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是2017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运河文化的新定义与新要求做出的“三好”重要批示。我认真研读出生在运河重镇淮安的周恩来，发现在其中学所写的作文、散文、小说中有许多深受千年运河文化滋养的童年记忆。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其他历史名人留下这么多的运河文化史料。因此，在向国内外讲好中国故事的今天，讲好周恩来笔下的运河文化故事，对于理解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和“三好”批示的新论述、新概念、新要求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周恩来笔下的运河“名郡”与“要冲”史事

　　一看这个题目，读者会问“名郡”与“要冲”是什么意思啊？典出何处？童年周恩来又是怎么知道这些古典人文知识的呢？对此，要从童年周恩来所受陈氏的故乡历史文化的家教说起。对陈氏的关系、称呼和早期所接受的地方人文教育，周恩来在1964年8月2日、8日两个半天的家庭会议上，对全家人说：“十一叔（按堂兄弟的大排行对小叔父周贻淦的称呼）刚结婚一年就死了，十一叔婶都属虎，才20岁，我刚一岁，就把我抱过来。”正因为抱养关系，所以周恩来对陈氏先称小婶母，后来叫妈妈，日记、书信文字中称母亲。抱养之后，幼年周恩来就从前院移到后院水井前面的两间房子里，与陈氏同住。陈氏是才女，具有较好的文学素养，全身心地对童年周恩来进行幼儿教育，给他讲故事，让他学诗词、看小说，又让他“少游江淮，纵览名胜”，学到了许多“四书”“五经”里所没有的广博知识。周恩来的大侄女周秉德记录他在家庭会上的讲话中说：“12岁以前我受的完全是封建教育，家里请了先生教书，也是借钱请的，他只为自己考秀才，对我们根本不负责任。我的许多知识都是从（看）小说得来的。”早在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灵谷寺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李勃曼采访时讲到过自己童年时读过的小说。他说：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要了解少年周恩来从看小说中得到那些知识和进步思想，就必须了解少年周恩来所读的那些书的内容。先说《西游记》，当年虽然还不知道是淮安河下镇人吴承恩所写，但是书中神话的丰富想象力对少年周恩来是有启示的。与《西游记》相比，对《镜花缘》的内容知道的人不多，略说几句介绍一下。这本书是清代李汝珍创作的长篇小说，前半部分描写了唐敖、多九公等人乘船在海外游历的故事，让少年周恩来初次知道海外世界，可以说是外事工作的启蒙；这本书的后半部写了武则天科举选才女的故事，让少年周恩来知道妇女也能治国。《天雨花》唱词是我国古代讲唱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讲述主人公左维明与权奸郑国泰、魏忠贤斗争的故事，反映明朝后期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再现了明末著名的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等重大历史事件。它对社会现实有所揭露，对封建社会妇女的不幸遭遇有所反映并寄予同情，但对农民起义的描写有局限性。《再生缘》唱词描写孟丽君与皇甫少华爱情悲欢离合的故事。

　　《红楼梦》的故事世人皆知，甭多费口舌，特别要讲讲《水浒传》，当时是禁书。陈氏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和封建官僚家庭的家规家训，敢于让少年周恩来看，使少年周恩来从中受到了反抗思想的启迪，这是何等的开明啊！1946年9月，在南京灵谷寺，周恩来不但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讲了，而且刊登在美国的报纸上：“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传》。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说少年周恩来在淮安的进步思想的真正启蒙老师是陈氏！

　　至于对地处运河沿岸的山阳、清河、宝应三座城市的人文，1917年，19岁的周恩来在他主编的《南开学校第十次第二组毕业同学录》中自撰的小传中说：“君生于淮安”，“九岁迁袁浦（即清江浦镇清河县治所）”，“少游江淮，纵览名胜”。正因为这样，对于沿运河的江淮人文风情、众多名胜，他知之甚多。1914年，16岁的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期间，在其主编的公开出版的敬业乐群会的《敬业》会刊上，以“飞飞”署名发表的有关运河文化的长篇散文《射阳忆旧》，写了故乡与运河的渊源及其在运河漕运中的重要地位，言简意赅地点明：“淮阴古之名郡，扼江北之要冲，清时海禁未开，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也。”

　　周恩来所说的“要冲”的“冲”字，不单单是我们所理解的冲锋的“冲”，也不是大水冲倒堤坝的“冲”，而是城市地位排名的典故。

　　从题目的“射阳”和开篇的“淮阴”的地名，到“要冲”、“海禁”和“孔道”，都是讲的运河与其故乡两淮变迁的历史，是古今名人对淮安在京杭大运河历史地位的最科学、最准确、最精辟的概括。

　　 “射阳”是什么意思呢？指是的周恩来1898年出生地淮安府山阳县（民国初年改为淮安县）。在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将秦代所建的淮阴县东南的射水和射阳湖以北的一大片地方分出来，按照古代地理阴阳学说，水之南为阴，水之北为阳，即定名射阳县，今淮安楚州区范围。这个射水（河）、射阳湖与吴王夫差在周敬王三十四年、鲁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开凿最早的沟通长江与淮河的人工运河——邗沟密切相关。开邗沟的起因是吴国打败了越国，统一了江南，吴王夫差积极北进伐齐，企图称霸中原。为了运送军队和军用粮草的需要，自长江边的邗城向北东缀原有的长江与淮河之间的水道，迂回曲折。据古书记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阳入湖”，“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对邗沟走向的记载是：“邗沟自少陵北出高邮南三十里的武广湖与绿洋湖之间，然后入高邮北三十里的樊梁湖，折向东北至博芝、射阳二湖，再折向西北出夹耶至山阳入淮河。”全长约380公里。这条古河，史称邗沟东道，今称运河故道。

　　东汉建安初年，陈登任广陵太守，因东道邗沟淤塞，运道迂回曲折，乃改凿西道：“淮湖纡远，水陆异路；山阳不通，陈登穿沟；更凿马濑（即今白马湖），百里渡湖。”这条西道的走向，仍从广陵城（即扬州）至樊梁湖不变，但从樊梁湖往北不再绕道博芝和射阳二湖，而是径直往北开渠，沟通津湖（今界首湖）、马濑湖，复经射阳湖北段达末口。

　　邗沟的东道与西道，都经射阳湖。《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自号射阳居士，书房名曰“射阳簃”。周恩来散文中有这样一段叙述：“余本浙人，自先大父（即祖父）为宦（即为官）吴省（即江苏），遂徙家而居焉。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周恩来按文人爱用古地名的惯例，以“射阳”作篇名，回忆运河“要冲”、“孔道”之“淮事”，足以说明他的故乡文化素养的底蕴是很深的。

　　“淮阴古之名郡”是指秦代初年，统一天下，废除周朝的封国与州的建制，实行郡县制，天下共分36郡，每个郡辖县若干。定县名取山水之阴阳来定，山之南曰阳，山之北曰阴；水之南曰阴，水之北曰阳。淮地处于淮水之南，即定名淮阴县，其地域大体上是古淮河以南射阳湖畔的大部分地方，与现代的淮阴县和淮阴区范围都不同。清代的“海禁”，即海上的南粮北运的通道没有开通。淮阴的名郡地位在于“江北之要冲”和“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清代的县分为四等，即以“冲、繁、疲、难”四字划分县缺：地当孔道者为“冲”；管辖面积大、事务繁重者为“繁”；赋多逋见者为“疲”；民刁俗悍命盗案多者为“难”。由此我们知道古淮阴今淮安自古就是运河漕运之要冲的“一等”地位。

　　二、周恩来笔下的运河岸边“盗以悔罪”的史事

　　少年周恩来在纪事散文《射阳忆旧》中写的一个“盗以悔罪”的故事，是他在淮城西门外、运河边所见的真人真事。他说：“是日，淮郡市民，人言藉藉，群集西门外，观盗之来。”这个故事写的是运河名城淮安城内东长街的一个富户人家，多为地主，也可能是地主兼资本家的商人，遭到无法生存的乞丐抢劫，“夺无数珍物而去”。县衙派护兵捕获乞丐，乞丐夺刀，杀死护兵而逃走他乡，县官严加缉捕，四年尚无下落。忽然有一天，逃走的盗贼在清江“被捕快发现直供不讳”，复被抓获押入大牢。重点描写了穷苦盗贼被押解刑场的一幕。点精之笔是盗贼当面向被其杀死的护兵的孤儿寡母忏悔，对其子说：“公子宥我?公子宥我!我非仇于汝父而杀之也，因自卫之故，我之有罪于汝，非一言所可尽矣。今惟有一死，以谢汝，以慰汝父在地下之灵。我甚乐死，我今将往死所矣。”可贵之处，一个16岁的少年，竟能抓住“非仇于汝父而杀之”、“因自卫之故”两个关键词，发出这样的感悟：“及今思之，犹如昨日。夫人之同情，有感化于默者，受教者忘其为教。”“同为人者，皆有不可移之正义。”“余观盗之初，固甚恨其为人矣。及盗以悔罪而生自觉心，而余及变为悲酸之念。”就少年周恩来当时的阅历和见识，不可能弄清贫富矛盾的阶级本质，但是他能认识到人性的感化，特别是对被杀之盗的悔罪“自觉心”而产生的“悲酸之念”，实属超群之见!

　　三、周恩来笔下的运河畔淮城里的“诚实守信”史事

　　周恩来笔下的“诚实守信”故事，写的是运河之滨淮安城内的一位诚实守信、不取不义之财的穷苦仆人，讴歌其“朴诚”的素质，针对清朝末年官场的严重腐败，“以讽天下之公仆”。这位仆人，出生在运河岸边的穷苦农家，十几岁就到城里一户士绅家当仆人，因勤劳、朴实，受到主人的信用，从柴米油盐管起，成为管家仆人，受到其他仆人忌妒。但是，主人经过几次考验，进一步信任他、重用他。一日主人外出，“置钱千贯”，锁在家中，把钥匙交给仆人保管、使用，当主人回来清点，开支和积余不错分文。这个仆人看破人生，固守贫穷，不娶妻、不生子，仅有一过继子，54岁时患重病，拿出200元交给嗣子，交待说：这是我数十年辛苦的积蓄，你以十几元葬我，其余的留给你谋生计。雇用仆人的士绅知道仆人的临终之举，深受感动，赠400元给其嗣子。嗣子不要。士绅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说此钱是其父存放在他家的，应该交与嗣子。嗣子才“拜而受之”。

　　周恩来编写的这一故事，某些情节与他的奶妈蒋氏的人品有许多相似之处。由于少年周恩来感受极深，所以在散文结尾点明如何看待人与金钱以及信义与私利的关系：“夫钱犹腻，近则受污。古今士夫，以此坏名节者，何可胜数!而闾巷细民，目不知书，乃能慎于所守，不敢自监而自盗焉。《论语》所谓见利思义者，其在斯人欤!某仆安在!吾将公之天下，使四万万人(当时的全国人口总数)共得而仆之，必不负所托也。”联系现实的反腐倡廉和提倡诚实守信、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就更应该弘扬淮民的这种传统的纯朴之风了!

　　四、周恩来笔下的以运河为背景的小说《巾帼英雄》

　　知道周恩来写过小说的人很少，读过周恩来小说的人可能就更少了。南开大学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周恩来主编的公开发行的《敬业》刊物上，连载了周恩来所著的以淮安到扬州的京杭运河段里运河为背景的侠义小说《巾帼英雄》，现在只有1、2期上所载的两部分，因第3期《敬业》刊物至今未能发现，所以就无法知道这篇小说的结局，但是，细读之后，对小说的大体情节还是可以了解的。

　　小说故事的大体内容是：侠女“姓洪，小字飞影，喜青衣，故其母呼之为青儿”。“青儿本家大江之北淮阴。”其父是武功超群的保镖头目“洪老虎”，“慷慨好义，性和顺，嫉恶济贫，有古大侠风。”“青儿既生长名门，自幼有殊力，绰然有乃父风”，有着“侠烈心肠”。青儿有一叔父名洪直，一兄长名洪湖，二人武功均不如青儿，但“赋性暴虐”，不听青儿劝说，常与官吏勾结，鱼肉人民。有一邻居儿子因科举考试不中，“郁郁含恨而亡”。其妻张氏贤良，自愿守寡服侍公婆。可是张女之父无耻，却要嫁女得钱。不料张氏守节，誓死不从，自缢身亡。张氏反诬告亲家夫妇俩害死其女。一审因张某无凭，被判“诬诈之罪”。张某贼心不死，又找到青儿的叔父和兄长，由其输通县官，允诺官司打赢，平分亲家的家产。经过洪直、洪湖从中行贿斡旋，县令颠倒是非，果然把亲家夫妇判罪入狱。青儿抱打不平，冒险深夜劫狱，救出蒙冤的亲家老夫妻二人，又驾船沿着大运河，把他俩送往扬州避难。

　　这部不完整的小说，仅上半部分就有很强的可读性，首先是对淮上风光，描写得生动精练。如小说一开头就写道：“寂寂荒郊，茫茫旷野。时则晨星隐隐，晓雾沉沉，几处烟云，一湾流水。凉风吹帽，细雨沾衣。茹茵碧草，回旋路左。”其次是人物个性鲜明。突出是青儿仗义行侠与其叔父和哥哥贪财害人的对比极为强烈。再次借侠义故事，抨击了清朝末年官场的黑暗。小说感叹：“嗟呼!世欲浇漓，江河日下，钻营狗苟之徒，贪赃枉法之官，肆其所为，恬不为耻。”小说又难能可贵地明确 “试问：以斯种混沌官吏理民事，则民生之憔悴，民智之闭塞，民德之弱薄，彼乌能一一及之，兴利除弊，为民谋幸福哉”?他揭露批判了混沌官吏，对受迫害的忠厚纯朴的民众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与歌颂。

（责任编辑：聂红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