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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前
来源:《世纪风采》2014年第12期
来源 :  2015-01-21 09:49:07 已浏览 : 1734

霞 飞


1976年10月6日,映照在中南海后门上的最后一抹落日余晖消失了,一辆红旗轿车静静地从这里驶入中南海。车子开进大门不远便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一个穿灰色中山装、身材魁梧的人,迈着稳重的步子,缓缓向南走去,在此过程中,不断有身着军装或者中山装的工作人员趋前向他小声报告着什么,他也不时用目光扫视周围,轻轻向报告者点头。此人正是华国锋。当华国锋稳步走进怀仁堂不一会儿,一辆高级防弹轿车驶来停在院子里,车没有熄火,车门打开,叶剑英从车上下来,手扶车门,目光扫视四周。当华国锋从怀仁堂走出来迎接时,叶剑英走向前去和华紧紧握手。接着,二人并肩走进怀仁堂……之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四人帮”被抓捕,中国历史出现了一次大拐点。然而,这个大拐点的出现,并非轻而易举。

 

华国锋挑起与“四人帮”斗争的历史重担

 

华国锋1972年调到中央,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他对周恩来十分敬佩,对“四人帮”整周恩来非常反感。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与周恩来保持一致。华国锋对“四人帮”很是看不惯,其中原因:一是因为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二是因为他本人在“文革”初期是受到冲击的,他是站在老干部立场上的;三是因为他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与国务院老同志共事,深知老干部们对“四人帮”的反感,华国锋与这些老同志的心是相通的。但那时,与“四人帮”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不是华国锋,而是周恩来、邓小平。

197618日,周恩来逝世。2月,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99日,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一把手”。“四人帮”清楚,华国锋与他们格格不入,他们的野心也使他们从心里不服华国锋,下决心把华国锋搞倒,由他们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

当时,“四人帮”要把华国锋搞倒,采取了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造华国锋不可信任的舆论。毛泽东逝世当天,迟群就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他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大家要坚定、镇静,要特别警惕还在走的走资派的破坏和捣乱。”当时,邓小平早已被第三次打倒,中央主要领导人是华国锋。迟群说有“还在走的走资派”,显然是指华国锋。197699日和10日,“四人帮”的死党张铁生在辽宁省团委和省知识青年办公室讲话说:“现在我充满着担心。”“现在,我们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有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对军队充满了担心。”“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张铁生在这番讲话中,不仅提出对华国锋十分担心,而且干脆给华扣上了三顶帽子: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他的这个讲话正好与北京迟群的讲话相呼应,矛头都是指向华国锋的。张铁生的讲话录音,还送给了毛远新,准备在适当时候公开。王洪文则到北京的平谷县露骨地煽动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打倒了邓小平,“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你们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王洪文说中央出修正主义,而中央领导人正是华国锋。王洪文的意思非常明白:华国锋就是要搞修正主义,我们要打倒华国锋。

“四人帮”要搞掉华国锋,采取的另一个手段是控制一部分权力,同时为自己上台造舆论。1976年毛泽东逝世不久,王洪文就背着中央政治局,让他身边工作人员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在吊唁期间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王洪文报告。911日晚和12日上午,王洪文身边工作人员分别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了电话。王洪文是想用这种办法,切断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王洪文还布置向上海工人民兵发放武器,动员和组织民兵做好“战备”工作,随时听从他王洪文的调遣。江青手下的亲信迟群、谢敬宜盗用清华、北大两校全体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的名义,向江青写了“效忠信”。江青还到中央办公厅骗取毛泽东与杨得志、王六生的两次谈话记录稿,加以篡改,制造毛泽东向她交权的假相。江青到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讲话,诬陷邓小平“迫害毛主席”,还煞有介事地说,中央马上会有重大事件,要把胶卷留着“照重大的政治事件”,要大家“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王洪文还私自拍了标准相,准备他当上领袖时使用。

“四人帮”认为,华国锋在中央没有根基,人老实,魄力差,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搞掉华国锋,由“四人帮”取而代之。

     “四人帮”的活动越来越凶,并且越来越明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们4个人往往是一个人提议,另外3个人附和,然后逼迫华国锋做出决定。实际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前,他们4个人必定秘密聚到一起,先定下调子,然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四人帮”中,江青能放“炮”,说话尖刻,能上纲,并且有毛泽东夫人的身份;王洪文有中央副主席的地位,敢说敢讲;张春桥、姚文元则有“理论”,搬出马列来,一套一套地讲。他们中,常常是由江青、王洪文放“炮”,张春桥、姚文元做理论上的注解和加工,政治局一些老同志往往插不上话;而且,个别政治局成员,对“四人帮”说的那一套还十分拥护。这样一来,搞得华国锋毫无办法。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更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急于动手搬掉他,开始向华国锋直接发难。

他们向华国锋发难,主要是通过几件事:一件事是篡改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本来,毛泽东在1976430日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亲笔给华国锋写的三张条子之一是:“照过去方针办。”对此,华国锋向中央政治局通报过。当时,毛泽东的病情日益恶化,说话已经不方便,指示很少,又面临着在毛泽东之后谁来接班的问题,因此,对毛泽东那时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的人都很注意。“四人帮”对毛泽东写的条子,心中非常清楚。但是,他们却偏要把毛泽东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这一篡改,等于把华国锋的解释权剥夺了,也就等于动摇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另一件事是不同意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当华国锋提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张春桥率先向华国锋发难,他说,现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只会对右派有利,不如出单篇。“四人帮”手下的亲信则攻击华国锋,说他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为了捞政治上的“稻草”。由于“四人帮”的刁难,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之事,迟迟定不下来。作为一个大党大国的当家人,连出版一本书的事都定不下来,还能决定其他重大事项吗?再一件事是毛泽东遗体保存问题,“四人帮”在这个难度极大的问题上处处刁难华国锋,而临到实际问题时他们都躲开,睁大眼睛盯着华国锋,华一旦出错,他们就立即发难将华国锋置于死地。还有一件事是在毛泽东生前手稿等文件由谁掌握问题上威逼华国锋。江青要求把毛泽东秘书张玉凤抓起来,由江青自己掌握毛泽东生前文稿,华国锋不同意,江青就多次找华大闹。还有的一件事是毛远新去留问题。毛远新曾任毛泽东联络员,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向华提出要把毛远新留在中央,还要他在中央会议上“作报告”,华国锋不同意,江青就反复纠缠,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逼华国锋表态直到深夜。

当时,周恩来已经逝世,邓小平已经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叶剑英、李先念病休,华国锋是中共中央第一号领导人,“四人帮”要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矛头所指,也是华国锋。中共中央同“四人帮”斗争的千斤重担,历史性地落在了华国锋身上,华国锋没有妥协、退缩、躲避、委曲求全,而是毅然挑起了这个重担。

 

 

华国锋突然来到李先念家

 

19769月,面对“四人帮”猖狂活动,华国锋已经下决心解决“四人帮”。但是,如何解决,华国锋并没有贸然行事。他知道,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事关重大,必须依靠中央政治局中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主管军队的叶剑英和叶生病期间主管军队的陈锡联的态度十分关键。华国锋知道叶剑英对江青之流很反感,但是,对于抓“四人帮”,叶会是什么态度,华国锋心里没底。而毛泽东晚年任命的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常委,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到底会是什么态度,华国锋心里更没底。华国锋决定先找李先念商议,并通过李先念首先征求叶剑英的意见和了解陈锡联的态度。

华国锋第一个找李先念商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华国锋到中央工作后,与李先念同在国务院,工作中建立了很好的友谊,二人相互信任,不光工作配合默契,私交也非常好,李是华在中央高层里能与之说心里话的人。李先念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在党政军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是中央老资格领导人。李先念与叶剑英有深厚友谊。而且,李先念与陈锡联的友情更非一般。在战争年代,二人同属红四军。陈锡联离开家乡后,老母遇到国民党迫害,衣食无着,长年沿街乞讨。李先念到河南发展抗战队伍时,专门派人将陈母找到,接到根据地抚养,对此事陈锡联终身感激李先念,二人有莫逆之交。李先念说话,陈锡联是一定会听的。而当时的陈锡联,可谓举足轻重。他曾长期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在中苏关系很不好的时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抵消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对沈阳军区采取加强方针,不仅军队数量多,装备好,而且在外来军事压力下,沈阳军区的部队长期处在紧张演练之中,可以说已经成为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精锐部队。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后,中央军委又任命陈锡联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所属部队也是精锐之师。他刚刚从沈阳军区调任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所属部队广大指战员都是他的老部下,他说话,还是算数的。他又现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掌握着北京地区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生前批准叶剑英养病时,指定陈锡联管军队。陈锡联当时是实际掌握军队的人。可以说,华国锋第一个找李先念,实际上是通过李先念争取叶剑英和陈锡联的支持。这是目光独具的选择。

但在毛泽东治丧期间,华国锋等要为毛泽东守灵,“四人帮”也经常到场换班,在中南海不便与李先念谈这样重大的事情。911日,是华国锋为毛泽东守灵的日子。守灵中间,华国锋处理完一些事情后说,要去北京医院看病,带着警卫员小叶和于秘书,离开中南海,车行至半路,华便要司机老孙把车开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住处,事先也未打电话通知李先念。门口值班人员认出是华国锋的车,急忙通知李先念。李先念对华国锋的到来感到有点突然,急忙从办公室迎出来,二人在大厅见面,李先念知道华国锋一定有重大事情要谈,把他让到办公室,关上门。华国锋一坐下来就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以到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的,只能呆几分钟。我实在太忙,离不开。接着,华向李简要谈了当时“四人帮”发难的情况,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不可避免,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也请你考虑这一问题。李先念马上表示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看法和意见,一定尽快去见叶剑英。二人说完,华国锋马上告辞,谈话时间仅仅持续几分钟。

 

华国锋得到叶剑英支持

 

受华国锋之托之后,913日,李先念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他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说要见面。叶剑英感到李先念的突然到来,一定有重大事情相商,便亲自到楼前接他。叶剑英将李先念让到屋里,屏退左右。李向叶转达了华的意见和华派他来的意思。机警的叶剑英知道事情重大,为防止窃听,便打开收音机干扰。但叶剑英年纪大,耳有些背,又有收音机的声音,李先念说话他听不清楚。两人随之用笔,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然后烧掉。

据叶和李后来回忆,李先念在纸上写了“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时,叶剑英写下了“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李先念写了“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叶剑英与华国锋一样,对陈锡联态度十分关注,也知道李先念与陈锡联的特殊关系,便特别在纸上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李先念随之写道:“完全可靠,请放心。” 李先念写下这样肯定的话,是有根据的。不久前李先念和陈锡联一起为毛泽东守灵时,李先念、陈锡联去洗手间时,陈主动向李提出,那几个人(暗指“四人帮”)可能要动手,要当心。因此李先念知道陈的真实态度。叶剑英见李先念这样写,点点头。

被毛泽东称赞“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只用一种特殊方式向李表示支持华国锋,但叶并未与李深谈。吴德口述历史中也说:当时叶剑英非常谨慎,没有与李先念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在叶剑英住所也没有久留,待了不到30分钟,即告辞了。

李先念从叶剑英处回来,马上到中南海向华国锋报告了他同叶剑英谈话的大致情况。聪明的华国锋立刻摸准了叶剑英的态度。他明白,他要抓捕“四人帮”,已经得到了叶剑英的支持。

有叶剑英的支持,对华国锋来说,非常重要。在中共十大和之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有: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邓小平、华国锋。周恩来、康生已经去世,李德生此前已经辞去副主席职务,到沈阳军区任司令员,邓小平于197647日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其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有三位:华国锋(第一副主席)、王洪文、叶剑英。得到叶剑英支持,华国锋在中央副主席中的力量对比就是二比一,而由于王洪文搞“四人帮”,以及他的无知无能,他这个副主席的威信在中央内部已经很低,说话没有多少人听了。更重要的是:叶剑英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长期主持军委工作,在军队享有极高威望。有了叶帅的支持,就差不多等于有了整个军队的支持,并且在政治局常委开会和政治局开会时,华国锋有了一个坚定而可靠的支持力量。至此,华国锋心中有了底,抓捕“四人帮”的决心已经下定。

非常时期,华国锋为了得到李先念的更多帮助,也为了保密和联络方便,请李搬回中南海住,由李借谈工作之机分别和一些领导人谈话,了解动向以及他们对“四人帮”的态度。华还与李约定,每天晚上,二人用都能明白的语言在保密电话中通报情况,而负责中央保密电话联络的39局,从未将华李通话向外泄漏一点一滴。为此,粉碎“四人帮”后,39局受到了李先念的表扬。

 

华国锋临时召开“916会议”

 

叶剑英、李先念的支持,使华国锋心中有了底,但他清楚,仅仅如此,还不行,要完成抓捕“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必须争取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除了“四人帮”外,有的人的态度,华国锋拿不准,有的人对“四人帮”很反感。但“四人帮”步步紧逼,时间紧迫,华国锋不能等待,必须抓紧时间。他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商议。

916日,华国锋让秘书个别通知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这几个人,是华国锋认为对“四人帮”反感的人,而且在国务院都有职务,召集他们开会,一般会认为是研究国务院方面的事情或者经济工作,不容易引起“四人帮”警觉。几个人到会议厅刚刚坐定,华国锋一句话点出主题:“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华说完此话,有一人表示:对这几个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此后再无人说话。华国锋明白,这是个高度敏感的话题,不会再有人表态。即使是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的人,意思也可能是说在抓捕方式上要有不同,并不是反对抓捕“四人帮”。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就是一种态度。华国锋心中有数了,当即宣布散会。这是一次十分特殊的会议,华国锋通过此次会议,试探有无反对意见。他是通过这个会议,实际上已经摸清了这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底:自己虽然只说了一句话,但在场的人没有反对这句话,说明他们是赞成这句话的。华国锋心里已经清楚:这几位政治局委员,都是支持他解决“四人帮”的。华实际上是用这种特殊方式得到这几位政治局委员的支持。

华国锋的判断在第二天就得到证明。9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关于毛泽东手稿如何处理,二是毛远新要不要回辽宁。会议一开始,江青就带头威逼华国锋,要求由她保存毛泽东手稿,要求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还要毛远新在党的大会上作报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立即表示赞成。但华国锋坚决不同意,他的意见是:毛泽东手稿由中央办公厅保管;毛远新不能留在中央,要回辽宁去。华国锋表态后,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表示赞成华国锋的意见。华国锋召开“916会议”的参加者,也都表示同意华国锋的意见。这样华国锋就得到了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不管江青怎样闹,华国锋就是不让步,顶住了“四人帮”的压力。

通过“916会议”和917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华国锋心中有了底:支持他解决“四人帮”的人,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已经占了多数。而且没有一个人在“916会议”后向“四人帮”通风报信,出卖他,说明“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中是孤立的。

 

华国锋个别做工作

 

对于在非常时期做这种重大而特殊的工作,华国锋采取了谨慎态度。他开始采取个别谈话方式进一步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工作。尤其是同信得过的人士秘密商量解决“四人帮”的办法。

汪东兴是华国锋争取的重要人物。汪东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掌握8341部队,毛泽东生前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毛泽东生前曾有话:汪东兴能对付江青。没有汪的支持,是难以解决“四人帮”的。华国锋也清楚,汪东兴与江青之间矛盾较深,毛泽东去世后,汪东兴会站在他和老同志一边。当911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华国锋,在中南海紫光阁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要向王洪文秘书及时报告问题时,华国锋专门委派汪东兴去调查。虽然汪是中办主任,但华国锋委派他去查职务比汪高的王洪文,是以此表示华对汪的信任。汪东兴也很聪明,当华派他查王洪文时,他对华国锋说:“我叫江青交出毛主席文件手稿,她不交。看来,她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平时一向温和的华国锋此时拍了桌子,气愤地说:“我是第一副主席,正在主持工作嘛!他们怎么连起码的原则都不讲了?何况叶帅也是副主席嘛!怎么把他架空呢?你马上以办公厅名义通知全国,一切事情,都要请示我们!”汪东兴正是从华国锋这句话中明白了华的态度:华国锋把他当作了自己人,也认识到华国锋有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从此以后,汪东兴坚决支持华国锋。此后的一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19769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15名政治局委员、4名候补委员到会。江青像泼妇一样,与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大吵大闹。最后,江青要赶走所有“无关人员”,而汪始终未走,他十分警觉,陪着华国锋坚持到最后……在这期间,汪东兴始终密切关注着斗争的动向和进程。他先是向华国锋汇报了胡乔木等人报告的紧急情况;同时,不断反馈着他对“四人帮”的监视动态,基本上保持着与华国锋的经常性联络和对“四人帮”的全程监控。

华国锋做工作的另外一个重点人物是陈锡联。当时陈锡联不仅是政治局委员,还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代叶帅主持军委工作。要抓捕“四人帮”,争取陈锡联的支持显然非常重要。华国锋通过与陈锡联关系特别要好的李先念摸清陈锡联对“四人帮”的基本态度后,决定亲自和陈谈。在毛泽东治丧活动期间,华国锋主动找陈锡联商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陈锡联的支持。当陈锡联获悉毛远新私自调沈阳一个师向北京开进的情况后,马上向华国锋和叶剑英报告,并根据华和叶的指示,预设部队在山海关一线警戒,阻止了这个师向北京开进。陈锡联还不断向部队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指示各级领导掌握好部队,听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光明日报》发表《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后,陈锡联主动拿着这张报纸给华看,并对华说:“这是一个信号。”陈锡联这句话也是给华国锋一个信号:我陈锡联是支持华国锋的。因此,华信任陈锡联,并依靠他在一线掌握军队。此后,华国锋还对吴德说过:陈锡联是可靠的。

此外,华国锋还同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商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苏振华明确表示支持华国锋的意见。毛泽东治丧活动结束后,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吴德开始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有时电影放映开始前或结束后,几个人就到小礼堂旁边的武成殿会议室通报情况,商议解决“四人帮”的事情,所有服务人员送完水都不能再进去。

华国锋亲自出面做工作,收到了很好成效,争取到了政治局的多数同志。所以,华国锋后来回忆说: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华国锋除了做政治局委员工作外,对于一些重要人物也亲自做工作。李鑫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做他的工作很重要。一次,李鑫来向华国锋报告一个情况:915日姚文元要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李鑫向他们报告,毛选五卷中多少篇是毛主席的手稿?有多少是整理稿?姚文元还询问毛选五卷文稿在哪里?几天后,姚文元又来信提出要求:把毛选五卷文稿(都是解放后的文稿)送给他。李鑫感到情况重大,拒绝交出毛泽东的文稿,之后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汪东兴,并要求面见华国锋。华国锋约李鑫在929日下午到国务院会议厅个别谈话。李鑫报告了情况后,华国锋支持李顶住“四人帮”。当华国锋确信李是主张解决“四人帮”的人时,交给李鑫一项任务,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看很多材料。你注意一下报纸舆论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华国锋还亲自出面做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的工作。他秘密召见了吴忠,向他透露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打算,吴回答得很干脆:“请中央放心,卫戍区绝对可靠,绝对听从党中央、华总理指挥。”

 

华国锋临时召开“926”会议

 

华国锋确信已经得到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一些要害部门同志的支持后,立即商定解决“四人帮”的方式和时间。这样重大的问题,华国锋只能在更小范围商议。926日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放完后,华国锋只把李先念和吴德留下,在小礼堂后面小会议室开会。华国锋一开始就表示了解决“四人帮”的决心,并交底说:“‘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到解决的时候了。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果在我们手里被他们篡党夺权,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吴德听后马上表示支持华国锋,说:“‘四人帮’的问题是该解决了!”3个人一起商量解决“四人帮”的最佳实施方案和时间。解决“四人帮”的办法,无非是两种,一是抓起来再说,二是开会投票罢免。开会又分两种方式:一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投票决定,“四人帮”顶多有4张半票,所谓半票,指的是跟“四人帮”走得较近的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此人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而华国锋这一派占有多数。二是开中央全会投票表决。吴德的意见是通过开会投票解决,认定:“开会我们是多数!”但李先念不赞成采用这种方式,他问吴德:“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李先念此问点醒了吴德,吴德知道,赫鲁晓夫当时在政治局中是少数,但他通过军队把中央委员找来,经过活动,中央委员拥护赫鲁晓夫上台。李先念提醒说:“我们中央委员中许多都是‘造反派’啊!”华国锋与李先念、吴德3个人全面分析和权衡了各种情况,认为,解决包括有特殊身份的江青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在内的“四人帮”,只由政治局开会投票,似乎不妥当,虽然开政治局会议投票我们有把握通过,但如果此事拿到中央全会去投票表决,就可能出现许多变数,鉴于赫鲁晓夫夺取苏共权力的教训,他们反复掂量后一致认定:“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定下这一条后,接着商议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华国锋根据这一段时间“四人帮”的表现以及整个形势,首先提出:“早比晚好,越早越好。”李先念和吴德完全赞成华的意见。3人商量了具体时间表,认为,毛泽东主席的治丧活动刚刚结束,全国人民的悲痛情绪还未调整过来,而我们也要做好准备,因此不宜国庆前解决。最后商定:国庆节后,准备10天,然后再动手。3人的讨论直到第二天凌晨5点才结束。会后,华国锋立即请李先念代表他将“926会议”结果通报叶剑英,叶剑英表示完全同意。“926会议”下定了解决“四人帮”的决心,确定了解决方式和时间,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曾对李先念、吴德二人说:正是由于这次会议,他才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 

其实,“926会议”的意义不止于此,这次会后,华国锋已是信心满满,当9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由江青带头大闹时,华国锋坚决顶住,并且华的意见再次得到政治局多数委员的支持,又一次挫败了“四人帮”的政治阴谋,也由此奠定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委员敢于同“四人帮”斗争的共同基础。

正如叶剑英与李先念所笔谈的那样,筹划粉碎江青一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必须高度机密,否则,一旦事机不密,不仅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参与者也性命难保。所以只能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分头进行。而叶剑英当时还处于“生病”期间,一般不出面,实际上处于幕后指挥的地位,李先念、汪东兴只是政治局委员,不是常委,由他们出面做政治局其他人的工作显然不合适。华国锋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由他出面做工作,既恰当又有权威性。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重大时刻,华国锋也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他个别做中央除“四人帮”之外的政治局委员工作和其他重要人物的工作也卓有成效。经过“916会议”和“926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多数支持解决“四人帮”。

 

华国锋命汪东兴

抓捕“四人帮

 

在确定解决“四人帮”的方式和时间后,剩下的重要问题是派谁具体执行这项特殊任务。华国锋选定了汪东兴。华命令汪执行抓捕“四人帮”的任务,是他同叶剑英两次碰面之后作出的。华国锋清楚,要抓捕“四人帮”必须得到掌握8341部队的汪东兴的支持,叶剑英也建议华一定要和汪东兴商议此事。

华国锋向汪东兴谈了抓捕“四人帮”的决策,汪立即表示支持。华问:“汪主任,你有把握吗?”汪东兴表示:“有把握!”他还斩钉截铁地说:“只要中央下命令,我就干。现在只能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个人命运就考虑不上了!”华国锋毅然决然地说:“好!就这么办!”华国锋把汪东兴的态度告诉了叶剑英;之后,叶剑英连续两次来到中南海到汪东兴家中,同他个别交谈。汪东兴向叶剑英报告了张春桥最近两次到江青家里密谋,以及江青找人在钓鱼台密谋、鼓动人写“劝进信”和“四人帮”成员照标准像及扬言要准备庆祝“节日”的情况,建议早点下手抓捕“四人帮”。叶剑英听后觉得应该早些下手,说:“再推迟,不是我们解决他们 ,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要以快打慢!”华国锋听了他们的意见,重新判断形势后,赞成汪东兴和叶剑英的意见,决心把解决“四人帮”的时间提前。

按此决策,汪东兴经过反复考虑,提出了抓捕“四人帮”的具体方案:利用“四人帮”要毛泽东五卷文稿要得急的情况,建议中央以常委讨论“毛选五卷”的名义引“四人帮”出来,一网打尽;为此,要组织一支中央信得过的抓捕队伍,将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以及他们在北京的死党分别解决;抓捕“四人帮”后,中央立即召开有在京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确定党的领导核心,稳定全国。汪东兴的这一建议得到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的肯定。

正是由于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之前,做了大量统一中央意志的工作,并且亲自批准了抓捕的具体方案,1976106日,中共中央才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将“四人帮”隔离审查,由此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的重大转折。

李先念在19771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去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这个话是客观的。华国锋所做的这个工作,也恰恰证明,粉碎“四人帮”是中央意志的体现,而华国锋在统一中央意志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责任编辑:陶炳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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