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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上将阎红彦的风雨人生
文 · 王树恩
来源 : 《世纪风采》2012年第11期 2012-12-06 14:24:53 已浏览 : 1645
      57位开国上将中,阎红彦在军队中的职务并不是很高,而且授衔时他已在地方工作,按照中央的规定,已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不再授衔,如邓小平、谭震林等许多同志。但是阎红彦作为陕北红军的杰出代表,还是被授予上将军衔。就是这样一位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上将,没有在枪林弹雨中被敌人击倒,却死于“文化大革命”初期。

 

赴莫斯科学习军事,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进行电讯

联系的密码安全送达陕北;东渡黄河,阎红彦将渡船

问题顺利解决,受到毛泽东盛赞

 

阎红彦,原名阎候雁,曾用名周济、陈一川,19091026日生于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是西北工农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阎红彦16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大队长,陕甘游击队大队长、总指挥,红三十军军长,警备第一旅政治委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川东区党委副书记、行署主任,川东军区副政委,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党的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等职。

192710月阎红彦参加清涧暴动,失败后在陕北、晋西一带进行兵运工作,1930年后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的指示,率领一部分武装在汾阳、孝义、中阳地区开展革命斗争。1931年春阎红彦与吴岱峰等人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任副大队长,与吴岱峰率部西渡黄河来到陕甘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副总指挥。阎红彦是陕甘晋红军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32年底受“左”倾路线排挤离开游击队赴上海学习。19347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派阎红彦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华北和西北的情况。接到命令后,阎红彦从上海出发,闯过几十道封锁线,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0月份到达了苏联莫斯科。在苏联,阎红彦先后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和苏联红军陆军大学附设的共产国际军事研究班学习马列主义和军事。

1934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由于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了无线电通讯联系。19354月,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了尽快恢复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以便及时地了解和指导中国革命,特派阎红彦带着密电码回国。密电码由英文字母编排,阎红彦不懂英语。为了工作的需要,他废寝忘食,用极大的力气,背熟组编的电码。由于提前回国,阎红彦未能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4月下旬,阎红彦从苏联起程,进入我国新疆后,又乔装打扮成富商,骑着骆驼,载运着毛毯和灯心绒,经伊犁、迪化(乌鲁木齐)辗转来到兰州、宁夏、绥远。但因国民党封锁严密,阎红彦不知道中央红军的确切地点,不得不到北平打探消息,后又到洛阳、西安。最后他终于在西安听到一些陕北红军的消息,于是想方设法来到陕北根据地。这时,中央红军已经长征到达陕北。阎红彦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去找党中央。19351225,阎红彦在瓦窑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带回来的密电码。

19362月,党中央决定组织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渡河以前,党中央派阎红彦组建黄河游击师,并任司令。黄河游击师任务艰巨,担负着警戒黄河沿岸清涧、延川、延长一线,保卫驻在瓦窑堡的党中央和陕北省委的任务。党中央还命令阎红彦协助周恩来为红军东征抗日准备渡河船只。由于地方军阀长期搜刮掠夺,陕北百姓非常穷苦,后勤准备工作的难度很大。尤其是阎锡山害怕红军渡河侵犯自己的地盘,把全部船只拖到了黄河以东,因此,解决渡船成了头号难题。阎红彦与清涧等地方党的负责同志组织和动员群众日夜造船。同时,阎红彦还领导游击师协助地方筹粮、筹款,发动群众做军鞋等。经过阎红彦等人的努力,渡船问题顺利解决。

毛泽东后来曾谈道:“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东渡黄河的时候,渡船的解决,主要是靠他。阎红彦同志主动承担这个任务,他解决得很好,解决得很快,因此,红军能够顺利地完成东征抗日的任务。”

1936221,阎红彦奉命率黄河游击师从河口东渡,先后占领了义牒镇和隰县的午城,拆毁了沿河敌修筑的碉堡,配合兄弟部队攻占了大宁县城,并在石楼、永和、大宁、蒲县、隰县、中阳一带围歼敌人,有力地保障了东征红军与陕北苏区后方的通道。不久,黄河游击师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红军东征取得节节胜利,为避免大规模内战,保存实力,193655,红军回师陕北。“西安事变”后,党派阎红彦到西安杨虎城的部队从事统战工作。19372月,阎红彦奉调返回部队,仍任三十军军长。

 

整风运动中,同高岗展开斗争,高岗怀恨在心;高岗

反党阴谋败露后,毛泽东说: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把

你冤枉了10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三十军改编为警备三团,阎红彦担任团长,杜平任政委。后来,警三团、四团、炮兵团合编为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文年生任旅长,阎红彦任政委。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阎红彦带职到中央党校学习。阎红彦光明磊落、耿直刚强的性格,在与高岗的斗争中表现得非常鲜明。19429月,中央决定同年10月召开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以总结边区党的历史经验,确定今后的基本任务。一天晚上,担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找到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阎红彦。高岗先是封官许愿:“前几年陕北干部议论过成立陕北师的事,现在还是应该向中央反映,要求成立陕北师,由你作师长,我作政委。”阎红彦义正词严地说:“成立陕北师的意见,不是向中央反映过了吗。中央决定不成立,大家都没有意见,现在你又要成立陕北师,是要弄个一一五师、一二O师、一二九师那样的地位吗?”高岗慌忙换了话题,接着说道:“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不就是子长、志丹、你和我创建的嘛!”

原来高岗是要求阎红彦作伪证,证明他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阎红彦听后,马上严正地指出:“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知道。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你只是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那时候你没有负责任。在临镇战斗中,你火线上当了逃兵,大家都很气愤。队委会决定开除你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按当时游击队的纪律,叛逃者抓回来是要枪毙的。后来你回来了,编造了一套谎言。当时,我任游击队总指挥,考虑到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你留党察看的处分。刘志丹要你立功赎罪,队委会决定让你到一个游击小组去当战士。”高岗见阎红彦不给他作伪证,恼羞成怒,倒打一耙,利用自己中共西北局书记的职权,在西北高干会议上诬陷阎红彦“对他造谣、陷害”,并且无中生有地反诬阎红彦有野心,说阎“企图组织陕北师,向中央夺权”。

1945年,阎红彦被选为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当高岗在会上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时,阎红彦根据对高岗多年的了解观察,认为不妥,直接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但受到了误解和批评。高岗在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阎红彦再次以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勇气,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了“几条意见”,指出高岗伪造历史,临阵脱逃,品质不好,诡计多端,不可信赖,希望党中央注意,并要求中央记录存档。事后,阎红彦主动向高岗本人说明此事,希望他改正。高岗却对他更加怀恨在心,和康生勾结起来,在19457月第二次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整阎红彦,阎红彦始终没有屈服。高岗指定人揭发阎红彦,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康生在会上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高岗还对人说:“我原来要阎红彦当边区保安司令,因为他和我闹别扭,没让他当。”

1954年,高岗反党阴谋被揭穿,党中央查阅了当年阎红彦要求记录存档的原始档案。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充分肯定了阎红彦同高岗进行的斗争。周恩来说:“历史证明阎红彦对高岗的看法是正确的。”

19583月,党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时,毛泽东还专门把阎红彦叫到身边,向他公开道歉,说道:“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把你冤枉了10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毛泽东说:“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

 

解放战争中率晋冀鲁豫三纵屡立战功;阎红彦由于

劳累过度,突然白了一块头发。邓小平开玩笑说:“老阎像伍子胥

一样啦!没关系,以后还会变黑的”

 

党的“七大”结束后不久,阎红彦奉命调晋冀鲁豫野战军工作。19459月,阎红彦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副司令员,率部参加了邯郸战役。不久,阎红彦被任命为第三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阎红彦作为三纵首长之一,与司令员陈锡联、副司令员曾绍山三人共同指挥了这支部队。陈锡联后来回忆说:“红彦同志是从战争中打出来的干部,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经验。自卫反击战开始,我在生病,坐着担架指挥,红彦同志不让我到前面去。以后,我住院,动手术,三纵部队就由他和曾绍山同志指挥。阎红彦和赵兰田同志带领部队插到敌人后面,活捉了敌师长赵锡田,对全歼国民党整三师起了重要作用。打汤阴、打快速纵队、打龙风战役,他都和曾绍山合作得很好。我回部队后,指挥纵队作战,主要是我们3个人。”

当全面内战爆发以后,作为主力的三纵队比起其他兄弟纵队来,仗打得不算理想。阎红彦经过调查研究,向纵队党委提出,在部队开展反对“和平思想”的教育工作。纵队党委同意了这个意见。“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婆、孩子、热炕头”等旧思想受到了批判,老大、疲塌、松懈、涣散的作风受到了抵制,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得到了贯彻。以后三纵打的仗,一个比一个打得漂亮。三纵的这个经验,立即受到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的表扬。

19477月鲁西南战役结束后,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8月下旬,越过淮河后,陈锡联、阎红彦奉命率三纵队开赴皖西,扫除地方保安团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10月下旬,大别山进入深秋,寒气袭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十几万大军此时仍然穿着单薄的衣裳。党中央原打算从晋冀鲁豫根据地送棉衣或送银元来就地采购,但是,千里迢迢,封锁重重,这些计划无法落实。刘、邓报请中央,决心自己设法克服困难。三纵队领导会议上,陈锡联问阎红彦:“你能不能和资本家打个交道,不管白布、花布,只要能穿,有个夹衣也好。”会后,阎红彦在六安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做商人和资本家的工作,很快筹借到大量布匹和棉花。同志们用竹鞭、树条制作的弹弓弹棉花,用稻草灰染出灰布,不久,战士们都穿上了新棉衣。陈锡联说:“穿衣是当时一个带关键性的问题。仗打不好,站不住脚,没有棉衣,过不了冬。阎红彦为部队做了件大事。”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大别山的部队,粉碎了白崇禧的残酷“围剿”,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

1948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奉命改编为中原野战军。116,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打响了。战役的第一阶段,三纵奉命阻击从蚌埠向北增援的国民党军。其后,陈锡联和阎红彦各率一部,于1115攻克宿县,歼敌一个师,切断了徐州与南京的联系,使解放军完成了对徐州的大包围。战役的第二阶段,在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陈锡联奉命统一指挥三纵和一纵,阎红彦和刘昌义为前线指挥。

哪里战斗打得最艰苦,阎红彦就到哪里。有一次,他到前沿阵地七旅去视察,指挥战斗,敌人排子炮打来,警卫员迅速将他按倒在地;卫生员立即拿来担架,准备抬他,见他还活着,好端端的。阎红彦嘿嘿一笑说:“还是我的命大!”

淮海战役结束后,阎红彦由于劳累过度,突然白了一块头发。邓小平曾经和阎红彦的夫人王腾波开玩笑说:“老阎像伍子胥一样啦!没关系,以后还会变黑的。”

淮海战役后,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9492月,阎红彦被任命为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二野挥师西南,194911月底,重庆解放,阎红彦兼任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194912月,中共川东区委和川东行署成立。阎红彦任川东区党委副书记和川东行署主任。1952年起,阎红彦先后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副省长、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成都部队政委、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59月,阎红彦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膺“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独树一帜的“生产书记”: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中“不以阶级斗争为纲”

 

19569月,在中共八大上,阎红彦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浮夸风盛行。阎红彦对虚报浮夸深恶痛绝。

1958年秋天,阎红彦听说内江地区某公社水稻亩产3万多斤,便亲自前去察看。原来所谓亩产3万多斤,是把若干亩已成熟的水稻,拼栽在一块田里。他批评干部说:“这样搞高产,不是实事求是嘛!”1959年夏秋之际,四川群众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阎红彦带了一个工作组到仁寿县,了解和解决那里群众发生的水肿病问题。当时,干部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忌讳说浮肿病是缺粮造成的。阎红彦深感痛心,他找县委的负责人谈话,解除大家的顾虑,要大家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阎红彦连夜召开各种会议,了解缺粮的情况,报请省委批准,调拨500万斤粮食给这个县安排群众生活。

在四川,由于省委主要负责人缺乏民主作风,刚烈的阎红彦与他在工作上出现矛盾。195910月,阎红彦被调往云南,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成为云南的一把手。由于1958年,云南提出全省基本实现“公社化”,以及“大炼钢铁铜”、“大购大销”、“大办公共食堂”等举措,云南的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阎红彦是在刚刚参加完庐山会议后就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亲眼目睹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罢官的厄运。而此时云南的严峻形势,对阎红彦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紧跟当时的“主流”以求稳,还是实事求是地解决实际问题却担很大的风险。阎红彦大胆地提出:“我们的制度,千好万好,没有饭吃就不好。我们的政策,千正确万正确,不能发展生产就不正确。”“民以食为天,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在边疆民族地区调查时,阎红彦对被视作“社会主义的心脏”的公共食堂提出“能办就办,不能办就解散”,阎红彦的这些做法使许多习惯唯上的干部们感到震惊。阎红彦在当时独树一帜地力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被百姓们亲切地称为“生产书记”。

1961510,阎红彦根据自己的大量调查研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就社队规模、公共食堂、供给制、耕牛和大农具的所有制、山林分级管理和实物分配等农村经济中的敏感问题,坦率地向毛泽东说明自己的看法。阎红彦在信中委婉地批评中央几年来的农村工作方针政策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阎红彦的这封勇于讲真话的长信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516,毛泽东作了批示:“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1961616716,中共云南省委在昆明西山的省委党校召开了省委工作会议。阎红彦在会议上坦率真诚地发表了讲话,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违背了客观规律,剥夺了农民,现在受到了沉重的惩罚。我们欠了农民的债,犯了社会主义的大法,只有彻底退赔,才能取信于民。”针对小组会上发生的争论,阎红彦大胆地说:“你们说公比私好,大比小好,我看现在办不到就不好。集体比个体进步?公有比私有进步?我看不能促进生产就不进步。”阎红彦在会议上这些讲话,说出了党内正直、清醒的干部的心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阎红彦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也逐渐得到地、县委书记的认同。会后,云南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加快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调整工作,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状况有了初步好转,大部分外流边民陆续回归。

1962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国部分城乡发动了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阎红彦参加了八届十中全会,会后,阎红彦和云南省省长于一川来到邓小平家中。阎红彦坦言这次会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不符合实际,认为“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并大胆主张“该集体的坚持集体,该单干的坚持单干,有人怕一动百摇,我们应百摇不动”。邓小平对阎红彦的观点很是欣赏,并告诉阎红彦:“你们云南主要是发展生产。”

根据阎红彦的这一思想,19621221日,中共云南省委公开提出了“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明确主张从云南的实际出发,“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去,这是广大群众的根本要求”。为了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云南省委这个文件将当时全国各地秉承八届十中全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定名为“以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管理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省委一级领导机关,如此明确地在文件中宣称“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中共中央西南局很快注意到了云南省委的这一文件。西南局看到了它与中央提法不一致的严重性,不得不对云南省委的这个文件提出“批评”,但并未就此上纲上线。1963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了更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已经知道了云南省委文件的内容,十分不满。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对毛泽东解释道:“云南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件,阎红彦检讨了,他们自己解决了。”当时,毛泽东引用了胡适的话对阎红彦进行批评:“这是大胆地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地主观主义的求证。”

    19635月底,中央专门派彭真到云南作实地调查。彭真通过调查,认为云南的形势是好的,是认真贯彻中央方针政策的,只是在文字表述上“欠妥”。彭真安慰阎红彦说道:“你们搞得还好嘛!我没有什么批评的,你们自己都解决了。”“错误人人皆有,大小性质不同,不管大错误小错误,大家已经犯了,改了就行了。”在当时的形势下,阎红彦不得不作了“检讨”。但阎红彦对于自己实事求是的思想并未动摇,表示:“还是照我们的办法办,邓政委批准了的,不搞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不搞运动嘛,不要受干扰嘛!”“我们想把生产搞好些,也是为国家着想……全国只有我们这个地方没有烂,是否也非要我们折腾烂了才行?”

在阎红彦的主持下,云南省经过通盘调整以后,出现了政治上安定、工农业生产迅速上升、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可喜景象。1966年,云南粮食总产量比1960年增加3成,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猪平均每户2.01头,占全国第一位。人们称阎红彦在云南执政的时期是云南的黄金时期。

 

阎红彦对于“文化大革命”想不通;临终他留

下纸条: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

 

19668月“文化大革命”已经拉开帷幕,针对林彪接二连三发表的讲话,阎红彦表示:“我怎么都听不进去。”不久,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阎红彦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不理解”。一天晚上,阎红彦去找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廖志高。廖志高和阎红彦谈到了许多迹象,两人具有同样的看法,并连连摇头,不断叹气。阎红彦直率地提出:“我们应该向毛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法,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这哪里叫革命么!”他们两个人都抓紧机会,在小组会上,坦诚而又委婉地讲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他们的发言,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也惊动了中央最高层。阎红彦和廖志高对于“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见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时,问道:“听说,阎红彦、廖志高的思想到现在还不通呢?”李井泉连忙遮掩道:“他们想通了,想通了!”

19669月以后,全国“大串联”,党组织瘫痪,地方党的负责人也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云南的“运动”虽然开始得稍晚一些,但来势很猛。阎红彦对于“文化大革命”想不通,便给在北京的老首长贺龙打电话,表示了自己的不理解和忧虑,并希望老首长们在中央说说话,不能像这样搞运动。但阎红彦料想不到的是,贺龙当时的处境非常艰难,已经说不上话了。1966年秋,云南的形势已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地方党政机关瘫痪了,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就在这时,阎红彦仍然带领着省委一班人坚守岗位,抓工作,抓生产。

196610928日,阎红彦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江青、陈伯达召集部分领导干部揭发邓小平的问题。谢富治说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阎红彦立即站起来驳斥:“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陈伯达、江青见会议开不下去,不欢而散。11月,阎红彦受到了严重冲击,但他仍然一边挨批斗,一边召开省委工作会议贯彻十六条。11月中旬的一天,江青在北京召开大会,听取了红卫兵从云南“放火”回京的汇报。他们汇报道:“昆明‘文化大革命’还是死水一潭”,“局面没有打开”,“保皇派还在保护走资派掌权”,“要求中央文革增派力量,赶赴昆明,彻底扭转局势”。康生也把阎红彦正式列入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名单。接着,北京街头出现了“炮轰阎红彦”和“江青、陈伯达派北京红卫兵赶赴昆明冲击云南省委”的大标语大字报。在这种气氛下,昆明造反派积极酝酿夺权。他们扬言:“哪里抓到阎红彦,就地处决。”阎红彦听了哈哈大笑说:“国民党曾经悬重赏要我的脑袋,我都不怕,现在我又不是反革命,怕什么!”有恃无恐的造反派进驻了云南省委办公大院,强占了云南省委书记处办公楼,集中火力揪斗阎红彦,一天11个小时轮番批斗他,不让吃饭喝水,他的生命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

196714,造反派进驻了军区大院,并多次冲击昆明军区机要大楼,把大院搞得混乱不堪。在红卫兵的冲击下,省委领导同志根本无法正常办公。当时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住在秦基伟安排的云南省军区警卫团驻地小麦峪。为了在当时的条件下尽量地做些补救工作,以减少损失,阎红彦决定在18召开一次省委书记处会议。

17深夜12时阎红彦还为明天将要召开的会议做准备。造反派找不到阎红彦,便向他们的后台“中央文革”报告。18凌晨1时,“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通了正在小麦峪的阎红彦的电话。陈伯达对阎红彦指责道:“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刚直不阿的阎红彦激动地说:“‘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陈伯达不依不饶地说道:“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陈伯达的无理指责,让激动的阎红彦无法入睡。他来到隔壁房间,对云南省长周兴说:“我要进城,去见那些造反派!”阎红彦和周兴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杀我者,陈伯达、江青也!”

清晨4点多,造反派得知阎红彦在小麦峪的消息后,急匆匆乘车从昆明赶来揪斗。阎红彦的秘书曹贤桢马上去报告阎红彦,但阎红彦却躺在那里没有反应。曹贤桢大声喊他,还是没有回应。开灯一看,才发现阎红彦已经去世。阎红彦在临终前,愤然写下了一张字条:“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事后查明,阎红彦是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而死的。

阎红彦之死,本来是要登在当时给政治局常委看的内部刊物《要事简报》上的,但陈伯达把消息删去了,说用不着登,算不上是“要事”。林彪、江青一伙还下令不准开追悼会。但昆明党、政、军机关干部和群众,自发地为阎红彦举行了庄严的追悼仪式。周恩来知道阎红彦的死讯后大吃一惊:“阎红彦真的死了?”112日,他用专机把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和负责阎红彦安全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等人接到北京,亲自听取汇报。周恩来叹着气,沉痛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他还一心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该死呀!”王银山两次检讨说:“总理,我没有保护好阎红彦同志。”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你一个人是保不住阎红彦的。”

许多老同志听到阎红彦的死讯,都极为悲痛。在19672月的所谓“二月逆流”中,谭震林对“中央文革”一伙人愤怒地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光!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1975年,复出后的邓小平在与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谈话时,就指示要抓紧为阎红彦平反。1978124日,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邓小平、陈锡联、耿飚、李井泉、王震、宋任穷、胡耀邦等380余人参加了仪式。215日,中共云南省委、中共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发出通知,为阎红彦平反昭雪。

     (责任编辑:张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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