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晖，我党杰出的情报工作者，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入党。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熊向晖在家乡探亲，一天，熊向晖  从报上看到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成临时大学，11月1日在长沙开学，他便赶去报到，但未遇见相识的党员。几天后，熊向晖接上党的关系，上级指示他不能暴露党员身份，要他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

    不久，服务团从长沙乘火车去武昌。1938年初，胡宗南接见服务团人员。

    熊和同批被见的人走进会客室，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唐西园安排他们按名单顺序坐好，然后引来一位带中将领章的军官说：“这就是胡先生。”

    胡宗南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按事先规定的军礼，被点名的人都得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举目审视后，说“请坐”，接着提出三到四个问题。熊向晖发现他对前几人提出的问题虽不尽相同，但都问一句“为什么到本军来”。熊向晖于是萌生一个念头，想使眼前的长官感到奇怪。

    当胡宗南点到熊向晖的名字时，他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

    胡瞪眼瞧着熊向晖，问：“贵庚?”

    熊向晖说：“再过3个月零4天满19周岁。”

    胡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

    熊说：“参加革命。”

    胡宗南一怔，问：“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熊说：“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胡似笑非笑，问：“怎样才是革命？”

    熊向晖说：“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挞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挞虏’就是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胡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

    熊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熊向晖话音刚落，胡突然加快语气，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

    熊脱口而出：“杀！”

    胡盯着熊向晖看了一会儿，在名册上画了什么，再点了下一个人的名。

    回到驻地，吃罢晚饭，唐副官来接熊向晖，说胡约他去个别谈话。

    熊向晖说：“还找了什么人?”

    唐说：“只找你。”他告诉熊向晖，胡在每个人的名字上都画了圈，大多数画一个圈，少数画两个圈，至多三个圈，惟独在你熊先生的名字上画了四个圈。

    个别谈话时，胡宗南问了熊向晖的学历，说：“17岁进大学了不起。”然后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对熊向晖进行政治盘查，他问“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反政府?”

    熊说：“不是‘学潮’，是爱国运动。我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华北自治。”

    胡问：“北平学生建立了什么组织？”

    对此，熊向晖提到“民先”，说自己曾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的负责人之一。

    胡又问：“为何取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熊说：“不是我起的名。但我记得中山先生讲过，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胡面露喜色，说熊对“总理遗教”有研究。他又问：“共产党对北平学生的影响大不大?”

    熊说：“我不清楚。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

    这天晚上，熊向晖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接见了他。他向董老汇报了上述情况。董老高兴地说：“这看起来似乎都是巧合，其实基本上符合周恩来同志的预想。恩来不知你今晚来，他因事外出，半夜才能回。末班渡轮是11点，你不必等。不要再来这里。我把恩来的意见详细告诉你。恩来说，谈一次，要管几年。”

 

 

    董老说：“恩来熟悉国民党，熟悉胡宗南。胡和非黄埔系的陈诚是蒋介石最信赖的人。恩来在陕北同斯诺讲过，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是蒋政权的重要支柱。从胡对你的谈话中，可看出他有抗日积极性，不放弃孙中山国民革命的旗帜，但也可看出他对共产党还有戒心。”

    董老向熊向晖讲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我们要从多方面推动、帮助国民党抗日，服务团也可起一些积极作用。但不只是为此而要你参加服务团。目前国共合作形势较好，中央还要努力加强和发展国共合作。至于我们这一愿望能否实现?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

    董老说，恩来要你特别注意三点：第一，不要急于找党。我们将设法找你联系，你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第二，要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

    1938年2月，服务团从武汉转往陕西凤翔。胡宗南所属部队在这一带补充整训。服务团向附近军民进行抗日宣传，颇受欢迎。大家爱国热情很高，但有些人言行过激，熊向晖则保持不左不右的面目，这些都为胡宗南派来的政工人员所注意。这年5月初，胡宗南从西安到凤翔，约熊向晖单独谈话，此时他已不称熊向晖为“先生”。胡说：“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

    胡宗南让熊向晖次晨离开服务团，和他同车去西安，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原设在南京，抗战开始后迁成都，并建立了一些分校，校长都由蒋介石兼，第七分校主任由胡宗南兼。学生都属“黄埔系”。熊向晖是第七分校首批学生，按黄埔军校序列，算做第十五期。这样，熊向晖就成了“革命军人”和“黄埔大家庭的一员”，并参加了国民党。

    这年8月，服务团被解散，部分团员他去，部分团员经短期政训后分配到胡部做政治工作。

    1939年3月，熊向晖在军校学习期满，胡宗南指定他在有西安党政军各界领导人参加的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致词，讲词由熊向晖自拟。熊向晖讲得激昂慷慨。礼成后，胡找熊谈话，表示满意。胡宗南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好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在“黄埔大家庭”里选，选定了熊向晖，要熊向晖担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表示不敢从命。胡问为什么， 熊说，胡先生认识我还不到一年半，不少人知道我曾是清华“民先”队的负责人，有“左”倾嫌疑，在胡先生身边担当这样重要的工作，怕不能胜任，也不好办事，别人可能说闲话，对胡先生不利。胡宗南说，你的情况，我完全了解，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做出的决定，谁敢说不?

     如此这般，熊向晖成了胡宗南的亲信助手。除处理文电和日常事务外，他还有一项被胡认为别人不能代替的工作———为他起草讲话稿。胡经常到他主办的军政院校和所属部队作“精神讲话”。熊向晖起草的稿子短而精，豪言壮语多，最合他的口味。

 

 

 

 

    1943年，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其时，胡宗南已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副长官部设在西安南郊的俗称小雁塔的荐福寺。1943年2月，驻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以绝密件向胡宗南及该战区所属驻宁夏的马鸿逵、驻青海的马步芳，下达经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指令有关部队“于现地掩蔽，作攻势防御”，俟机“转取攻势”时，“先迅速收复囊形地带”，进而“收复陕北地区”。胡宗南按此计划部署了兵力。

    1943年5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公开宣布《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蒋介石密电胡宗南称，确悉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命你趁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为此，对共产国际解散不公开置评。

    胡宗南于6月初到三原、耀县视察部队，6月18日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内定由第三十八集团军迅速攻占囊形地带后，协同第三十七集团军攻占陕北地区。

    熊向晖及时将上述情况告知了我党在西安的情报工作负责人王石坚。

    7月4日，朱德明电胡宗南，内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

    收到这份电报，熊向晖立即送给了胡宗南。胡看了两遍，又让熊向晖念了一遍。胡宗南皱起眉头，说：是谁泄的密?

    熊向晖已有思想准备，不改常态地说，“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胡先生也只让西安有关人员和参战部队师长以上将领知道，绝不会“道路纷传”。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给了共产党。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

    胡宗南问：“你看怎么查?” 熊向晖说，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机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不要打草惊蛇，免得泄密的人畏罪逃跑。从现在起，不要让涉嫌的人参与机密，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露给共产党。

    胡宗南要熊向晖把他下面的特务头子刘大军找了来，要他密查此事。

    当晚，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讨论这一仗打不打的问题。有人主张照打，理由是：委座对共党的研判完全正确，不应坐失良机，加之陕北兵力空虚，正规部队只有三五九旅一个旅，连年开荒，已失战力。出动5个军，可迅速歼敌，完成任务。有人则主张暂缓，理由是：陕北之敌不可轻视；朱德的电报使事机败露，如日军闻讯，乘机渡河，难以收拾；现可按兵不动，听候委座指示。

    胡宗南作结论，说：不能坐待指示，应为委座分忧劳，我们要主动提建议。委座原定闪击、偷袭已不可能，如仍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能乘隙渡河，而且定会受到盟邦责难。委座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盟邦对国军期望很高，国军长期未打胜仗，共党早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还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他让参谋长据此起草给蒋介石的电报，送他核发。他核发时，还参照熊向晖的意见，作了些修改。

    7月7日，蒋介石电复胡宗南：同意罢兵，但要查明有无“泄密”、“通匪”情事。胡宗南于7月8日下令收兵，先遣人员返回原地。

    不久，刘大军报胡，“通匪”事正在查，“泄密”事有两件：（1）6月12日，西安劳动训导处长张涤非召集9人开会，通过文件，要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而“解散”；(2)7月6日，中央社自西安发出电讯说，西安文化团体开会，致电毛泽东，叫他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割据”。胡宗南大骂张涤非、中央社是混蛋。事后，刘大军经胡批准，将两个“匪谍”嫌疑犯送西安劳动营关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