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只有我们努力实干，才能挽救，今天我们来讨论的事，正是这种实干的事，关乎自己及国家及民族的。”这是1943年7月25日，吕惠生在皖中参议会代表大会行政工作报告提纲中的一段文字，当时他担任皖中行政公署主任，工作中他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深入群众，关注民生，坚持为群众做实事，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泥腿子”专员。

吕惠生在皖中参议会代表大会的行政工作报告提纲

这份工作报告书现保存于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主要内容为1943年至1944年吕惠生任职皖中行政公署主任期间的工作报告，由吕惠生之女吕晓倩捐赠，纸质线装，长19.2厘米，宽27厘米，厚1.8厘米，现为国家二级文物。虽然报告书的纸张泛黄、边角破损，但从中依然可以窥见吕惠生领导皖中根据地建设的情形。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突围过江的皖南部队与原先分散在江北的抗日游击纵队组建为新四军第七师，在皖中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1942年皖中行政公署成立，吕惠生被选举为皖中行政公署主任，下辖无为、和县、含山、庐江、巢县、桐城、繁昌7个边区县，皖中地区开始有了统一的行政机构。1943年春末，皖中行政公署改为皖江行政公署。1945年3月，皖中抗日根据地改称皖江抗日根据地。

吕惠生烈士

1942年，由于日军的进攻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皖中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军民生存难以为继。吕惠生立即向皖中区党委建议，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组织党政机关、军队、学校普遍参加生产劳动，组织劳工互助，发展经济，实现了皖中抗日根据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战胜了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封锁。1944年，皖江地区的新四军第七师处在日伪顽夹击的恶劣环境中，吕惠生兼任皖中人民抗日自卫军的司令员，他组织民兵进行军事训练，率领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新四军第七师开展武装斗争，对来犯日军给予有力抗击。

吕惠生担任行署主任期间，还领导完成了皖中抗日根据地最大的水利工程——无为长江大堤黄丝滩江堤的建设。1943年5月底，皖中根据地军民反“扫荡”斗争形势稍稍平缓，吕惠生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一封封急件就如雪片般飞上了他的案头：“长江水位急剧上涨，黄丝滩江堤年久失修，坍塌毁损严重，即将全线崩溃，情况十万火急。”黄丝滩大堤，经常被洪水冲垮发生灾害，严重威胁着沿江七县300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吕惠生闻讯立即带领行署部分工作人员赶赴黄丝滩，迅速组织村民护堤抢险。不管白天黑夜，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吕惠生的身影。在吕惠生沉着冷静的指挥下，在村民们齐心协力的支援下，黄丝滩江堤转危为安，避免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

为根治黄丝滩水患，1943年7月，吕惠生在皖中第一届参议会全体代表大会上提出新建新堤的规划并得到大会批准。他亲自担任工程总指挥，亲临现场勘查，选定最佳方案，精心制订规划，悉心组织施工。修堤工程于11月底启动，1944年5月初竣工，历时212天，先后动员民工21万余人。大堤是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建成的，吕惠生率领民工一边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一边抵御国民党顽固派的骚扰，他与民工同吃同住，一起挖土、挑担、打夯，呕心沥血，风餐露宿。建成后的新堤“底宽约十二丈，顶宽二丈四尺，高二丈”，填沿堤大小沟塘30多处，共完成土方40.4万立方米。直到今天，这座黄丝滩新堤仍然是当地防洪的一道重要屏障。1944年5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以《华中各地大兴水利，皖中黄丝滩大堤竣工》为题，对此事作了长篇报道，称“通过这项工程，抗日民主政府在皖中人民心目中树立了更崇高的威望”。为表彰吕惠生在兴建黄丝滩江堤中作出的卓越贡献，此段江堤被命名为“惠生堤”。

1944年5月6日，吕惠生参加长江大堤黄丝滩江堤的竣工典礼（中骑马者为吕惠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重庆谈判以后，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新四军第七师广大干部奉命撤出皖江抗日根据地北上。吕惠生因病不能随大部队行动，经组织决定，由长江水路乘船先期北撤。途中，吕惠生与日伪无为县县长胡振刚的部下遭遇，不幸被捕。国民党反动派如获至宝，设计诱逼、收买、劝说，均遭吕惠生拒绝。在狱中，敌人将吕惠生关押在“优待室”中，无为县著名特务何济生，曾企图以同乡和相识的关系，进行诱降，被吕惠生骂得狗血淋头。中共地下党和北撤中的新四军第七师得悉吕惠生被捕后，竭力设法营救，但是均未成功。

1945年11月13日夜，吕惠生被处死在江宁六郎桥畔，临刑前留下一首铿锵有力的《就义诗》：

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

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

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

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

努力实干，忠贞为国，是吕惠生短暂而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通过这份珍贵的工作报告，我们不仅了解到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历史，更能感受到无数像吕惠生这样的共产党员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所付出的艰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