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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关头
来源:《世纪风采》2015年第1期
来源 : 《世纪风采》2015年第1期 2015-03-06 10:29:05 已浏览 : 1242

熊 亮 华


今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诞辰110周年。陈云1905年生于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78年,在实现历史伟大转折、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曾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积极呼吁邓小平复出,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够开成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条件。一是邓小平恢复了工作,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一是通过真理标准讨论解放了思想,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两件事情上,陈云功不可没。

1976年10月,以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为标志,中国人终于从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恶梦中醒来。长期“左”的错误,给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损害,问题成堆。陈云和广大干部群众一样,迫切希望新的领导人能够断然结束“左”的错误,拨正历史航向,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是华国锋,他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当机立断,很好地顺应党心、民心的所向。但作为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他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经过他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公开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按照这种方针,“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能克服,人民群众的希望就要落空。“两个凡是”严重束缚干部群众的思想,使各方面工作陷于徘徊。陈云对此大失所望。

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深孚众望的是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0年。“文革”伊始,他被诬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文革”后期他一度复出,1975年领导全面整顿,开始系统纠正“左”的错误,让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走出长期动乱局面的希望。但他的做法为毛泽东所不容,他又婉拒毛泽东要他起草肯定“文化大革命”决议的提议,很快就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受到批判, 1976年又被诬指与所谓“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有关而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而所谓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实际上是人民群众借清明节到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周总理,表达对极左错误和“四人帮”一伙不满的正义行动。

为了让邓小平早日复出,陈云站了出来。

陈云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他1931年就当选为中央委员,1932年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4年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抗战期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建国后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长期主持经济工作。1956年在中共八大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他置个人荣辱于度外,首先考虑的是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

1977年3月10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不到半年召开的重要会议。会前,陈云决定在会上提出恢复邓小平工作和重新调查评价“天安门事件”这两件相互关联的问题。他先起草了会议发言的稿子,请胡乔木帮助修改,然后约了几个老干部,到耿飚家里商量,参加的有耿飚、王震、萧劲光、王诤。陈云让他们看了稿子,得到他们的赞同。耿飚说:稿子就要写到这样才好。

3月13日,陈云郑重地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南组作了书面发言。他在发言中说:“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陈云还提出:“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的发言,是触及“两个凡是”的要害问题。会议工作人员奉命要陈云修改发言,遭到陈云拒绝。结果,陈云的发言未能登会议简报。

王震也在会议发言中提出了同样的意见。他的发言也没有能刊登会议简报。

但陈云把这两个重大问题在党的会议上郑重提出来,还是引起了很大反响。第二天,华国锋在会上讲话,虽然强调“两个凡是”,但也回应了陈云提出的两个问题。关于天安门事件,他仍称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肯定“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关于邓小平问题,虽然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但明确表示邓小平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准备“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即经过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对于这样的进展,陈云后来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跟邓小平同志讲:“你碰到问题该斗必斗,有斗不赢的时候,挂个号,记录在案。”

这个记录在案的问题很快有了结果。7月16日至24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的决议。

邓小平复出以后不负众望,以科技、教育为突破口,大刀阔斧地推动和支持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很快出现了新的气象。

当时,打开局面最大的障碍是“两个凡是”的方针。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两个凡是”,强调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7年4月10日,还没有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对找他谈话的两位中办负责人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邓力群等谈话时就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7月,邓小平在恢复他工作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指出:从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陈云积极呼应邓小平。他在毛泽东逝世1周年之际,于9月2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

这是陈云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么,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陈云支持邓小平提出的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实践的主张,指出:

“由于‘四人帮’的影响,今天还有这样一些领导机关,这样一些党员干部,在他们中间,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毛主席长期倡导的那种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具体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却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报刊上有些文章还是不懂得区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还不是满腔热情去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用它作为具体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

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的这些努力大大冲击了“两个凡是”,为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挥了重要影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1978年5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由此引发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全党上下通过讨论,解放了思想,为开好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思想基础。

提出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转变会议方向

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陈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时,华国锋宣布的议题是,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从下一年起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再讨论三个问题:(一)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讨论两个文件:一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一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二)商定1979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从这些议题看,当时华国锋考虑的,是把这次会议开成一次单纯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工作重点转移是邓小平提出的,本来是一项重大的政治议题,但会议安排上仅仅当作一般工作部署来讨论。会议原定只开半个月。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情况发生了变化。11月12日,在会议东北组的讨论中,陈云作了一个似乎有些“离题”的发言。

陈云首先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的主张,即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

但是,怎样才能顺利实现这样的转变?陈云认为,要先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说:“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当时,各个地方和中共中央组织部等部门,在努力解决历史上的一些冤假错案,但因为“两个凡是”的禁锢,受到严重干扰,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华国锋曾说,对于那些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陈云对此表示: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

陈云公开提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

1936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薄一波等一批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党员,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即办所谓自首手续,或填写一般的反共自愿书,争取出狱。薄一波等人出狱后,对开展华北抗战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情况,有关当事人也向中央作了汇报。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革命胜利10多年后,来了一场颠倒是非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3月,这批忠贞的共产党人,竟会被诬为“叛徒集团”而横遭迫害。

1937年11月,陈云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就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对抗日战争时期的组织工作,十分熟悉。他本着对党负贡,对干部负责的态度,指出薄一波等人的出狱方式是当时中央决定的,他们不是叛徒,要求中央予以考虑决定。

第二,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1941年决定是党的决定。

这是从61人的个案进而提到关系一大批人的问题。中央组织部在1937年7月7日作出决定,对经过党组织允许,履行过敌人出狱手续的党员恢复组织,未经党组织允许而履行出狱手续的党员,经过工作考察以后,也可以恢复组织。陈云当组织部长时,虽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但针对延安整风中审干遇到的问题,1941年也写过一个类似的决定,经过中央批准发布,对纠正延安审干工作的偏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文化大革命”中,这两个决定被抛在一边,许多人被打成叛徒。

陈云对此十分痛心。他提出,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陈云还提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敌我边际地带有一个所谓“两面政权”问题。当时党组织决定一些党员在敌伪政权中任职,掩护我军的工作。这些党员在“文革”中也大多数被定为叛徒,这是一个涉及到数量更大的党员的政治生命问题,也应该由党组织复查,对并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

第三,陶铸、王鹤寿等一批干部的问题。

陈云指出,陶铸、王鹤寿等一批党员,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抗战后才由党向国民党要回来。但“文化大革命”中也因此被打成叛徒遭迫害。陈云要求解决这个问题。他并提出,专案组处理问题有缺点错误,要把中央专案组的材料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

第四,彭德怀的问题。

彭德怀是“文化大革命”前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因为实事求是地批评“大跃进”的错误,而被打成反党集团之首的。这件事也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陈云提出,彭德怀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没有开除出党,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第五,天安门事件问题。

陈云一年前就提出过意见,这次他再次要求中央肯定这次运动。

第六,康生问题。

康生本来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上很多事情,他也是很清楚的。但“文化大革命”时,他作为中央文革顾问,呼风唤雨,混淆是非,随便点领导干部的名,煽动红卫兵和造反组织去揪斗、打倒,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负有重大责任。陈云指出,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中央应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提出要解决这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使会议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

勇于面对、并及时解决这一系列影响大、涉及面广的历史遗留问题,有错必纠,才能充分表明党真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在实现安定团结的基础上,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而陈云的发言,正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心声,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和响应。胡耀邦、万里、聂荣臻、康克清等在发言中,一致表示,赞成把尚未解决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完全同意陈云提出的6点意见。并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辞,都应予以推倒。

根据会议的这种发展状况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放手让大家讲话,以总结工作,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分清是非。这样一来,会议就脱离了原定单纯讨论经济工作的方向,而就党的历史上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及党的思想路线等重大事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可以看出,陈云的发言不光是推动了冤假错案的平反,更重要的是唤起了一种在中央会议上很长时间没有出现的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敢于冲破禁区的精神。

11月25日,会议上宣布了中央政治局的8条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案”、彭德怀案件等平反,还决定,中央专案组要结束工作,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这些决定,基本接受了陈云和其他老干部提出的意见和要求。会议出现的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的民主气氛,得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肯定和支持。与会者大受鼓舞,气氛更加热烈。不少人在发言中进而提出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疑问。

对“文化大革命”的公开质疑,无疑是开创新路的号角。陈云用自己的方式表示了赞同。“文化大革命”不正常的状态,陈云是亲历者。叶剑英也曾经对陈云讲过,1975年冬毛远新充当了毛泽东的联络员,毛泽东的意见由他传达,政治局开会由他向毛泽东汇报,连叶剑英那样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都见不到毛泽东。12月10日,陈云问华国锋,“文革”后期他能不能经常见到毛泽东,华国锋说:见不到。只有接见外宾时才说上几句话。

在这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下,真理标准问题也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与会者高度评价真理标准的讨论,华国锋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两个凡是”的提法过于绝对,是“不妥”的,“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这就宣告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终结,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以最终确立。

主张经济工作脚踏实地,防止急于求成

会议转入经济问题讨论后。提交讨论的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和1979年、1980年计划的安排,受到了很多尖锐的批评。许多发言都对两个农业文件公开表示不满,认为文件既没有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国以来农业战线的经验教训,又没有实事求是地指出当前的问题,对现状讲得不透,矛盾揭露得不充分,有用的措施很少,应作较大修改。供会议讨论的1979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贯彻的是当年3月通过的《十年规划》的“新的跃进”思想,因此,计划中搞了很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讨论中,很多发言都指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很严重,应当确定这两年还有调整的任务,争取在两三年内把比例失调的现象大体调整过来。现在的计划安排太紧,指标过高,脱离实际,必须对现有的经济计划作较大的修改。

陈云建国后长期主持财经工作,是经济工作当之无愧的权威。大家都很希望听到陈云的意见。

陈云也一直关注着经济问题的讨论,并进行了慎重而周密的思考。12月10日,他在东北组会议上再次发言,谈了他对经济工作的意见。

陈云主张,经济工作首先要把实际情况调查清楚。他强调:“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

陈云谈这个问题是有针对性的。建国以来经济工作多次折腾,都是因为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粉碎“四人帮”以后,从上到下都想把被动乱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急于求成的倾向再次抬头。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宣布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1978年基本建设规模迅速膨胀,预算内投资全年追加了83亿元,自筹资金的投资也超过计划30多亿元,在建的大中型项目由1977年的1400多个增加到1700多个。1978年同外国签订了22个大项目,金额高达78亿美元,这还只是一部分,全部签完还需要50亿美元。结果,遭受“文革”动乱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经济战线危机四伏。陈云在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期间希望有关部门听听反对的意见,但大家头脑都热,没有什么人提反对意见。

这次,陈云再次提醒大家要“稳重”。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

为此,陈云提出经济工作的5点具体意见:

第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 2000万吨粮食。

这个建议,反映了陈云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中国是农业人口占多数的人口大国,人均耕地少,底子薄。50年代他就指出:“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我国国民经济中工业所占的比重将来会增加,农业生产也要发展,但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的约束力是很大的。”现在,在各方面都紧张的情况下,首先还是要摆稳农民这一头。他指出:“农民稳住了,事情就好办了”;“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大局就大定了。”

第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能窝工。

陈云对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是积极的。50年代,他主持成功引进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156项”。“文革”后期他一度协助周恩来总理抓外贸,率先探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上打交道。有了这样的经验,陈云对搞好新的引进有了清晰的认识。他主张在利用外资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项目排队,如有所失,容易补上:窝工,就难办了。

第三,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

从50年代以来,在中央与地方分权中曾经几收几放,结果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一直处理不好。陈云提出,给各省真正的财力不能有名无实。要信任各省市领导同志,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高级领导干部,我想他们不致把钱乱花掉。

第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缺口。

陈云指出,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表面上好看,挤来挤去,胖子挤了瘦子,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

第五,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

陈云提出,国家旅游局计划1983年接待300万人次可以收入30亿美元。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旅游项目必须统筹安排,要同引进重要项目一样对待。但是又不要看得太容易,有大量工作要做。现在的旅游事业,是行政管理,还不是业务管理。陈云说,旅游收入,比外贸出口收入要来得快,来得多。英伦三岛每年收入54亿美元,我们中国这样大,可以收入更多。旅游收入实际是“风景出口”,而且可以年年有收入,一年比一年多。

过去,陈云因为对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提出不同意见,而被批作“右倾”。但陈云并未因此退缩。在需要他说话的时候,他还是对新的急于求成倾向提出警告。

会后,有关部门认真调查了经济工作的实际情况。1979年4月5日,李先念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了这些情况。他说:农业长期落后,远远不能适应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许多地方农民口粮不足甚至严重不足;轻工业长期落后,市场供应紧张,产品缺乏出口竞争力;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滞后,因为缺电有20%工业生产能力发挥不出来,铁路干线的一些薄弱区段只能满足运输需求量的50 %-70%;“骨头”与“肉”关系处理得很不好,工人、农民收入长期没有增加,人民生活方面欠账很多;全国2000万人需安排就业,其中急需安排的就有800万人。基建战线长,投资效果差,浪费惊人。1978年“跃进”增加了这些矛盾,1979年计划在基建规模、生产指标、财政收支、利用外资等方面都安排大了,在物力和财力上留了不小的缺口。燃料短缺1500多万吨,钢材、木材、水泥的供应满足不了457亿元基建投资的需要,财政收入有50多亿元落实不下去,打算借用的外债高达100亿美元。后来,又发生了一些新的情况,就使得财政预算中出现的赤字扩大到100多亿元,市场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相差100多亿元。

从这些实际情况出发,陈云同李先念在1979年3月14日致信中央,提出用两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中央政治局接受了这个建议。经过调整,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的状况得到改变,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得以在稳住阵地后前进,实现了长期持续快速发展。

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

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了闭幕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他对这次会议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这次会议的实际结果与预定议题相去甚远,使得会议文件起草班子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的公报稿,显然已经不符合实际的发展,不得不在中央工作会议行将结束之际由胡乔木负责重新起草一份。

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由于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这次全会只开了5天,22日在北京闭幕,各项议程顺利完成。

此前,党的十一大前后,许多老干部多次提出要补选陈云进政治局,但未能如愿。陈云在这次会议上表现的远见卓识,再次让干部群众由衷钦敬。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除此之外,邓颖超、胡耀邦、王震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黄克诚等一批老干部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议还选举产生了100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政治局秘书长,由胡耀邦担任,副秘书长由胡乔木、姚依林担任。通过这些重大的组织措施,实际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这就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邓小平是领导集体的核心。

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会议通过的公报指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陈云在全会闭幕式上讲话。他感谢中央的信任,表示将尽自己的力量来做工作。他盛赞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开得很成功”。他说:

“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而且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等一道,团结带领党和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书写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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