时许，上海四川路施高塔恒丰里104号住宅里，上海中共党组织主要领导同志正在举行秘密会议，传达五大决议，撤销江浙区委，分别组建浙江省委和江苏省委，陈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会议上王若飞传达了中央的有关任命等。这时，突然传来不幸的消息，有人被捕，供出许多重要机关，需赶快转移。正在发言的王若飞，立即结束了发言，宣布散会，各自转移。下午3时许，特务闯进省委机关进行搜查，留守机关的赵世炎夫人来不及把放在窗台上作为暗号的花盆拿下。新任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和组织部长郭伯和一同来省委机关探视，见花盆仍放在窗台上，以为平安无事，便信步走上楼去。潜藏在内的特务冲了上来，当即抓住了留守的秘书韩步先。陈延年和郭伯和一见形势不妙，便举起木凳和特务搏斗。由于寡不敌众，陈延年的头被打破，牙齿也被打落，鲜血淋漓。特务一拥而上按住他，随即将他押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随后赵世炎、郭伯和也被捕。

陈延年被捕后身份并未暴露，党内知道了他被捕的消息，积极组织营救。王若飞寄信给陈延年在法勤工俭学时的好友刘方岳，请求他尽力搭救陈延年。刘方岳与王若飞是同乡又是同学，两人感情深厚。当时刘在贵州名绅王从素开设于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德胜棉花店当经理。他找到当时在公共租界和华人地区律师界声望很高的律师吴凯声。吴凯声是第一个能在会审公廨出庭辩护的中国籍律师，巡捕房、警察局、法院这些地方，走得进，出得来，说得上话，而且也适合在各种场合进行斡旋。而且吴凯声与陈延年也有一面之缘，出于对革命的同情和民族大义出发，吴凯声慨然允诺，一口同意接办此案。

当天，吴凯声即出动自己律师事务所里全体人员到上海各巡捕房、警察局去探摸情况。他们中有人在闸北区警察局的预审档案里看到了一份材料，上面说：“一自称陈友生者，皮肤粗黑，身穿短衣，裤脚扎有草绳，很像是干粗活的人，彼云是房东家烧饭师傅，警察局抓错人了。”吴凯声因见过陈，据此并再综合了其它方面汇集来的材料， 确认了这个自称陈友生的即是陈延年，并断定其尚未暴露身份。他立即将这消息告知刘方岳。因其它查来的材料的案情记录中录有陈延年被军警包围时拿起桌椅搏斗，击伤两军警等情事。而据悉军警因陈“凶狠”，要给陈吃点苦头，以泄此恨，因此一时还放不了人。所以吴凯声又告诉了刘方岳这个情况，并说已向军警塞了点钱，估计过一些日子会放人，教其安心等待。

吴凯声知道这是件急案，急案当速办，如果时间拖长，露出马脚，立将危及陈延年生命。为此，他委托郑毓秀大律师直接去向闸北区警察局长疏通关节放人。郑毓秀与闸北区警察局长是广东同乡，这个局长对她十分钦佩，所以吴凯声认为她出面讲句话有份量，定可成事。

吴凯声一边从内部进行营救，一边在外界制造舆论。当年， 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叫杨虎；国民党市党部秘书长叫陈群，上海一时成了“虎群世界”，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然而，吴凯声无所畏惧，为了从侧面起到些推助作用，他在各种交际场合有意放出话去，说国民党要得民心，必须释放无辜被捕的人。

哪里料得到，吴凯声的赤诚相助，周密筹谋，辛苦奔走和刘方岳的努力，后来因吴稚晖出卖而前功尽弃。

原来，在刘、吴全力策划营救陈延年的同时，另外也有一条营救之线在秘密地作同样的努力。陈延年被捕后，与陈独秀世交的党内文化界人士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心急如焚。这时恰巧文学家胡适从东京来上海，亚东曾替胡出版过《胡适文存》一书，为此，胡一直想答谢汪。汪就借了这点关系，上门去恳求胡设法营救陈延年出狱，胡满口答应了。陈延年被捕后，国民党军警认不得他， 陈本人也未露身份，遗憾的是汪不知就里，恳托胡营救时，说出了陈延年这真名真姓，于是坏了大事。胡适想，蒋介石的红人吴稚晖是陈延年的老熟人，数年前曾帮助陈延年、陈乔年赴法留学，随即当夜写了封信给他请其相助。

吴稚晖见信，暗暗欢喜起来。当年在法国，陈延年逐渐脱离吴稚晖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转向共产主义。对此，吴稚晖恨在心头，想不到，陈延年今天栽到自己的手里来了。

吴稚晖思忖再三，立即给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写信“祝贺”：“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延年“发生额下，厥壮极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

杨虎见信，大喜过望，他没有想到陈独秀的儿子、上海共产党的头号负责人陈延年已被抓获。蒋介石获悉逮捕陈延年的消息后，致电国民党二十六军政治部，指示需“切实讯明为要”。

1927年7月4日，即陈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龙华刑场，被刽子手乱刀砍死。陈延年牺牲后，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次日，《申报》刊登出了一封吴稚晖给杨虎的信，编者拟的题目是“铲除共党巨憝”，信里说：“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 汪孟邹见报，如五雷轰顶，瘫倒在椅子上。胡适见到报纸，也对吴稚晖深为不满。

吴凯声读到7月5日《申报》上登载的吴稚晖给杨虎的信后，至为惊诧，知道事情不妙，立即约同郑毓秀驱车去闸北警察局，他想作最后的努力，以非常手段，采取紧急措施，借郑与该局局长的乡谊关系，利用其友情，再许以巨金，立刻带走“烧饭师傅”，然后让其一飞了之。不料，两人扑了个空，“烧饭师傅”已被先一步押解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去了。

革命同志    父子情深

陈延年的父亲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陈独秀。这样一个名人之家也如普通家庭一样，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恩怨。在孩提时代，父亲并没有给陈延年留下多少愉快的记忆。陈延年的生母高氏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没受过现代文化教育，思想守旧。这与陈独秀截然不同，夫妻之间的不融洽可想而知。后来，陈独秀与原配高氏分居，娶了小姨高君曼。高君曼与高氏是同父异母姐妹，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是热爱文学的新派女子。陈延年从小就难得与终日在外奔波的父亲见上一面，母亲还常常讲起她对陈独秀的种种不满。陈延年懂事之后，更是目睹了父亲遗弃母亲而与高君曼结合，对父亲不由得心生怨恨。

当陈延年、陈乔年成人以后，作为父亲的陈独秀以民主、平等相待之，从不以“父父子子”那一套伦理纲常压抑两个儿子的个性发展。在上海求学时，陈独秀不让他俩回家过平稳、依赖的生活，要求两兄弟勤工俭学，学会独立、劳动、吃苦。在政治上，他们也独立做出选择。尽管父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但对两兄弟吸引力最大的，却是从欧洲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陈独秀更希望他们去苏联留学，但他们认为法国才是无政府主义的故乡，便自主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陈独秀看兄弟俩很坚决，也想让他们自己闯一闯，便没有阻拦。在他们兄弟加入共产党的消息传回国内，陈独秀表面上没说什么，内心却对兄弟俩的转变极为欣慰。在党内，陈独秀把他们当作独立的个人，以同志、朋友相待。在陈延年、陈乔年给父亲陈独秀的信件中，也多以“独秀同志”相称，而他们也从不掩饰父亲的错误，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从不徇私情。

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接受了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结果导致了250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对此，陈延年表示极为不满,曾严厉批评父亲是“书呆子”、“老糊涂”。 陈延年还和广东区委的同志说:“我和老头子虽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坚决站在党的立场，反对向蒋介石妥协退让的政策。”

陈延年牺牲时，陈独秀悲痛不已，整日不发一言，亲近的人都避而远之，唯恐在他的面前提及陈延年的名字。

（责任编辑：艾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