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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太行将军忆父亲刘伯承元帅
文 • 王 平 邓 攀 缪 慧 余 静
来源 :  2012-10-29 16:34:55 已浏览 : 2011
 

为了编撰出版《刘伯承与南京》,我们南京市委党史办工作人员两次到北京采访了刘伯承元帅长子———刘太行将军。20111229日下午3点,刘太行将军准时出现在了我们居住的饭店门口。一顶棒球帽,一身运动风格的着装,再加上那魁梧挺拔的身姿,以及热情坦诚的笑容,那份亲切与质朴,顿时缓解了我们的拘谨。在之前联系采访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将采访地点放到我们的住地附近,理由是他熟悉路况,可以免除我们的奔波之苦。2012323日第二次采访仍是如此,其周到细致让我们采访组一行深受感动,将军的平易近人可见一斑。

    刘太行,1939年生于太行山。1940年入延安保育院。后曾在延安抗日军人家属子弟小学学习。1947年起,先后在河北武安、郑州、开封、南京、北京等地读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北京一O一中学、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第四中学。大学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后相继在农场劳动、在部队基层锻炼。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调回北京。后历任空军雷达研究所副所长、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等职,少将军衔。现为全国政协委员。

   相对而坐,促膝长谈,从出生于战火硝烟的岁月到童年时的颠沛流离,从记忆中的南京往事到对父亲的深切怀念,顺着刘太行将军的的成长足迹与视角,我们开始走近他那平凡而又伟大的父亲———刘伯承元帅。

 

战争年代的童年经历

 

采访组:我们都知道刘帅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大家庭,您是家中的长子,能跟我们说说您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吗?

刘太行:我的母亲汪荣华出生贫苦,在十四五岁时参加革命,成为一名红军女战士。她与父亲是在长征途中相识相恋的,1936年,他们在甘南举行了婚礼,从此结为了革命伴侣。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父母一生共生育了我们7个儿女,我是老大,二弟刘蒙,三弟太迟,还有4个妹妹,分别是华北、解先、弥群和雁翎。其中,大妹妹华北1945年在延安保育院遇害,小弟弟太迟在不久前去世了,现在就剩下兄妹5个。对于子女的教育,父亲一直特别重视,他在世时常说,你们没有像毛主席、周总理那样的大才大德,就都给我学一门特长,好好地为国家的建设服务。要是数理化好就学工,将来造原子弹。父亲从没有想过要让我们当官。他经常告诫我们,我这里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爸爸这块牌子生活,你们要自强自立。我们兄妹后来都从事了技术方面的工作,我学的是导弹,一个妹妹学的火箭发动机,两个妹妹是医生,两个弟弟一个学了飞机制造,一个学了电子器件制造。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大妹妹华北在1945年遇害,能和我们说说具体情况吗?

刘太行:华北是1940年出生的,比我小一岁,1942年到的延安保育院(洛杉矶保育院)。我记得妹妹胖乎乎的,个子不高,不太爱说话。那时候保育院的条件很艰苦,几个阿姨要照顾几十个孩子,有一年冬天烧炭盆烤火,华北和邓琳(邓小平的女儿)摔到了取暖的炭盆里,华北的脸和邓琳的胳膊被烧伤了。华北遇害是在1945年,那年我6岁,该上小学了,才从保育院出来。后来我妈妈说幸亏我迁出来上小学了,要不也冲着我来了。妹妹的事是后来听父母说的:8月的一个晚上,突然有个人到保育院看我妹妹,自称是父亲的警卫员,第二天早晨才发现妹妹已经被勒死了。这个案子一直到现在也没破,最终也不知道妹妹究竟是被谁杀死的。华北的死,对父母的打击特别大,是他们心底永远不能愈合的伤口。父亲晚年患重病躺在床上,精神已非常不好,他还对母亲说:“荣华啊,我对不起我大女儿啊,我没把她养大啊。”当时的场面,我们几个子女都历历在目,只要想起来就觉得伤心,父亲已经病得快不行了,可还是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女儿。

采访组:您出生于战争年代,能跟我们说说您童年时的经历吗?

刘太行:19393月,我出生在太行山辽县(今左权县)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我出生时正赶上日寇进攻,父亲在前线打仗,所以,母亲就给父亲写了一封报喜信。父亲接到信十分高兴,他给母亲回信说,儿子就叫“太行”吧。很多人说我的名气起得很响亮,也高明,其实这里面有两个巧合。后来父亲告诉我,根据刘家的家谱,我是太字辈,加之又生在太行山,所以才起名为“太行”。我出生后母亲没有奶水,后来,好不容易从河南难民中请到一位奶妈。1940年,父亲的老战友徐向前从山东去延安,路过太行山,父亲就托徐向前把我带回延安,说:“你把太行交给总司令就行了。”当时正在打仗,要通过多道敌人的封锁线,我们在路上整整走了一个月才到了延安。到延安后,我被交给了康克清妈妈。看我身体瘦弱,康妈妈就照顾了我一年多,在我体质好转后才把我送到了延安保育院。周末的时候,朱老总和康妈妈就把我和罗瑞卿的长子罗小卿领回家。总司令和康妈妈对我非常好,他们让我感到了父母的爱,我平时就称呼他们“朱爸爸”、“康妈妈”。和其他弟妹相比,我小时候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是最少的,不到两岁便离开了太行山,直到四五岁时,才在延安见到了亲生父母。当时,康妈妈对我说:“太行,你的亲爸爸和亲妈妈来看你了,快叫爸爸妈妈呀!”可我怎么也张不开口。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叫他们“汪妈妈”和“刘爸爸”。6岁的时候,我离开保育院上了小学。之后,就开始跟着父母四处转战,我的小学就是在转战驻地的农村小学上的,小学期间换了多少学校,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

采访组:南京解放后,刘帅担任了南京的首任市委书记、市长和军管会主任,但随即又奔赴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场,真正在南京安家还是在创办军事学院之后,能和我们说说您是什么时候来南京的吗?

刘太行:南京解放后不久,父亲又转战西南。直到创办军事学院,他才又回到了南京。1950年底,我们家从重庆搬到了南京,住在城东北极阁的一幢二层小楼里。当时是弥群和雁翎跟着父母在南京,我和解先一直留在北京读书,只有寒暑假来南京。在北京读初中时,我还是住在朱老总家里,后来朱老总家里的孩子越来越多,20多个孩子打地铺,实在住不下。父亲来信说:“总司令家里人多,你换个地方吧。”1952年,邓小平从重庆调到北京工作,父亲就把我交到了邓家,那时卓琳阿姨给予了我很多关怀和照顾。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思维敏捷,口才也很好,一件事情他能和风细雨地给你讲得清清楚楚,我们家的孩子都很爱听他讲故事。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特别不听话,总和父亲顶嘴。在兄弟姊妹中,我小时候挨打最多。现在想来,估计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学习成绩还行,不怕考试,所以自己觉得有点资本;二是我从小不在父母身边长大,对父亲的严格管束不习惯。可是父亲总是希望我能懂事一些,就常常抽空找我谈心,我老回嘴,就弄得父亲谈不下去。父亲急了就会动手揍我。妈妈心疼我,常和我说:“太行,你爸爸眉毛上的那根筋一暴起来,你就赶快闭嘴,这样就不挨打。”可能是觉得我快管不住了,所以初中毕业后,父亲说:“太行这孩子,从小就没有和我们在一起,跑野了,现在我要自己管,高中要到南京上。”说实话,我当时真不愿意来南京,毕竟在北京待熟了,舍不得离开那些老师和同学。但是父亲在子女面前的威严是出了名的,“父命如山”啊。19569月,我和解先离开北京来南京上学,是在南师附中读的书,我读高一,她读初二。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才真正开始和父母一起在南京生活。

 

记忆深处的南京往事

 

采访组:来南京后,您对当时的家和这个城市有着怎样的印象?

刘太行:我们家搬到南京的最初几年,我就是寒暑假才回南京。对北极阁的那个家我印象很深,那时山上的风景特别好,到处绿树成荫,有许多白鹭栖息其间,站在家门口的空地上,可以看见鸡鸣寺,也能远望紫金山。离我们家不远有个气象台,附近还驻扎着一个警卫排,大人们不在家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就去警卫排搭伙吃饭。因为住在山上,家里用水要靠一个泵先抽上来,所以每次需要用水时,都要先给山下的一个值班室打电话,等水抽上来了,再打电话通知值班的师傅关闭水泵。真正对南京开始熟悉,还是后来读高中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南京的绿化,马路两边都是梧桐和雪松,这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记得那时候常常和同学结伴去中山陵游玩,有时候也去新街口逛逛商店。在我的记忆里,南京的街道很整洁,街上的房子也特别漂亮。

采访组:无论作为南京市长,还是军事学院的创建者,刘帅在南京都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声誉。作为刘帅的子女,您感觉在生活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刘太行:父亲最反对的,就是家属和子女搞特殊化。解放刚进城时,他就叮嘱母亲,现在解放了,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也不富裕,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决不能特殊,要同群众的生活大体相当才是。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时南京刚解放,父亲是南京市长,有一天,他带着我们去参观中山陵。到了那里,看到一张通知,说那天因故不接待参观者。父亲正要带着我们回家,中山陵的负责干部赶来了,可是父亲还是坚持服从规定,拒绝了让我们进去参观的邀请。回家的路上,父亲给我们讲道理:“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采访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事让您觉得印象深刻呢?

刘太行:家里的房子也是这样。刚到南京时,家里有四个孩子,我一个,还有三个妹妹解先、弥群和雁翎。之后,又添了两个弟弟阿蒙和太迟。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住房也就紧张起来。学院营房部多次提出给我们家加盖房子,或进行改建,都被父亲拒绝了。后来,学院趁他到北京开会,在我家后面加盖了两间平房。父亲回来后,坚持把这两间房分配给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住。再就是父亲的车一般不让亲属用,母亲上下班,一年四季都是骑自行车。每年放寒暑假,我从外地回来,开学时离开南京,也不允许用车接送,都是自己乘公共汽车。另外,在我的印象中,无论在哪里安家,我们家里的电话间里,总是贴着母亲写的告示:“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除此之外,母亲还经常告诫我们:“警卫员、秘书是上级分配给爸爸工作的,除他之外,我们家属子女谁也没有使用的权利。”有一年夏天,我从北京回南京度暑假,有一天,正在水池边洗自己的衣服,来了几个小伙伴邀我出去玩。我就把衣服泡在盆里,随伙伴们走了。过了一会儿,正在这里休探亲假的李秘书的爱人路过水池,见盆里是我的衣服,便将衣服搓洗干净,晾在了绳子上。这事被父亲知道后,把我狠狠批评了一顿。

采访组:刘帅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您和弟妹们也在此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回顾那段生活,您觉得父亲在教育子女方面最注重的标准是什么?

刘太行:父亲很欣赏“勤能补拙,俭以养廉”这句箴言。对于我们读书,父亲的要求极其严格。我十多岁时,学习的自觉性比较差,一到放暑假,心里总想着玩。尽管父亲工作很忙,但还经常抽出时间检查我的学习。除要求完成学校作业外,还要求我背诵一些文章,例如鲁迅的散文、毛主席的讲话、《史记》的文章等。记得《古文观止》里的很多东西,他自己也能背,还比我背得好。另外,在写给我们的信中,父亲谈到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廉洁的品行,要靠平时俭朴的生活养成。”刚到南京安家时,还是实行供给制,父亲经常检查家里的伙食账,看看有没有超出国家规定的供给标准。他还经常关照炊事员说:“黄瓜、西红柿这类蔬菜在刚上市的时节,太贵,不要买来吃。”那时,我们兄妹穿的衣服,都是长幼相传,甚至不分男女。二弟刘蒙因为穿着姐姐的女式旧军装去上学,被很多同学笑话,叫他“黄皮”。回家后,他吵着不想再穿,还受到了母亲的严厉批评。再有一次,母亲见我的毛衣实在太破了,就给买了一件新的,结果,父亲还跟母亲说毛衣补补还是可以穿的,要让孩子从小养成艰苦朴素的好品质。

采访组:在南京读书期间,还有什么让您特别难忘的事吗?

刘太行:1956年,我在南师附中读书,当时学校发生了华侨学生跟国内学生打架的事,这事后来闹到了南京市政府,一些学生不上课,跑到市政府去示威。当时有传言说我也参加了,其实我没去。父亲知道后就把我们几个孩子叫过去,他要求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学习,学会本领,要走群众路线,要及时改正自己的缺点。他特别强调说,咱们都是自己的政府,用不着搞对立的东西,你们的思想方法要学毛主席的一分为二。之后,“反右”斗争开始后,父亲又给我们“整过风”,他要求我们在“反右”斗争中不要瞎起哄。还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1957年到1958年间,学校搞教育改革,我们的课堂一度摆到了田野里。父亲对我们下农村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十分支持。他经常说,干部子弟生活优裕,如果长期脱离群众,将会养成资产阶级意识。他说下农村是好事,不要让人说我们是“红墙里的贵族”。

采访组:创建军事学院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耗费了刘帅巨大的精力。您对那段时期父亲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有着怎样的印象?

刘太行:父亲主张“治军必先治校”,几十年矢志不移。战争年代,他就撰写和翻译了大量军事著作,并先后担任红军大学校长、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时期,还兼任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和政委。1950年,父亲开始筹建军事学院。为节约办校经费,他建议把南京原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和原国防部旧址作为南京军事学院院址,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批准。随后,父亲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在战争年代,父亲多次受伤,身上被打了9个洞,在元帅里边,大概就他的伤最多了。因为在长期紧张的战争环境里一直没有得到好的休息,又去干办大学这样伤脑筋的事,所以父亲老是脑袋疼。即便是这样,他还是自命为“教书先生”,自己备课,亲自登台讲课。我曾亲眼看到一眼失明、一眼弱视的父亲拿着放大镜伏案工作,亲自校阅和审定大量的外国军事译著和自编教材。有时夜里睡着睡着,他会突然披衣起床,打开台灯批改教案。那时军事学院的学生,大多是来自军队的各级干部,其中很多人已经是战功赫赫的将军。学院的6小时操课制让很多人不习惯,有些将军甚至带着秘书来上课。父亲把秘书轰走,他说:“将来是秘书指挥作战,还是你指挥?”管理难度可想而知。从1951年到1956年的5年间,军事学院先后成立了12个系,教学内容不仅涵盖陆、海、空三军,还包括军事、战史和政治,成为一所综合性的最高军事学府。

采访组:可以说工作已经占据了刘帅绝大部分的时间,那在您的记忆里,那时父亲有没有什么娱乐呢?

刘太行:父亲不吸烟、不喝酒、不玩牌、不跳舞,有时听点音乐,如黄梅戏,还有《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什么的。他最喜欢的除了读书还是读书。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看书,一钻进书里就什么都忘了。有一次,我们在楼上闻到一股橡胶烧焦了的臭味儿,赶快跑下楼看,原来是电线短路了,可在楼下看书的父亲全然不知,还捧着书端坐在椅子上。另外,父亲的生活很有规律,经常会在我们住的北极阁附近或中山陵一带散步,有时也会去爬山,锻炼一下身体。可能是战争年代留下的习惯,他到一个地方,总是会首先观察地形,在南京的几年里,他把南京的周边都走遍了。回想那段时光,有一件事觉得特别遗憾,那就是陪父亲的时间太少,有时父亲想叫我和他一起去散步,我却总是借故推脱,那时觉得老在树林子里走来走去没有意思。现在想来,是失去了很多和父亲交流的机会,现在再想和他说,也没有机会了。

采访组:195811月,因为一场“反教条主义运动”,刘帅辞去了军事学院院长与政委的职务。您和家人是什么时候离开南京的呢?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刘太行:19587月,父亲接到通知,要求他去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那时父亲已经知道了“反对教条主义”的矛头是针对他的,因为急火攻心诱发了青光眼。母亲和二弟刘蒙陪着父亲去北京,弟弟后来回忆,父亲一路上因为眼压高导致剧烈头疼,一直躺在病床上没法起来。即便这样,他还是在710日,由人搀扶着出现在了中南海怀仁堂的主席台上,在他作检讨前后,台下都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若干年后提及这一幕,我们都觉得,大家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父亲的理解、爱戴和同情。1958年八九月,为了赶上新学期开学,我和解先、弥群先离开南京去了北京。19591月,父母带着其他孩子移居北京。据弟弟刘蒙回忆,离开之前,父亲反复命令部下,不许开欢送会,不许送行。119日,也就是离开南京的那一天,父亲到了下关码头之后,发现军事学院的许多干部早已集合在码头,自发为他送行。父亲强撑病体,坚决不许大家再送。等到他上的船要驶向江北时,那些军人齐齐向他敬礼致意……当时,父亲久久地朝着人群挥手。对于南京,父亲有着太多的眷恋,直到60年代末,他只要去南方都会到南京小住。对我们来说,这里也留下了很多的回忆。后来,“教条主义”的帽子,在父亲头上足足戴了近30年,直到他离开人世后才得以平反。对此,父亲生前从来没说过任何一句怨言,只是常常会一个人默默地陷入沉思。母亲和我们都觉得父亲受了委屈,而他的回应只有一句:“我刘伯承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评价的。”

 

穿越时空的永恒怀念

 

采访组:1942年冬天,刘帅在自己五十寿辰的答谢辞中曾这样说:“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对于生死,您觉得父亲是怎样看的?

刘太行:父亲年轻时有个口头禅,路死路埋,沟死沟埋。就是说在路上死了,你就在路上把我埋掉,死在沟里就在沟里把我埋掉。这说明他对生死是十分坦然的。父亲晚年病重后,曾想过死后葬在南京,但后来又改了主意,他说连宋庆龄那样伟大的人都没有葬在南京,我哪里能去啊,还是葬在那些战斗过的地方吧,和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在一起。1986107日,父亲走完了他的光辉一生。父亲去世后,母亲给党中央写了封信,对处理父亲的骨灰提出了意见,希望把骨灰撒在淮海、南京、大别山区、太行山区、大西南,撒在养育他的山河大地上,撒在他曾经与战士们的血和汗流在一起的地方,让他安息在与他血肉相联的人民群众之中。遵照父亲的遗愿与母亲的意见,198610月,我与雁翎、太迟代表亲属,前往太行山区、淮海地区以及南京、重庆、四川开县老家等地,将父亲的骨灰撒在了那些地方。

    采访组:刘帅戎马一生,被誉为“军神”、“战神”,您觉得他是怎样看待战争的?

刘太行:父亲一生经历过无数血战,晚年却厌恶战争的残酷。他的眼睛还能看见时,就从不看战争片,如果看到战斗场面,他会立即换个频道或者干脆关掉电视,偶尔看的也都是《五朵金花》那样的片子。为打破父亲的禁忌,有一次,我们把他拽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想让他看坦克被炸、士兵中弹而死那些镜头都是怎么拍的,但是父亲还是不愿看。我想,对于战争,父亲是有他自己的理解的,他当年之所以出来当兵,是因为那时军阀混战,不打出一个像样的天下来,中国人永远是被压迫、被剥削、被瓜分的,对不起后人、对不起后代。他是要以这一场战争达到真正的人民的和平。

采访组:刘帅对自己曾有过什么评价吗?您怎样看待父亲的一生?

刘太行:父亲一生谦虚谨慎、淡泊名利。解放初,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其中有我父亲的词条,“刘伯承,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父亲看到后,毫不犹豫就把“军事家”三个字勾掉,改成了“军人”二字,他说,我就是一名革命军人。1955年,海陆空三军授衔,父亲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可他因为身体不好,加之忙于军事学院的种种事务,最终缺席授衔仪式。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般不谈自己的历史,要讲也只是只言片语。比如我们小时候不好好读书,他就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再比如说淮海战役对他来讲应该是很光辉的事,我去问过他。结果呢,他根本不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打起仗来,就要死人,我所想到的是多少白发苍苍的母亲找我要儿子,多少年轻的寡妇找我要丈夫,我心里很不安哪!我今天能够当元帅,有多少人在底下呀!”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得意洋洋地讲这个仗打得多么漂亮,那个仗打得怎样。对于父亲的历史,除了他的只言片语,我就是听跟他一起工作过的叔叔阿姨讲的,还有就是自己到当年的战场去看看,就是这么知道他的历史的。父亲这一辈子,从事业来讲我觉得算是比较辉煌。但是他对自己有绝对清醒的认识,他说过,我这种辉煌不是我个人的事,是整个社会的事。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对于父亲,我想他永远是活在我们心里的,这种怀念是永恒的,它将穿越时空的阻隔,贯穿我们的一生。

采访结束时,窗外的北京已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重温刘太行将军的讲述,刘帅在南京度过的光辉岁月犹如一幅画卷般徐徐展开。无论是指挥渡江战役的镇定自若,还是接管、建设新南京的壮志豪情;无论是创建军事学院的殚精竭虑,还是离开南京时的无限眷恋;无论是革命伴侣的相濡以沫,还是严父慈母的舐犊情深……一切都是那样感人至深。在即将迎来刘伯承120周年诞辰之际,来自家人的这份深切缅怀更增进了我们对刘伯承元帅的敬仰。

                     (责任编辑:艾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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