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宝应水乡射阳湖镇有一个落潮村，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苏中军区后方总医院曾设在这里。在当时极端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它出色地完成了战伤疾病的救治任务，为恢复和保证部队战斗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苏中军区后方总医院旧址

1944年 3 月，苏中新四军取得车桥战役重大胜利，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 4 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不久，苏中党政军领导机关即从黄海之滨移驻宝应县东荡地区。军区卫生部部长李振湘根据军区首长的指示和战地救护工作的实际需要，迅即在落潮村建立了后方总医院。这座因古代海潮而得名的小村，环境优美，沟河密布，周边是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和水草，便于隐蔽。医院就坐落在村子的北面，占地十多间，后面紧邻着落潮河，新四军伤员便是由这条河转运上岸，到医院进行救治的。

由于日军的封锁，后方总医院的医疗器械和药品极度短缺。新四军便选派一些精干人员化装成商人，到上海、南通、海安等城市去采购药品，再通过地下交通运输到根据地；有时通过药材商或诊所医生帮助购买药品；有时则自己动手配制，没有酒精就用纯度高的谷酒代替，没有双氧水就用茶叶水、盐水清洗伤口，没有凡士林就用猪油加羊油或牛油的“土方法”炼制。医院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医治好了大量伤病员，成为新四军救死扶伤的坚实基地。

医护人员救治伤员

医务人员一般都身兼多职，既是卫生员又是教员。平时治疗、护理，战时急救，还给战士们讲授战场救护知识。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救治伤员上。

一天，医院接收了一位前线下来的年轻战士。全身浮肿使他连眼睛也睁不大，皮肤、指甲、嘴唇等苍白无血色，腹部疼痛。他患上了寄生虫病和严重贫血症。精心治疗半个月后，战士腹部不再疼痛，浮肿略有减退，但贫血丝毫未见好转。由于药品奇缺，医务人员只能想其他治疗方案。医务班长谈纬青想到了通过输血改善战士的贫血症状。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医务员沈静，恰巧她俩都是O型血，两人一拍即合。按规定，给战士输血要经过领导同意，但她们知道，领导是不会轻易同意的。为了治好战士的病，她们只能冒险了。谈纬青和沈静想方设法避开人群，连续给战士输血一个星期，战士没有任何不良反应。正要继续输下去时，被队长缪谊发现了，把她俩劈头盖脸一顿批评。随即，队长对战士进行了检查，惊喜地发现战士的病情大有好转。在谈纬青和沈静的一再保证下，缪队长最终还是同意她们再输血三天。由于连续输血，谈纬青和沈静看上去非常虚弱，队长通知炊事班给她们做营养餐，并叮嘱她们注意休息。尽管遭到了严厉批评，但看到战士病情有了好转，她俩心里充满了喜悦。不久，这位小战士就痊愈出院了，他带着饱含姐妹们深情的一腔热血，奔赴抗日前线。

伤员们虽然在医院治疗，但他们心里一直想着早日重返战场。很多伤员病情稍稍好转就急着要求出院。被誉为“中国保尔”的吴运铎在宝应射阳湖镇油坊村的新四军军工厂研制武器时，不幸手臂炸伤，被送至后方总医院医治。吴运铎一心牵挂着武器研制的进度，伤未痊愈，便迫切要求出院，重返武器研发的一线。

群众运送伤员

苏中军区后方总医院在落潮村近两年的时间里，抢救了数百名伤病员，尤其是在车桥战役和三垛伏击战重伤员的救治中，仅有一位重伤员在转运救治过程中不幸牺牲，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离不开人民的大力支援。宝应县党政组织和当地人民群众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为医院运送、转移、安置、保护伤病员，以及站岗放哨。为了帮助医院解决对外交通的出路，当地群众在通往庄子的一条南北河的上游筑了一道土坝，后来称大坝头。后方医院的医护人员帮老百姓治病，搞卫生防疫。群众主动帮医院增建病房，拆禹王庙和尤氏家祠扩建医院。病房住不下从抗日战场上转来的伤员，只能让重病伤员住医院,轻病伤员则被群众领到家里照顾。正是在人民群众的保护和支持下，一个没有武装保护的后方医院才得以安全地生存和发展。

这所特殊时期的特殊医院——苏中军区后方总医院，为新四军部队战斗力的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苏中军民的“守护神”。