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陈云同志的革命生涯长达70年。他从长期实践中总结提炼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十五字诀”，体现了他鲜明的工作特点和领导风格，彰显了他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传承。

 察实情，“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

陈云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志之一。1957年1月，陈云主持商业部党组学习会议时指出，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重要的是把实际看全面，把情况弄清楚”。1962年2月，陈云在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时强调，“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1979年3月，陈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重申，“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

把“实事”搞清楚，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和基础。陈云对搞清楚“实事”特别看重，对违背实际、片面认识实际的情况一经发现，总是及时提醒、要求改正。1945年12月，他就北满一些县委委任地主分子组成保安队一事批评道，“一部分干部的思想方法存在问题，不是实事求是地认识现实，而是把今天的东北看成抗战初期的敌后，机械地搬用那时的经验”，要“纠正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提倡实事求是，认识现实”。

据《陈云年谱》记载，1960年6月，陈云致信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团长吴宗锡等人，谈了他对评弹《青春之歌》录音的看法，特地提到其中有两点不符合事实。一是“这一元只能买两个大饼”不实，理由是1937年全国抗战以前物价微涨，但币值基本稳定，那时一元钱的购买力，约等于当前人民币二元五角或三元。二是“三一八惨案”是蒋介石所为不实，理由是当时北伐军还没有到北京，“三一八惨案”不是蒋介石的部队开枪杀人。这封信，小中见大，充分反映了陈云对历史真实的较真态度。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1961年4月，陈云在同上海评弹团演职人员座谈时，对前几天在南京听评弹，听到一段唱词是“大跃进”时“水稻高产20万斤，一个西瓜200斤，桃子大的像脸盆”，他当即表示不认可，并要求对这类唱词进行检查。

如何把人看准、认识全面，是察实情的重要方面。全国抗战期间，陈云曾担任过7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对此很有见地。1938年9月，陈云列举了一些同志在识别干部时存在的毛病：了解人的时候只看他的今天，不看他的昨天，或者只看过去不看现在；只看见功不看见过，或者只看见过不看见功；只看今天的好，不看见昨天的坏，或者只看见今天的坏，不看见昨天的好。“这样就往往对于干部不能有根本的估计。所以我们看人不要只看一时，只看一面。”

全国抗战爆发后，为加强党的建设、整顿党的组织，全党开展了对党员成分的审查工作。1940年8月，陈云主持起草《关于审查干部经验的初步总结》时指出，这项工作既不能粗心大意，又不能冤屈好人。无论是为了什么目的，都必须详细了解干部在入党前后的全部生活和历史。审查要严格，但实事求是的审查才是真正的严格。每个问题审查结果均需作出结论，结论的字句均需有充分根据。1941年1月1日，陈云将《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批送丁玲。批示说，“这是中组部几次审查后对你的结论。请你保存一份。”中组部的结论写道：“党内有些人传说丁玲在被禁于南京的三年中曾经自首，但中组部直到今天未见到任何人提出丁玲曾经自首的具体证明，也未见过丁玲发表过自首文字和屈服于国民党的文字，因此认为这种传说无从凭信。”这一权威结论，挽救了丁玲的政治生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着手进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1981年3月，陈云向邓小平等人建议：“潘汉年的案件需要复查一下，我认为他当时并未真心投敌，否则不能解释刘晓领导下的上海党组织为什么能完整地保持下来。我收集了一些公安部的材料和与潘汉年同案人的材料，这些材料，并无潘投敌的确证。现在，所有与潘案有关的人都已平反。因此，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在他的关心推动下，1982年8月，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对于如何把实际看全面、把情况弄清楚，陈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绝招就是注重调查研究，反对片面性和主观主义。1956年11月，陈云强调，我们做工作，要用90%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政策。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说：“陈云同志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1979年，陈云在宝钢是否继续建设的争议中，亲自调研，最终确定了宝钢的建设方向，既顺应了国家经济发展大局，又赢得了国际声誉。

调查研究要取得实效，必须讲究方法。陈云说：“调查研究的方法，我看不是一百多个部一个一个地都拿本子在书记处会上念一道，大家东插一句，西插一句，最后主持会议的讲一讲就通过了。调查研究的方法，也不是一个星期跑二十二个县，那样无非是坐汽车走一圈就是了。这种工作方法太简单。”

1956年7月，陈云在有关负责同志座谈会上要求，“为避免犯错误，在开会、决定问题前要下去跑跑，搞典型调查，仔细分析。下去调查有‘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两种形式，前者得到概念，后者进行分析，两者要配合起来”。

陈云提倡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或现场，通过实地观察、访谈、蹲点调研等方式，与群众面对面交流，掌握第一手资料。陈云认为“只有深入基层、接触群众，才能听到真话、发现真相”。他搞调查研究一向深入细致，习惯直插基层。1961年夏天，陈云在家乡青浦县小蒸公社调研，吃住在农民家里。为了搞清楚母猪是公养好还是私养好，当时有十五个养猪场，他就亲自去看了十个，并召开了几次座谈会，感到私养母猪比公养母猪养得好。后来，陈云致信邓小平说：“从调查结果看，私养母猪养得好，产苗猪多，存活率高，因为，私养几个人管一头，公养一个人管几头；农民对母猪像对产妇、对苗猪像婴儿一样关心。”正因他“脚沾两腿泥”，才有这样真切的感受。

说实话，“必须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

在陈云看来，说实话，是实事求是的应有之义。说实话，首先要尊重事实，讲真话、报实情，不遮掩、不粉饰。1949年10月，陈云同报社记者交流时提议，“报纸的报道不要天天说好，也不要说外行话，要提倡说老实话”。

陈云一向光明磊落，始终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1954年2月，陈云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发言：“‘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生命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实际上是不能万岁的。”1958年，“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其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工业方面则提出“以钢为纲”。在这样的背景下，1959年1月18日，陈云同毛泽东谈经济和工业问题时说，武昌会议制定的1959年的生产计划指标过高，难以完成。同年5月15日，陈云致信毛泽东反映：“从小高炉内炼出的九百多万吨铁，含硫量超过了千分之二的标准，它们既不能用于铸造，也不能在炼钢后轧成有用的钢材，是劳民伤财。”如此直言不讳地讲真话，体现了他“讲真理，不讲面子”的坦荡胸襟和坚持原则、无私无畏的非凡胆识。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评价陈云：“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国锋在会议开始时就在一定范围打招呼，希望大家在发言中不要触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这样敏感的问题。但是，陈云在书面发言中还是谈了他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并表示“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当会议工作人员奉命要求陈云修改这篇书面发言时，陈云明确予以拒绝。他秉持公心、仗义执言的行为受到大家普遍称赞。

对历史事实的尊重，是陈云讲实话的另一个重要方面。1967年7月，陈云在答复一位老干部的历史情况时说：“我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我知道的事，而硬不给他证明，或不知道的事情或记不起的事情，随意加以不合事实的证明，这是不符合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的，我绝不会这样做的。”

“文革”中，有人借1932年2月国民党伪造的“伍豪启事”攻击周恩来，陈云于1972年6月13日，不顾自身的困难处境，专门写了关于“伍豪启事”的书面说明。当月23日，他又在有关会议上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

1983年，陈云根据记忆和历史档案，十分慎重地为席懋昭曾于30年代护送他出川一事提供了书面证明，并提出，“应肯定席为革命烈士，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1989年8月7日，陈云致信江泽民并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不同意电视台放映电视剧《陈云出川》，他说剧中很多内容是虚构的，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流传开来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中央深感陈云尊重历史事实的诚意，迅速应允了他的请求，将这部电视剧停播。陈云这一举动，为维护历史真实作出了示范。

讲实话，还包括不推过不揽功。1948年4月，陈云向中共中央写报告，说明了辽东地区土改工作情况和其中的错误。他主动承担了责任，写道:“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因我是负责指导土改的。”1979年3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教训。一百五十六项中，三门峡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同样，对非已之功，陈云也从不虚报冒领。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递交书面声明说：“会上有人讲，在延安时期，一次中央开会同王明作斗争，我因有病，用担架把我抬去投了毛主席一票。实际情况是，当时确有人提出可把陈云抬来，但是并未抬去。”他的表态，有效地防止了以讹传讹。

对于有争议的历史问题，陈云主张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他多次就西路军问题发表意见，“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

对有问题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很容易走向极端。陈云曾同林彪共事过，也进行过斗争，但他对林彪的看法很客观。1983年8月，陈云就编辑《辽沈决战》一书提出意见:“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也不必否定。但不能只看到这一方面的作用，还必须看到其他方面的作用。只有这样看待辽沈决战，才是符合历史唯物论的。”“有关苏联和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问题是两个敏感问题，但在编写时都不能回避，否则这段历史说不清。”这反映了他对待历史问题一贯采取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陈云认为，“我们提倡讲老实话，但要有讲老实话的条件”，不敢讲真话，是党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他呼吁，“要鼓励下级讲真话，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乐于听取不同意见” 。1977年9月，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文章指出:“近期还有一些领导机关、一些党员干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甚至在一些人中，报喜不报忧、靠说假话办事的恶劣作风还没有根除。”1992年11月，陈云同前来看望他的江泽民等谈话，说道：“你讲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讲得对。看到一些材料反映，现在有些基层上报的数字是虚假的，因为不这样上报，他们就过不了关。这个问题也要注意。”

谋实招，“善于采取适合当时当地环境的工作方法”

谋实招，根本的是要解决好思想方法问题。陈云回忆:“在延安时，以为自己过去犯错是因为经验少，毛主席说不是，是因为思想方法不对。”后来，他把毛泽东的著作找来，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认识到，行动上所以犯错误，原因在于对客观实际缺少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后来，陈云在多个场合阐述这个体会，提炼出带有鲜明个性特点的“十五字诀”。他总结说：“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他解释道，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不要读。只唯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

陈云强调，谋实招，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陈云提醒党员干部，一切工作方法，必须随每个地方的不同情形来决定。必须善于了解各种环境的不同，善于采取适合当时当地环境的工作方法。1939年1月，陈云起草关于中共地方党部领导方式问题的讲话提纲，提出，“领导机关对下级指导要区分命令和建议两种形式，在某些问题上允许下级根据实际情况处置。”

从实际出发，必须反对教条主义。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云就反对教条主义和“一刀切”的工作方法。他发现苏区工人在经济斗争中存在“左”的错误倾向，比如“提出过高的经济要求，机械地执行只适用于大城市的《劳动法》，使企业不能负担”。为此，他专程到汀州考察京果业的发展情况，提出要“依照实际情形，规定适合于每个企业的经济要求，不能千篇一律抄录《劳动法》”，并指导工会支部重新订立适合实际的合同。1957年1月，陈云在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合理的比例关系，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

从实际出发，还必须反对经验主义。1948年10月，陈云在东北局常委会会议上指出：经验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只从过去的经验出发，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另一种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他提醒大家，情况变了，方法也应有所改变，不能只凭经验办事。

谋实招，关键是要在深入研究实际情况后拿出“管用”的对策。在不同时期，陈云总是能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抗日战争期间，陈云领导制定了“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的十二字干部政策，提出了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有力地推动了干部队伍建设。1949年10月，投机资本家趁新旧政权更迭之际，大量囤积粮、棉、煤，再次掀起涨价风潮。以陈云为主任的中财委沉着应对，精心部署，在全国范围集中调运粮食、棉纱等主要物资，一边择机抛售，一边收紧银根，打赢了“米棉之战”。1953年．为解决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陈云在综合分析各种情况的基础上列出了八种方案，即又征又配、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动、“临渴掘井”、动员认购、合同预购、各行其是。经过比较论证，他认为，“只有实行又征又配，就是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的方法才是可行的”。这种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办法，有效缓解了粮食紧张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积极支持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明确提出“系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国有用的东西加快国内建设，这是完全正确的。”陈云的这些观点，对在当时条件下解放思想、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求实效，“每件工作做到底，就是最有成效，最快速度”

陈云崇尚真抓实干，提倡脚踏实地，反对虚夸浮躁、急功近利。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是他的一贯思想。1940年12月，陈云撰写《关于领导方式与自我批评问题》讲话提纲，提出“工作要一件一件来，每件工作做到底，就是最有成效，最快速度”。1983年6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翻两番”讲了自己的看法，“这20年时间必须分两步走，前十年只能是打基础，速度不能搞得太快。而且，要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否则，就会翻乱。”1985年9月，陈云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1988年10月，陈云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过高、过快。还是那两句老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

求实效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让群众得实惠。陈云说过，不要看不起吃、穿、用，油、盐、柴、米，这是人民的大事。“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在当前农民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农民最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吃饭还是吃粥。”1962年7月，陈云建议用分田到户，实质上是包产到户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恢复农业的产量，他因此受到多次批评，但也从不后悔。

求实效，必须着眼全局和长远，防止急功近利。“文革”结束后，全党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国民经济发展中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日益显现。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阐述了采取坚决措施调整国民经济的必要性。他说：“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调整不是耽误，不调整才会造成更大的耽误。”邓小平完全赞同陈云的意见，指出，“这次对经济作进一步的调整，是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他们的真知灼见，对于纠正当时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经济建设有极强的指导作用，影响深远。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成败的关键。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实事求是的精神。陈云这种“只唯实”的思想方法和领导风格，对当下改进领导作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作者系江苏省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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