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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和国一起走过
文 • 韩培信
来源 : 《世纪风采》2009年第9期 2009-11-04 10:45:26 已浏览 : 2246
 
    1948年11月,我率领支前纵队参加了淮海战役,当时担任滨海县县长、代理县委书记。淮海战役胜利后不久,根据华中五地委的指示,我在滨海抽调86名干部,组建一个县的工作班子,在集中培训的同时,参与渡江战役后勤工作。1949年4月,我们随解放大军渡过长江,到达常熟,开始接管工作。从此,我就投入到江苏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直到1993年,从省领导岗位退下来。
 
 
    江苏解放前夕,经中共中央批准,相继成立苏北、苏南两个区党委,连同南京市委,均属华东局领导。1949年6月,江苏全境解放。新解放地区迅即建立临时的过渡政权———军事管制委员会。进常熟城后,我们的全部精力投放在整顿社会秩序、安定人心、向社会各界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上。同时清理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建立人民政府的工作机构。
    到苏南后,我先后担任常熟县县长、县委书记,苏州专署专员、苏州地委副书记、书记,苏州军分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新生的人民政权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做好管理城市和恢复生产的工作。为了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和巩固新秩序,江苏各地先后开展了剿匪肃特、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对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稳定了社会秩序。肃特工作总的来说执行政策还是比较稳妥的,但也有一些过“左”的问题。如有个原国民党县政府勤务工叫王振鳌的年轻人,被人检举是国民党三青团的区队长,准备枪毙。我发觉有问题,赶紧派人复查,结果证明是搞错了,立即将其释放、留用。
    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党领导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各项新民主主义改革与建设。在常熟,针对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江南无地主、地主兼工商业无剥削、无恶霸”的“三无论”,我亲自到梅李乡蹲点,经过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揭露了几个大恶霸欺压农民、霸占土地、横行乡里的罪证。被迫害的农民义愤填膺,人民政府根据群众的意愿,枪毙了罪大恶极的大地主赵培芝。通过充分发动群众,揭露江南地主的欺骗手段,用实例来教育农民,证明江南地主中同样存在着“三有”,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接着,党组织又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采用新式农具,推广优良品种,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在恢复农村经济工作中,江苏进行了工程浩大的水利建设。1949年7月,常熟沿江地区,尤其是沙洲地区遭受飓风和大潮、暴雨的猛烈袭击,造成重大损失。为了保证社会安定、政权稳定,常熟县委、县政府迅速采取多种办法开展救灾工作。政府专门调拨赈灾款和救灾物资,向农民贷肥贷种。发动社会各界开展募捐,组织灾民生产自救和以工代赈修筑江堤、圩堤。由于组织工作与救灾措施得力,群众情绪很快得到稳定。1958年毛泽东主席视察南方,路过南京时,我陪省委书记江渭清去汇报工作,毛主席还专门问我那次常熟水灾的情况。我就赈灾工作作了简要汇报,他听了后表示赞许。
    从1951年底起,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江苏各地先后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清除党组织和政府内的一些腐化堕落分子。在这次运动中,苏南区党委要保护一批上层人士、统战对象,荣德生、钱荪卿等人由陈丕显、管文蔚同志先后陪同到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常熟。我跟他们一起座谈,宣传党的有关政策,并介绍了常熟把发展农业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紧密结合起来、团结民主人士的一些情况。如宋庆龄副主席写信给我说“三反”、“五反”中有强迫命令、“逼、供、信”。我即到她所反映的乡镇进行调查。她来苏州,我当面作了汇报,确有个别乡镇干部违反政策规定,并做了检讨说明。又如,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时,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收到苏州地区民主人士来信,反映一些地方干部执行政策有偏差。他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请他到苏州地区视察。我们事先把他反映的情况了解清楚,等他到苏州后,实事求是地作了汇报。他们反映很好。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江苏各级人民政权得到巩固,胜利完成了繁重的社会改造任务,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1952年11月,恢复江苏省建制后,根据党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全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56年9月,我作为代表,参加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
    1957年底,我从苏州调到省委组织部任副部长,不久又调任省委副秘书长,协助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分管农业。1960年初又担任省委农工部部长,分管农口。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江苏各地也开始“大炼钢铁”,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经济生活被打乱。“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农民吃食堂、集中住宿等等,这些都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不高、粮食大幅度减产。1961年、1962年全省工业产值连续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我在宝应蹲点调查时,发现这里有饿死人的情况,立即报告省委,要求省委调拨粮食救急。同时,发动群众生产自救,采用借地插种的办法,让群众种胡萝卜、山芋。这个办法推广后,苏北许多地方解决了口粮问题,又发展了养殖业。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省委多次向中央作过反映,并且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采取了一些纠“左”措施,对人民公社进行初步整顿,适当调整了经济计划高指标。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全党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省委从实事求是出发,如实将庐山会议的大致经过、会议精神向省委扩大会议进行了传达。在会上也没有抓所谓的右倾分子。省委为维护和加强领导班子团结,根据江苏的具体情况,提出“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省委及各地、市、县委的主要负责人都没有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保护了一大批党员干部。
    1961年初,根据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江苏采取的办法,一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经济生产。在发展农副业的基础上,我们开始试办以农副业多种加工为主的工厂,这是后来乡镇企业的萌芽。全省还进行了江海湖堤的维修,大搞农田水利。二是调整国民经济计划,把过高的生产建设指标降下来;调整工业布局,压缩基建规模,调整投资方向;整顿企业秩序,确立责任制,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以煤炭、冶金、电力和机械、化工为重点,兴建了一批新企业。三是调整科教文卫事业,撤销和合并了那些没有条件开展研究工作的科研机构,压缩教育事业规模,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省委还对在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群众进行了甄别平反,消除了“大跃进”以来产生的消极影响。
    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1963年到1966年,江苏先后开展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我任代理省委秘书长兼社教运动办公室主任。并和江渭清书记在句容蔡巷蹲点。在对运动领导的掌握上,省委从实际出发,坚持“运动、生产两不误”,从省到县建立了抓运动和抓生产的两套班子,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衡量运动搞得好坏的标准之一。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运动所造成的损失,使全省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事业一直保持着良好发展的势头。
 
 
   “文化大革命”在江苏首先从文化教育领域的“大批判”开始,迅速波及到政治、经济领域。1967年1月,造反派夺了省委的权,全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活动全部终止。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最终酿成残酷的武斗,造成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混乱,阻碍了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致使全省经济形势恶化,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1975年1月,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后,强调四个现代化是大局,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全面整顿。调整充实后的江苏省委贯彻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整顿措施,落实政策,广泛开展批判派性、讲团结、讲大局、讲纪律的自我教育,全省混乱局面迅速改观。我1970年初“解放”出来后,被分配到扬州地区先后担任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地委书记。为了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我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加快恢复和发展生产上,努力排除一切干扰和破坏。1975年9月,我调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主持省委日常事务工作。与此同时,省委还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强调加强团结,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受极左思潮影响形成的派性恶习。由于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调动了干部群众生产积极性。
    十年动乱期间,江苏广大干部群众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自发地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1976年3月,南京学生、工人率先发起反对“四人帮”、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震撼全国。省委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对群众自发组织的悼念活动持保护态度。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江苏人民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干扰,顽强努力,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进展。工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都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特别是中国自行设计的国家重点项目南京长江大桥全面通车,中国第一部模拟10米天线卫星通信地面接收站研制成功等,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81年,我回到江苏(1977年10月我被调到轻工业部任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先后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代省长,1983年3月起担任省委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探索和试点的基础上,江苏各地农村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经济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承包内容从单一的粮食联产扩展到农村经济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各种专业户和新的经济联合体。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也促进了农村的分工分业,为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经过几年的调整和发展,全省社队企业遍及工业生产的众多领域,产品多样化,还兴办了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1984年起,全省推广无锡堰桥乡“一包三改”的基本经验,上规模的企业迅速兴起,乡镇企业进入高速增长期,成功地走出一条具有江苏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80年代中后期,苏南乡镇企业抓住中央实行沿海开放战略这一历史机遇,外资、外贸、外经一齐上,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实现了第二次异军突起。1984年到1994年十年间,江苏乡镇企业的产值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占到“三分天下有其二”。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加速了经济的集聚过程,也带动了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依托小城镇发展,小城镇借助乡镇企业不断壮大,形成了小城镇和乡镇企业比翼双飞的“苏南模式”。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江苏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由点到面展开了。经国务院批准,1982年3月,常州市被列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之一;1984年7月,南京市作为省会大城市,进行综合改革试点。苏州、无锡、镇江、盐城等城市也分别在金融体制改革、中等城市机构改革以及企业经营责任制、住房制度等单项改革方面进行试点。在此基础上,江苏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经济,大大激发了商品生产和市场活力。
    江苏是全国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之一,但苏南苏北发展很不平衡。1984年起,省委从本省实际出发,实施“积极提高苏南,加快发展苏北”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江苏通过极力争取,南通和连云港被列入国家第一批对外开放港口城市(这样,全国从原定12个对外开放港口城市增加到14个)。同时,以中央批准开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苏州、无锡、常州三市及所辖12县(市)均作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组成部分对外开放为契机,实行苏、锡、常对外开放。从1984年昆山自费创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到1992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建设中国与新加坡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大大加快了苏南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强南北经济合作,发挥南北地区经济的优势,提高薄弱地区各方面的素质,对加快发展苏北经济以及全省经济的全面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1989年底,我离开省委书记岗位。此后,历届省委、省政府领导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更加科学,更加全面,力度更大,发展更好更快。我感到欣慰的是,60年来,江苏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也融进了自己的一点心血和汗水。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江苏省委、省政府团结和带领全省人民,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我坚信,江苏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责任编辑: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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