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东北地区是发展华中的战略支点，是新四军与八路军相连接的重要通道。1940年4月28日至6月12日，刘少奇到皖东北地区等候八路军南下，指导当地党组织和群众进行根据地建设、开展抗日反顽斗争。在皖东北的一个多月里，刘少奇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根据地建设和地方党组织建设，亲临一线指挥安河、江桥、胡桥等战斗，取得了反“扫荡”和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为皖东北根据地留下了宝贵经验，增强了广大干部建立和发展皖东北根据地的信心，把一把“刺刀”插进了敌人的“咽喉”。

1940年初皖东北地区革命形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沦陷后，日军侵华的步伐进一步加紧，矛头直指华中地区。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日军继续分兵西进和北上，北上日军于1938年初占领蚌埠和宿州，5月又占领徐州，随后沿陇海铁路西进，侵占开封等地，华中大面积国土沦入日军铁蹄之下。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惨绝人寰，沦陷区老百姓饱受奴役之苦。为阻止日军进一步西进，6月9日，蒋介石下令炸毁花园口段的黄河大堤，大片黄泛区形成，皖东北地区一片泽国，几百万人民惨遭洪水浩劫。国民党军队一路南逃西撤，溃不成军，地方政权土崩瓦解，一时土匪四起，横行乡里。地方豪强武装各自为政，横征暴敛，伪军组织为虎作伥，鱼肉百姓，加剧了皖东北人民的灾难。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发表通电，提出“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强调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皖东北地区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行动起来，组织人民开展抗日救亡和自卫斗争。1938年5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要求动员大批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乡村去，组织与领导群众，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游击区。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共中央政治局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华中地区的战略意义。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决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通知：“兹特决定：以胡服、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央中原局委员，以胡服兼中原局书记。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193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陇海路以南的军队和地方党，划归中原局管理，进一步理顺了皖东北革命的领导机制。

皖东北沦陷后，中共安徽省委成立了皖东北特别支部，江上青任特别支部书记，在皖东北开展统战工作，为创建根据地做准备。1939年3月，以张爱萍为书记的中共豫皖边省委成立。张爱萍率干部赴皖东北开展工作，并通过江上青等同志，充分利用了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国民党中央系的盛子瑾和接管安徽的国民党桂系之间的矛盾，推动统战工作。随后不久，刘少奇致电彭雪枫并杨尚昆、朱瑞，提出迅速派部队与干部开展苏皖边区工作，建立在该地区的基础。

华中地理位置特殊，临近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武汉，也是东北、华北的日寇南下必争之地，反动力量尤为强大。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没有完全忽略在华中的军事部署，桂系李品仙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派马馨亭带着队伍进入皖东北，意图取代盛子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限制中共力量在皖东北地区的发展。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对我根据地发动袭击。1940年1月，桂系顽固派马馨亭带部进犯皖东北，企图将我军和盛子瑾赶出皖东北，张爱萍同志和盛子瑾上前指挥，取得大柏圩战斗的胜利，马率残部逃走，有力地回击了顽固派的袭扰磨擦。

等候八路军南下

党中央很早就着手部署八路军南下华中。1938年底，党中央确定“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后，就开始考虑这一战略的实施主体，最初计划由八路军南下来承担这一重大任务，并部署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5团2700人南下，支援豫皖边的彭雪枫部。后考虑到统战因素，该团留在苏鲁皖边的微山湖地区发展，很快建立起根据地，部队壮大到8000人，部分兵力已在皖东北地区活动，此外，党中央命令陈光、罗荣桓率115师主力东出太行，进入山东，其最初的目的也是支援华中的彭雪枫部。但不久因考虑到与国民党的统战关系，八路军南下暂缓实施，“发展华中”战略必须改变实施主体，由新四军来担任。

1939年9月，刘少奇肩负重任二度入华中，经河南确山、安徽新兴集，于12月上旬到达皖东定远县。刘少奇认为皖东已失去大发展的机会，在提出了向东发展建立苏北敌后根据地的方案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他在稳定皖东根据地后，把目光转向了皖东北。1940年初皖东北革命形势得到好转，江华率领的八路军苏皖纵队已到达皖东北，皖东北各方军事力量汇聚，刘少奇决定将这里作为东进苏北的战略支点。他随即对华中的军事力量进行了部署，拟调新四军第4、5支队四个团过淮河，巩固和扩大皖东北根据地的力量，并以此为战略支点，东进苏北敌后。但随之而来的皖东反磨擦斗争，打乱了淮南新四军北渡淮河的计划，只得另行考虑。

1940年3月，国民党李品仙部与韩德勤部合力夹击皖东根据地，皖东局势急转直下。3月9日，刘少奇致电中央，提出“华北八路军可否准备三个以上的主力团”“来华中作战”。这是他第一次提出八路军南下的问题。党中央认真研究了刘少奇的要求，决定派山西的黄克诚部和山东的彭明治、朱涤新支队赴华中协助彭雪枫部。但此时的八路军总部，考虑到华北的巩固，仍没有下最后的决心。3月23日，党中央再次催促八路军总部，表示，“陈(士榘)支队目前即可准备向淮河开拔，增援新四军，不会影响晋西北的巩固”，“如三四四旅不能马上增援，请朱彭由一一五师在山东部队中抽一部过陇海路去”。3月29日，党中央又致电朱彭支队，表示“完全同意朱彭之决心”。需指出的是，党中央此时对八路军南下作出这么大决心，不仅是考虑到支援新四军发展苏北，而是有着更加复杂的综合考量。

毛泽东4月4日致电刘少奇：“即到张爱萍地区等候克诚。”4月15日，中央军委来电，115师苏鲁豫支队约1.2万人“不日由苏鲁边出动，向苏北前进，估计约三星期内外可与胡服方面配合夹击韩德勤”，于是，刘少奇于4月21日启程前往皖东北，一边等候南下的八路军，一边指导皖东北工作。4月28日，刘少奇北渡淮河，来到新四军第6支队4总队司令部驻地泗县罗岗。但时势总是复杂多变，受到国共划分作战区谈判的影响，党中央命令黄克诚部原地休整，遵令南下。山东彭朱支队也因石友三和地方顽固武装的围堵而延迟南下。这令已经到达皖东北的刘少奇焦急万分，5月7日，他致电中央:“（国民党）江苏部队配合敌人进攻我皖东北泗县之张爱萍、黄春圃部甚急。”请“速令八路军启程赶来救急”。5月22日，刘少奇再次催促中央:“我来皖东北已等候廿多天，八路尚不见来，使我进退两难。望你们答复我，克诚及彭朱支队何时可到皖东北，以便我好布置工作，令各方配合动作。”5月24日、26日又发两封电报给中央，再次要求八路军“星夜赶来皖东北”。从往来电文中，我们可以看出皖东北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八路军的南下对开辟皖东北乃至华中抗战新局面至关重要。刘少奇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反复催促中央、催促八路军抓紧南下。此时，身在皖东北的刘少奇成为日寇和反动派的打击目标，刘少奇随身携带的电台受到威胁，指挥全局变得越来越困难。6月1日，他向中央提出，如果八路军仍不能尽快南下，他就得回皖东主持大局。在刘少奇的不断催促下，彭明治、朱涤新率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一部首先抵达皖东北。至此，八路军南下在党中央和刘少奇的多方努力下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由于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有很多事务要处理，刘少奇于6月12日返回皖东半塔集。黄克诚纵队则在刘少奇离开一个多月后也到达了皖东北。

指导皖东北根据地建设

刘少奇到皖东北，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指导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一直以来，刘少奇对敌后根据地建设有着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到华中以后，他创造性地深化拓展了毛泽东敌后根据地建设思想，大刀阔斧地领导华中党和群众创建根据地，他形象地将敌后根据地比作为抗日的“家”。刘少奇初到皖东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根据地建设，为党和新四军立足华中做长远的准备。他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执行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和部署，着力清除错误思想的干扰，结合华中革命的实际情形，继续思考和探索敌后创建革命根据地理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作为华中革命根据地中发展较早的皖东北，在张爱萍和皖东北党组织的努力下，党组织和群众的抗日力量和信心大增，建立了一定的基础。刘少奇刚到华中不久，就对皖东北的工作做了全面的安排。1939年12月，他在给山东分局的电文中就提出了建立苏皖边区委员会的建议。1940年2月，中原局发出了建立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提出了在皖东北成立党领导下的抗日反奸根据地的总任务，提出了当年6月底在苏皖边发展至3万人枪，组织不脱离生产的30万自卫军的目标。刘少奇认为，实现在苏北及皖东北“成立党所领导下的抗日反奸的根据地”的总任务，便是“在全国加强了抗战力量，加强了争取时局好转和克服投降危险的必要条件”。刘少奇还指示，必须在皖东北“坚决的建立政权，派遣最好的干部（如省委、县委的委员等）去做县长、区长”。大柏圩战斗结束后，刘少奇得知我党在皖东北的力量占优势，于2月11日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目前我方在皖东北的力量已占优势，决定调刘瑞龙去皖东北任军政委员会书记。2月底，在盛子瑾被迫外逃的情况下，苏皖区党委在中原局和刘少奇的指示下，全面接管了皖东北，创立了更加独立的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下创建较早的19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

刘少奇到皖东北时，正是淮河两岸小麦收割的季节，淮北平原一片金黄。刘少奇一刻也没有耽搁，很快找来苏皖边区党委负责人刘瑞龙，指示边区党委抓紧时机，发动群众，保卫麦收，实行减租减息。边区党委按照刘少奇的指示，立即组织工作队，调查租佃关系，研究制定减租减息的具体办法，发动群众组织工农青妇救国会、自卫队等。为帮助皖东北根据地建设，刘少奇还从淮南调来财经工作经验丰富的范行之、陈醒等同志，负责皖东北的财政税收工作。

为进一步统一皖东北干部群众思想，他认真听取刘瑞龙、张爱萍、金明、江华等负责人的汇报，详细询问每项工作，经常办公至深夜。刘少奇到皖东北就计划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给干群做报告。会场设在朱湖的一片树林里，仅一桌一凳、茶壶杯子和几包香烟，到会的部队和干部有400来人。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在敌后怎样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报告，就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统战工作、军事斗争、军政关系、群众工作、兄弟部队间的协同配合等方面阐述了党中央的精神，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详细论述了创建敌后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具体形式、条件，指出抗日民主政权的任务，提出必须建立坚强的、广大的、有统一指挥的正规部队和游击队，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日战争，参加人民自卫军及政权建设。他还提出要实行各种有力的经济和文化政策，组织民众，教育民众。他认为，敌后根据地要大力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他把“抓武装、抓政权、抓发动群众、抓财政经济、抓发展党、抓干部培训”称为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六大宝”。这篇报告不仅为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是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政策的具体运用和发挥，是党的敌后根据地建设理论的重要文献。

反“扫荡”和反磨擦

八路军战略方向的调整和皖东、皖东北等华中革命军事力量的壮大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华中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中心地区。与此同时，随着皖东北局面逐渐打开，日、伪军也加强了对该地区的控制，扩大对皖东北地区的“扫荡”。刘少奇到达皖东北的第二天，驻扎泗县、五河的日、伪军闻风出动，对刘少奇驻地进行袭扰，很快占领了上塘集、马公店和郑集。刘少奇沉着冷静，和4总队一起立即投入反“扫荡”战斗中。为避敌锋芒，他随大部队进行转移，连夜前往濉河北。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江苏常备7旅旅长王光夏从东面向皖东北发起进攻，占领了朱湖等地。刘少奇、张爱萍果断决策，乘王光夏立足未稳，主动向其发起猛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我军夺回了朱湖等地，为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提供了条件。又经过四天奋战，王光夏部被迫退回成子湖一线。泗县日军也被我主力击退，缩回泗县县城。反“扫荡”反磨擦第一个回合结束。

被击退的王光夏贼心不死，很快又勾结湖匪高铸九等部卷土重来。经过刘少奇的反复催促，苏鲁豫支队的胡炳云大队于此时到达了皖东北。胡炳云率领的苏鲁豫支队1大队多次痛击敌军，曾在睢宁县南部的魏洼村，包围了下乡抢西瓜的百余名日军，除3名鬼子驾驶员逃脱外，其余日寇全部被歼灭。胡大队在微山湖地区威名远扬，当地流传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胡老大”的顺口溜。在刘少奇的统一指挥下，皖东北各支力量协调配合，经过两天的激战，又歼灭了王光夏两个团，将其赶回了运河以东的泗阳县城，安河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随后，苏鲁豫支队胡炳云部与陇海南进支队钟辉部联合攻打日伪据点张楼。

5月底，在皖东遭到刘少奇反击退守苏北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纠集王光夏等部，从东北方向进犯皖东北。6月5日，宿迁日军200余人袭击八路军苏皖纵队机关驻地江桥。刘少奇调兵遣将，命陇海南进支队赶赴江桥，支援纵队警卫营，对围攻江桥的日军发起猛攻。6月8日，刘少奇在郑集附近水牛冲召开皖东北地区党委负责人会议时，徐州、蚌埠的日军集结向水牛冲扑来。刘少奇详细询问了作战部署情况，最后果断决策：“好，你们打吧！我们开会，这叫打仗、开会两不误。”最终，八路军、新四军采取灵活战术，把日军击退至泗县、灵璧。在刘少奇的领导下，皖东北军民取得了反“扫荡”和反磨擦的初步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根据地。

刘少奇对反“扫荡”和反磨擦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决的。他一直强调，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日军的“扫荡”必须予以坚决回击，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磨擦事件，必须有理有据地予以反击。他告诉同志们：“现在的情况很严重，但是，打了情况就会变好。”“一定要把这些道理在部队里进行深入的动员。”刘少奇的皖东北之行，基本扫清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在皖东北的错误影响，解放了干部群众的思想。

“与淮北人民心连心”

刘少奇在皖东北只待了一个多月，却与淮北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他的崇高风范和优良作风，激励着皖东北的每位同志。刘少奇刚到皖东北就立即投入工作，一刻也不肯休息。他听取汇报、研究工作常常到深夜，蜡烛换了一根又一根，香烟吸了一支又一支，全神贯注地沉浸在工作中。5月11日，刘少奇、李先念等同志并报中共中央，提出派出精干部队回到确山竹沟一带活动，创立根据地。5月24日，苏中地区的叶飞、管文蔚部正受到了日寇和顽固派的围攻。身在皖东北的刘少奇，心中始终装着华中的抗战形势，靠一份份电报指挥全局。

心系根据地群众，是刘少奇的一贯作风。他在皖东北积极了解实际情况，体察老百姓的困苦。5月，他给华中各部队和各区党委发出指示，“麦收已到”，“必须以保护麦收为中心”，“在不妨害作战与工作的条件下，最少帮民众割三天麦子，不吃民众的饭”。5月9日，刘少奇要求各区党委、政府发布关于减租的法律，组织成立解决租佃纠纷的调解仲裁机关，切实减轻百姓负担。刘少奇鼓励皖东北群众与湖匪滩霸做斗争，保卫革命果实。他指导洪泽湖以北地区十几个乡镇的万名群众，拿起了大刀长矛这些原始武器，以人民军队作为后盾，一举夺回了长期被恶匪霸占的穆敦滩。1940年皖东北经济严重困难，刘少奇看到很多群众没有粮食吃，就动员党政机关和部队节约粮食，救济贫困群众。他自己也带头省吃俭用，一天只吃两顿饭，将剩下来的粮食分给群众。刘少奇每到一处都与群众打成一片。他在减租减息会议上认识了充满革命热情的妇女干部杜大娘。因为刘少奇态度亲切，很快让大家放松下来畅所欲言，并且结下深厚友谊。刘少奇始终挂念皖东北的干部群众。1958年刘少奇到淮阴专区视察，专门会见了杜大娘，嘘寒问暖话家常。

刘少奇的皖东北之行已经过去85年。研究回顾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仍然具有鲜明的历史和时代价值。刘少奇在皖东北的短暂实践，为我们处理复杂矛盾、凝聚各方力量提供了历史借鉴，彰显了党的领袖人物高超的战略智慧和领导能力。刘少奇在皖东北艰苦奋斗、心系群众，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发扬优良作风的光辉典范，对我们党当前加强作风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不断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三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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