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治国理政的科学方法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通过调查研究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又通过调查研究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看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途径和重要标志，要求把调查研究作为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调查研究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关键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传家宝基本功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要求我们把加强理论学习和加强调查研究结合起来。加强理论学习实现“学思想、强党性”，加强调查研究达到“重实践、建新功”。回顾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可以发现，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治国理政的科学方法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通过调查研究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又通过调查研究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看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途径和重要标志，要求把调查研究作为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调查研究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一、中国共产党通过调查研究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明确革命对象、革命任务，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等问题上，经历了艰难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人找到了一个有效的方法，那就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使中国共产党最终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

毛泽东是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发现者，他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就是以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作为基础的。正是在他的践行、倡导和推动下，调查研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25年12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他在文章的开篇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认识到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及生活状况各不相同，因而其心理及其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不相同。经过广泛的调查和分析，他得出结论：“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认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而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最真实的同盟军。毛泽东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同盟军的问题。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而忘记了农民；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主义，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也是忘记了农民。这两种倾向都感觉革命力量不足，但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革命的力量，到何处去寻找广大的革命同盟军。而毛泽东找到了，这就是在中国人数众多且又愿意参与革命的农民。

在北伐战争势如破竹之时，农民运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在怎样对待农民运动问题上，不仅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态度截然不同，就是在共产党内部也有分歧。农民运动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带着这个问题，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对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做了32天的实地考察。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他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该报告明确提出革命党人要极端重视农民斗争，要支持农民的革命举动，特别指出贫农是革命的先锋、中坚和元勋，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及时纠正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在会议上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在起义部队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带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这是寻找中国革命道路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当有人对红色政权能否存在、“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表示怀疑时，毛泽东又通过大量的调查分析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等著名文章。他通过调查提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支持的新旧军阀连年不断地进行战争，“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由于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因此他得出结论：“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毛泽东这时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正确的道路应该是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

1929年12月，针对红军第四军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部分中指出：对于政策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和对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这种错误，纠正的方法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使用了“调查和研究”这一科学概念，阐述了其对于形成党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意义。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先后写作了《寻乌调查》（1930年5月）、《兴国调查》(1930年10月)、《东塘等处调查》和《木口村调查》(1930年11月)、《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等。基于这些深入细致的调研，毛泽东基本确定了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分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他在寻乌的调查。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强调了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通过在寻乌的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情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定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确立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提供了实际依据。

就在寻乌调查的同一个月，毛泽东根据寻乌调查以及多年调查研究的感受和经验，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原篇名《调查工作》）一文，第一次公开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注重调查！反对瞎说”，主张要“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他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要解决某个问题，就必须通过调查研究获取大量的材料，然后对材料进行分析综合得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文章批评了中国共产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第一篇理论文章，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初步经验的总结，其中已经蕴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萌芽。

尽管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但是由于战事局势紧迫，没有时间和条件对“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进行全面清理。延安整风前夕，毛泽东决定出版主要由他在1930—1933年所做农村调查汇集成的《农村调查》一书。1941年3—4月，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跋。他指出：“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他告诫党内，如果我们的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他指出：“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中央层面设置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担任局长。毛泽东在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指出：“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

从1942年春开始，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解决好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清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什么，是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照抄照搬苏联经验。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始终提倡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认为调查研究是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在全党开展的调查研究工作使全党对于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不仅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对于夺取全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通过调查研究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历经了千难万险、付出了血的代价，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样经过了艰难探索，我们走过了不少弯路，最后才玉汝于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调查研究在这两条道路的探索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起来之后，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新任务。

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使社会主义阵营也出现了裂隙。这提醒中国共产党从以往全面学习苏联、拜苏联为师，转而“以苏联为鉴”，开始独立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明确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迎接党的八大召开、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迎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1955年底至1956年上半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南昌、杭州、上海、天津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并先后听取了国务院35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汇报。随后，他又用了六天时间，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为进一步了解各地的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从十个方面准备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这次调查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行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系统调查，成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开端。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处理好的重大关系问题进行了科学分析，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论十大关系》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区别开来，为党的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可惜的是，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原因，我们后来偏离了这条正确的道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平二调”“一大二公”，刮“共产风”，在粮食产量指标上“放卫星”，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盲目蛮干、急于求成，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和惨痛教训。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意识到，原来的许多认识并不符合客观实际，而这些导致了决策上的错误。毛泽东认为，首要的甚至唯一的方法，是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下去搞调查研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

在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号召：“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搞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会后，毛泽东率先行动，直接领导了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的调研工作。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道：“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全党开展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活动对于摸清经济社会实情，对于转变党的作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作出科学决策、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通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60年代初，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得中国共产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又面临向何处去、走什么路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共中央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就是以大量调查研究为基础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77年下半年到1980年上半年，除中央领导出访活动外，派出的部委办代表团出访达360次，科教经贸代表团出访472次。农村改革的序幕也经过了认真的调研，中央组成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情况，最终推动了农村改革的展开。中央在沿海地区创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同样是在赴香港、澳门实地考察后，再根据广东、福建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

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没有马上回京，而是按事先安排开始了在东北地区的调查研究，在调查过程中他发表了重要谈话。这些谈话强调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号召全党破除僵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新论断，认为全党当前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这次谈话与当时正在全国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相呼应，提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崭新命题，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

针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一重大课题，2000年2月江泽民在赴广东调研时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0年5—6月，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江泽民又分别赴北京、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广东、海南、宁夏、甘肃等地考察，并主持召开30多次党建工作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他还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统战工作会议和中纪委全会上，开展调研和讨论，从不同的角度对新形势下加强党的领导工作作出论述，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2004年，胡锦涛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之后，强调要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和谐社会建设有关情况和工作的调查研究，要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社会利益关系发展变化、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调查研究，全面分析和把握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发展趋势，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着力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努力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落实好。

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到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成功地把科学社会主义推进到21世纪，其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大量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铸就了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习近平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就调查研究工作作出了大量重要论述，强调：“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调查研究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体现和实践途径。正是调查研究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要做好调查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认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发展的成果与人民共享，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