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19日，是明朝灭亡300年纪念日，重庆《新华日报》开始连载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由于立场不同，国民党认为《甲申三百年祭》“影射当局”，对文章进行大肆围攻；毛泽东则把《甲申三百年祭》视为“胜利时骄傲”的鉴戒之史论，列入延安整风文献，告诫共产党人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弹指一挥间，65年过去了，今天我们重温这篇被共产党人当作一面镜子的《甲申三百年祭》，仍可获得新的启迪。

 

 

    20世纪40年代初，经过全民抗战，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已经日趋明显，抗战已处于胜利的前夜。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国民党则竭力强化其专制统治。1943年初，蒋介石别有用心地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公开宣扬 “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他还在书中搬出朱明王朝灭亡的事例，来为其独裁理论作论证，书中写道：“明朝的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民心涣散，流寇横行。300年的明室，在李闯王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与此同时，当年的七八月间中共中央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舆论宣传，“决定发动宣传反击”，指示重庆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多登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揭露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虚伪的真实面目。

   1944年1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社委派乔冠华约请翦伯赞等人，到郭沫若在重庆天官府4号的寓所集会，商量如何纪念明亡三百年。对于这次集会，1944年3月，柳亚子在其《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一文的开头写道：“今年一月三十一日，收到于怀兄（即乔冠华）同月十六日从渝都发出的一封信，说道：‘今年适值明亡300年，我们打算纪念一下，沫若先生们都打算写文章，昨天在郭先生家和一些朋友闲谈，大家一致认为你是南明史泰斗，纪念明亡，非你开炮不可。’这时，我的神经衰弱病还是很厉害，脑子像顽石一般，不能发生作用，只好很抱歉地还信谢绝了他。”当时，几乎各党派，政界，学界，都把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活动，看成是一次借用明朝腐败抨击国民党统治，“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的政治活动。

    此时，正在从事《十批判书》写作的郭沫若，基于对明末农民革命的兴趣与革命文化界领袖的责任，也主动参与这一活动。据后来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后记》中透露，在写作《韩非子的批判》与《周代的农事诗》的前后：“我以偶然的机会得以读到清初的禁书《剿闯小史》的古抄本。明末农民革命的史实以莫大的力量引起了我的注意。适逢这一年又是甲申年，是明朝灭亡的300年纪念。”郭沫若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以诗人的激情和历史学家的深思，搜集资料，精心研究，认真分析，反复思考，于1944年3月10日完成了《甲申三百年祭》的初稿。后来经过几天修改，郭沫若将《甲申三百年祭》书稿送交当时中央驻重庆的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审阅。

    1944年3月19日，《新华日报》开始发表《甲申三百年祭》。而三百年前的3月19日正是闯王进京、崇祯上吊、明朝灭亡的日子。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二天报纸连载的《甲申三百年祭》前，特别用大字排上了一段毛泽东的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连载4天，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194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在重庆的机关刊物《群众》第9卷第7期上也刊载了一组纪念明亡的文章。其中，有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翦伯赞的《桃花扇底看南朝》、鲁西良的《明末的政治风气》、寓曙的《明末清初史学的时代意义》，这四篇文章主旨都是围绕明末史事，抒发自己对现实的感受，恰好与《新华日报》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相呼应。柳亚子除撰文外还赋七律诗一首：“陈迹煤山三百年，高文我佩鼎堂贤。吠尧桀犬浑多事，喘月吴牛苦问天。由检师心终覆国，自成失计遂捐燕。昌言张李如能拜，破虏恢辽指顾间。”

 

 

     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近两万字的史论。文章生动剖析了明朝土崩瓦解和李自成功败垂成的历史原因和经验教训。文章不仅引发了人们对历史兴亡的感叹，还通过对明王朝、李自成和清兵三方力量的此消彼长的分析，使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像崇祯那样专制和腐败的政权必然是要灭亡的。

     国民党认为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是在“影射当局”，马上组织专人对文章进行围攻。1944年3月24日，为蒋介石执笔撰写《中国之命运》的陶希圣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指责郭沫若“为匪张目”，“将明之亡国的历史影射当时的时局”，抨击《甲申三百年祭》是“出于一种反常心理，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社论还说：“三百年前，蔓延于黄河流域及黄河以北的流寇，以李自成为首领，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其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二百六十年的亡国局面。”“郭沫若今天把流寇夸扬为革命，把策应敌寇，断送国家，灭亡民族的流寇夸扬为革命，这不但是民族主义的羞辱，并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玷污。”

    4月13日，《中央日报》又发表了《论责任心》的社论，责难《甲申三百年祭》“渲染着亡国的怨望和牢骚”。4月20日，叶青又在《政治月刊》上发表长篇专论《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评议》，同时还主编《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一书，扬言“供防毒消毒之用”。他在书中攻击《甲申三百年祭》“与共产党的宣传十分和合，共产党要反对政府，这篇文章就尽力指责明朝，企图唤起人民的联想作用”。

    4月21日、26日、28日，《中央日报》又继续发表社论，攻击《甲申三百年祭》，表示不能“听其谬种流传”，要“共同纠正这种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随后，一些报刊也学着《中央日报》的腔调，异口同声地攻击《甲申三百年祭》是败战主义和“帮助了外寇”，甚至骂郭沫若为“敌人的第五纵队”。对于国民党的攻击，郭沫若在致美国费正清博士的信中称，《甲申三百年祭》“本是研究性质的史学上的文字”，《中央日报》的社论是“无理取闹的攻击”，“我只感觉着论客们太可怜了，竟已经到了歇斯迭（底）里的地步”。

 

 

    中共中央对《甲申三百年祭》采取了与国民党截然不同的态度。1944年4月18日至19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全文转载此文，并加了编者按，指出：“郭先生根据确凿的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作了对照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还给他们一个本来面目……无论如何，引起满清侵入的却决不是李自成，而是明朝的那些昏君、暴君、宦官、佞臣、不抵抗的将军，以及无耻地投降了民族敌人引狼入室的吴三桂之流。吴三桂在后来又‘变卦’了，而且真的变卦了，不像现在有些吴三桂们，表面上‘反正’了，实际上还在替日本主子服务。”这篇编者按有力地反击了3月24日《中央日报》发表的《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同时，《解放日报》还称赞《甲申》“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在科学地解说历史”，“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

    在延安《解放日报》转载《甲申三百年祭》不久，1944年4月22日，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中又提到了《甲申三百年祭》，他强调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一反众说，独出新解，第一次提出《甲申三百年祭》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是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4年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部向全党、全军发出通知，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全党的整风文件，要在解放区普遍印发，供党内学习。通知称：“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实为明末农民起义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覆辙。”通知发出之后，各解放区纷纷开始翻印《甲申三百年祭》。

    不久，林伯渠从延安飞抵重庆。他亲自告诉郭沫若，党中央、毛泽东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已经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印发。8月下旬，郭沫若又收到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用陕甘宁边区产的淡蓝色马兰纸印的《屈原》剧本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郭沫若看后备受鼓舞，当晚就提笔给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在延安的朋友写信，感谢他们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他在信中写道：“沫若兄：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整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研究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郭沫若从毛泽东真挚亲切和期许颇深的回信中看到，《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符合党和人民的需要。

 

 

    其实，当初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是想借明末政治腐败导致民怨沸腾国家倾覆的历史事实，揭示国民党贪污腐败，丧失民心，必然会重蹈明亡覆辙的老路的道理，因此，他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记述李自成的部分，只占全文极小的篇幅。但是，毛泽东却偏偏看重其中的李自成问题。尽管郭沫若在文章中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中共中央却主动将其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号召全党学习《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全党同志吸取李自成农民军由胜利到失败的历史教训，在胜利面前要经得起考验，永远不能骄傲，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以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从当时保存下来的各解放区整风学习笔记可以看出，一些党员干部拿这面历史镜子对照自己进行检查，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位宣传科的副科长在笔记中写道：刘宗敏思想，在我身上就有很严重的反映。自以为进过抗大，在115师当过战士，就目空一切，谁也看不起；讲私人感情，同地方新来的同志不团结；高高在上，高谈阔论，脱离群众；生活腐化、散漫……要是大家都像我，还成个什么革命队伍，也不会有比李自成更好的下场。一位宣传大队分队长也在笔记中写道：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城，但是已经被城里的花花世界迷了眼，总想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还要打扮打扮，怕人家说自己土气，要是进了城，还能不被金钱、美女俘虏了去吗？李自成起义军的悲惨下场，真该我们警惕啊！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前，又提起《甲申三百年祭》中李自成的教训。他形象地比喻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退回去就算失败。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征程中，我们仍要始终牢记李自成的教训，始终牢记毛泽东的“要考个好成绩”的教诲，自觉践行“两个务必”的诺言，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努力向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的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