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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
来源:《世纪风采》2014年第12期
来源 :  2015-01-21 10:19:41 已浏览 : 7541


秦九凤

20149月,是曾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在周恩来身边工作长达40年的童小鹏(1914-2007)诞辰100周年。笔者由于在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工作的关系,和童老曾多有交往,不仅对他留有深刻印象,而且也知道一些有关童老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因为个子小,

“大鹏”变“小鹏”

 

童小鹏是福建省长汀县童坊乡(现童坊镇)人。因为他在童家是“大”字辈,父亲童继尧就给他取名叫童大鹏,意思是希望他这个儿子长大后能大鹏展翅,翱翔宇宙。1929年,童大鹏以自己的一点小学基础文化,报考福建省立新桥乡村师范,结果考为“备取”生,后来因为有钱人家的少爷们不愿上师范学校而日后当老师,就放弃了入学。这样,“备取”身份的童大鹏被正式录取。这所学校的校长阙荣兴是个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所以在他的学校里一直有我们的地下党存在并活动。1930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打下长汀,随即成立长汀县苏维埃政权。新桥乡村师范的进步青少年们兴高采烈地迎接当地这一革命新高潮的到来。童大鹏和他的堂哥童大统兄弟俩在共产党员黄亚光的介绍下,参加了红四军的政治训练队,成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当时他离16周岁还差3个多月呢。参加红军后的童大鹏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道理,又能团结战友、友爱同志,一个月后就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童大鹏进入新桥乡村师范起,因为他个头小,排队、出操,他都是居于队前,同学们便纷纷开他玩笑:这么小的个子,还叫大鹏,根本不相称啊!于是,在决定参加红军时,童大鹏将自己改名叫童小鹏。年少的他认为这样一改才显得谦虚、实在,从而使自己真正的名副其实。从此,“童大鹏”变成了“童小鹏”,并终其一生。

 

为治牙病,来到周恩来身边

 

童小鹏凭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加之有一定的基础文化水平,进步很快,不久就担任了红四军政治部的秘书。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他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到陕北,童小鹏就被选调进瓦窑堡红军大学,成了“红大”最早的一批学员。

童小鹏在“红大”还没毕业,就被安排到中央军委机要科,成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193612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但在扣蒋后如何处理上意见难统一,解决办法也不多。张学良便急电中共中央,请中共速派要人共商大计。于是,中央经过开会讨论,决定由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赴西安和张学良等共同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事宜。

童小鹏本来身体就比较弱,加之从南方的福建、江西来到陕北后,非常不习惯北方的寒冷。他吃不惯小米、野菜,身体营养严重不良。不仅常患胃病,而且龋齿也经常发病,一痛起来常常几天无法吃喝,既不能喝热水又不能喝凉水。这在和平时期可以说不是问题,但在革命战争年代却使他痛苦不堪。党中央到达陕北保安后,同当时的东北军、西北军都建立了统战关系,我们党经常悄悄选派干部到上海、西安等地工作。童小鹏曾多次考虑如果能到这些大城市工作,便可以把牙病治疗一下,以减少日常生活中的痛苦。他曾几次想向中央机要科长叶子龙提出这个要求,总遇不上机会。

当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去西安、并配备有报务员、译电员等工作人员时,童小鹏认为是个好机会,就向叶子龙提出了这一久已盼望的想法。叶子龙不仅了解他,而且也十分同情他,就要他直接向周恩来报告。于是,童小鹏就利用一次向周恩来送电报的机会腼腆地说:“报告周副主席,我的牙齿全坏了,一吃饭就痛得受不了,这次想随您一起去西安,一边工作一边把牙齿治一下。”周恩来很和气地回答他:“这没有问题。西安刘鼎那里有报务员和译电员,但这次我们到西安后,电报肯定要多起来,那里的人手不够用,准备让曾三去搞报务,你就去搞译电好了。我知道你在机要科文化程度高一点,你去正好合适,一边治牙病,一边工作。如果有别的病也可以治。”

就这样,童小鹏随周恩来副主席乘上张学良派到延安的飞机,一起来到了古都西安,跟随在了周恩来的身边。从此,他就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直到周恩来逝世。

 

秘设电台,不防一万防万一

 

1938年,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了。随之,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设立。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先后来到国民党的战时首都武汉。

根据周恩来和蒋介石的谈判要求,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架设了一座大电台。通过这座电台,可以随时和蒋介石与延安党中央都保持着电讯畅通。但是,经过长期地下斗争锻炼和考验的周恩来,在工作上十分精细,思维也非常缜密。他想到蒋介石是个反复无常、诡计多端的人,如果哪一天国共合作方面出了一点麻烦或摩擦,翻了脸的蒋介石是会将电台查封的。如果真的发生那种情况,那么长江局将和中央失去一切联系。那怎么得了呢?

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在周恩彦家二楼小阁楼上架设一个秘密小电台,与延安的党中央直接相通。

周恩彦和周恩来为同一曾祖父下的堂兄弟。当时周恩彦在汉口任粤(广东)汉(汉口)铁路会计处的科长,同时,他还是国民党基层区级的骨干成员。身份比较“灰色”,平常与周恩来交往不多,便于隐蔽和掩护。当然,这架小电台是不怕一万、只防万一的备用电台,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电台既不用发报,也不用收报的。但是要格外保密,到周恩彦家架设电台的技术人员是周恩来从延安调来的,安装好电台后又悄悄回延安了,在武汉“八办”的人都没有参加。这架小电台安装调试好以后,周恩来只交给童小鹏一个人掌控。

1996年秋天,童老在家人陪同下到我们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参观、访故。当老人在休息室小憩时,笔者曾向他请教了关于这架小电台的事。尽管当时离那架小电台的事快50年了,他仍记忆犹新地说,为掩护这架电台,总理的弟弟周恩彦做了不少工作。比如他不让自己孩子们上楼,我定期去检查、养护也全都是在夜间,他都很配合。不过,这架电台从架设、调试到后来的移走,一次也没有使用过。但是,它体现了周恩来在对敌斗争中的一贯作风:有备无患。

 

奉命撒谎,几十年后仍遗憾

 

这是童老向笔者亲口讲述的往事。

那是19426月底,周恩来因操劳过度,导致小肠疝气发作,住进了重庆歌乐山龙洞湾中央医院动手术;周恩来父亲周贻能(后改名劭纲)先生因多年为生活奔波,体力不支,经常打摆子,还患有其他一些老年病。

79日,周老先生病情恶化,高烧不退,不到一天,竟于710日夜间在红岩村离开人世。因为当时周恩来手术后时间较短,身体还虚弱,他又极重孝道,如果让他知道了刺激太大,不利于他病后身体的恢复。这时,临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就和邓颖超、吴克坚、钱之光、童小鹏等一起商量,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暂不告诉周恩来他父亲去世的消息,待他出院后再把这一丧讯告诉他。于是就将周老先生的灵柩暂停在红岩村内,同时决定由吴克坚和童小鹏两人到医院去看望周恩来,主动安慰他,好让他病体尽快康复。如果周恩来问自己父亲就回答“病有好转,请放心”。董老还一再叮嘱两人,千万不要多说话,以防说漏了嘴。

童小鹏和吴克坚两人都从未在周恩来面前说过假话,生怕到了周恩来病房后一紧张露出破绽。在去医院的路上,两人还互相鼓励,互相叮嘱,一定要沉住气,完成领导交代的这项特殊任务。

到了周恩来病房后,周恩来已经能一个人下床活动。因为他已经知道父亲生病,自然要问一声。童小鹏和吴克坚两人都按照董老的交待,在周恩来面前违心地撒了谎,也就是按事先交待的话进行了搪塞和应付。由于周恩来一贯精细过人,他俩心情十分紧张,内心也很难过,便很快从病房退了出去。两人走出医院后,都早已汗流浃背了。

延挨到713日,有所警觉的周恩来提前出院回到红岩山上。当他得悉自己父亲已去世3日时,顿时对着邓颖超大发雷霆:“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别人不知道我,你跟了我这么多年难道还不知道?!”邓颖超只好一边流泪一边向他道歉。

笔者199111月在京听童老说,当时他是第一次看见周恩来发那么大的火,吓得他自己大气也不敢出,躲在楼上报务室不敢下来。后来还是董老出面对周恩来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目的是为了有利于你养病。”周恩来这才不好再说什么,但他一下瘫倒地上,失声痛哭,并不顾病体,为父亲守灵竟夜。

童老一边向笔者讲述一边还很难过地说:“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我心中总留着遗憾,感到对不起他。”

 

一言九鼎,陈列布展颂伟人

 

在我们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筹建期间,由于童老对周恩来有着深厚的情感,他表现出十分的关心,几次不顾高龄来到淮安,听取汇报,提出指导性的看法。甚至还参与纪念馆建筑设计方案的商讨。许多中肯而又实在的意见就是他提出和坚持而得到解决的。

记得1989年秋天,我在中共淮安(县级)市委宣传部搞新闻报道工作时,当时周恩来纪念馆设计方案已初步确定,参与的同志都很高兴。童老本来只是坐在一边听听的。可是当听说新设计的纪念馆不打算搞陈列布展时,童老顿时火了起来:总理那么多的光辉业绩要宣传,总理的爱国爱民精神要继承、要弘扬,总理那么多的美好品德都值得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学习,怎么能不搞陈列布展呢?我们中国一代一代青少年将来靠什么去教育他们?怎么这么不了解我们中国国情?

听了童老的话,会场上顿时静了下来。童老扫视一下会场,又说,如果你们不能做主的话,我找你们省委去!他说到做到,吃完午饭就登车而去,直驱南京。

后来,我们江苏省委领导尊重并采纳了童老的意见,将主馆底层原来设计展出中外有关纪念地模型的地方改为陈列厅,尽管原来准备用于展出的八九个中外纪念地模型已经做好了,仍然放弃了原定方案而采纳了他的意见,以图片、实物、资料和音像来展示伟人周恩来的风采,教育国民和广大青少年。这样,我本人也被紧急抽调至周恩来纪念馆筹建委员会的资料征集陈列组,直接参与纪念馆的筹建工作,并被留在了纪念馆担负资料征集和宣传研究工作,直到退休。

 

改签机票,会见总理家乡人

 

199110月,我们风风火火地从淮安赶赴北京,期望向周恩来的亲属和他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征集有关文物资料,以充实纪念馆的布展。我们先后拜访了周恩来的嫡亲弟媳王士琴,嫡长侄女周秉德和周恩来生前卫士长成元功、卫士韩福裕和高振普,获得了有关周恩来的不少文物资料,都是我们纪念馆的无价之宝。就在我们即将满载而归时,韩福裕老人告诉我:“童主任还在北京,你们想不想见见他?”

我知道,韩老说的“童主任”就是指的童小鹏童老。他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兼总理办公室主任,当时刚从中央统战部领导岗位上离休。童老自西安事变后便一直在周恩来身边负责机要工作。这样的老领导,这样的一位知道周恩来、了解周恩来的“活字典”,我们是求见而不得,哪有不见的道理呢?请韩老用电话一联系,对方告知,童老夫妇已买好飞机票,将于第二天———19911023日飞赴福建漳州了,我们顿感遗憾。谁知童老得悉我们是从淮安去的、又是负责周恩来纪念馆陈列布展工作的,他马上自己拿过话筒说:“让他们明天来吧。我让人去改签一下机票。”其对周恩来纪念馆筹建工作的关心和热情已溢于言表。

第二天,我们在韩福裕带领下,前往中央统战部招待所,在303房间见到了我仰慕多年的童小鹏童老和他的夫人紫非。

童老一见到我们非常热情,幽默地说:“我为见到总理家乡的尊贵客人,特意让人去改签了机票,推迟两天离北京。”

坐下交谈后,童老谦虚地说:“你们来一趟北京不容易,要我谈什么赶快说。”我们不好意思提什么具体问题,只是说:“关于总理的事,我们都想听听。”他说:“我在他领导下工作40年,跟你们谈3天也谈不完。”于是,老人如数家珍,谈了许多有关伟人周恩来的珍闻、轶事。

周恩来纪念馆开馆时,因为1991年夏天淮河大水,淮安大涝。当时健在的邓颖超同志明确指示说:“今年苏北地区闹水灾,群众生活有困难,要把恩来纪念馆的开馆仪式降低到最低规格。恩来身边人员请童小鹏做代表,其他人都不要去;亲属由在南京的尔辉做代表,如果尔辉身体不好就由尔萃做代表,在北京和其他地方的亲属都不要去。”遵邓颖超同志所嘱,童老夫妇从福建漳州风尘仆仆赶到了淮安,参加了纪念馆的开馆仪式。

 

关怀备至,指出错误让我纠

 

1997年,为迎接周恩来的百岁诞辰,我根据采集到的资料撰写了一篇小稿《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在1120日《重庆晚报》上发表。当时在重庆工作过的一位老同志魏仲云看了稿子后,发觉周贻能先生在重庆的史料部分有误,出于历史的责任,他向重庆晚报《史林》栏目的编辑唐文虎先生写信诘询,同时,因为我在稿件中提了是采访了童小鹏,他也向童老写信询问并同时寄去了刊用报纸。

童老收到信和报纸后,他没有责怪我,而是仔细研读后,又不顾自己已83岁高龄,亲笔写信告知我说,近接重庆原新华日报的老同志给我的信和19971120日的《重庆晚报》,载有你写的《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一文,他认为关于周父的去世、安葬一段与事实不符,要我写篇真实情况给《重庆晚报》澄清事实。

童老的这封信分四大部分整整写了8页纸,直到结尾才委婉地说,写文章一定要合乎事实,望今后注意。

我为给童老造成的麻烦深深歉疚,为写出部分不合史实的稿件深深自责。根据他的意见,我又写作了一篇《关于周恩来父亲一文的补正》并于1998128日《重庆晚报》12版刊载,结果各方面都较满意。事后,我就此事的处理向童老写信表示感谢。他却深情地回信说:我们老了,宣传总理、研究总理的事以后要靠你们。所以,我不能打击你的积极性。童老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就像慈父一般。

在这件事情的背后还有一个小插曲,即周贻能病逝于1941年我确是按照童老说的写的,而且他也写进了他的《风雨四十年》一书。我虽按照他意见纠正了,但心里还是不放心,又写信询问他。童老在查阅了有关资料后又给我回信说,……关于周恩来父亲病故的日期证明我在《风雨四十年》中写的1941年是记错了。这点要感谢你。这次得到一个经验:历史上的事只有凭文献资料才可靠,记忆常常会有错的。为这事,童老不仅给我写了信,还将周恩来邓颖超当年为父亲去世刊载于《新华日报》上的《讣告》复印寄我。由于当时使用的是繁体字,活字排版,《讣告》复印出来有的地方看不清,我又根据我辨认出来的结果手抄了一份再寄请童老过目。童老又不厌其烦地在我的手抄稿上删掉一字,补漏三字,改正两字,使这一《讣告》上的内容完全准确了,然后再回寄给我。现在,每当我翻看到童老的这些亲笔和手迹时,童老那慈爱的胸怀、伟岸的形象就会在我眼前闪现。如果没有童老的认真精神,许多有关周恩来的事就将成为千古之谜!

(责任编辑:陶炳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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